马可

“那个人又给你写信了，你要过来拿吗？要是你过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吃午饭。”

于佳答应黄娜会去医院拿信，不过其实她完全可以不必理会。

于佳从她租住的房子出来，这里是城中村，楼与楼都挤在一起，早晨稀薄的阳光从两栋楼之间射下，光线还不强烈，太阳就像裹着一团红雾。路两边的商店已经开始营业，有的卖服装，有的卖旅行箱、拖鞋、刷子，有的卖塑料桶、被子和床单，还有搞家电维修和废旧物品回收的。店主们正把货物拿出来摆在外面，他们互相打着招呼，或者互不理睬，彼此敌视。于佳在包子铺买了包子，包子铺的进深非常深，光线昏暗，只有案板上的面团反着白光。外面的光线这时突然变得更亮，太阳一下子从红雾里跳出来，开始发出强烈的光线。菜市场早就人声鼎沸了。她像平时一样，匆匆从菜市场前面走过。阳光落在她的头发上，她的头发变成金红色。

她以前一直和黄娜共同租房子住，她们租的房子离医院不远，是两居室的公寓。因为是两个人承担房租，并不觉得太贵。后来于佳从医院辞职，在养老院找了份工作，就以离工作地点太远为由搬了出来。她们在卫校时就是同学，后来又一起进了同一家医院，还在同一科室。这都要归功于黄娜的叔叔，黄娜的叔叔认识医院的副院长，如果不是他，她们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于佳觉得大家都很喜欢黄娜，她像只山雀一样叽叽喳喳，她那活泼的劲头，总能在瞬间把沉闷的空气挑动得兴奋起来。“不要老是替那些病人去拿化验单，别傻了，叫他们的家属自己去拿。”黄娜教于佳。

“我顺路。”于佳表示并不在乎。

“这样你会累死的。”

也确实因为拿化验单，要是那天于佳不去门诊大楼拿化验单，就不会遇到纪四平。

已经快中午了，医院门口人来人往，于佳没有进去，站在门口打电话给黄娜，说自己已经到了。黄娜还像从前一样热情奔放，只是明显胖了，原来白皙的皮肤现在更白，好像用指甲一掐就能掐出水。她的头发染成了黄色，刘海和后面的发梢松松地打着卷，这让人联想到玉米穗。

“亲爱的，你又瘦了。”黄娜说。

黄娜以前就一直叫于佳“亲爱的”，还故意把“的”字的发音，变成了拖长音的“呢”。于佳从来没这么叫过她，于佳觉得这三个字很难出口，如果可能的话，她会在将来叫男朋友“亲爱的”，叫一个女人“亲爱的”，让于佳觉得奇怪。

吃饭的时候，黄娜把信给了于佳。黄娜知道，于佳不想提过去的事，就只是告诉她，医院里哪个同事要结婚，哪个同事和原来的男朋友分了手，哪个护士和哪个医生好上了这些鸡零狗碎的事。她们过去热衷谈论这些，热衷于对他人评头论足，还在学校的时候，放了学站在街边，她们就评论路过的人，评完了还相互看着哈哈大笑。“怎么能长成这个样子啊？”她们笑得直不起腰来。现在，她们不会那样了，她们觉得每个人长得都普普通通，没什么好奇怪的。

和黄娜分手后，于佳一直没有看信，等回到租住的房子，才把信封撕开。

于佳：

很抱歉我又来打扰你。这是我给你写的第十二封信，前面十一封不知道你收到没有。反正不管你有没有收到，我都会一直写下去。

前面我说过，我很后悔对你做了那些事。那之后，我不敢奢望你会原谅我。只是每天晚上，当我闭起眼睛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你的脸。为了让自己好过些，我只能用拚命干活来惩罚自己。可是工作的时候我想的也是你，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那天，我把自己的孤单无助，加在更加孤单无助的你的身上了，我撕碎了你的梦，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这种负疚驱使我一遍一遍写着这些信，你或者会看，或者不会，但我总要写下去。写下去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目的。

纪四平

信的末尾没有日期，于佳察看了邮截，是四月十五号，说明从寄出到现在，已经有十天。上次那封信寄来的时候是月底，现在不到月底就寄来了。

所有的信，于佳都看了。她还在原来那家医院工作的时候，纪四平就开始给她写，一直写到现在。刚开始，她的确觉得纪四平打扰了她，前面那些信，她都不肯拆，直到他真的判了刑，进了监狱，她才打开看，这已经是半年后的事。

他每封信都在说对不起，求她原谅，也几乎在每封信的开头，都写着“打扰”。于佳心想，既然知道是打扰，为什么还要“打扰”呢。这次又说什么“撕碎了你的梦”？说他撕碎的是自己的梦，还更确切些，他那么年轻，大学都还没有毕业哪。

像往常一样，于佳把纪四平的信扔进一只旧鞋盒。那鞋盒就放在床底下，和洗脸盆、洗脚盆在一起。她本来应该撕掉的，就像她接到他的第一封信时所做的那样。不知为什么，她却把这些信保留着，其中的理由，连她自己也说不清。过不了多一会儿，她又很快把刚才那封信拿了出来，打开再看一遍。不单是这封，还有以前写的，也都看了一遍。

这以后，很奇怪地，于佳差不多总是盼着纪四平的来信了。要是他不写了呢？这是很可能的。一个写了十二封信，从未得到回信的人，继续写下去的可能性非常小。要是他不再写，她就不能接到他的来信了。

于是，过了两星期，在傍晚时分，等太阳落到了高楼后面之后，于佳就坐到床前的颜料凳上，开始给纪四平写回信。

纪四平：

你好！

我觉得既然你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受到了惩罚，就不应该再对我心怀内疚了。我已经不在原来的医院工作，现在到了一家养老院，照顾身患重病的老人。我现在的心情已经恢复平静，你没必要再折磨自己。你只有六年刑期，应该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出狱。

于佳

写完信后，她又看了几遍，觉得这封信可以用“天衣无缝”来形容。虽说内容有些空洞、无趣，却体现出一种宽容大度的谅解与鼓励，这样的风格与她很相配。她考虑再三，才决定把“你好”两个字加上去——说个“你好”又不会死人。她还在信封上留下了现在的工作地址，这样，要是他写回信，就可以直接寄到养老院了。endprint

