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兵

时下，中国正在掀起一场势头迅猛的反腐风暴，我想借此机会谈点瑞典的反腐经验。

八年前，瑞典隆德大学提供一笔资金，邀我去访学。这期间，我既不用讲课，也不用做课题，只是被领着到处转、到处看，感觉是在“混吃混喝”。临别前，我颇内疚地问东道主：“你们花这么多钱请我，却不需要我做什么，到底是怎么想的？”

一位教授告诉我：“我们想让你了解瑞典的社会制度。”

只有1000万人口、是个蕞尔小国的瑞典，何以有着如此强烈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据瑞典的一位检察长介绍，她当检察官32年，从未受理过一起官员腐败案件。一位警察在讲课时说，他从警20多年，只遇到过一个试图向他行贿的人——那个东欧国家的旅行者因为违章驾驶被他拦住，驾驶员试图给他500瑞典克朗摆平此事。这位警察说：“我一把将他揪进警车。他违章驾驶，依法不过是罚款，但他试图贿赂警察，就会被判刑两年！我根本不会考虑受贿，因为国家给我的工资足以让我体面地生活。”

访学期间，我旁听过一起刑事案的审判。庭审结束后，我问一位陪审员：“你怎样防止自己腐败呢？”

他吃惊地反问：“我腐败？这怎么可能？”

我说：“怎么不可能？”

他说：“怎么可能……”

几个回合的反问后，他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地说：“根本不可能——我上庭之前，不知道审谁；被告上庭之前，不知道谁审；庭审一结束，我们就形成了判决意见。他想行贿也没机会了。”

瑞典官员不腐败的社会背景是人民不贪财。

归国之前，我到一家理发店理发。推门进去后，女理发师问：“您预约了吗？”我郁闷地问：“理发还要预约？”她查了查小本子，说：“后天下午还有个名额，您那时再来吧。”理发后我才知道，一次最简单的理发，收费竟然300多元。但纵使如此赚钱的买卖，人家到下午四点就收工，决不加班。

有一次，我和“文革”期间曾在中国工作很多年的隆德大学东方系主任闲聊。我说：“你们沃尔沃的老板应当很有钱啊？”

他说：“这家伙不道德。”

我吃惊地问：“为什么？”

他说：“他那么有钱，就是不道德。”

我这才明白，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道德观：太有钱就是不道德。我不知道他的道德观是不是瑞典人普遍的道德观，但瑞典人不爱财物爱自然，是普遍的社会感情。

大约一年前，我请瑞典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到中国政法大学讲社会主义。一位叫马延花的女工作人员和我聊天时说：“在瑞典开好车，像做贼似的，生怕被人看见。瑞典人换车，通常还是用以前的那个牌子和型号，这样邻居就往往看不出你换车了。”

瑞典“国民不爱财，官员不受贿”的民风能够形成，在我看来应当有几个主要原因。

其一，完备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使人民心中不慌、不怕。上学不要钱，养老不要钱，看病基本不要钱。人们不用为生老病死“备战备荒”、拼死拼活。

其二，瑞典的税赋达到40%多，重税使国民失去了追逐财富的内在动力。

其三，政务公开。瑞典的政务透明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官员财产公开更是理所当然，就连首相请客吃饭，菜单都需要在网上公开。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经致电瑞典首相，指责反对加入欧元区的瑞典人。不料，此信被公开。希拉克非常生气，再次致信瑞典首相，责问私信为何被公开？结果，此信又被公开。因为按照瑞典法律，这属于政务公开的范畴。

其四，社会透明。不仅公务人员要公开财产，企业高管也要公开财产。根据瑞典“不动产登记制度”，任何人在当地买房子都必须刊登广告，包括房屋所在地点、交易时间、买卖双方的姓名、交易价格、房屋面积及修建情况等内容。这样的广告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只是以备有兴趣了解购房者财产状况的人查询。

其五，民风朴素。瑞典民风不崇尚个人突出，崇尚自然朴素；企业不崇尚加班——一个经常加班的人，会被视为别有用心。

在一个热爱自然而不是热爱财富的国家，官员腐败干什么？反之，在那些金钱至上的国度，官员怎能不腐败？吊诡的是，这个不慌不忙、闲适自然的国家，竟然是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