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

2014-10-16杨菊华

人口与经济 2014年5期

摘要：文章利用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系统描述了1990～2010年两性时间利用的变动趋势、现状及特点，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女性的时间分配呈现“三短二长”的特点，即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工作时间短、学习时间短、闲暇时间短，而家务时间长、睡眠时间略长的特点。综合来看，她们的总劳动时间超过男性，劳动负担更重，尤其是城镇女性。二是婚姻对两性时间分配的作用相反：婚姻增加男性的工作时间，减少其家务时间，但降低女性的工作时间，婚姻增加其家务时间，表明婚后女性会牺牲自己的工作、学习和休闲娱乐时间，来维持家庭运行和经营婚姻。三是较高的教育和收入有助于把女性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但她们过长的家务时间又阻碍了收入的提升。无酬劳动占用女性太多的时间，不利其社会劳动参与、学习和休闲，使她们具有更大的依赖性。故此，推进性别平等，必须同时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着手，需要倡导两性之间更为有利于性别平等的时间分配模式，需要倡导家庭内部分工的互助性和分担性。

关键词：时间利用；时间分配；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5-0003-10

一、引言

在现代社会，时间是宝贵的财富和资源，而时间利用或支配方式是一切福利的基础，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通过对时间利用的分析，可认识社会变迁、劳动分工、家务时间的配置、无酬劳动的价值、交通运输、休闲娱乐、养老金计划、医疗保障等诸多问题，亦可全面、深入地刻画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情况，提供有关民生的翔实信息，还可了解社会发展程度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进而支持宏观和微观分析，为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住户调查就开始了时间利用的实时记录调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开始进行跨国比较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和数据资料。如今，在发达国家，时间利用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包括对无酬劳动估价、投入产出等宏观经济分析，劳动力市场、家务分工、家庭照料等微观经济学分析，以及个体福利的评估，等等^[1]。在中国，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中国的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针对时间利用的调查于2008年由国家统计局组织实施，由此带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

由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时间利用存在很大的性别差异：女性投入更多的时间在无酬的家务劳动上，而男性投入更多的时间在有酬的社会劳动上。为此，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了各国政府统计机构开展时间利用研究的动议，以改进对妇女无酬劳动的计量方法，客观反映妇女对国家经济社会的贡献。2001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0-2010年）》也要求“增加妇女自我支配的时间”。

本文利用1990、2000和2010年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分析两性在过去20年中时间利用（也称“时间分配”）的现状、特点及纵向变动趋势。我们将时间利用区分为五个方面，即因生存需要而投入的社会劳动（或工作）时间、因发展需要而投入的学习时间、因生活需要而投入的家务劳动时间、因生理和心理双重需要而投入的休闲娱乐时间、因生理需要而投入的睡眠时间。这些必要的时间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时间的基本系统，尽管这并非全部活动的时间安排。通过对它们的描述分析，把握不同时点两性时间利用模式的异同及相关要素，进而提出如何通过对时间利用的调整，更好地平衡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初步政策思考和建议。

从性别视角出发，了解我国居民的时间分配，突出两性的时间利用模式，对于认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并为决策部门制定有利于两性共同发展的劳动就业政策，进而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质量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到目前为止，一方面，关注性别平等的文献多从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地位等更为宏大的问题入手，而时间利用因看似是个人问题而未引起关注；另一方面，有关时间利用的文献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切入，或重点分析家务劳动时间，仅有少量文献从性别视角分析闲暇时间^[2]或自我支配时间^[3]的性别差异，与此同时，兼顾不同活动时间分配的研究不多见^[4]，而纵向比较近20年来不同时代两性在各项主要活动中的时间利用的研究几乎缺失。本研究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方面的空缺，而且有助于拓宽性别研究视角和时间利用的社会学研究视野。