于佳以为纪四平一接到信，就会很快回信，然而出乎她的预料，信寄出去一个多月，他也没再写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差不多一个月就有一封，如果按照惯例，这个月的信早该到了。难道出了什么事？他生病了？

不过她很快觉得，他不值得她这样担心。

于佳把自己投入到工作中去，她在养老院负责八个病人的护理。她给那些脸上长满斑点的老太太们喂饭、喂药，替她们擦洗身体，照料她们的大小便。在这八人当中，还有四个，是连吃饭和排泄都不会的，每天到了吃饭的点，她都要用水调和了营养粉，用注射器往她们鼻孔灌进去。她还要注意经常替她们翻动身体，以免她们把屁股睡烂。她现在的工作量可比以前大多了，以前虽然累，但不至于干那么多体力活，最多只是走来走去，给病人做化验、换针水。不过也可以这样说，现在这种累正是她想要的。工作量越大，越能让她放松心情。在替她们擦屁股、清洗下身的时候，她就不太会想到过去。

要看护两个病房，于佳几乎没有功夫坐下来休息，她由着自己转来转去、不停地走动，甚至做些毫无必要的动作，她以为这样忙得团团转，就可以忘记纪四平的事了。不过有时候，当她穿过走道，要不就是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小广场的时候，恰巧有一阵风吹来，她就又会想起，可她不能责怪风，更不能责怪某个地方飘来的勾人思绪的气味。

于佳：

没想到你会来信！

更没想到你会不怪我。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是觉得更有愧于你了。

不过我还是舒了一口气，知道至少你不那么恨我。我终于放松下来，也愿意跟其他人说话了。

我们干的活不累，每天工作九小时，我在这里学会了缝纫。以前我见我妈踩过缝纫机，不过现在的缝纫机不用踩，全是电动的。我们现在干的活是缝桌布。你想象得到吗？我们每个人面前都堆了雪白的一片。

我今天排队打饭的时候又想起了你。我看到阳光从窗户射进来落在地上。它是从对面那幢楼的玻璃窗上反射下来的，有些跳跃，很新鲜很活泼的样子。很像你。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穿着护士装，脚步轻盈地走着，就像这些撒下来的阳光。我之所以选中你，是因为一下就看到了你，你在人群里是那样引人注目……

这些话没有冒犯你吧？这是真心话，我想让你知道，从始至终对你都没有恶意，后来想想，只是当时太恐惧太胆怯了。

你在养老院工作怎么样？每天面对那些老人感到厌烦吗？同事们好不好相处？只有知道你过得好，我才能放心。

纪四平

看完这封信，于佳的脸红了。这封信写得情意绵绵，这是不应该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这样。为了不让纪四平误会，她有意拖延着写回信的时间。也许到此为止更好，她在心里说。这句“选中了你”刺伤了她，为什么要说“选中”呢，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字眼呢？他不提过去，她还怕忘不了呢，他还要说“选中了你”？

不管怎么说，她已经告诉他不必内疚了，对他也算仁至义尽。她这么想的时候，是有些高高在上，因为她是受害者，而他是施予伤害的那个人，现在他受到了惩罚，每次想到他，她都会带着一种既鄙视又怜悯的态度，可她又讨厌自己带着这种态度。

时间已经过去好几个星期，她还经常想到他。她想他此时正在做什么。她想象他坐在缝纫机前缝桌布的样子；想象他在排队打饭；想象和他坐在一起吃饭的是三个人，他们全都长得高大壮实（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她对犯人的想象）。有时候，她还几乎看到了监狱的围墙和铁丝网。他们会使用高压电网吗？不，她不知道，她可从没去过监狱。

但这些想象，终究只能以纪四平的来信作为依托，有时，她会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因为在所有的想象和记忆中，纪四平的脸从来就没有清晰过——她从未真正看清过他，他的面部一直很模糊。

“真是阴魂不散哪！”有天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这样对着空气说，但这样的控诉也实在无力。

凌晨，天还没有亮，她就给远在老家的父母打电话。他们一向起得早，五点不到就起床了。

“你们还好吗，爸爸？”

“很好，我们很好。”于大雄说。

“等休年假我就去看你们。”

“那好，那当然好。”

“很快了，不会等太长时间。”

养老院的护工可以轮换着休年假，一年两次，每次一星期。于佳上次就没有休，把机会让给了别人。那时她实在不想回去，回去了又能做什么？盯着墙呆坐着会让她发疯的，父母和亲戚的关心也会让她发疯的。她希望离群索居，躲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去——这家养老院正是这样的地方，在这里，没人认识她，没人提起过去的事。

“别管我，别管我，最好都别管我。”她常常在心里说。尽管她知道，确实没人管她，她已经避开了那些过分热心的人，从他们视线里消失了。那些热心人，总以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好，是关心她，其实他们这样做，总是在提醒她那些已经发生了的，她不想再回想起来的事。

“你是不是太孤单了？”父亲问，“你应该多结交朋友，不然就换份工作，现在的工作是不是没意思？”

“不，没有，我喜欢这工作。”

这是实话，她喜欢这份工作，从事这样的工作，她感到更有价值。那些家属不是说了吗，他们很钦佩她。“如果没有奉献精神，是做不了这工作的。”哦，他们真是言过其实，她只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待着，何况这工作报酬不菲。不过他们的真心赞美还是让她心情愉悦，她可不想让父亲操心，父亲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于大雄在老家有个养猪场，这些年，靠养猪赚了不少钱，他把赚来的钱，建了抗战纪念馆。很多人说他是傻瓜。“真是太傻了，”他们说。这样说的人，心里当然有些妒嫉，于大雄是不会把别人的看法或想法放在心上的。“有了这个纪念馆，当年发生了什么，以后的人会记得。”他说。

于大雄建抗战纪念馆，是因为他的祖父。他祖父曾当过日本人的壮丁，后来找机会逃了出来，他听说附近有打日本人的队伍，就去参了军。他在部队里当通信员，过了三年，部队撤离他没有跟着去，而是像其他农民一样留下来结婚生子。这段时间并不长，但当壮丁和参军的经历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为防止他们这些壮丁逃走，日本人在他们手腕上打洞，用铁丝把他们一个连一个串起来，谁要喊痛，就把谁杀死。他讲着这些经历，一字一顿带着乡音的声音铿锵有力，那些字眼就像子弹一样打在石板路上，打在周围房子的土墙上。听的人带着同情和怜悯，带着敬佩和羡慕，全都定定地看着他。“啧，啧，怎么会这样？”“太坏了！现在多好呀！”endprint

