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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孟和:把“社会”变成“学”

2014-10-14徐百柯

语文世界(初中版) 2014年6期
关键词: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徐百柯

屋内,一个学者,伏案写作,或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间徘徊;窗外,一个少年,放学途中每日被这灯光吸引,自问:我长大后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少年日后成名,他叫萧乾;而学者当年是负盛名的大知识分子,如今却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他叫陶孟和。

那是上世纪20年代初期,陶孟和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此前留学英伦,1912年他二十余岁时,便与同学梁宇皋搜集资料用英文编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

“五四”运动前一年,陶孟和在《新青年》上撰文倡导“社会调查”,宣称:

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一则可以知道吾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80余年后,有人重新记起此文,并把它贴到社会学论坛上,称“此文值得一读,发表于1918年,恐怕是近代最早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文献”。

陶孟和曾主持创建北平社会调查所,后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由他长期担任所长。该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蜚声海内外。

1949年后,陶孟和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名义上,这个职位和他此前的学术声望是相称的,然局内人日后回忆:陶孟和是文科,解放后不兴文科,他在科学院没多少实际的工作(管出版、图书),开会也可以不叫他来。

研究者发现,年过六旬的陶孟和虽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却是一个“可有可无不尴不尬”的人物,这从当时某实权人物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郭沫若)、李老(李四光)、竺老(竺可桢)、范老(范文澜)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按说陶孟和也是副院长,但却不在“事先交换意见”之列。

更根本性的打击来自,上世纪50年代后,整个社会学被作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专业予以取消,科学院的社会学所也被改为经济所。据说,此后陶孟和显得很消沉,几乎“随之销声匿迹”。

关注过陶孟和的学者智效民这样评说:“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到头来居然连安身立命的专业都保不住,其内心的痛苦和精神上所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近十余年知识界风尚,社会学渐成一门“显学”。然而风气之迁移,却更像是断裂后的重生,而非承续中的进化。在这一点上,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晚年的一番话可算看走了眼。“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作为有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他是为当时的人所钦佩,也是应该为后世的人所纪念的。”

如今,遍查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陶孟和”名下的十数条书目,均是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印行的旧本。1949年后,他非但没有新著,甚至至今没有再版过其旧著。民国大家之中,此种境遇,可谓“悲凉”,或谓“蹊跷”。

关于陶孟和,有一点是切切值得纪念的。从专业出发,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各方的损失估计和谈判情况相当了解,所以当抗战中社会学所困于四川李庄时,他提出战时经济研究和损失估计务必早日进行,以便为日后谈判赔偿问题提供资料。据此,社会学所进行了大量艰苦的专题研究。

虽然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正如研究李庄学术史的作家岱峻所言,当时毕竟开展了一项很有预见性的工作,“放弃也是一种权利,陶孟和们工作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放弃了什么和放弃了多少”。

智效民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陶孟和。文末引用陶孟和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段文字,叫作《我们小民的希望》,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立场向当权者提出三项要求:一是尊重生命,二是尊重财产,三是尊重人格。

有人在网上见到这篇纪念文章,感慨于所引陶孟和数十年前的呼吁,跟帖曰:“我们小民尊重这希望。”

你该知道的

陶孟和(1887~1960年),原名履恭,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绍兴。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1910年,陶孟和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4~192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陶孟和起初执教《社会学》《社会问题》《英文学戏曲》等课程,以后又增加了《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原理》等课程。这些都是新兴学科的课程,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名流学者。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陶孟和极力支持蔡元培整顿北大的改革主张和措施。在本职工作之外,陶孟和在多方面出力襄助蔡元培的校务工作。

从1949年10月起,陶孟和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为了能进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陶孟和关注搜集世界各国及各国际性学术机关团体,包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资料。陶孟和文字修养很高,英文、法文、日文、拉丁文都精通。他经常教导联络局工作人员一封信该怎样表述恰当,一封电报该怎样用字简练。他对运词用字十分考究,从不马虎。陶孟和还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创始人。他曾直接领导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图书馆工作,提出很多重要的思想和主张,对科学院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陶孟和热爱青年,提携后学,诲人不倦。他在图书馆,对待青年更是循循善诱,勉励他们多多学习,钻研业务,他还总是不厌其详地为他们解释疑难,解决问题,他的言传身教,影响至深。

1960年4月,陶孟和抱衰病之躯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抵上海后第三日,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医治无效,于4月17日中午逝世,享年73岁。

陶孟和一生中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妻子沈性仁在抗战时逝世于兰州,身边一直无亲人。陶孟和逝世后,儿子陶渝生遵照父亲生前的遗愿,将其全部图书赠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留下的18000余元捐赠给了中关村小学和科学院幼儿园作办学费用,一切家具赠送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后发送到灾区救济灾民。留存于后世的,是他为中国社会学奠基的著述,他用心血浇灌的编译出版事业和图书馆事业,以及他那无畏无私的风范。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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