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代全

1949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如排山倒海、雷霆万钧。渡江战役胜利后，8月19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达了《川黔作战基本命令》。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之后，为了肃清退守到西南地区的国民党残余，第二野战军迅速挺进大西南。

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需要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为此，第二野战军依托1949年5月成立的二野军政大学，加紧培训部队骨干，并从地方招收学员。那年，21岁的我从近300公里外的贵州省道真县考入二野军政大学，穿上了军装。

1950年年初，在国民党大陆残余势力的精心策划下，贵州全省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暴乱。2月至5月，有31座县城被土匪袭击或一度攻占，2000多名地方干部和我军征粮人员牺牲。其间，全省大部分地区交通受阻，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形势异常严峻。

贵州土匪以国民党特务为骨干，以境内叛军（国民党正规军起义后又叛变）、惯匪为打手，欺骗和裹挟不明真相的部分农民组成了股匪。较大的土匪武装有460多股，持枪匪徒有20多万人。

早在1949年1月，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和贵州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就应召去南京领命：一旦政权失势，就利用贵州山高谷深、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等条件，把这里经营成与共产党对抗的“游击根据地”。为此，谷、韩与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共同制订了一套“应变计划”，并在贵阳开办了三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轮训了1600多名特务骨干。在溃逃台湾之前，谷、韩等人再次布置一批匪特骨干，携带40余部电台疏散潜伏，并从监狱中放出800余名惯匪、小偷，配合实施“应变计划”。

土匪暴乱发生后，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二野作战部队迅速集结，开赴剿匪前线。

因为老家就在贵州，所以我对关于土匪暴乱的消息非常关注。听说剿匪部队即将挺进贵州，我立即给校团委写了一份志愿剿匪申请书。

当时，二野军政大学刚刚更名为西南军政大学，学员中提出参战申请的人很多。经过组织的认真选拔，我荣幸地加入了剿匪部队。

到了剿匪部队后我才发现，情况之复杂，远远超出我们事先的想象。那时，我军主力正在贵州和广西交界的九万大山地区剿匪，留在地方的部队不多。这就给了土匪以可乘之机——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参谋长潘跃在成都战役结束后返回贵阳途中，遭到土匪的伏击；我所在部队47师141团的两个营包括团部，被土匪包围在水城、纳雍之间，激战三昼夜才突围成功，牺牲干部战士200余人……土匪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从力量对比上看，敌众我寡，而且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正所谓暗箭难防。于是，我军组织了许多便衣队，扮成土匪或老百姓伺机打击敌人。然而，土匪也不是吃素的，或者假扮成我军的地方武工队，或者穿上解放军的服装强行征粮、抓丁，伺机袭击我方的地方工作人员。

一时间，敌我阵线扑朔迷离、错综复杂、难辨真假。

1951年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们二连在一次剿匪行动中抓获了十名土匪，上级命令我们连将俘虏押送到营部审讯。

副连长南书山参军比较早，剿匪经验丰富且熟悉地形，就主动请命接下这个任务。傍晚，他召集我们一排开会。做了简短的动员后，他又嘱咐战士们：“这一段山路崎岖，常有土匪出没，押解任务并不轻松。明天我们乔装押解，大家要做好准备。”

如何乔装不必多说，但怎么押解却成了难题。在大家七嘴八舌的争论中，我举手发言：“不如把土匪分成几伙，夹在我们中间，一旦有敌情，有利于控制局面。”

南副连长点点头：“嗯，不愧是喝过墨水的。就这么办了！”

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化装成老百姓，穿上破烂衣服，背着从老乡那里借来的筐，一人拿着一把砍刀，押着十个土匪出发了。行走在云雾缭绕的山间小路上，看着两边险峻的地形，我心里默念：千万别出什么情况。

走到半山腰，遇到一个老和尚，看上去有50多岁，正沿着小路往山上走。老和尚看到我们后，站在路边，双手合十，一边念叨着“善哉，善哉”，一边眯着眼打量我们。

从老和尚身边经过时，我被他盯得心里有些发毛，便悄悄靠近走在前面的南副连长：“东家（隐藏身份的称呼），我觉得那个老和尚好像有点儿不对劲儿。你发现没有，他盯着我们时不是‘善哉的眼神，更像是豺狼在寻找猎物。”

南副连长听罢猛地转过身，对准备离开的老和尚喊道：“师父，你是哪个庙里的？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老和尚头也不抬，耷拉着眼皮，手捻拂珠，身子微微前倾，答道：“贫僧姓谢，号隆真，16岁从峨眉山云游至此，一直在梁子那边的大庙里诵经。”

