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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学研究综述

2014-10-14刘瑶

文学教育 2014年9期
关键词:蒙学教育理念识字教学

刘瑶

内容摘要:我国古代的蒙学顾名思义就是古人对儿童进行的启蒙教育,而蒙学又十分重视识字教育,因此,识字成为蒙学的起点,其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教材是前人为我们今天语文识字教学留下的精华部分。本文主要搜集以往蒙学教育中识字教学的研究成果,从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教材三个主要方面概述近来蒙学识字教学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蒙学 识字教学 教育理念 教学方法 教材

我国古代的蒙学教育历史悠久,根据文献记载,从夏朝起就有对其的文字记录。而我国古代的蒙学教育又是以识字教育为起点,识字教育在蒙学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在教育理论、教学方法和教材编写等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一.蒙学识字教育理念研究

我国古代的蒙学教育特别注重识字教育,这一理念从蒙学出现一直传承至今。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在《教童子法》中指出:“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1]可见,对于蒙学识字教育的重要性,早在清代时期就已得到了认可。黄嫣婵《明清蒙学及其对现代语文基础教育的启示》概括出了明清时期识字教学的理念和方式:1、集中识字,循序渐进;2、注重儿童对汉字的整体认知。张隆华在《中国语文教育史纲》中也明确提到:“在古文教育中,重视读写基础训练,这是一条重要的思想准则。识字、写字常常是读写基础训练的第一步。古代蒙学课本,是从字书开始的。”[2]并通过对历朝历代具有代表性的识字课本进行列举,总结出蒙学教育进行识字教育之早;识字教材编写者的地位之高;以及识字教材流传之广泛,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古代蒙学教育重视识字教育这一理念。

二.蒙学识字教学方法研究

1.集中识字法

张志公先生在其《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采用独立的章节,对蒙学教育中的识字教学方法进行了集中的论述。首先,他提出:“识字教育是传统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个方面,前人用的功夫特别大,积累的经验也比较多。很突出的一个做法是在儿童入学前后用比较短的时间(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千左右。”[3]对蒙学教育中的集中识字作了界定。然后,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集中识字的主要教材进行了研究,论述了集中识字在教材编写上的运用;第二部分,对集中识字问题进行了讨论,论述了集中识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集中识字教材在编法上的显著缺点。吴昌凤《传统蒙学在小学教育中的方法论镜鉴》从心理学角度论述传统蒙学的识字教学方法,充分地运用了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研究所发现的遗忘曲线规律,对蒙学教育中集中识字法的科学性进行了说明。[4]

2.其他识字教学方法

集中识字法是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学方法中最主要的方法,然而,除了集中识字法外,近年来的研究者们还发现了其他一些识字教学方法。刘艳卉《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历史沿革》归纳了几种蒙学识字教学方法:(1)字源教学法,即利用汉字的结构特点进行汉字教学。以汉字的义符或声符为识字线索,把同一义符或同一声符的字排在一起,以便记忆。(2)字义教学法,即将意义相近的字编在一起,通过一个意义线索来识读一系列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其长处在于把意义相同、相近、相关、相类的字编到一起,使字的认识和词的掌握成为一体,便于记忆;也使得儿童的语言丰富化。(3)意义识字法和韵文识字法,即把字组合成有一定意义、押韵的句子或者是单纯的押韵。王筠在《教童子法》提出了三种蒙学识字教学方法:(1)“识字必裁方寸纸,依正体书之,背面写篆独体字,非篆不可识,合体则可略。既背一授,则识此一授之字,三授皆然。合读三授,又总识之。三日温书,亦仿此法。勿惮烦,积至五十字作一包。头一遍温,仍仿此法。可以无不识者矣,即逐字解之。解至三遍,可以无不解者矣,而后令其自解。每日一包。”在此概括为卡片识字法。(2)“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读亦必讲。然所识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则此时合为一句讲之;若尚未能解,或并未曾讲,只可逐字讲之。”“此无上下文,必须逐字解到茁实,异日作文,必能逐字嚼出浆汁,不至滑过。”在此概括为逐字讲解法。(3)“既能解,则为之横解:同此一字,在某句作何解,在某句又作何解,或隐身,或假借,使之分别划然,即使之辗转流通也。”在此概括为联想思维法。[5]王阳安《宋元蒙学语文教学之研究》也有相关论述,总结了四种蒙学识字教学的基本方式和方法:(1)蒙师口授,是宋元时期学童认识汉字字形,特别是读音的主要方法。当时的识字教材,之所以都刻意追求语句整齐、押韵上口,这种教、学读音的方法,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2)学童诵记,在蒙师口授过后,学童要反复每类诵记。待到学童把教材背得滚瓜烂熟之时,所需之字顺口就能背出了。(3)通过读书认字,在学童通过集中识字,掌握了一定量的汉字之后,宋元蒙学就开始让学童读书,通过读书来进一步扩大识字量。(4)在伦理道德与知识教育中扩充识字。[6]