他对所有人都讲，一遍遍的重复，让其他事与这件事比起来，显得无足轻重、索然无味。于佳从小就听曾祖父讲这些故事，现在她开始想，人是不是需要仇恨来让自己活出意义？因为这样一来，仇恨本身就可以变成一种生活的目标。

“你最喜欢的那头母猪又生了小猪了，这次有五只。还有，大猫又带了一窝小猫，有两只不见了，可能是被谁家的狗或者野猫叼走了。”

“真的吗？”

“反正不见了两只。小武说看见刘四家树林边有只死了的小猫，很像是我们家的。小武他爸给他买了辆二手中巴车，他准备跑运输了。”

她应该有所反应，她曾那么喜欢那头猪和那只猫，可听了父亲的话，她却只是“哦”了一声，那些事离她很遥远。

“那个纪四平还在给你写信吗？”停顿了一下，父亲问。

“还在写。”

“一个上了四年大学，快要毕业的学生，真是可惜。”于大雄感叹。

于大雄只读完小学，他觉得上过大学的人都很了不起。但在于佳眼里，纪四平没有因为上过大学而头上闪耀着光环，她对纪四平充满了憎恨，一想到他，就觉得呼吸不畅。

“我恨他。”于佳说。

“能谅解就谅解吧。人活在世人不容易。”

“不，爸爸，我不。”

她觉得自己可没有父亲那么善良，她是没办法原谅的。在法庭上，只要看他一眼，她都会感到血流凝固，不得不出席庭审时，她只能一直低着头，不然连身子也会因为憎恨而颤抖起来。

“要跟你妈说几句吗？”

“好吧。”

母亲接过电话就说：“买顶帽子吧，太阳太晒，你小心中暑。”

天已经亮了，楼下的那排小榕树看上去仍旧一片晦暗。她决定不再给纪四平写信，也不打算盼着他的来信了。

在于佳工作的养老院，生活不能自理的，全部住二楼。一楼像集体宿舍，四人一个房间，靠门的墙上有壁柜，可以往里面摆放私人物品，至于其它家具，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四张床、四个床头柜，连沙发和椅子都没有。不过，住一楼的人都行动自如，他们可以到别的地方活动：这里有活动室、麻将室、阅览室和餐厅；他们可以看电视、打麻将、阅读杂志和报纸，可以到餐厅吃饭。

一楼的过道上总是弥漫着一股餐厅厨房传来的饭菜味，还有种难以形容的臭味。光从过道上走过，大致就可判断出，今天的午餐或者晚餐是什么。至于臭味，却总是一致的，很难区分出什么不同来——就是各种臭味的总和。于佳在二楼工作，二楼和医院相似——床是那种两头都能摇起来，两侧都有护栏的床，床头有氧气插孔、有电铃，一些人的床前面，还有各种医疗仪器，用来监视病人的各项体征。吃过午饭，护工们会把那几个完全不能动弹的抱进轮椅，推他们到走廊尽头吹风。“吹吹你们的晦气。”于佳经常跟他们开玩笑。要是有家属在场，于佳不会这样开玩笑了，无论如何，“晦气”两个字，都是人所忌讳的。

很多人都说，在二楼工作很辛苦，于佳却觉得二楼比一楼更单纯更整洁些。二楼不会有人走来走去，病人们几乎说不了话，家属个把月才来一次，勤快的一星期来一次，所以平时楼道里安安静静，不像一楼那么嘈杂。

一楼总是很热闹，不断有家属来探望。来了之后，一般会呆在房间，除非房间坐不下，才会到活动室来。他们带来了大包小包的物品——各种零食、新买的衣服、营养品、水果和饮料，有时还有酒。他们把这些东西堆到床上，像是举办展览会。麻将室里总是有人，有时候他们会搞些小刺激，加上赌注。不过输赢只是十来块、几十块。他们管这种玩法叫“一块钱麻将”。

杨克每天上午都要来，给她父亲洗脸、洗脚，中午喂过饭后离开。她父亲不归于佳管，属于一个年纪比于佳大得多的男护工。于佳经常在过道上遇见杨克。她应该有五十多岁了，身材微胖，衣着朴素，大多数衣服非灰即黑。白头发已经不少，但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去发廊或者理发店把头发染一染，而是保持着自然的本色。不但如此，她还把头发扎成马尾辫，这在她这个年龄的人当中，是很少见的。但她身上体现出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是不遮掩的、不伪饰、不做作的自信。她从头到脚似乎都在告诉别人：我没什么要隐瞒的，我安于现状。

刚开始的时候，她们只是在过道上点个头。于佳用走道上的微波炉热饭菜或牛奶，就会和她碰上。按医院的规定，每用一次微波炉都要往旁边的纸盒投放五毛钱，有一次她们又碰上了，杨克手里有一块，就说：“你的我也一起交了吧。”她把一块钱投了进去。

于佳没有阻止她，到了下次，轮到于佳投那一块钱。

她们坐在微波炉旁边的椅子上聊天。杨克在一所中学办公室工作，现在刚退休。她父亲在养老院已经住了六年，中风影响了他的行动能力，出入都要坐轮椅，还有轻微的老年痴呆。杨克有一个哥哥，但她哥哥很少来。

“你知道吗？”杨克说，“做儿子的很少把心思用在父母身上，他们只顾自己，到头来能依靠的，还是我们这些做女儿的，父母还总是疼爱长子。

于佳说她不太知道。

“你有哥哥或者弟弟吗？”

于佳没有，但她很感激杨克用这种平等而坦率的口气跟她讲话。

“你有多大了？”

“二十二了。”

“是啊，你这么年轻，像你这么大的，都是独生子女。不过农村里好像很多家庭都是两个。你家是农村的吗？”

“是农村的，不过我爸我妈就我一个。”

“啊，你太年轻了，我儿子都比你大。”

“是吗？”

“我儿子都二十八了。”

