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薇

从马家爵到郑民生，再到公交纵火案，凡是手段令人发指、毫无悔改之意的极端犯罪分子，人们都冠之以“反社会人格”的帽子。

一部英国电视剧的主人公夏洛克·福尔摩斯，也宣称自己是“高智商反社会人格”。

“反社会人格”竟逐渐成为了流行语。

事实上，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是一种有着严格诊断标准的精神疾病。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容易犯下残酷的反社会行为，但是，反社会行为者未必有反社会人格障碍。

不论是人格障碍，还是潜在行为，它们都在我们的目光之内。城市、医院、公益组织，已在关注并阻止反社会。尽管艰难，但已起步。

最难治疗的人格障碍之一

一个二十多岁男孩，家庭条件极好，却从未成年时就开始辍学、吸毒、打架，在酒吧里灌下几瓶啤酒后，因为口角就拿着酒瓶子砸破了对方的头。他的单亲妈妈，无奈之下将孩子送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嘱咐医生说，不论多贵的药都可以用。

然而，当医生张天宏走进病房，还没来得及询问病情，男孩就恶狠狠地骂：“你滚出去！”

张天宏，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治医师。从业多年，这个男孩仍然是让他头疼的病人。不吃药，不服从所有规定，无视道德和基本礼节，整天想着逃跑，还托朋友想办法，要把大麻弄进医院来。

男孩其实是因吸毒进的精神卫生中心的物质滥用病房。时间长了，张天宏医生凭经验判断，这个男孩性格中，带有很强的反社会人格障碍色彩——反社会人格，常常与物质滥用、自恋型人格障碍等其他心理障碍与疾病相伴共生。不过，在临床诊断时，张天宏仍是以物质滥用为主（住院治疗方案主要是针对物质滥用）。他考虑到该患者当前更符合物质滥用的临床表现，且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并无太好的临床治疗手段。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有着严格的诊断标准。依据美国《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它的诊断需要同时满足4项条件：第一，一直不顾或者侵犯他人权益，起自15岁前，至少出现说谎、偷窃、斗殴、逃学、反抗权威等多项行为中的至少3项；第二，至少18岁；第三，有证据显示个案15岁以前为品行障碍患者；第四，反社会行为并非发生在精神分裂症或躁狂发作的病程中，即排除其他病症的行为影响。

几乎所有的临床调查数据都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其实并不多见。

2006年，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专门做了一次人格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对象是心理咨询门诊及精神科门诊来访者共3075人。结论显示，在心理咨询门诊1402名来访者中，反社会人格障碍只占1.1%，在12种人格障碍中占比最低。

还有专家对上海某重点大学1846名二年级学生测查后发现，各型人格障碍患病率中，以强迫型最高，反社会型最低。更早之前，1993年中国七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论比这还要低，人格障碍的患病率为0.1‰。

然而，这种看上去并不常见的疾病，却有着最强大的破坏能力。“在社会中，这群患者不但对身边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不负责任，更是对整个社会群体都不负责任。”张天宏说。

他解释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模式，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成长过程中未能很好地习得一种理解他人内心感受的能力，即缺乏共情能力。它表现为，无视社会权威，不顾道德法律规范。不负责任，习惯于撒谎、欺骗、伤害他人。缺乏自省力与罪恶感，没有羞耻心，善于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不能吸取教训，惩罚也难以令其悔改。

与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交往时，人们很少看到他们善解人意或在犯错时真心悔过的一面。比如，当患者将一个老人踢断了腿时，他仍能不断列举种种应该打人理由，即使提醒他考虑老人的感受，他却轻蔑不屑地说，“他当然难受了，我就是要让他长长记性。”

在一些极端社会事件中，犯罪者的悲惨遭遇往往会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悯。但是，“如果你真的面对一个反社会人格障碍者，他的敌意会有意无意地散发出来。你会防备，会不喜欢他，很难产生同情心。”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医务部副主任邵阳说。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的林晖芸等老师，曾确诊一例反社会人格障碍个案。一个20岁的男人，在监狱中不顾干警劝阻，将狱友打成重伤。他表情冷淡、语调低沉，与治疗师目光接触少，身体略显紧张僵硬。