三.蒙学识字教材研究

随着蒙学教育的发展,蒙学识字教材也日趋完备和成熟,出现一些针对蒙学识字教材的研究成果。在大陆方面的研究中,集大成者当属张志公先生,他在其《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对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历史发展过程、编排特点及其成因进行了阐述和分析。魏爱婷《古代蒙学书中的汉字教学思想》把涉及汉字教学方面的蒙学书分为六类:1.集中识字类2.杂字类3.辨似、辨误类4.文字理论知识类5.习字类6.教法论著类。并针对每类教材通过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篇目,论述各类教材的发展历程、教材编著的特点以及教材编著的优点和不足。然后,提出了蒙学识字教材的特色:1.“道器并重”,把识字和修身结合起来;2.识字和阅读结合;3.识字与辨似、辨误结合;4.识字与写字结合;5.识常用字和识俗杂字结合。最后,从编排方法上、思想内容上、形式上、各教材的识字量和字种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蒙学识字教材的编写规范。[5]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详细论述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概况,并提出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的特点:多为名家大儒编撰;语言整齐押韵,便于诵读记忆;内容涉及广博,识字与实用相结合;蕴含丰富的儒家伦理思想。[6]王阳安《中国古代蒙学首编语文教材体系述评》论述宋元时期中国古代蒙学首次编写出具有完善、配套、稳定且自成一体的语文教材体系。此时识字教材的编写,在吸取前人的蒙学教材编写经验的同时,也有对新的编写体式的探索,既有对前人的模仿,也有此期的创新,写出了许多符合儿童特点,适宜蒙童学习的材料。刘艳卉《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研究》提出了三点关于我国古代识字教材界定的依据,并绘制了我国历代蒙学识字教材简表,更为清晰地罗列出中国传统的蒙学识字教材的篇目,通过对我国古代识字教材发展的历史及其有代表性教材的研究,总结出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编写特点,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探讨其在今日小学识字教材中的应用价值。张功荣、李选秀《古代蒙书识字写字教材发展概述》把传统启蒙教材的发展分做四个阶段,并结合传统蒙学识字写字教材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得出我国古代蒙书识字写字教材的发展大致遵循由单一的识字向类型化的识字,辨字,辨音及杂字类方向发展,并且随着教材的发展,实现了蒙学教材发展包容、综合的特点。另一方面,香港台湾地区的研究则更具特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蔡若莲女士的《〈三字经〉与汉字识字教材》。在这篇文章中,她对“三、百、千”中的字量以及用字频度进行了统计,并与当代内地、香港、台湾小学儿童的识字量进行了比较,对为什么儿童识字量要限定在2502-2862之间进行了分析;她又根据汉字造字识字规律、字义的演变对《三字经》的选字,编排方式进行了研究。她的这种研究引入了教育学、心里学的理论,从而使识字教材的研究上升到了理论高度,研究结论具有科学性,说服力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以某一本或几本我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识字教材为例,对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编写特点、教材内容、教材类型及其科学价值等方面进行的研究。如《识字与训诫:从〈急就章〉到〈千字文〉》、《古代识字教材〈三字经〉之研究》、《从“三、百、千”看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科学价值》、《“三百千”的用字及其流向》、《浅析“三、百、千”内容及教育意义》等。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学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但多数重于蒙学识字教材的研究,即便如此,对蒙学识字教材的研究也只是体现在一些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等方面,并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专著对我国古代蒙在在识字教学方面作专门性的研究。

注释

[1][清]王筠:《教童子法》,见周洪宇主编《教育经典导读(中国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84页。

[2]张隆华在:《中国语文教育史纲》,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6页。

[3]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第3页。

[4]刘艳卉:《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历史沿革》,载《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43—44页。

[5][清]王筠:《教童子法》,见周洪宇主编《教育经典导读(中国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84—185页。

[6]王阳安:《宋元蒙学语文教学之研究》,载《教育探索》1996年第4期,30页。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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