另外一次，她们也是坐在微波炉前热饭，杨克又说：

“幸好我爸爸有退休金，能用来支付养老院的费用。如果明年养老院还要增加费用，那就真的难办了。你听说要增加了吗？”

“应该不会吧，”于佳安慰性地说，“反正我没听说。”

“不增加最好。我们没办法把他接回家。我是说我自己的家，我家里不宽敞，儿子已经有女朋友了，正闹着结婚。”endprint

“那你爸爸没来之前住的房子呢？”于佳对杨克说的没兴趣，但这种聊天能让人放松。

“租出去了。我爸爸自己的退休金不够，要加上房子的租金才够。”

“那真是。”于佳想不出要说什么，很多事情都让她无语，那是种完全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的感觉。

和杨克稔熟以后，于佳也开始跟杨克讲她家里的情况，讲她父亲、祖父和曾祖父，还有她父亲建的纪念馆。

“哦，你爸爸真是个好人。像他这样的人不多。”杨克说。

“是啊，是这样的。”于佳的脸红了起来。她不知道父亲算不算好人，他建纪念馆，与其说为了后人，不如说为了对自己的祖父和父亲有个交待。眼下，他还承包下那座山，山上有当年打战时修筑的战壕。他打算把一切还原出来。这是很费体力的事，他得把覆盖在上面的土挖开、运走，还有那些树和长出来的荆棘，也要全部挖掉。“需要整理的地方很多，只能一点一点地干。”于大雄说。

“你不应该在这里呀。”

“为什么不应该？”

“像你那么年轻的女孩，哪有在这种地方工作的？”

的确是这样，于佳是养老院里最年轻的护工，其他护工都是结过婚的，而且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做。他们在附近租房子住，一天当中有一顿可以回去吃，不必每顿都吃食堂。他们在病床与病床间，在过道上和院子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然。

照料她父亲的护工，已经把老人从床上扶起来，抱到轮椅上。她父亲高大魁梧，护工却个子矮小，但这不是力气的问题，是技巧的问题，是乘势的一拉一送。于佳认为，到了这个程度，生命已经没有意义，只是像一部机器，等待完全腐朽不再运转的一天。

于佳：

一直没收到你的来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你生病了吗？

前天我借了本书《甘地传》，很快就看完了。我一直喜欢看人物传记，人物传记总是让我了解很多事。我想成为一个素食者，但在这里不行，这里的菜是分发的，我不想搞特殊。我想出去以后我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素食者的。

希望你没有生病。老天保佑你。

纪四平

“他不会是爱上你了吧？”杨克说。

于佳把纪四平写信的事告诉杨克，这些事她不愿和别人说。她爸爸知道一些，不过她爸爸始终是另一个性别的人，她不太好跟他谈。她妈妈是典型的农村妇女，理解不了她说的这些，况且她妈妈对纪四平仍旧恨之入骨。她妈说，就是这个纪四平，害得你不能好好在大医院做护士，跑去做了护理工，尽伺候那些快要死的老太太。就连黄娜，她也没跟她谈过。黄娜也认为，像纪四平那种人简直就是恶魔。

“他不是恶魔，对吧？”杨克说。“你肯定这样想，不然你也不会为这事烦了。”

于佳无法回答杨克，纪四平是不是恶魔。也许那天她认为他是，现在，经过那么长时间之后，她越来越弄不清了。很多事情会随时间淡化，就像一张带字的纸，扔进水里浸泡一阵，字迹会变得模糊。

“你可以去看看他呀。”杨克怂恿道。

“看他？不可能。”于佳断然道。

“你总提他，说明你老是想他。”杨克说。

于佳怎么会想他呢？说得严重些，纪四平可是仇人啊。于佳想化解仇恨，因为不想活在过去的阴影里，不过也不至于想他。于佳觉得杨克在说笑，她不喜欢杨克这样取笑自己，她跟杨克说的时候，是当一件很严肃的事来讲的。可杨克却把它当成了什么，当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事，当成小孩子过家家。

然而过了十天，于佳真的决定去监狱看望纪四平。

于佳在监狱会见室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见到纪四平。他们中间隔着厚厚的玻璃，讲话要通过话筒。她原来还以为会看到一个颓废、形销骨立的纪四平，没想到他看起来还不错——人长胖了，脑袋变得圆圆的。在她印象中，他不是这样的，以前的他比现在瘦，脸色也比现在苍白。

总之他看起来非常陌生。不过，他对她来说，不就是陌生人吗？

对于她的到来，纪四平表现得很坦然，甚至说了声“你好”。他只是有些意外，一定没想到她会去看他。

于佳自己也想不到。

所以，接下来，于佳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她紧张地看着他，目光滑过他浓黑的眉毛、因为胖而显得小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和丰厚的双唇。她的目光扫过这一切。她发现他脸上有两个酒窝，每当他情绪激动，而把嘴抿成一条线的时候，这两个酒窝就显露出来，就好像他在笑一样。他还喜欢用舌头舔嘴唇，把头歪到一边。

“我只是去看看他。”临来之前，她对自己说。“就是看看。”

他自始至终都在微笑，至少看上去如此，就因为他一直在微笑，于佳才觉得他坦然。当然，后来她知道，那只是假相，其实他跟她一样紧张。

“我没想到你会来。”他说后，清了清喉咙。

“我也没想到。”杨佳觉得自己的声音也有些异样。

“谢谢你的宽容。”他哽咽了，没办法说出下面的话，回避她的目光。

他看着自己那只没握话筒的手。他的手指节粗大，发红，和她的有些相似——经常洗手，她的手也很粗糙，大拇指和食指摸起来就像是锉刀。

她奇怪，此时看到纪四平，竟然既不惧怕也不憎恨。看着他的手的时候，也没什么感觉，要知道，那天正是这双手绑架了她，用水果刀抵在她喉咙上的。他朝她冲过来，抓住她的时候，她连他的脸都没有看清，完全吓呆了。

“我真的很害怕，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次，她曾对杨克说。

“当然，当然，那是自然的。”

“我都吓得尿裤子了。”这个细节杨佳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当时她自己都不知道，只是后来发觉下面凉飕飕的。

“嗯，每个人都会有那样的反应。”

