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淳一　谭一城

[摘 要]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左倾错误路线时期，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新的历史抉择和中国革命的道路要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各方面的原因之中，共产国际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左倾；共产国际；显性因素；隐性因素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爆发充分的显露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本质。国民党右派残酷的镇压中国共产党，血腥杀害革命志士，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几乎覆灭的浩劫。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迅速地行动起来，于1927年8月7日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形成了以瞿秋白为领导的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但是由于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错误的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多方面的综合因素的影响造成了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左”倾错误，使刚刚受到反革命破坏的中国共产党再次的受到重创。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中共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包括外部的因素和内部因素。而在外部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共产国际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退化变质。列宁为了团结各国的革命左派，于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发起成立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通过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为帮助中国共产党度过危机，给予中共很多指示，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中共在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中共产国际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共产国际在左倾盲动主义中对中共的影响是多层次的，是立体的，是拥有延续性的，不是片面的，孤立的。通过分析能够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共产国际对中共做出直接的指示和指导，向中共派出共产国际代表等造成直接影响的“显性因素”；另一方面是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党内的领导层受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导致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性逐渐增加和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接受程度逐步提高所造成的间接影响的“隐性因素”。

一、中共在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中的显性的共产国际因素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大量优秀的党员遭到屠杀。时任联共党中央书记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做出了指示，共产国际派出罗明纳兹来中国，接替罗易和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中共八七会议，指导中国革命[1]。联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与接下来中共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有直接联系。

（一）联共及共产国际对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八七会议的态度及指示

八七会议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严重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及时的制定了党挽救中国革命危机的新的方针政策，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产生了新的领导机关。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由于对右倾错误认识的不够全面，矫枉过正，又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1、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批判矫枉过正，为左倾盲动主义思想的滋生提供了条件

共产国际的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均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存在。斯大林拥有很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在1922年当选为联共中央书记之后，逐渐控制共产国际，使共产国际成为苏联的外交工具。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斯大林首先指责中共中央“犯了一系列极大的错误”[2]，7月12日，共产国际与联共中央驻中国代表，宣布中共中央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将中共中央实行改组。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一味的指责中共中央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企图掩盖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指示的偏颇和不切实际，妄图用这种方法来维护斯大林本人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同时，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其为将联共和共产国际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划清界限，其代表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中国革命浪潮还在一直高涨”“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式”的言论，致使当时中共的领导者产生了只有武装暴动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正确道路的错误认识。

2、共产国际对八七会议的负面影响

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接替罗易和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同时指导中国革命。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在八七会议期间，共产国际间接地控制了会议的召开和流程，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变成了对陈独秀的人身攻击。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全部责任完全归咎于陈独秀个人，彻底的撇清了在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联共和共产国际的责任。这样就使中共在八七会议中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批判不够全面，矫枉过正。同时在八七会议的会议流程上也不符合组织流程。会议拒绝陈独秀参加，连到会的中央委员都不到半数，这违背了召开中央全会的最起码的规定。虽然八七会议是在严峻的历史环境下召开的，拥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在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上，连最起码的申辩机会都予以剥夺，是不合情理的。周恩来同志在评价八七会议时曾说“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影响，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的负责人的人身攻击……我认为这是主要的缺点。”[3]从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批判上我们仿佛看到了斯大林对待犯了错误同志的残酷无情的影子。

（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对中共第一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来到中国接替了在中国工作了多年的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活动。罗明纳兹对中国的具体实际不甚了解，在八七会议和1927年11月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革命，要不断进行武装暴动的论断。

1、罗明纳兹起草《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鼓吹“无间断”革命思想

在1927年11月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得到会议的讨论通过，成为了左倾盲动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罗明纳兹提出：“在革命速度上，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到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不断地继续发展”，“这种继续不断的革命爆发，显然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4]在这次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明纳兹所鼓吹的“无间断”的革命，其本质是，一方面否定陈独秀所提出的“二次革命论”即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过一段时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等各种条件成熟后，再来进行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认为中国决不能走二次革命道路。另一方面，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不断发展的，是不间断的，中国可以在民主革命进程中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进而进入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无间断革命”说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界定完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的革命道路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干扰了中共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判断，也促使了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生。

