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筱

7日，京九铁路东源仙塘火车站，广东东源县人民法院院长钟俊斌卧轨自杀身亡；8日，向北1000多公里外，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卫生局局长张柏成跳下办公大楼坠亡；9日，往南170公里，湖北孝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海华重演了张柏成的悲剧。连续三天的坏消息，将过去不久的7月涂成了真正的“黑色7月”。

至此，2014年自杀的官员已达12位；而此前的媒体公开报道显示，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不到11年的时间里，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就有112人，病重、欠债、夫妻吵架、工作压力、抑郁症、畏罪自杀……原因不一而足。

除此之外，大学生、农民工、都市白领、老无所依的老人乃至学龄儿童的自杀事件，也频频见诸报端。“自杀”这个沉重的字眼，一次次被推到大众面前，并有惊悚的数字作为佐证：

中国自杀率已经达到23/10万，相当于美国的二倍，是全球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约占全球自杀人数的三分之一；

在中国，每两分钟就有一人自杀身亡，有八人自杀未遂；

……

不过，别那么紧张，这是十年前的数字了，来自加拿大学者费立鹏2002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文章《中国自杀率：1995-1999》——是的，它们一直在被媒体错误地重复。

香港大学的最新研究报告证明：人们“听说”的自杀事件越来越多，并不意味着自杀率的上升。相反，报告称，从2009年至2011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在短短三年间下降了58%，最新数字是每10万人中有9.8人自杀，接近国际平均数字。

在当下，自杀正在被“谋杀”。

中国最高危的自杀群体

男性，中年，生活在城市，压力大，甚至有抑郁等心理问题。撇开官员的特殊职业，这些特征刚好符合自杀者中占比最大的群体——只不过，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中国的现象则恰恰相反。

自杀者主要是农村青年妇女。

2002年，费立鹏的研究第一次让人们关注到了这一“中国特色”的自杀模式。这位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哈佛大学社会医学系副教授从1995年就来到中国，专门研究看起来十分独特的中国人自杀问题。

费立鹏在文章中指出，在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自杀数据的3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报告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发达国家的男性自杀率至少是女性的三倍，而我国的女性自杀率却比男性高出26%。

此外，在世界各地，城市人口的自杀率普遍高于农村人口，而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人口的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多。

费立鹏则如此描述那些自杀的农村妇女：“不是抑郁症不是分裂症，不是任何长期性的什么症状，就是冲动性的。”

同时期的调查报告《中国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未遂》支持了他的判断。

研究者在山东、河北、河南共四家医院的急诊室，访问了147名35岁以下、自杀未遂的农村妇女，得出这样的数据：58.8%的自杀者从萌生自杀念头到采取行动之间的时间不超过两小时，40%的人考虑时间不超过十分钟，11%甚至在一分钟之内就做出了决定。

一对小夫妻，平时感情很好。一次妻子单独在家，有贼偷偷潜入，偷走了一台录音机。回家后的丈夫得知家里在妻子眼皮底下失窃，发脾气说了她几句。习惯了被娇宠的妻子受不了，一气之下，喝农药自杀。

一个孩子迷上了电子游戏，让母亲一筹莫展。又一次把屡教不改的儿子从游戏厅里“抓”回来后，母亲对儿子的发誓许诺再也不信任，打折了一把扫帚也不能解气，扔下扫帚就跑出去喝了农药。

这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为《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做田野调查时听到的两个故事。

在中国农村，类似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简单的夫妻口角、情人斗嘴、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在“一时冲动”的催化下，便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而按照国际标准推算，每出现一个自杀死亡者，背后就有10到20个自杀未遂者，如此算来，我国每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妇女自杀未遂。

自杀“未遂”才是成功

不过，在心理危机与自杀干预专家李献云看来，“自杀未遂”才是真正的“成功”。

不仅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偏高，即使在全球范围内，女性的自杀未遂率也远高于男性。李献云认为，女性在遇到挫折时更倾向于尝试自杀，“但她不一定真的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做只是为了寻求帮助、摆脱痛苦，甚至只是为了吓唬其他人”。而那些成功的自杀，更像“失败的自杀未遂”。

吴飞从社会文化的角度，为这种“中国式”的自杀心理找到了解释：与西方人往往在绝望中一心求死不同，中国人将自杀视为一种工具——追求“正义”的工具。

当然，这也与日本人的传统自杀动机不一样：日本人可以为了荣誉和耻辱感自杀。

在社会学者的观察中的中国的自杀现象，“这种‘正义体现在复杂的家庭政治当中”。他将家庭生活比作一场“权力的游戏”，每个家庭成员都在争取其他人的尊重和珍视，一旦受到“委屈”，自杀便成了扳回局面的最后一招，“不过是过于当真的‘撒娇而已”，其背后的潜台词是：我要是死了，看你后不后悔。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62%的自杀者选择服用农药：农药容易得到，而且看上去比跳楼、上吊等方式更“温和”。但她们往往低估了农药的致死性，加上农村医疗水平相对较低，很多人是在醒悟过来的悔恨中毒发身亡的。这也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农村自杀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而且，该中心研究员桂华通过案例调查发现，农村妇女的自杀似乎经历过一次比较集中的风潮，而现在这股风潮已经结束。

