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

2014年8月23日下午，袁运甫暨“清华美术学群”作品邀请展在国家大剧院开幕。整个剧院一层大厅都被艺术家、媒体人和美术爱好者占据。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副院长苏丹、赵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及参展艺术家杜大恺、王明旨、王玉良、唐薇、卢新华、顾黎明，艺术家冯良鸿、于会见、倪军等诸多名家均在其中。

“清华美术学群”的概念，缘自1997年袁运甫教授就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改问题提出的一个倡议。他当时提出了希望在学院里建立三个学群的设想，即美术学群、工艺美术和现代设计学群、艺术史与理论批评学群。这一建议在当时教改的行政管理层面并未被采纳。而今看来，它所表达的理念，已然成为今天清华美术学院的基本学术框架和学科体例。当年提出这一设想，源于袁先生对学院文化的深刻了解和认知。回望历史，“清华美术学群”所追求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珍贵、最有价值的独立见解和自由思想。

改变时代的“一群人”

在清华美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近一个甲子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在学术思想、人才聚集和艺术创新等各方面走在社会进步的前沿。学院创立伊始，就不断涌现新的思想和作品。从代表新中国新景象的十大建筑，到展示新中国新文化的中国对外博览会；从学术领域“装饰”概念的提出，到倡导“百花齐放”，以首都机场壁画群创作引领思想解放运动；从对“形式与内容”“民族化”问题的探讨到“大美术”“社会公共美术”的当代艺术研究等。这些与时代紧扣的先锋话题，总是让“清华美术学群”在社会进步的波澜中昂首领航，走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

“清华美术学群”的先驱们，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清晰的判断和主见。这里首开先河的是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光宇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张先生就主张艺术与现代传媒积极互动，直接推进艺术的社会化、现代化。为此，他办杂志，做出版，以最时尚的形式来拓展艺术对社会的影响力。在艺术风格上，他将现代、民族、民间艺术的表现手法巧搭融汇，成就了现代中国艺术真正的先声。他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一大批人，其中就包括张仃和袁运甫先生。

早期“学群”的领军人物，还有著名的艺术家庞薰琹教授。庞先生1927年留学法国，深受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30年代他在西子湖畔与倪贻德等同仁组成“决澜社”，要以纯艺术之新审美来革新旧文化。50年代，他向政府疾呼成立工艺美术学院，立志用艺术来改造社会。他的壮举，成就了一个书生艺术家向一个社会艺术家的转变。

与庞先生性格迥异的雷圭元教授，潜心书斋，精选华夏大地千年遗珠，以新月派诗人的才情，编写了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学术专著《图案基础》。他为数千年零落的装饰纹样编叙出文化传承的人文内涵和审美序列。他开创了图案符号学研究的先河，并把它推向了一个高峰。《图案基础》是美术界的《人间词话》。在“极左”思潮高压下，传统文化虚无主义横行一时。《图案基础》犹如一座无言的路标，默默地为学人们指引着方向。它滋养着几代中国学人的成长，护佑着我们文化血脉的延续。它自出版之日起就独领风骚，数十年过去至今仍无人能望其项背。

早年留学日本的卫天霖先生专攻油画。在印象主义风格的色彩研究、实践中，达到了国内无人企及的高峰。他为人平和低调，潜心学术。他以一己之力，在纯绘画的领域里，推进了中国油画艺术的深度和广度。卫先生曾以一介书生，参加了改天换地的解放事业。他是用自己的人格和艺术，真正得到人们敬重的艺术大师。

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祝大年教授。祝先生一生简朴、低调，学术上傲骨清风。他坚持自己的艺术道路，在守卫自己的独立意志和艺术品格上从不妥协。他的作品，用烂漫、诗意的情怀，融化了现实中所有的困顿、挫折与孤独，并幻化出一束蓬勃的精神，让世界为之动容。

国徽是新中国最引人注目的艺术设计。把国徽从平面设计稿塑造成浮雕作品的就是高庄教授。高庄先生在颇具现代精神的国徽造型中，用简洁整体的语言，礼赞了商周青铜器的起承转合；在疏密有致的线条间，祭出北齐曹衣出水般的优雅和精致，使我们的国徽造型，在现代审美和传统艺术的对语中完成精神层面上的对接。高庄先生的这一创作，跨越了社会政治巨变所带来的文化沟壑，让我们的文化积淀，在理性的指引下传承有序。

今天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吴冠中教授。他桀骜的个性与对艺术的虔诚，使他的人生充满传奇。他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画神。他拒绝伪善，嫉恶如仇。他对一切艺术上的假、大、空，红、光、亮都切齿痛恨。他只崇尚纯粹的艺术，真实的生活与自然中的美。他徜徉在油画与水墨艺术之间，以畅快淋漓的笔法，成就了他独树一帜的艺术面貌，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中最绚丽的一道彩虹。吴先生与袁运甫先生长期共事，并肩绘画，有着长达四十年的友谊。他们之间的艺术多有交集而又各自成章。和而不同，这是工艺美院—现清华美院“学群”中最宝贵的优良传统的一部分。