但于佳的脸还是红了。

纪四平一冲过来就抓住了她，把水果刀抵在她脖子上，命令跟他走。旁边的人也都给吓坏了，惊叫着纷纷往后退。保安还没有赶来，门诊大厅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敢扑上来救她。她刚过来的时候，就听到这边乱糟糟的，应该引起警觉，可竟昏头昏脑走过来。他这么做为了什么？为了钱吗？还是因为一次失败的手术？手术失败后，有的病人家属会因为人财两失而情绪失控，做出异常的举动，这样的事屡见不鲜。不过纪四平当时什么也没说，也看不出有什么要求，他只是要她跟他走出医院。endprint

他们遇到的所有的人全都自动闪开，就好像他们俩是艘大趸船，人群只是退向两边的浪花。他们全都自动地往后退着，发出惊诧的声音，还互相踩到了脚。于佳看得出来，不是所有人都害怕，有的只是好奇，不过他们的眼睛全都睁得大大的，就像镶嵌在脸上的玻璃珠。这时候于佳反倒镇定下来，对他说：“趁现在警察还没有来，你赶紧跑吧。”

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在袒护他，但她的本意只是想让他放开她，她害怕他一激动，就把刀尖捅进她的喉咙。他当然没有放开她，后来也没有。在医院外面，这起绑架引起更大的骚动，警察和特警都赶来了，这个时候，他更不能放开她了。他一直紧贴着她的身体，她能感受到他身体散发出来的热量。“就像在发烧一样。”于佳这样形容给杨克听。这热量让她烦躁不安，而他的身子也在一阵接一阵颤抖，她知道这也是因为恐惧，而不是别的原因。

后来在法庭上和写信时他也说，因为恐惧，他才要把恐惧转嫁到他人头上，才选择了她。他还说，他总是感到孤独。这两个字，他重复了很多遍。

“那他没有朋友吗？”杨克问。

他有。

可他还是觉得孤独。这种孤独是无法排解的，就像件湿透了的衣服，紧贴在身上，想甩也甩不掉。医院门口围满了人，警车也开过来好几辆，他对着人群和警察大喊大叫，他咒骂这个世界，咒骂一切人。他唾沫横飞，有些都溅到于佳脸上了。这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这很奇怪，”于佳对杨克说，“在监狱里和在法庭上，他看起来都是那种很温和的人。可那天他又喊又叫。”

她不知道是什么让他感到那么愤怒，他怒气冲天地控诉所有的一切。他这么做的时候，于佳以为他疯了。但他没有疯，他只是在发泄，发泄郁积在心里的怨气。他在第一封信里就告诉她，入狱后他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他的心理医生也说，他当时的表现只是在发泄。

“我能够理解，”杨克说，“他现在恢复了理智，才变得温和了。生活在底层的人，压力是很大，生存的压力、教育的压力、医疗的压力。压力太大，就有过激行为，这我能理解。”

“可他为什么要抓住我不放呢？又不是我造成的！”于佳反驳说。

“那是因为你比他更弱，至少在体力上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吗？

过了很长时间，于佳才去看那些刊登出来的新闻报道。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纸质媒体、网络都做了报道。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向于佳表达慰问，有人还寄来了钱。医院的同事和领导对于佳的态度也小心翼翼，生怕她受刺激。这正是于佳离开医院的主要原因——她不喜欢招人注目、与众不同。报纸上的照片拍得很模糊，她看到她自己只是一个穿白色护士制服的身影——被动地、呆呆地站着，像是一个陪衬，一个摆设。她看起来紧张吗，害怕吗？从那么远的距离看，看不出什么，她好像是被一层雾气包裹着。纪四平正用一只手抓着她，另一只手拿刀抵在她的喉咙上。他的形象也并不生动，拍下来之后就像一个雕塑，应该说还不如一个雕塑，他看起来那么孤立无助、惶惑不安、不知所措。可他还要表现出什么来呢？他还要表现得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一切都由他说了算。

“快把车开来！否则我真捅了她！”

这话他重复了好几遍。每次他这么威胁的时候，于佳仍会感到害怕。他比她高，他把刀放在她脖子下面的时候，她得配合他，要把整个身子抬起来，脖子还得伸得老长。

警察让他把于佳放了，他们说如果现在放了她，就不会追究他的责任。他们还答应给他钱，让他不用担心医疗费，说医院已经同意把老头儿的医疗费免了。这样僵持了半个小时，警察终于同意把车开过来。几辆警车跟在后面，一路鸣着警笛。

“去哪里？”坐在车里，司机问。

纪四平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他没有预谋，不知道要去哪里，也没地方可去。想了大约十分钟，他才说要回老家。

已经到了傍晚时分，这样的时刻，很容易让人感到疲倦。于佳就感到疲倦，可她的神经得紧绷着，她就非常恨纪四平。过了不久，她又听到司机说：“你能不能把刀放下？”司机正从后视镜里觑着他们。“我刹车什么的，可能会不小心伤到她。”

“我用拇指顶着。”纪四平说。

于佳就想到，这司机不是一般的司机。一般的司机，是不会如此镇定自若的，他还说了很多别的废话，让人觉得他是个话痨。纪四平没有阻止他，也许纪四平也觉得气氛太紧张，需要用他的话来缓和一下。过了一会儿，司机又说：“这么长时间，她肯定想方便了。让她下车方便一下吧。”他边说边从后视镜里望着于佳，于佳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一种暗示，就很配合地声明：“我想解手，我早就想解手了。”

纪四平犹豫了一下，最终同意把车停下。

他为什么这么轻易就同意把车停下？除非他跟她一样，也疲倦了，厌倦了。还是他希望自己被抓住？因为他知道他的结局就是这样，他是逃不掉的？这时候，他所有的怨恨和暴躁都已经平息下来。后面跟着那么多警察，他却只是一个人，一定是这种虚弱感迫使他同意的，要不是这样，那么就只能说他太善良了。

于佳对任何人都没有这样说，谁会这样想呢？谁都会说，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他罪有应得。

纪四平才一押着于佳从车里出去，后面几辆车的警察就迅速冲了上来，那个司机也训练有素地朝纪四平扑过去。

“好了，好了，没事了。”有人走上来安慰她。

他们把她当孩子看待，给她披上毛毯，扶她进车坐下，把她带回医院做检查，安顿到一张床上，被子拉到了下巴。

第一次去看纪四平，他们没说什么。第二次他终于对她说：“你应该多交些朋友。”