二、国内外时间利用调查及研究的基本情况

时间作为测量人类生活的计量单位，直观地反映出人们在各项生产和生活活动的投入行为。时间分配是认识与衡量人们各项活动的天然工具，可提供更可靠、更有效、更广泛的统计信息，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认可^[5]。许多国家先后开展了时间利用调查：1920～1950年代，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就开始进行不定期的时间利用调查；随着统计技术的进步，相关调查在1950～1980年代得到较快发展；此后，抽样技术更加成熟，调查手段更加完善，统计方法更为先进，调查规模逐渐扩大，调查频率更为稳定，应用领域也不断拓展。美国、加拿大、日本、欧盟多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以及联合国均进行过多次相关调查；进入21世纪后，包括印度、蒙古、老挝、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亦为改进对本国无酬劳动和非正规就业的统计，进行了时间利用调查。如今，通过对住户人群的概率抽样，以及对各项活动的详细分类，可以获取各类人群各项活动的时间分布状况，进而了解人们的时间利用特点，把握人们的生活模式，反映各类经济活动人口及就业规模等信息，并提供一般数据所不能提供的成年女性、成年男性、儿童和老人在私人领域及公共领域各种活动的参与情况。

2008年，中国国家统计局专门进行了一项时间利用调查，调查中把居民的活动分为5大类9小类，即个人活动、有酬生产活动（包括就业活动、家庭初级生产经营活动、家庭制造和建筑活动、家庭服务经营活动）、无酬劳动（即为自己和家人最终消费提供的无酬家务劳动、照顾家人和对外提供帮助）、学习培训、娱乐休闲和社会交往。其中，第一类和后两类活动只能由本人完成，其他人无法代替。

统计结果显示，无论是有酬劳动还是无酬劳动，两性差异都很大。首先，在有酬的劳动参与率方面，女性为63%，男性为74%，超过女性11个百分点。在参与有酬劳动的人群中，女性每天工作6小时54分钟，男性为8小时4分钟，超过女性1小时10分钟。相反，女性无酬劳动的参与率为92%，男性则为65%，二者相差27个百分点。女性每天用于无酬劳动的时间约4小时，而男性仅为一个半小时，二者相差近两个半小时。

这些数据表明，两性之间的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模式。尽管无酬劳动主要发生在家庭界限以内，但在当下社会，公域和私域之间并无绝对的区分，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6]。2013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各类失业人员中女性因料理家务而失业的比重高达35.6%，远远超过男性的3.4%。尽管中国女性有酬劳动的参与率位居世界之首，但与此同时，更高比例的中国女性肩负着家庭和社会的双重责任。

2008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无酬劳动同时存在较大的城乡和性别差异。城镇女性每天的无酬劳动时间约为3小时36分钟，农村女性为3小时46分钟，城镇男性为1小时36分钟，农村男性为59分钟。可见，农村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最长，而农村男性最短。

时间利用也受制于人们的年龄。基于对2008年国家统计局的时间利用调查数据的详细分析，薛东前等人发现，从青年阶段开始，居民的工作时间逐渐减少，并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在某一个水平上，老年之后又逐渐减少，大致呈现反“L”型的变化；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时间先逐渐增长，后逐渐减低，在降低到某一水平后再增长，呈现“N”型的变化。35岁是生活时间的第一个转折点，而这与东方文化“三十而立”的人生观念密切相关：人们多在30岁之前结婚生子，并且有一份稳定的事业；第二个转折点是45 岁，说明中国居民从45 岁开始，将在家庭事务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7]。居民每天的休闲时间则呈现出“U”型模式：从青年时期开始，休闲时间逐渐降低，当降低到某一水平后，开始持续增长^[8～9]。

若将年龄与性别结合起来考察则发现，两性自我支配时间的低谷有别：女性自我支配时间的低谷在25～34岁，且2008年与2000 年相比，该年龄组女性的自我支配时间不增反降，在各年龄组中与男性的差距最大，这可能与女性在25～34 岁处于生育高峰以及子女照顾负担偏重有关；男性自我支配时间的低谷发生在35～44 岁，比女性晚10年^[10]。