桂华在2009年的一次田野调查中发现，在湖北东南部的一个村落，1980～2000年曾经历了一个跨度极长的妇女自杀风潮—这个村子从1970～2009年间全部32起自杀中，有22起妇女自杀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桂华认为这些妇女“为受过社会主义革命洗礼的一代。这一代妇女婚后开始反抗传统的父权与夫权，向婆婆夺取当家权，并表达自己在夫妻关系中的平等地位诉求，引起了严重的家庭内部冲突。妇女自杀就是这场血淋淋的家庭权力斗争的后果。”

到了2000年之后，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基本确立，随着家庭权力斗争的结束，妇女自杀潮相应地消失了。

时隔十年，这一规律再次生效。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从2009年到2011年，仅仅三年时间，中国的自杀率就下降了58%—这是香港大学自杀研究和防御中心的一项研究结论。

中心主任叶兆辉表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如此迅速地降低自杀率。而这“并不是通过显著提升心理健康服务和开展任何有关降低自杀的全国性宣传来完成的”。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将原因归结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尽管有对污染、食品安全和房产价格的担忧，但城市生活标准和整体满意度有了提高”，这让本就不高的中国城市人口自杀率进一步下降。

但变化最显著的还是农村。年轻人纷纷前往城市工作，对很多年轻农村女性来说也是好事情，这让她们从家长的压力、糟糕的婚姻、爱管事的婆婆、穷困的农村生活中解脱出来。

农药不再触手可及，更重要的是，传统的三代同堂大结构随着年轻人的离开变得摇摇欲坠，大大减少了可能导致自杀惨剧的家庭冲突。

对比令人惊讶：2002年费立鹏的报告显示，年龄在35岁以下的中国农村妇女是中国自杀者中的主要群体，每10万人中有37.8人自杀，如今这个数字连3都不到，跌幅超过90%。这也将中国自杀者的男女比例拉至前所未有的1：1。

“自杀事件”之外的自杀

“家庭”可以是自杀的导火索，也可以是悬崖勒马的缰绳。“比如说中国人喜欢让人在自杀前考虑一下父母的感受和儿女的命运，这样的考虑确实挽救了不少想死的人。” 在点评吴飞著作《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时，作家梁文道说。

但在他看来，这也恰是自杀问题长久以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学界漠视的原因所在：“这个想法，不是叫你不准自杀，不是叫你珍惜所谓神圣生命的本身，而是叫你考虑孝顺、慈爱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中国人过去并不把‘自杀本身、‘杀害自己的生命本身，当成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来思考。”

而在中西方的自杀研究体系中，未达成一致的远不止这一点。

吴飞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他的一个村子的向导曾经打了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的“疯子傻子”表弟一巴掌，导致表弟回家喝农药自杀身亡。

向导是笑嘻嘻地讲述这件事的，甚至毫不掩饰这场悲剧是由自己的一巴掌造成的。事实上，如果不是学者百般追问，他根本不会将它当作“自杀事件”讲出来。

“这个傻子的故事不禁让我感到了巨大的震撼，而且让我深切体会到，我们完全是在一个非涂尔干的世界里研究自杀。”他写道。涂尔干是西方自杀心理学研究的鼻祖，而“无论涂尔干还是现代精神医学，一个基本的假定都是，自杀总是发生在非正常状态下，要么是一个社会偏离了正常状态，要么是一个人的精神状况偏离了正常状态。但是，我的向导却认为，只有正常人的自杀才算自杀，傻子的自杀根本算不上自杀。”

不仅向导，就连过去的中国学界，也未对自杀中的精神疾病因素投以足够重视。换句话说，中国的自杀研究从一开始就偏离了西方的理论框架，搜集数据的标准也不相同。考虑到这一点，以中西自杀者中精神疾病患者比例的对比作为“中国式自杀”依据，便显得毫无意义。

一项得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基金支持的研究认为，中国人自杀的原因和国外太不一样了：现在在西方有关自杀最流行、解释率最高的模型是精神病的理论，比如欧美和其他发达国家90%以上的自杀身亡者，生前都几乎患有精神疾病。

而在中国，这个比例只有50%左右。

而且，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自杀率下降的现象，似乎也与西方经典的自杀理论—涂尔干理论背道而驰。后者认为，“城市化、现代化以及社会经济的进步将会加剧社会的疏离感，导致更高的自杀率”，这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印证：2008年以来，全球范围内每十万人自杀数的平均值从11.6增长到了14；2012年，韩国的数据是28.1，日本也超过了21。

不过，《经济学人》认为，中国已经接近一个令人担忧的转折点。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的自杀率经历了小幅上升，这一趋势有可能随着经济的放缓而更加明显；带动中国自杀率下降的力量——人口迁徙和城市生活标准的提高也正在失去动力。

（摘自《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