于佳的脸涨得通红。“我有朋友。”她提到了杨克。

“我说的是和你同龄的朋友。”他平静地说。

“同年龄的朋友我也有。”她把脸转过去的时候，竭力隐藏着自己的恼怒。

她的同龄朋友就只有黄娜，她跟黄娜非常要好。以前为了于佳，黄娜甚至都不住家里，跑出来和她租房子住了。不，不对，其实于佳知道，黄娜那么做，是为了和男朋友赵伟约会方便。黄娜告诉她父母说：“住得离医院近，晚上值班方便。”医院确实经常有突发性事件，需要人手。这个理由当然很好，很正当，很充分，黄娜的父母很快就答应了。endprint

“男朋友呢？”纪四平问，眼睛一眨不眨地瞧着她。

于佳觉得眼泪快要落下来了，她得把眼睛睁得很大，才能只是让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而不落下来，进而免去擦眼睛的动作。于佳还从来没有过男朋友呢，这就是她为什么要流泪的原因，现在，她觉得自己太孤单了。以前她还和黄娜住在一起的时候，黄娜的男朋友赵伟就经常来。那时他还在上医科大学，黄娜不当班的时候，就跑出去和他约会。那时，于佳也觉得自己孤单。要是黄娜和赵伟哪天不出去，还当着于佳的面做出些亲昵的动作，比方说隔空亲吻什么的，或者坐在沙发上，头靠着头，肩并着肩，臀部挨臀部，十个指头绞在一起，于佳就觉得难堪，只好躲在自己房间不出来。有时候他们也玩三人游戏，打打牌什么的，不过他们提出这样做的时候，于佳总认为他们在迁就自己，所以玩起来并不快乐。他们甚至还让着她：“你看，你又赢了。”

“我是不是管得太多了？”纪四平哂笑着，他的笑容显得无奈，干巴巴的，但很明显，他想讨好她。

“是啊，你是管得太多了，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于佳装出生气的样子。

她想到那个下午，他把她搂在自己胸前，手臂是那样的有力，发热的身体更像是一种激情的表现。但她无法想象他再次搂住她的情形，思绪一到此处，她就发现前面一片空白。

这次看过纪四平之后，她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从单调的工作中找到解脱。而且奇怪的是，她再也不想找杨克聊天了。她甚至有意避开她，每次看到杨克在过道上，就找另外的时间出去。不得已碰上了，冲杨克笑一笑，她都会觉得杨克眼里满是揶揄的神情，一副把她的心思看透的样子。“我知道，我知道你会这么干。”杨克的眼神分明在说。

于佳后悔把纪四平的事告诉杨克，这下好了，她像有什么把柄落在杨克手上似的，既难堪又不知所措。不过听说养老院明年要涨价了，到时候杨克可能会让她父亲出院的。现在她父亲的病情比以前更严重，连杨克都认不出来。

有时候于佳会站在窗前发呆。从窗口望出去，外面是几家餐馆，人行道上摆放着塑料桌椅，有几个人正在遮阳伞下吃饭。她会想象纪四平从这里望出去会是什么感觉，她开始试着用他的眼光来看眼前的一切。而每到这时候，外面的天空似乎总是乌云密布，让人感到压抑。

如果不是那天去找我同学，这些怎么会发生呢？纪四平在信里说。

的确，那天天气非常好，一点征兆都没有。他骑车去找他高中的同学，他同学在另一所大学念书。天气很好，虽然雾蒙蒙的，但仍是个晴天。他走在路上，马路很宽，因为是新修的，没有多少车辆。在这样的路上，你会感到自己很渺小，他在信里这样写道。外界很强大，一切很强大，只是人比较渺小。这种渺小会让人觉得虚弱。

虽说于佳不知道他说的是哪条路，但她想象得到，完全心领神会，她仿佛看到那笔直宽广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两边是刚建起来的高楼，里面同样没有人。路口绿灯亮起的时间，仅够行人走到马路中间。这么宽的路上，他本来不应该撞到那个老头儿，他后来用“鬼使神差”来解释这种情况。而真实的情形大概是，他有些大意，因为路上没什么人没什么车才会掉以轻心。他一定东张西望了。

他东张西望，当时正值早春，玉兰树开了花，花瓣就像蜡做的，在阳光下，几乎是半透明的，表现出一种活力，却又漠然得令人心碎。道路两边的绿化带也开始有了绿意，应该说是发出了嫩芽。他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因为他在信里提到了这些。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他才没发现老头儿正横穿马路。他没有碰到老头儿，他十分肯定，是老头儿自己没站稳摔倒的，他急忙下车，问老头儿摔伤没有。

“手受伤了。”老头儿说。

其实一点都看不出摔伤的痕迹，纪四平十分肯定，不过他也承认，与另外一只手相比，老头儿那只手是有点肿。以前他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报道，一些上了年纪人，特别是老头儿，故意摔倒在行驶的汽车前面，提出私了，让车主赔钱。一般来说，车主为了省事，都会答应他们的要求。车主们心里清楚，要是不给钱，非要上医院检查不可，进医院的花费可能就不止这些钱了。各种各样的检查费不必说，一不小心查出什么毛病，那可能会是更大的花销。所以比较之后，他们都会同意给钱。不过纪四平骑的是自行车，骑自行车的人能有多少钱？何况骑自行车的人还可能一走了之（开车的不同，可以记下他们的车牌号）。也许这个老头儿不至于是“碰瓷儿”的吧。纪四平心想。

他在身上找了找，总共带了一百多块，拿出一百递给老头儿，让老头儿买点药擦一擦。“我只有那么点钱。”他觉得即使老头的手有点疼，有点淤伤，擦点药应该就没事了。

但老头儿不干。“走吧走吧，你去跟我儿子说。”老头儿说他儿子就在前面开店。

纪四平知道走不了，只好跟着去。路上老头儿告诉他，自己早年曾在服装批发市场有个店，后来市场拆迁，让他们搬到离市区很远的地方，那边没生意，他就打算不做了。儿子本来一直跟着他开店，现在只能在前面路口租下间小铺面帮人修理电动自行车。这一片是新区，人很少，生意不景气。