此外研究还发现，时间利用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相关联。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从40个城市6000余名被访者中收集的时间利用信息显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者，工作时间越长，家务劳动时间越短^[11]。同样，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分析结果也表明，在收入大于零的群体中，当居民的收入为0～500元/月时，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最长，为6.24小时，休闲时间最短，为3.13小时。随着收入的增加，工作时间开始逐渐减少，而当月收入大于2000元之后，工作时间又开始逐渐增加，当月收入达到5000～10000元时，居民工作时间达到最大，约为5.97小时，而当月收入大于10000元时，工作时间又开始逐渐减少^[12]，呈不规则的波浪特点。

少数研究从社会性别、资源交换、生命历程和闲暇时间等理论视角，分析了人们（尤其是两性之间）时间利用差异的原因，认为两性时间利用的差异源自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女性对家庭较低的经济贡献、不同生命周期过程中对家务服务的需求、人们的闲暇理念和模式，等等。这些视角也为下面的数据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我们认为，在诸多因素中，性别角色观念可能起到基础核心性的作用，它会制约两性之间对公共资源占有的不公平，进而使得他们对家庭资源贡献的多寡不等。同样，在一个家庭中，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处于相同的生命阶段，但时间分配不仅不会因此而一致，而且还可能进一步强化“男主外、女主内”、男性为家庭提供面包、女性为家庭提供服务的性别角色分工。此外，由于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在一个活动上投入的时间越多，必然减少其他活动投入的时间；若两性的角色定位固化不变的话，女性的闲暇活动时间也不是自己所能掌控的。

三、数据来源与指标测量

1.数据的基本情况

我们利用1990、2000和2010年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以下简称“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两性时间分配的现状、模式和纵向变动趋势。本数据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样本的代表性：除1990年调查仅在11个省（市、区）进行外，其余两次调查均在全国进行；即便1990年的调查没有覆盖全国各省，但也是随机抽样的结果，故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可推断为样本人群的共同特征。二是数据的动态性：三次“地位调查”虽非纵向追踪相同个体，但由于每期调查数据的随机性，可通过对不同时点的考察，来动态地把握样本时间利用的纵向变动趋势。三是内容的丰富性：除常见信息外，“地位调查”还包含较为详细的时间利用信息，包括一天之中用于工作、通勤、学习、家务、休闲和睡眠的时间。这样的资料往往是一般的社会调查中所缺失的，十分宝贵；加上调查还提供样本人群的人口学、经济社会、性别观念等方面的信息，使我们得以考察两性之间在一些主要活动中的时间分配，并挖掘二者时间利用模式差异的部分相关因素。

但是任何一项跨越时间的调查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三次“地位调查”数据亦然。比如，不同时点的研究设计变化致使一些相关问题在三次调查中并不完全兼容。数据的局限使得这项纵向比较研究极富挑战性和艰巨性。但是，挑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坐等有了更为兼容的数据以后再来关注这个问题；任何一个数据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关键是要认识到局限，并最大限度地加以应对。事实上，尽管存在上述局限，本文所用数据依旧是迄今进行时间利用纵向比较研究的最佳数据之一。

2.时间利用测量指标

本文的样本为16～65岁在业人口。在剔除所有所用变量的缺失个案后，总样本量为57021人；其中，女性27909人，占全部样本的48.95%；男性29112人，占全部样本的51.05%；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分别有21015、15676和20330个样本。

我们的研究关注的是在过去20年中两性的时间利用问题，故因变量为历次调查的时间利用。在三次“地位调查”中，尽管问法略有差别，但都问及受访者每天用于工作、通勤、学习、休闲、娱乐、家务和睡眠等七类活动的时间。需要指出的是，每期调查并未穷尽人们一天的全部活动时间，故总时间加起来不足24小时。

1990年的调查询问受访者昨天的时间分配，即他们的工作时间，上下班路途往返时间，购物、做饭、洗衣和其他家务时间，学习时间，看电视时间、其他自由支配时间，睡眠时间。

