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群

摘要：

消费是经济發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我国最大的经济失衡就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根本上就是收入分配的失衡；最重要的结构调整就是投资与消费的调整，根本上就是收入分配的调整

在增加劳动收入的前提下，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切实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从而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粮食价格决定了农村劳动力价格，间接决定了中国工人阶层的整体薪酬水平，也就最终决定了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

关键词：消费 结构调整 农民收入 原动力 粮食价格决定论

一般而言，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出口、消费三种力量拉动。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一点，把全球看做一个大市场，外贸就可以忽略不计，经济均衡就是三部门的均衡，取决于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力量就是消费。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这是本文的第一个观点。如此看来，任何经济危机的本质都是投资与消费失衡引起的，而这种失衡又往往是消费不足造成的，也就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个人占比过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一直存在，从经济结构来看，投资独大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在此意义上，与调结构的初衷渐行渐远。同时，随着我国超过德国成为第一出口大国，贸易争端会愈演愈烈，出口导向型的路子会越走越窄，投资对经济的边际贡献已经降低，依托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的模式也难以为继，调结构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成为了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2009年中国8.7%的经济增速中，投资拉动了8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92.3%；消费拉动了4.6个百分点，贡献率为52.5%；而净出口拖累了3.9个百分点，贡献率是负44.8%。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扩大投资的政策拉动，消费不旺，经济真正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因此，我国最大的经济失衡就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根本上就是收入分配的失衡；最重要的结构调整就是投资与消费的调整，根本上就是收入分配的调整。这是本文的第二个观点。

在我国，消费能力不足的原因是劳动收入增长远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而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是远低于城镇居民。近20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64%下降到2000年后的50%以下。因此，在增加劳动收入的前提下，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切实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从而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是本文的第三个观点，也是核心观点。

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曾经是我们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在造就了我们“世界工厂”的同时，也造就了我们巨大的贸易顺差，大量的外汇、人民币升值压力给我们带来各种麻烦，可是辛辛苦苦创造的社会财富却被别人享受。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劳动力价格能够保持长期低廉呢？那就是我们拥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样一种状况维持了我们低通胀、高增长的局面，但我们付出的却是环境恶化、基尼系数进一步加大一系列代价，赚得的只是GDP两位数的增长。这就好比股民在股市上赚得了指数而赔进了现金一样。

那么农村劳动力价格是如何确定的呢？是用工单位吗？不是，是粮食。是粮食价格决定了农村劳动力价格。粮食生产是农村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卖粮收入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民工进城务工时总会对薪酬有一个心理预期，当用工企业开出的薪酬与这个心里预期基本吻合时，雇佣关系就会成立。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传导机制：粮食价格决定了农民收入，农民收入决定了农民工的薪酬预期，薪酬预期决定了薪酬水平，农民工薪酬水平又决定了中国工人阶层的整体薪酬水平，也就决定了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我把这样一个机制称作“粮食价格决定论”，这是本文的第四个观点。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从中国发展学得的工资定律》一文中“工业的工资，是由农作的收入决定的”这一观点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自2004年中央出台惠农一号文件以来，每年的惠农资金也增加很快，从中央层面可以看出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但为什么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倒是愈拉愈大？核心原因主要是什么？是什么影响力农民收入的增长？

第一个原因，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卖粮食收入，粮食是其核心部分，但粮食价格一直难以涨上去。同时国内粮食价格高于国外又是一个长期现象。美国农业部2009年12月14日发布的小麦研究报告显示，2009/10年度，美国小麦市场价格为每蒲式耳4.65-5.05美元，约合每斤0.58-0.63元。这个价格与国内小麦的价格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可以预见，欧美发达国家对农业的高补贴政策和现代化大农业生产方式将对我国农业和农民构成长期的威胁。我国粮食生产仍然处于低市场化阶段。2006年我国粮食商品率仅为35%，一半以上的粮食没有进入商品流通领域，而是由农民自己使用，使得粮食价格并不能完全反映粮食供求情况。

第二个原因是农民外出打工的工资增长永远赶不上城镇居民工资增长的速度。农民收入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在城市打工的收入，农民在城市打工，一般都是从事的低报酬而城市居民不愿意从事的职业。另外，农民工的加薪预期是与粮食价格挂钩的，城镇居民的加薪预期是与公务员的收入挂钩的。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每当通货膨胀发生，政府更关注的是城镇居民，而控制通货膨胀的最大法宝也是粮食。所以即使农民工的工资也可以上涨，但却永远赶不上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

第三个是农村工业化与创办中小企业的收入与城市相比差距很多，原因是获得的金融支持与服务与城市相比差距甚大。

第四个原因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土地通过征地被拿走，而土地增值收益大多数农民却被排斥在外。农民最重要的资产是土地，土地通过工业发展与城镇建设会产生很大的增值，很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又有一个征地政策，一块土地如果发展工业了，用于城镇建设了，通过征地就拿走了，农民只能获得极低的价格补偿而却被排除在增值享受之外。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1992年至2007年，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66.1%下降到57.9%，降低了8个百分点。如果城乡居民收入不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相应提高，既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背离，也不利于公民素质、技能的提高，也会影响我国产业升级，从而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农村人口仍然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如果不能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由于农民工价格优势的存在，工业工资也难以提高，这不是单凭劳动法和政府文件能解决的，其中自有它的规律。因此，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首先要考虑如何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这不仅是缓解愈拉愈大的城乡差距、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也是切实改善民生、增强消费能力，最终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需要。

在现代社会，再多的土地也是无法承担起农村居民乃至全体公民工业化条件下的物质需求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有两条：一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减少农村人口；第二条是实现农民收入多元化，减少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特别是对粮食的依赖。

人类发展的经验表明，工业化、现代化是提高人民福祉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通过城乡一体化减少农村人口，减轻土地负担，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社会公平。为此我们首先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要创造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岗位，就要在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构建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的，阶梯有序、良性互补的产业结构。只有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才能实现土地集中经营，才能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才能使留在土地上的劳动力创造规模效应，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达到增长增收的目的。

第二要推动农民收入结构多元化。前面我们提到“粮食价格决定论”，那么是不是只要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就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呢？由于欧美粮食价格低于国内是整体性和长期态势的，这就大大压缩了粮食价格政策的操作空间，一味提高价格的不现实的。但同时当日本和泰国大米在国内卖到十元、几十元甚至近百元（公斤）的时候，我们被称为“珍珠米”的东北大米也只能卖到四元。可见，我们的粮食品质不高也是整体价格水平难以提高的原因之一。我们要用7%的土地养活20%的人口，一直以来更加关注的是粮食的单产而非品质。山区面积广大，山脉纵横，平原狭小，分布零散是我国的主要地貌特征，这虽然限制了现代化大农业的规模，但也为我们发展高效特色农业带来得天独厚的条件。所有第一条，今后我们应调整粮食策略，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保证粮食安全的同时，引导、鼓励、帮助留在土地上的农民，特别是山区的农民发展特色农业，以特色、品质、绿色无公害等优势开发占领国内外市场，减少对传统种养殖业的依赖。第二条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农村土地。改革開放以来，大量的农村用地被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占用，农民却没有在土地增值收益中获得任何好处，农民应得的土地收入被合法地剥夺了。农村土地要实行特殊政策，取消目前的征地政策，采取农地直接入市政策，要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农民可以以参股或者是直接经营。第三条就是要有效开发农村资源。农村拥有大量的诸如旅游、林木等资源，通过对这些资源的开发改善农村的产业结构，扩大农民的收入来源。第四条是提高农民的保障性收入，尽快实现城乡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