当被问到“作案时是否考虑到受害者的感受”时，这男人摇摇头，说“没什么感觉”。

早在1885年，意大利犯罪学家加诺非诺在《犯罪学》便如此描述：“当你在近处观察他们时，你会怀疑他们是否有灵魂。他们留给你的印象如此麻木、颓丧和本性凶残……他们的道德麻木可以从他们当众描述犯罪时的厚颜无耻观察出来。”

或许正因为此，反社会是与违法犯罪关系最密切的一种人格障碍类型。2010年，北京大学心理学系钱铭怡教授等学者，在北京11所监狱中选取2800名服刑人员，以人格障碍诊断问卷第四版进行测查。结果显示，服刑人员中反社会人格障碍所占的比例为45.8%。

然而，等到这些人进了监狱，一切已经很难挽救。

“有一个最大的困难，这些人缺乏共情的能力，而很难形成（医患间的）治疗联盟，而治疗联盟恰恰是心理治疗中最基本的要素。”张天宏医生说。他的病人们并不配合治疗，往往还没有等到确诊，就在第一次门诊后消失不见。患者本人其实不觉得痛苦，因此极少主动求助医院。有时候，是他们的家人来到医院，代为咨询。

反社会是公认的最难治疗的人格障碍之一。通常认为，它的病因来自于4个因素：遗传，脑功能缺陷，家庭环境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家庭环境因素，当孩子缺乏父母关爱或遭受严重的父母拒绝甚至虐待时，他们成年后发展成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可能性更大。

这4个因素根深蒂固，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精神科医生难以发挥太大作用。因此，它并不是临床心理治疗或者精神科治疗的主要对象。

潜在的反社会行为者

2014年7月，看到三条公交车纵火案新闻后，73岁的徐景安再也坐不住了。他坐到书桌前，又开始修改一份由他撰写的《保障市民精神健康应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纳入财政预算的建议》。

徐景安曾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风云人物。他参与起草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部总体规划，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而如今，他的改革方向从经济转向社会。2009年4月，他创办了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这是一个通过热线电话和免费面询为人们解决情绪危机的民间公益组织。

他出示了一组数据：截至2014年7月20日，共接来电21998个。接听到有自杀他杀念头的来电99个，其中处理企图自杀案12起，报复家人案9起，报复社会案6起。

“我要杀几个外国人！”2010年5月，中心接到一个小伙子来电。他的孩子在从老家来深圳的途中因病夭折，妻子离他而去，侄子又是一个阴阳人，需要动手术却没有钱。没有人帮他，他深感无路可走。

第二天，这位保安在徐景安的邀请下来到中心。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短袖衬衣，淌着汗水的脸看上去像是没洗干净，“一看就是那种被生活压力所迫、有点穷困潦倒的打工仔”，咨询师陈泳记得。

保安说，他想过自杀，找一台宝马或者奔驰之类的好车撞上去，求得一点赔偿；他也想杀贪官，杀有钱人。他在深圳皇岗口岸做保安，直到有一天看着来来往往的外国人，突然就萌发了杀几个外国人引起关注的想法。

徐景安并不是专业咨询师。他所能做的不过是调动了自己所有人生阅历而已。首先耐心地听，然后开始肯定对方想法中合理的成分，“你的孩子死了很难受，侄子要动手术没钱也很痛苦，你是有家庭责任感的人。但是，杀外国人是不是你的正确选择呢？能减少你们家庭痛苦吗？不仅不会减少，还会造成永远的不幸……”

劝慰之下，保安渐渐平静下来。如果依照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他并不符合那些条件——他希望对侄子的病情负责，肯定不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然而，在事实发生前，没有人能够预料他是否真的会一时冲动。