2000年的调查是这样问受访者的：“请您仔细回忆一下，前一个工作日您用于下列活动的时间各是多少？”选项包括：工作/劳动/经营活动，工作/劳动/经营活动往返路途，做饭、家庭清扫、洗衣和其他家务劳动，看电视、其他休闲活动（如看报纸小说，聊天、娱乐等），学习，睡觉。本次调查的问法与1990年相比有了改进，因为若“昨天”不是工作日的话，即便是在业人口，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很可能填答为0。

2010年的调查问题是这样设置的：“请您仔细回忆一下，昨天您用于下列活动的时间分别是多少？”选项包括：有收入的工作/劳动/经营活动（含家庭手工/种植/养殖等），学习（含专业培训和借助媒体的学习等），工作/劳动/学习往返路途，家务劳动（含做饭、清洁、照顾家人、日常采购等），看电视、其他休闲活动（如打牌、看电影、聊天等），睡觉（含午休）。由此可见，2010年的问法又回到了1990年的问法，与2000年的问法略有差别；但是，与1990年调查不同的是，2010年在询问受访者“昨天”的时间利用前，先问他们“昨天”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故可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低估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的问题。

本次研究首先分析7类活动的时间分布，仔细考察样本投入在工作、通勤、学习、家务、休闲、娱乐、睡眠方面的时间，关注其基本现状和变动趋势。进而，将工作时间与通勤时间进行合并，将休闲时间和娱乐时间予以合并，形成工作、学习、家务、休闲、睡眠5类活动，分析它们与受访者的人口学、劳动就业、性别观念等因素的关系，探究时间利用的特点。

四、1990～2010年在业人口时间利用的基本状况与变动趋势

人的时间是固定的，花费在一种活动中的时间越长，花在其他方面的时间就会相应缩短。在过去20年中，人们用于包括通勤在内的工作时间平均为每天404.9分钟，用于学习的时间平均为20.1分钟，家务劳动平均占据受访者大约153.7分钟，人们平均花204.0分钟休闲娱乐和看电视，平均花481.5分钟睡觉。总体而言，睡眠时间最长，其次为工作时间，再次为休闲娱乐时间，家务时间随后，用于学习的时间最短（见图1）。

将时间分配与时点结合起来分析发现，过去20年中，人们的时间利用展现出“二升四降一稳定”的特点（见图2）。“二升”是指睡眠和娱乐时间有所延长，后者尤甚；“四降”则是指每天花费在工作、学习、家务和休闲方面的时间都在缩短。可见不管是家内劳动还是社会劳动，样本人群的负担都随时间而减轻，而生理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人们平均的睡眠时间从略低于8小时变为超过8小时。

这样的结果也表明，除这些常规活动外，2010年与1990年相比，人们的活动领域可能更为宽泛和丰富多彩，超出了调查涉及的这些常规范畴。

五、1990～2010年两性时间利用的特点和规律

1.女性的时间分配呈现“三短二长”的特点

如图3所示，两性花在工作、学习、家务、休闲等方面的时间都存在较大差异，而睡眠时间差异很小。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工作时间短、学习时间短、闲暇时间短，而家务时间长、睡眠时间略长的特点。虽然女性工作时间短于男性，但家务劳动时间却超过男性两个小时，用于充实自己的学习时间和闲暇时间亦短于男性。综合考虑工作和家务时间，女性的总劳动时间超过男性，劳动负担更重。这些特点在三个调查时点都是如此。