在各位大师中，最不能让我们忘怀的就是工艺美院的老院长张仃教授。张先生一生的梦想，就是以艺术的标准，去品鉴这个社会的品质。他是共和国国徽的主创者之一。他参与了上世纪共和国几乎所有的重大艺术活动。但他最大的心愿是做一个思想独立的自由艺术家。张先生上世纪50年代的水墨写生，60年代的彩墨画创作，70年代的焦墨绘画，无一不是当时艺术界走创新之路的典范。上世纪末，当代艺术思潮汹涌来袭，张先生理性地释出“守住中国传统文化底线”的呼声。他睿智地说：“没有中国画的危机，只有中国画家的危机。”此情此景，大有力挽狂澜于既倒之势。悲情的先生，在晚年归隐山林，静写胸中意趣，观想世纪沧桑。他早已看淡世间浅显的沉浮流变！张仃先生独立思考的精神，超越了他所存在的空间，他是“清华美术学群”中最具魅力的一颗恒星。

在“清华美术学群”的队列中，还有众多熠熠生辉的名字，如书法家陈叔亮、纤维艺术家柴扉、雕塑家郑可、陶瓷艺术家梅剑鹰、装饰艺术家丘陵、设计家奚小鹏、学者尚爱松、教育家吴劳、美术史家叶喆民、田自秉等等，举不胜数。endprint

承前启后的艺术“先锋”袁运甫

回想昔日学群星光璀璨，不由得我们感慨万千。今年，正值“清华美术学群”中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袁运甫先生从艺65周年。袁先生以65年的创作实践，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卓越的艺术个体是如何与一个先进的思想群体，乃至一个伟大的时代关联与互动，进而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的。

袁运甫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艺术家。他1949年起即在杭州国立艺专学习绘画，1952年随校迁至北京，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院伊始即受聘任教，由此开启他长达五十余年的执教生涯。袁先生对“清华美术学群”的贡献，不仅只是参与其中并相伴始终，更在于他面对社会和艺术问题时所表达出的学术思想和人文立场。这些观点、想法和艺术实践，不仅丰富和完善了学群的学术追求和精神主旨，并且从艺术的角度，促进了社会文明的现代化演进。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袁先生因为教学需要，开始了他的水粉画创作研究。到70年代，他的画风已日臻完美。他将中国传统绘画中重视固有色的审美追求，民间艺术中强烈、概括的表现手法，创造性地与西方现代科学精神为底蕴的印象主义色彩学完美融合，成就了西方客观性与东方主观性审美精神的自然贯通。在新文化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现代艺术，袁先生主动地将更多本土元素自然地注入到西画创作中，并达到如此和谐的境界，这是极为珍贵的成功案例。另一方面，袁运甫先生在运用西方创作材料的同时，也在同步进行水墨画的研究。机缘巧合，袁先生因教学工作需要而擅长画的水粉画，使他非常自然地将这种水融性颜料融入他的水墨画创作中，墨与色的结合，延展了水墨艺术的表现力，客观上推进了水墨艺术的现代性转换。

纵观袁先生50年来的彩墨画创作，显示出他强大的绘画驾驭能力与试图革新传统中国画的强烈诉求。在他的画作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实践过程中的矛盾与困惑。例如，怎样将西方艺术传统中对具体情境的描绘融入到中国艺术对个人内心情思的关照中去。在这里，袁先生从多个层面，尝试着予以突破。从色彩上，他运用现代色彩学的知识，娴熟地运用冷暖、明度的色彩经验的把握来丰富中国画的表现力。在造型上，用以线造型的手段，去升华对具象情景的描摹而产生的对艺术创造力的制约。另外，最重要的是用心去赞美、捕捉一切美的事物和心性。美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非任何现实政治及经济行为的附庸。袁先生以此来重新界定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即创造性、心性、科学、美，并将这些理念发散到他力所能及的地方去。