徐景安将精神健康分为三个层面，精神病医治、心理障碍治疗、情感困惑排解。他希望做的，是最后一项保障民众精神健康的基础性工作。情感护理不同于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一般都是坐诊，等人求助，而情感护理则主动约谈、事中跟踪、事后回访等。心理咨询一般不作价值判断，而情感护理在情感疏导的同时，也会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的引导。

他还会帮助解决来访者的实际问题。那位要杀外国人的保安，徐景安后来帮他找到一笔企业赞助，解决了孩子的手术费难题。

即便是为了助人，徐景安也曾因为帮助人受到过“死亡威胁”。

“我要杀人！我要来你们中心杀人！我知道你们好，你们都是善良的人，只有杀了你们，才会引起政府重视的！”2014年5月，一个广西的小伙子打来这么一个电话。

小伙子接受过中心的帮助。有一次，他在一条河边走投无路，哭着给中心打电话。咨询师游缤请他到中心做面询后，还自掏腰包给了他180块钱。但小伙子说，他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第二天，他又“借”了50块钱。

今年5月，他从老家来到深圳，说来中心聊聊天。他说姐姐病了，但没有再要钱，游缤也没有再给。

不料，他又打来电话，气急败坏地：“你们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姐姐都生病了！我知道民政局副局长也到你们那儿去视察了，证明你们中心是和腐败分子是一伙的！你们等着，我要去杀市政府的人，去把市政府的墙推倒！我要来杀你们！”

第二天下午2点，他如期出现在中心门口，背着一个黑色背包。提前到达的警察打开一看，发现里面什么凶器都没有。

他被送去拘留，在精神病院待了一周后出院，再无消息。游缤认为，他很可能是潜在的反社会行为者——派出所请他吃饭时，他还要求旁边的人先尝一尝，“看看里面有没有迷魂药”。

要让他们知道，社会没有忘记他

“惨案发生了，全社会才知道如此严重；避免了，全社会都以为没事了”，徐景安说，“我国巨大的维稳费中拨出一个小小的零头，就可建起全国的情感护理系统，这对预防自杀、维护稳定、促进和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样利国利民的事为什么不做呢？”

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4条热线电话的那一端，充满了无助与绝望。有人电话打来说因为警察处理不当导致女友离开，想血洗派出所；有人被老板辞工、生活无望，印好了各类极端犯罪新闻的传单，想到大街上散发……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需要改变的不单是他的品行，更多是他的家庭”，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医务部副主任邵阳说，“要有相对平等、相互沟通、彼此倾听的家庭环境。父母需要起到良好的家庭模范作用。不良示范，容易被孩子习得。此外，还需要对孩子有对错奖惩的制度。”

因此，对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的犯罪预防，要从未成年时做起，以培养健全人格。有学者建议，各级学校教育机构必须建立心理咨询室，配备专业心理咨询师，注意隐私保护，关注除自杀与校园暴力之外的更普遍的心理健康。

还有人建议，可以在基础体检中增加心理检查项目，及早发现人格障碍患者，将心理治疗费用纳入全民医保，且为社会低收入人群提供免费的心理救助。

还有社区。由政府主导建立相关组织机构， 由专业人员到社区、家庭、农村， 通过心理风险因素测评，对心理、精神上有隐患的人群排查管理，进行心理干预，从而化解各种潜在的社会危机。

“反社会人格障碍的预防和干预，是跟整个公众心理健康水平的促进和提高密切相关的，不能分割开。放到更大的背景中，才有可能做得更好。”邵阳说。

2013年9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了《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基层卫生机构须为6类精神疾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定期随访。它们是精神分裂症、持久的妄想性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重性精神疾病。

至于人格障碍者，暂时还没有顾及。

徐景安至今记得一个面询者的回访电话。一接通，对方痛哭流涕：“我是最早来深圳打工的，看着深圳平地而起，但是像我这样没有文化、没有能力的人，会被这里抛弃。已经没有人关注我了。”

他很感慨。或许，挽救未知的反社会行为者，其实要让他们知道，社会没有忘记他。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