2.时间利用随年龄的变化而变化，两性既有明显的共性，也有突出的差异

一是多数种类的活动与年龄组之间的关系模式不同，唯有睡眠和休闲比较相似，二者均呈“U”型：年轻组和年长组睡眠休闲时间较长，而所有中间组的时间较短。二是工作时间与年龄的关系呈倒“U”型，15～24岁组的工作时间较短，然后随年龄组的上升而延长，持续一段时间后，工作时间或快速或缓慢降低。三是学习时间随年龄的增长匀速线性下降。四是家务时间随年龄呈现波浪式上升。全部人群的这些特点同样也见于男性和女性，所不同的是二者投入到不同活动的时间有差别：两性工作时间最长及开始下降的年龄组都有差别，男性的变化更为明显，其30～34岁组和50～54岁组均有明显的转折，前者工作时间最长，后者开始降低；女性工作时间延长的拐点不明显，但有较为明显的降低拐点，一是在35～39岁之间，二是在45～49岁之间。此外，无论哪个年龄段，男性工作和休闲时间都超过女性，而家务时间远远短于女性；即便在女性做家务最少的年龄段，也比男性做最多家务的年龄段投入更长的家务时间，而在休闲和工作的时间投入则刚好相反，即使女性在休闲时间最长的年龄段，其休闲时间也短于男性；类似地，在所有年龄段，女性的工作时间都短于男性。

3.城镇男性工作时间最长，而农村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最长

图4清晰显示，两性的时间分配与城乡户籍互动明显。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按城镇男性、城镇女性、农村男性、农村女性的顺序依次递减，而睡眠时间则梯次递增。因此，城镇男性每天的工作时间为478分钟，学习时间超过半小时，都是四类人群中最长的；相反，

他们的家务劳动和睡眠时间都最短。在四类人群中，休闲时间最长的是农村男性，最短的是城镇女性。农村女性的时间分配具有 “两短两长”的特点：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短，家务时间和睡眠时间较长。综合来看，农村男性相对轻松，城镇女性负担最重。总之，在工作、学习与睡眠方面，性别差异小于城乡差异，而家务劳动与休闲娱乐时间刚好相反。

4.在婚男性的工作时间最长，在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最长

通过将性别与婚姻状况进行互动（见图5）可知，在婚男性的工作时间最长，而未婚男性会投入稍多时间在学习和家务方面。这可能暗示着，一旦男性步入婚姻的殿堂，原本由他们自己承担的家务转嫁给了妻子，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婚女性的家务时间远远长于其他三类人群。若结合城乡户籍判断，农村在婚女性每天平均投入252分钟在家务方面，时间最长。据此可知，对女性而言，城乡户籍和是否在婚对其家务时间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休闲时间在未婚男性、在婚男性、未婚女性和在婚女性四个人群中呈递减趋势。

5.工作和学习时间随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延长，而家务和睡眠时间则刚好相反

与仅受过小学以下教育的人相比，拥有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大约延长150分钟，学习时间增加48分钟，而家务时间减少144分钟，睡眠时间减少33分钟。各类人群投入休闲娱乐的时间差异相对较小，且略呈倒“U”型。若同时考虑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就会发现，无论在哪个教育层级，性别之间都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尽管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减少家务劳动时间，但在相同教育层级中，两性差距甚大，女性依然承担绝大部分家务。同时，即便拥有大学教育程度，女性每天的学习时间也低于男性。

6.收入与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正向相关，而与睡眠时间和家务时间负向相关，但各调查时点和性别差异均十分明显

收入与时间分配之间存在“两长两短一不变”的关系。所谓“两长”，是指收入越高，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越长；所谓“两短”，是指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家务时间和睡眠时间较短，高收入者家务时间的降幅更大；“一不变”是指在不同收入群体间，休闲时间的差异不明显。若同时区分调查时点、收入水平和性别，会发现一些新的特点。随着收入的变化，睡眠时间在两性之间呈现类似的变动模式，但不同年份之间存在差异：在1990年和2000年的调查中，睡眠时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梯次递减，而在2010年时，睡眠时间差异只见于中低收入者与中低收入以上者之间，中高收入与高收入之间不再有明显差异。又如，三个年份中，随着收入的变化，工作时间与家务时间在女性群体中的变化幅度大于男性群体，可见收入与女性工作时间的正相关关系、与家务时间的负相关关系程度均大于与男性的关系。再如，休闲与睡眠时间在不同年份与不同性别间的关系与总体情况比较接近。