说着话，他们走到老头儿儿子的修理铺前面。他儿子不在，只有儿媳在。她正在人行道边洗头，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泡沫顺着额头淌下来，她得不断抹着自己的脸。

“我陪你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吧，”她说，把手里的泡沫狠狠地甩在地上，泡沫很快萎缩，在地上化成了水。“没事我们不会赖你的。小伙子，放心吧。”

太阳的光越来越强，叮在背上很痛，这样强烈的光线，应该夏天才会有。这一刻四周多么寂静，那么不真实啊，像在做梦一样。一群鸽子从天空飞过，发出了低沉的哨音。行道树的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摆动着，活像一只章鱼。

这是外面的世界留给纪四平的最后印象。

来到医院，挂号，等待叫号，最后进诊室的时候，纪四平都在想也许真的没事。医生不能确定有没有事，只叫拍张片子，拍了片子后说是骨裂，需要住医院。“去办住院手续，交两千块押金。”医生的病人很多，没空也没精力说太多话，从来都用最简单的句子。endprint

“有那么严重吗？”纪四平问。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医生很权威地反问。

纪四平没有那么多钱来交押金，他家在农村，父母光是替他交学费，就得日夜不停地劳作了，住院后会需要更多的钱，即使不用几万块，八九千应该不会少。他们家哪来那么多钱？

老头儿生怕他跑掉，从门诊出来一直跟着他。

“你要是没带钱，就给你家里打电话，让他们把钱送来。”老头儿说。

纪四平把手机掏出来，准备给同学打电话，看他那里有没有钱。老头儿的儿媳也在打电话：“你快过来，爸爸被人撞了。我们正在医院。”停了一下又说：“是骨头裂了，医生说要住院……一个小伙子……他还在呢……你们快过来，我怕你们不来，他就跑了。现在只有我和爸爸。”很显然，她大概在向她丈夫求援。

打完电话，老头儿和他的儿媳形成犄角之势，把纪四平堵住。

“我的手机没电了。”纪四平说。

“那你的身份证呢，”老头儿说，“把身份证拿来给我看。”

“你凭什么看我的身份证啊！”

“快点，把你的身份给我！”

“我没带身份证！”

他想甩开老头儿跑开，老头儿却将他死死抱住。

“放开！”

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手里一直握着水果刀，他想都没想，就把水果刀拿出来在老头儿手上划了一下，血很快流出来，老头儿“哎”了一声，纪四平推开他们朝过道上跑去。

“站住！”老头儿和他儿媳在后面喊。

所有的人目光都转向他，跑了几步，他看到了于佳，就把她抓过来。于佳呆了一下，耸着肩膀，半闭着眼睛惊呼了一声，手里的单据随之掉在地上。

后来警察问过他：为什么要带着水果刀？他说因为平时总觉得没有安全感。

这是很有意思的，于佳周围的世界在不断地变化：新的楼盖起来了，新的马路修好了，旧的马路又挖开，地铁也建起来了，轻轨正在架设。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这变化是巨大，可见的，然而于佳还是停在原地，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置若罔闻。直到有一天，黄娜打来电话，说有三天休假，问于佳想不想和她一起去什么地方玩。

“怎么不和赵伟去？”于佳问。

“我们分手了。”

“分手了？”

“那人一点也不真诚，心花得很，我们还是不说他了。”

赵伟已经是医生了，黄娜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医生太太的。于佳发现自己松了口气，大概因为看到黄娜从将要到手的医生太太的座位上跌落下来，和自己站在了一起。

于佳上回的假让给了同事，同事说只要她想休随时都可以，她就问黄娜愿不愿意跟她回老家，黄娜说愿意。于佳就跟同事调了班。

她家所在的小镇，从县里到镇上的班车一小时才开一趟，坐车的人都是附近镇子到县里买机械零件或者锄头、粪箕之类生产工具的农民。公交车很挤，所有座位都坐满了人，她们根本找不到座位。要是路上有人招手，班车还得停下，车就开得很慢，到于佳家的时候，已经中午了。

于佳的家在镇外，那里的房子建在半山腰，一户挨着一户，由新铺起来的窄窄的水泥路连接起来。她家是两层楼的砖房，用石头垒起的院墙上种着仙人掌，门前的菜地上种着瓜，瓜的藤蔓顺着楼梯爬上了二楼。

于佳的父母还不到五十岁，但看上去，他们都比实际年龄老。于大雄身子粗壮、结实，一张黑红的脸庞反着光，眼睛周围密布着粗粗的皱纹，嘴很开阔，站立时身子向后仰着，显出一种乡里乡气的自信和坚毅。于佳的妈妈鲁一珍辫着两条辫子，她头发稀少，于佳曾提议让她辫一条辫子就够了，但鲁一珍的头发已经习惯了这种分开的辫法，要合在一起头皮就会疼。鲁一珍的脸和于大雄的一样布满皱纹，眼睛也一样混浊，还有和他一样的肤色，甚至比于大雄的更黑。

“好了，好了，总算来了。”他们像大多数乡下人一样，不擅长说话。他们用实际行动表达他们激动的心情——家里尽可能打扫得干净，茶几上放着糖果和糕点，到处显得整整齐齐，当然也是一种乡里乡气的整齐。

几只乌鸦停在电线杆上，呱呱叫着，拍打着翅膀。“我这是第一次见到乌鸦。”黄娜说。

“行了，上去吧，我们住二楼。”于佳催促着。

她们整理行李箱，把洗漱用品拿出来放在窗台上。整理完了，黄娜直起身来，很夸张地说：“这里的空气真好啊！”她走到外面，伸开胳膊做着扩展运动。蓝色的喇叭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爬了上来，天上的云就像吃草的绵羊一样。

吃饭的时候，于大雄讲起养猪场和纪念馆，说已经有好多人来参观了。鲁一珍说：“你爸爸就是用那么多钱换来一堆破烂。”于大雄继续说到下个月要去趟湖北，那边有个纪念馆的落成仪式请他去。黄娜一直没有插嘴，于佳猜她可能听不太懂他们所讲的当地话。

