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

跟随麦哲伦一道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航海家安东尼奥，经过我们南美洲之后，写了一篇准确的报道，然而它更像一篇虚构出来的历险记。他这样写道，他看见过肝脐长在背上的猪，还看见过没有爪的鸟，这种鸟的雌鸟在雄鸟背上孵蛋。此外，还有一种酷似鲣鸟却没有舌头的鸟，它们的喙部像把羹匙。他还写道，还有一种奇怪的动物，它们长着驴头和驴耳，身体像骆驼，腿像鹿，叫起来却又像马。他写道，当他们把一面镜子放到在巴塔哥尼亚遇见的第一个土著居民眼前时，那个身材魁梧的巨人，被自己镜子中的形象吓得魂不附体。

从这本引人入胜的小册子里，已经隐约可见我们现在小说的萌芽。但是，它远非那个时代的现实中最令人惊奇的证明。西印度群岛的史学家们，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类似记载。埃尔多拉多这块为人垂涎、但并不存在的国土，长期以来出现在许多地图上，并随着绘图者的想象而不断改变其原来的位置和形状。那位传奇式阿尔瓦尔，为了寻找长生不老的源泉，在墨西哥进行了为期8年的探查。在一次疯狂的远征中，他的同伴们之间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以至于出发时的600人，在到达终点时，仅有5人幸存。在无数个从未被揭开的奥秘中，有这样一个：一天，有11000头骡子从库斯科出发，每头牲口驮有100磅黄金，去赎回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可最终并没有到达目的地。后来在殖民地时期，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卡塔赫纳出售过一些在冲积土壤上饲养的母鸡，在它们的鸡肫里发现了金粒。我们开国者的这种黄金狂，直到不久前还在我们中间蔓延。就在上个世纪，研究在巴拿马地峡修筑联结两大洋铁路的德国代表团，还做出这样的结论：只要铁轨不用当地稀有的车铁来制造而是用黄金，那么方案便是可行的。

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后，我们并未摆脱这种疯癫的状态。曾三次连任墨西哥独裁者的安东尼奥将军，竟用豪华的葬礼来掩埋他在一次称之为“糕点”的战争中被打断的右腿。在厄瓜多尔进行了16年君主独裁统治的加夫列尔将军，死后的尸体竟然被穿上大礼服和挂满勋章的铠甲，还安放在总统宝座上让人们守灵。萨尔瓦 多特奥索福的独裁者马克西米利亚诺将军，在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使3万农民丧生。他发明了一种用来测试食物中毒的摆锤，还下令用红纸遮盖街灯，以控制猩红热的传染。修建在特古西加尔巴中心广场的佛朗西斯科纪念碑，实际上是从巴黎一个旧雕塑制品仓库里买来的的塑像。

当代杰出的大诗人，智利的聂鲁达，11年前，用他精彩的演说使这个地方生辉。那些有良知的欧洲人，当然也有居心不良的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起来自拉美神话般的消息，关注起那个广阔土地上富有幻想的男人和富有历史感的女人，他们生活节俭的程度可同神话故事相媲美。我们从未得到过片刻的安宁， 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凭借火焰中的总统府为工事，同一支正规军对抗，最后英勇战死。两次令人怀疑、而又永远无法澄清的空中遇难，使一位性格豪爽的总统和一位恢复了民族尊严的民主军人丧生。爆发过5次战争和16次政变，出现过一个魔鬼式的独裁者，他以上帝的名义对当代的拉美实行了第一次种族灭绝。与此同时，两千万拉美儿童未满两周岁就夭折了。这个数字比1970年以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因遭迫害而失踪的人数约有12万，这等于乌默奥全城的居民不知去向。无数被捕的孕妇，在阿根廷的监狱里分娩，但随后便不知道孩子的下落和身份了。实际上，他们有的被别人偷偷收养，有的被军事当局送进孤儿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全大陆有20万男女英勇牺牲。10多万人死于中美洲3个任意杀人的小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如果这个比例数用之美国，便相当于4年内有160万人暴卒。

智利这个以好客闻名的国家，竟有100万人外逃，即占智利人口的10%。乌拉圭历来被认为是本大陆最文明的国家，在这个只有250万人口的小国里，每5个公民中便有1人被放逐。1979年以来，萨尔瓦多的内战，几乎每20分钟就迫使1人逃难，如果把拉美所有的流亡者和难民合在一起，便可组成一个比挪威人口还要多的国家。

我甚至这样认为，正是拉美这种非同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它的文学表现形式，博得了瑞典学院的重视。这非同寻常的现实并非写在纸上，而是与我们共存的，并且造成我们每时每刻的大量死亡，同时它也成为永不枯竭的、充满不幸与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我这个流浪和思乡的哥伦比亚人，只不过是一个被命运圈定的数码而已。诗人和乞丐，音乐家和预言家，武士和恶棍，总之，我们，一切隶属于这种非同寻常的现实的人，很少需要求助于想象力。因为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常规手段来让人们相信我们生活的现实。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感到孤独的症结所在。

（摘自马尔克斯获奖现场演讲词，有删节）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