7.性别观念更为平等的女性，工作时间较长，家务时间较短，休闲时间也较短

图6展示了人们的性别观念（测量为受访者是否同意孩子跟随母姓）和性别之间的互动与四类时间利用的关系。是否同意孩子随母姓是一个深层次的文化理念，可较好地反映人们的性别观念。结果表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若赞成子女随母姓，其工作时间都更长。与不赞成的女性相比，赞成孩子随母姓的女性的工作时间约长半小时；同样，她们的学习时间也比不赞成的女性长约7分钟。相反，她们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短于不赞同的女性受访者40多分钟，差别很大。若男性赞同孩子随母姓，其家务劳动时间微弱长于不赞同之人。这一方面表明，性别观念对女性的作用明显强于男性；另一方面，若男性拥有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他们会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若女性拥有更平等的性别观念，她们的家务负担有较大减轻，且减轻幅度大于拥有性别平等观念男性家务劳动时间增加的幅度。

六、总结、讨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三次“地位调查”数据，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男性和女性时间利用的现状、特征和变动趋势。初步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调查时点、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性别观念等诸多因素都与受访者的时间利用密切相关，据此可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中国女性的劳动负担重于男性。尽管两性在睡眠方面的差异很小，但用于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学习培训、休闲娱乐的时间都存在较大差异。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时间利用具有“三短两长”的特点，即工作时间短、学习时间短、闲暇时间短，而家务时间长、睡眠时间略长。虽然女性的工作时间短于男性，但用于维持家庭正常运行的家务劳动时间却超过男性两个小时，用于发展提高的学习时间以及用于恢复精力和维持身心健康的闲暇时间亦短于男性。综合考虑工作和家务时间，女性的总劳动时间超过男性，劳动负担更重：在1990、2000和2010年间，女性的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相加，每天分别超过男性69、57和 39分钟，尽管有所降低，但每天依旧相差近40分钟。这一特点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模式刚好相反。尽管在2003～2012年间，美国男女两性的家务劳动和工作及相关时间的差异在缩小，但一个基本趋势是，男性的家务时间和工作时间相加后，依旧超过女性，2003、2006、2009和2012年的差值分别为44、37、31和27分钟。

而造成中国女性劳动负担重的根本原因在于，她们的家务劳动时间过长，两性工作活动的时间利用与家务劳动的时间分配形成鲜明的对比。结合不同调查时点的纵向比较来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一方面，用于工作、学习、休闲和家务的时间都随年代的推移而减少，而睡眠时间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两性在这四项活动的时间分配差距亦随时间推移而缩短——比如，他们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差异从1990年的139分钟降至2010年的87分钟。若把城乡等因素也考虑在内的话，在家务与休闲方面的时间分配差异依然是由性别主导，突显两性在家务劳动分担方面的不平等性。

其二，学习时间随时代的推移而大幅度降低，女性的学习时间尤短。在全部人群中，学习时间从1990年平均每天28分钟降至2010年的14分钟，降幅达到100%，且在所有时点，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的学习时间始终短于男性的学习时间。那么，中国人是不是变得越来越不爱学习了呢？中国的女性是不是比男性更不爱学习呢？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学习可以有多种方式和途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学习；上网看电视也可以是学习；读书看报同样可获得新知识、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与1990年相比，2010年学习的途径显然更多。尽管如此，中国人专门用于学习培训的时间大幅减少的现象依旧十分值得警醒。从个体来看，学习时间的减少可能会制约人们的发展空间，阻碍生活品质的提高；从国家层面来看，一个学习兴趣不高的民族，其创新能力无疑也会受到制约。

在美国，在2003～2013年的10年中，美国人平均用于教育活动的时间基本保持不变，2003年为每天28分钟，2012年为30分钟。若将性别也考虑在内，尽管2012年美国女性每天用于教育方面的时间略低于男性，但在2003年、2006年和2009年三次调查中，女性用于教育的时间均超过男性。在中国，女性的学习时间更短，而且几乎在所有年龄段，男性的学习时间都超过女性，且时间差异几乎不变：男性均比女性每天多学习9～11分钟；只有在16～24岁这个年龄段，二者的差异只有6分钟。这可能透视出，婚后的女性用于学习的时间更短，她们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家庭事务中。在一个日新月异、知识就是财富的时代，无论因何种原因放弃学习，都很可能进一步制约女性职业能力的提高、综合素养的改善，进而不利于她们的终身发展，因为有很多知识不是通过工作经验的积累就可以获得的。