于大雄领她们去纪念馆参观。在路上时不时遇到熟人，于大雄和他们热切地打着招呼。他们可能对她被绑架的事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也可能本来知道的人就不多，反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到纪念馆参观，他们开始关注那些来参观的人了。

“了不起，你爸爸了不起！”他们都说。

“来我家坐啊。”

“好的，好的。”

纪念馆在半山坡，总共两层，外墙漆成了淡蓝色。房子周围种植着松柏树苗。楼前水泥路和台阶上，泛着红泥的痕迹。一楼门头有块木牌，上面写有“抗战纪念馆”。字写得不好，不是出于什么名家手笔，只是在镇上随便找人做的牌子。进了门就是展览室，并列着几十块展板，上面贴着战争的老照片。二楼的有2000多件遗物，包括枪炮、弹壳、行军装备、残破的军装，都是这些年于大雄到全国各地收购的，其中也包括少量捐赠品。

“很简单，不过暂时只能这样。”于大雄说。

对于痛苦的事，为什么不能选择遗忘，而要选择记住？于佳想。她在书上看到过一句话：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幸福的。就此类推，那是不是可以说，一个没有历史的人也是幸福的呢？或者说，一个没有记忆的人是幸福的？一个遗忘的人是幸福的？endprint

那么，她愿意成为一个没有记忆的人吗？她觉得她至少愿意成为一个遗忘伤痛的人吧。

回去的路上没有人，安静得很，路边土坡上面的房子，顶上长满了草。于佳记不起这是谁家废弃的老屋了。房门开着，外面光线太强，里面黑得看不清。她想起以前曾到这房子里玩过，里面有一个灶台和一张翻倒的条凳，一队蚂蚁正在条凳上爬着。她还顺着旁边的树爬到房顶上。

她有些惊讶，只要一想到这是她从小呆惯了的地方，才一年没回来，这里已经十分陌生。可从前她在这条路上跑过多少次啊，对哪里有块石头，哪里有道沟，知道得清清楚楚。那些土墙上的粉笔画，有一些可能还是她画的。她的目光掠过路边的树木，细细的树干弯弯扭扭，在天空中划出一道道线，墨绿的树叶有些偏蓝，树下的草因为缺乏雨水，尽管已是夏天，却仍旧枯黄。山下，沉浸在蓝色雾霭中的小镇，已有上千年历史，但来到这的人，几乎感觉不到历史的痕迹。新的总是在替换旧的，连路上的石板，都更换过很多次。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来做着这些改变。

晚上，于佳和黄娜并排躺在一张床上，还在上学的时候，她们就经常这样。她们在床上滚来滚去，嬉笑打闹，互相咯吱直到笑得喘不上气来。她们比赛谁能做更多的仰卧起坐，她们谈论男孩子，相互比着看谁的胳膊更细、谁的大腿更粗、谁的睫毛更长。她知道黄娜的脖子后面有颗黄色的痣，黄娜也知道她的背上有一小块胎记。黄娜总是想显得高人一等，就连那颗有黄豆大小的痣，她也觉得比别人的小得多的痣有更多的优越性。

这个晚上，她们关了灯，像真正的成年妇女一样安静地躺着。黄娜身上散发出一股于佳不熟悉的味道，这味道让她想起赵伟，她觉得她和黄娜已差不多是陌生人了。而于佳自己也有一股汗酸气，都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她们都一动不动，避免发出声响，只要有一个动作，哪怕抬起一条腿，床板就会发出吱吱声。不时地，有光从房子的这头跑到那头，是下面公路上经过的汽车打出的灯光。终于，黄娜说了一句：“我吃多了，明天肯定要发胖的。”

她们再次安静下来，外面也很安静，几乎没有任何声响。床对面的窗台下，是一个老式的三抽桌，黑色的漆已经掉了不少，上面铺着印花桌布。窗帘也是印花布做的，因为晒不到太阳，所以用不着买专门的窗帘布。一阵窸窣声又把寂静打破了。“是老鼠吧？不会跑到我们床上吧。”黄娜问。

“有可能会的，说不准。”于佳暗自笑着说。

“你不是吓我吧？”黄娜侧头看看她，于佳的脸沉在暗处，黄娜看不清。

“不是，我小时候就有老鼠经常跑到我们床上，特别是冬天。我爸爸抓住了就摔到床下，一般都摔得死。”

“天哪。”黄娜被于佳的一本正经惊得说不出话来，过了半天，才又说：“好在现在不是冬天。”

“是啊，冬天它们觉得冷，才要跑来跟人睡。”于佳几乎要笑出声来了。

“好了，别说了。”黄娜克制地说。

于佳在黑暗中笑了。她说：“我要上厕所，你去吗？”

“不想去。”黄娜说，但想了想又说，“算了，亲爱的，我还是跟你去吧。”她是怕于佳走了以后，老鼠会跳出来。

她们下楼，走到院子里，感受着夜里吹来的带着水气的凉风。院子里没有人，外面也没有人。厕所离于佳家还有一段距离，空气里飘散着一股新鲜的植物的气息。这是那种简易的厕所，由三面墙合围，上面没有顶。于佳解完手，在外面等着黄娜的时候，发现这晚的月光很皎洁，照在路上一片雪亮，脚边齐膝高的草在风中摇来摆去。

“那个纪四平好久都没有给你写信了。”在厕所里的黄娜说。她怕于佳听不见，把声音提高了。

“我去监狱看过他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去看过他了。”

“你竟然去看他！你是什么意思啊？！你可要小心，不要被他骗了。”

于佳听出黄娜声音里种空荡荡的绝望，她想告诉黄娜，她会一直去看他的，直到他出狱为止。做出这个决定后，她突然感到一阵难过，但她不知道该怎么跟黄娜解释这种复杂的情况。她抬起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眼前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树还是那些树，树的味道、草的味道和粪的味道，也还和原来一样，但有些东西却改变了。她转身走到前面，月光毫无遮挡地洒落下来，这个晚上的月亮特别大、特别圆，像盏探照灯，但又比探照灯的光更柔和。

于佳深吸一口气，就在这一刻，这个瞬间，世界在她眼里，突然变得井然有序又清晰透明。她想到几年之后，仍会想到这个夜晚，想到黄娜那空荡荡的声音。那时纪四平已经出狱，到时于佳大概不会像今晚这样惶惑不安，不知所措了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