袁运甫先生不仅是一位精力过人的架上画家，他还是一位公共艺术家，中国现代壁画艺术复兴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他自50年代在工艺美院任教时起，即从事壁画专业的教学工作。1973年他为了创作北京饭店巨幅壁画《长江万里图》，曾沿长江万里写生，历时数月。后因“极左”思潮的干扰而仅止于画稿。2012年，《长江万里图》原稿被故宫博物院珍藏，与先贤大家共叙中国绘画的辉煌。四十年后的2013年，以当年《长江万里图》为蓝本的新《长江万里图》壁画，终于天随人愿呈现于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2014年，《长江万里图》作为我国第一幅九连张长卷邮票将于九月份在全国发行。1977年，袁先生曾参加毛主席纪念堂的壁画与装饰艺术创作工作。1979年，他作为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的主要创作者之一和重要组织者，为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浪潮的蓬勃发展激情呐喊，对现代中国壁画的复兴贡献尤隆。自80年代起，袁运甫先生创作了几十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从领袖的纪念馆到城市广场；从国家驻外使领馆到国内地方机场、车站、航运楼；从政府机关、部委到大学校园、公园；他用自己的作品践行着艺术为大众服务的宗旨和理想。在90年代初，袁运甫先生提出了“大美术”的思想。这是他力图以艺术来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宏愿。这是华夏礼乐文化在当代思想中的艺术传承，是“成教化，助人伦”精神的现代解读。

袁运甫先生的艺术思想和实践，带动并推进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和创新。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中央工艺美院的艺术教育一直在面对传统文化、民间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之间寻找彼此共融的平衡点，就此形成了当时不同凡响的校园学风。在袁先生主持特艺系（装饰艺术系）期间，学生对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对传统艺术的学习不是仅停留在理论概念上。他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教学方式，以一己之力，积极奔走，顶着压力和风险为同学们请到各艺术领域的学术精英，其中包括国内艺术家、欧美学者艺术家、民间手工艺艺术家等等。他努力让学生们在开阔的视野和学术高地上，自由地寻找自己的学术方向。另外，他还鼓励同学们走进社会，在生活实践中发现并解决问题。这些在今天听上去并不时髦的理念，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曾让同学们耳目大开。这些艺术教育理念的实践，深深地影响了几代学生们的成长。袁先生主政的装饰艺术系在八十年代开一代风气之先，它曾是全国艺术类莘莘学子们心中最向往的学苑圣地。常年不懈的精英教学为后来改革开放事业中艺术人才的储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袁先生爱教育，爱学生，爱人才。有多少次，他因为要留住一个难得的人才在校工作而全力相助，上下奔波。又有多少次，他为了保住一个才华横溢的考生而敢于担当，破格录取。五十余年的教学不仅让他桃李满天下，更让他的做人理念泽及深远。在他八十岁的欢庆会上，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学生们讲述了一个个曾被袁先生醍醐灌顶而永记的教诲，被鼎力相助而改变人生命运的故事，令讲述者和聆听者无不动容。然而，在袁运甫先生的口中，却只有他对先师们的感念和赞美，对后辈们的嘉许和骄傲！2012年，袁运甫先生以稿费百万捐资助学，学校特设立“清华大学袁运甫艺术奖学励学金”，圆了先生永远为学生服务的心愿。他的责任心与爱，已从一个艺术家的道德层面，上升为“清华美术学群”“有容乃大”信念的一部分。十年前，袁先生曾出版过一本文集《有容乃大》，正是这博爱、责任与宽广胸怀的理念，滋润了今日清华美院“有容乃大”的历史传统。而今“清华美术学群”人才济济，包容、宽厚、前卫、和谐、进取的学风，正将这一传统弘扬光大。也正是因为“清华学群”拥有这样的精神品格和文化追求，使我们对这个“学群”的未来充满信心。

续接时代的传承人

老一辈艺术家一直在为艺术的现代性精神而奋斗。在过往的岁月中，他们为捍卫艺术的独立精神，甚至不惜将自己置身于被社会误读、被边缘化的境地。他们以纯艺术之美来对抗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而今，他们曾经的奋斗、努力和抗争，被越来越多人所理解、敬佩。

当今的“清华美术学群”，面对着新的社会和艺术问题。二十一世纪的创作和思想自由，已与前辈们所处的时代大有不同。社会对艺术功能的要求，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艺术不只是关注审美问题和感官的愉悦，它更在乎当代思想和价值观的传播，甚至它已经成为社会实践行动的一部分。艺术的现代性，表现在艺术从未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切地关注社会问题的同时，更倾心关注每一个个体的内心思想活动，并以对独立人格、行为的尊重，作为艺术解读世界的前提。对于中国艺术家而言，伟大的艺术传统让我们更有条件释放个人内心的心性。而年近甲子的“清华美术学群”，历来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研习之风，最有条件在新的时代续接“先锋”的历史使命。因此，我以为，“清华美术学群”本质上不是所谓的“装饰性”风格，也不是所谓的“形式主义”追求，更不是什么“材料工艺学”的运用。他并不是一个流派，它是一个学风，一个理想，一个态度，一个人生观，一个追求自由、艺术多样性和健全人格的群体意志。

祝福“清华美术学群”！祝愿袁运甫先生与学群同仁一道，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灿烂，书写新的篇章！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