其三，闲暇娱乐时间随时间的流逝而缩短，女性的休闲娱乐时间更短。在1990～2010年，尽管休闲娱乐方式更为多样，场所越来越多，休闲的重要性也深入人心，但休闲娱乐时间却从1990年平均每天237分钟降至2010年的180分钟，降幅达57分钟，超过43%，而其中主要是休闲时间的缩短。一方面，这可能与不同时点人们对休闲娱乐的界定有关；另一方面，下降的趋势也许表明，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忙，越来越累，女性更累。在每个时点中，男性的休闲娱乐时间都超过女性：1990年相差44分钟，2000年相差39分钟，2010年相差26分钟。在生命历程的所有阶段也是如此：在16～24岁、25～29岁期间，两性差别最小，但男性每天的休闲时间依旧约超过女性半小时；30～44岁期间，两性差距增大，男性平均每天多休闲37分钟；45～55岁期间，差异有所回落，但55岁后又进一步扩大；在60～65岁人群中，两性差别升至50分钟，呈不规则的“N”型。与学习时间一样，年龄的这一特点同样表明，婚后女性会牺牲自己的休闲时间，特别是在生儿育女期间；在家庭空巢的初期，家务负担有所减弱，故性别差异缩小；但一旦进入老年时期，性别差异更为凸显，女性的照料角色又被进一步强化。

婚姻对两性时间分配的作用恰恰相反：婚姻在增加男性工作时间的同时，减少了其家务时间，相反，婚后女性投入到家务方面的时间大幅延长，而工作时间则相应缩短；在未婚人群中，两性家务时间之差为62分钟，而在在婚人群中，差别升至133分钟。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女性分担了男性在未婚时可能承担的部分家务；另一方面，婚姻还给妻子带来额外家务，包括养育子女，以及经营婚姻和维持家庭所必需的一些日常事务，所以只好牺牲自己的休闲时间和学习时间。事实上，无论男性女性，婚后都可能将工作单位调到离家较近之地，缩短通勤时间；但是，男性该时间的变化较小，而女性较大——比如，2010年，不在婚女性的通勤时间为36分钟，在婚女性为28分钟，而不在婚和在婚男性分别为39分钟和36分钟。

男女两性的时间分配与多个因素密切相关，除时点、年龄和婚姻状况外，还包括户籍、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性别观念等。在所有人群中，城镇女性的负担最重，农村女性与城镇男性的负担较为类似，而农村男性的负担最轻。结合教育和收入考虑，也许能看发现性别差异背后的原因：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工作和学习时间越长（收入和工作可能互为因果），家务劳动和休闲时间越短。但教育未有足够的力量平衡性别的差异，因为在同等的教育层级，上述性别差异依旧如此。同时，收入的高低与女性家务、工作时间的关系大于收入与男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模式背后，隐含的可能是两性之间资源的不公和权利的不对等。作为对家庭的一种重要和显性的贡献，收入的提高可以提升女性在家庭中的协商能力，增强她们的话语权，可为私人领域的平等分工提供可行性；反过来，较轻的家务负担，无疑也会促进女性的社会劳动参与，提高其收入水平。分析结果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某些线索，即社会劳动的参与不仅可在较大程度上改善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独立自主的能力，而且还有助于把她们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赖。

总之，基于对三次“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可知，在过去20年中，由于无酬劳动占用了女性太多的时间，她们的社会劳动参与时间、为发展而投入的学习时间、为身心健康而分配的休闲时间都受此影响；而一旦步入婚姻的殿堂，她们更会主动或被动地经营婚姻，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行。故此，推进性别平等，需要同时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着手，需要兼顾两性之间时间的均衡分配，需要倡导家庭内部分工的互助性和分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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