2、罗明纳兹的“无间断革命”说与斯大林的三阶段论

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逐步形成。斯大林认为中国的革命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第二个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三个阶段是苏维埃革命。在三阶段论中，斯大林认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中国的革命是独立于第二阶段以外的阶段，而在民主革命阶段又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敌人。这样不仅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同时也把本来可以成为联盟的民族资产阶级推到了敌人的一边。而罗明纳兹的“无间断革命”说，正是在斯大林三阶段论的基础之上产生的，要求进行不断的革命取得最终的胜利。而这些革命又没有认清革命的阶段和敌人，致使中共中央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中共在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中，共产国际起直接作用的显性因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联共和共产国际长期以来对中共的影响也直接决定着中共在接到共产国际指示之后的接受程度，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在左倾盲动主义中的隐性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中共在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中的隐性的共产国际因素

自中共建党以来，共产国际一直对中共进行指导和帮助，帮助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促使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大革命的进行。1922年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长期以来，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帮助和领导，使得其在中共内部取得了一定的权威，同时也影响着一部分的中共高层领导。这就为左倾盲动主义中共产国际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一）八七会议后中共临时领导瞿秋白受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影响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瞿秋白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瞿秋白十八岁考入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又作为记者在苏联生活多年，深受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在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中其受罗明纳兹的“无间断革命”说影响很大。

1、瞿秋白个人经历中受联共和共产国际因素的影响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破落的“仕宦之家”，1917年9月，十八岁的瞿秋白考入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设立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1920年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苏俄。1920年7月6日受到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接见，并进行了简短的交谈。1921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回国后曾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5]八七会议之前瞿秋白的这一系列的经历足以说明其受到一定的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因此其对共产国际的决定和指示的接受程度较高。

瞿秋白作为在八七会议之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最高领导，其自身的在苏联的一系列经历必然会在其对待苏共和联共的指示作出判断时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对待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指示时，由于其在苏联的亲身经历和见证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思想上对其的冲击，在其对这些指示作出判断时产生思想上的倾向性几乎是必然的。

2、在左倾盲动主义时期，瞿秋白受罗明纳兹的影响

在1927年11月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明纳兹起草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并得到会议的讨论通过，成为了左倾盲动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受罗明纳兹“无间断革命”说的影响，瞿秋白在他的《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中认为：“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6]同时，受“无间断革命”说影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在11月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制定了全国总暴动的方针，由于指导思想的左倾错误和对当前形势的错误判断，致使暴动失败，一大批的优秀共产党员牺牲，给中共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二）共产国际隐性因素在广大党员中的影响

左倾盲动主义中的共产国际隐性因素不仅对中共领导者造成了影响，同时对广大的党员也造成了影响。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量的共产党员遭到杀害，党的组织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党内充斥着对革命的失望情绪和对国民党右派的刻骨的仇恨，一时之间造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混乱。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出的建立在斯大林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基础上的“无间断革命”说，正为在思想混乱中的广大党员指出了道路，同时也将广大党员对国民党右派的刻骨仇恨扩大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上，不仅混淆了革命阶段的界限，也将革命的敌人扩大化了。而广大党员之所以能够接受这种指导思想，一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二是由于党长期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挥，对共产国际产生了一定的依赖，同时也能看出党员内部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这也是共产国际隐性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

共产国际因素是中共第一次左倾错误路线产生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但它却用鲜血使我们看清楚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过去的错误已经尘封在历史当中，但我们不能将它淡忘，以史为鉴，谨记独立自主思想的宝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斯大林全集（第九卷）[M].人民出版社，1954

[3]周恩来选集（上卷）[M].人民出版社，1954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5]周永祥.瞿秋白年谱[M].广州市：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