南副连长又问道：“你这是去哪里呀？”

“唉，施主有所不知。这几天，土匪猖狂，庙里几个新来的小僧都不敢出来。今天实在熬不过去，贫僧只好亲自到下面村子去化缘……”

南副连长突然提高声音打断老和尚的话：“你这布袋里鼓鼓的，是什么东西？拿过来！”

老和尚的脸“刷”地一下白了，然后强装镇定：“贫僧……贫僧能有什么，不过是些干粮和一个化缘的钵……”

这时，南副连长亮出手枪直指老和尚，随即转头命令我：“小郑，你带几个人去搜一搜。”

我应声出列，向身边的几个战士一摆手，朝老和尚走过去。老和尚见状，一边高喊“土匪抢劫啦，土匪抢劫啦”，一边把手伸向布袋。我和几个战士立刻扑上去，将他控制住。经搜查，老和尚的布袋里除了几本经书、两块干粮外，底下还有一把枪管被锯短的冲锋枪和十几发子弹。

一番审讯后，“老和尚”垂头丧气地招了。他叫石行云，是“石阡民众救国大队”的上校副大队长。

真是搂草打兔子。于是，我们把“老和尚”也捎上，押着俘虏继续前进。

走过两块长满野草的坝子，我们来到王家村。隔老远就听见村里喊声、骂声一片，我们顿时警觉起来。南副连长命令全排在村头隐蔽，带着排长温建民和我进了村里。

一伙穿着解放军军装的人正在收粮食和治安费。那哪叫“收”啊，明明就是抢——苞米粒撒得遍地都是；一个人正在抢农夫怀里的大母鸡，农夫死也不肯撒手，被一脚踹翻……

这时，对方也看到我们了。一个身材矮胖、干部模样的人大模大样地向我们走来，后面跟着几个端着大盖步枪的“解放军”。

“你们是干什么的？”矮胖子问道。

南副连长没有回答，镇定地打量着对方。

见我们不答话，矮胖子干咳了一声，用比较缓和的口气问：“嗯……同志，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解放军，你们不用害怕……”

南副连长没搭理他，轻轻咳了一声。温排长立即转身，朝村外招了一下手。在村外待命的战士见了，立即按计划从隐蔽处站了出来。矮胖子一见那个“老和尚”被押着，不禁一惊，额头上冒出了细汗。

我们见状，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南副连长慢吞吞地开了口：“哦，我们是乡联防队的。欢迎解放军同志到我们乡来！”

矮胖子立刻大步上前，和南副连长握手：“自己人，自己人。”

双方握罢手，南副连长故意把手背到身后，大声问：“不知解放军同志从哪里来的啊？”

对方松了一口气，答道：“我们是49师146团的，驻扎在草山那边。”

石阡县境内只有我们141团。这个矮胖子在说谎！

南副连长早就断定，这些人是土匪！他一边“亲热”地和矮胖子说话，一边用背在身后的手朝温排长做了个手势。

温排长明白了手势的意思，慢慢地朝后退了几步，看了一下站在村头的战士，琢磨着如何解决掉这帮土匪。

这时，一个预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老和尚”朝矮胖子大喊了一声：“五赖子，救我！”然后，猛地挣脱了看押的战士，拼命向矮胖子跑去。另外十个被押送的土匪见状，也趁机挣脱出我们的队伍，四散逃命。

南副连长一把抓住矮胖子的后衣领，用枪口抵住对方的下颌，低声喝道：“让你的部下放下武器，要不，我打死你！”然后，他又朝战士大声喊道：“抓活的，一个也别让他们跑了！”

矮胖子还想把戏演下去，忙说：“老兄，别误会！我们是解放军，一家人……”

南副连长眼睛一瞪，大吼一声：“胡说，谁和你是一家人？我们才是解放军！”

矮胖子见大势已去，两膝一弯跪在地上，投降了。那个抢母鸡的家伙趁乱想跑，我奔过去照他脸上就是一拳。他“扑腾”一声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求饶。众土匪见了，也只好放下武器。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五赖子及其手下20余名土匪全部被活捉。只有“老和尚”石行云在逃跑时被温排长一枪击毙。

战斗结束后，王家村的老百姓才弄明白：身着破烂衣服的人才是真正的解放军，而那群穿着解放军军装的家伙都是土匪。

没过多久，贵州的匪乱被平定了。

1958年，我从部队转业来到北大荒。在这里，我与战友们再次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屯垦戍边。856农场成了我的新家园。

（整理/王景福 程雅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