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友者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汤显祖的一首诗道出了徽州无限的神秘。徽州自古文人荟萃，商业繁荣，资产雄厚的徽人在行商之余，热衷于古玩书画的收藏，由此引发了徽州艺术品市场的兴盛，亦带动了周边地区古玩市场的发展。

那么，晚明徽州的艺术品市场到底是怎样的？又有哪些自身的特点呢？

鉴藏风气与市场参与群体 明代晚期，徽州的书画市场甚为活跃。对于徽州鉴藏家收藏的具体规模与状况，当地著名的收藏家兼古董商人吴其贞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曾于1639年在溪南观画时说道：“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据（汪）三益曰，吴氏藏物十散其六矣……其风始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这里所提及的几个大收藏家族皆为徽州名门望族，也是富甲一方的徽商世家。这种以宗族为纽带形成的社会收藏结构，使徽州收藏具有自身独特的面貌。事实上，徽州地区几乎每个家族藏品都有自身的特点。榆村程氏为徽州大收藏家族，代表人物是程季白。他与汪珂玉、董其昌、李日华均有交往。吴其贞称其“笃好古玩，辨博高明，识见过人”。而李日华（1565～1635年）《六研斋笔记》中说季白藏有唐人韩幹《五牛图》。画家王时敏亦曾借观过其所藏王维《江山雪霁图》。季白逝世后，其子程明诏继承家产，收藏虽不如前，但依旧十分富足，家藏有“汉白玉器、项氏所集图章百方，皆各值千金者”。吴其贞在徽州到过程季白家中，并看到了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赵孟的《水村图》手卷、王羲之《行攘帖》唐初摹本、王蒙《秋丘林屋》题记等，可见程氏藏品之富！12年之后，吴其贞再次拜访，观赏了程氏所藏黄公望《同天春晓》、吴镇《水竹山居图》、郭熙《乔松山水图》、荆浩《山水图》等9件作品。 居安黄氏也是当地的收藏望族。吴其贞曾在居安黄氏家里观赏了夏圭《雪亭图》、马和之《毛诗东归弦歌》和赵孟《前后赤壁图》：“以上观于居安黄山家，黄山则黄石之兄，为士夫中鉴赏名家。” 然要论徽州最大的收藏家，当属西溪南的吴氏。《丰南志·士林》有吴廷传：“吴国廷，一名廷，字用卿，丰南人。博古善书，藏晋唐名迹甚富。董其昌、陈继儒来游，尝住其家……清大内所藏书画，其尤佳者半为廷旧藏，有其印识。”徽州参与艺术市场的群体除了徽商之外，还有画家、官绅、医生、装裱工、平民百姓、门客等，几乎涵盖了社会各阶层。画家王鉴（1598～1677年）对收藏非常喜好，故山水擅长临摹。吴其贞去过王家观赏书画。如1643年过太仓王鉴家，观赏了关仝《溪山积雪图》绢画，称“甚剥落，画法松秀”。他判断是元人笔，非关仝画。吴称王鉴“好古之风盖家传也”。同时，徽州当地的官绅也大都介入收藏。如陶元祐，为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壬辰（1652年）正月二十六日，吴其贞与他一起到吴门，观赏于庭携来的两张名画，一幅是元曹云西的《群峰雪霁图》，一幅是赵仲穆的《渊明图》。曹画被朋友归希之以他物易去，《渊明图》归于陶公。 此外，名医和市民也有相当的收藏。程元允，溪南人，名医，闲时喜研究法书名画，家藏有朱熹《祖帐帖》及元人书。普通百姓收藏书画在当时也不乏其人。如溪南吴文长，不过是当地的普通百姓，竟收藏有画200余，手卷四五十，画册数本。艺术品市场的发达，就连门客也富有收藏，这些人都是书画市场的老手。吴其贞所认识的汪三益，系溪南吴氏门客，手中握有很多古代书画名作。吴多次从其手购买或观赏之，专设有“观汪三益画册日”，足见他对汪氏藏品的重视程度。吴曾在汪三益的手中观赏梁楷《右军题扇图》、吴镇《竹石图》、唐人廓填王右军中郎帖、盛子昭（懋）镜面图绢画。此后，吴氏从汪三益手买到11件宋元明名作，可见其收藏的规模和档次。交易方式与书画的作伪 晚明徽州的书画市场有一定的规模，吴其贞在《书画记》中提起家乡龙宫寺古玩交易场所时说：“余乡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于龙宫寺中。” 其时徽州书画市场的交易方式已是十分多样。吴其贞购买的书画作品，有的是在佛寺道观成交的。如吴氏曾“住元振兄山中，乃一孤僻高僧也。手中藏有贯休《长眉长者图》绢画一幅，气色尚佳，相貌慈善，笔法沉着古雅，绝无时俗气”。吴原本想买下，已谈好价格，但临时有急事，故未能成交。徽州各地均已形成固定的艺术品交易集散地。交易方式除了市场购买外，还有各类的古董商登门求售，或鉴藏家之间直接交易。见诸文献的徽州古玩商除吴其贞外，再如郑廷奇。在己卯（1639年）十一月时，吴其贞碰到郑廷奇，在他手上看到了柯九思的《柯丹邱荆溪图绢画》。这个廷奇“为人好修饰精洁，善弦索兼货古玩，游于朱门，人皆物色之”。有这种商人的存在，极大地方便了商品的交易，使书画流通更快。书画的交换如此方便迅畅，也不一定仅限金钱交易，还有以物换物，报以礼物人情，或款待画家留住家中以代替金钱的方式来获得。如董其昌有一次想以黄公望的山水与汪珂玉换沈周《阳冈图》。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三月一日，李日华“为海盐郑茂才图四扇”，作为不久前对他赠送朱西方村诗集的回礼。这一时期作伪之人骤增，尤其在书画市场发达的徽州地区。如徽州吴龙，其“聪明多技艺，多出自己意，未尝学于人。若临摹宣德炉、接补汉玉颜色、制琢灵璧假山石、修补青绿铜器，一一皆瞒过有见识者，此为溪南神手”。很明显，这种专门人才是在艺术市场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后产生的。既然徽州的作假如此明显，那么周边地区自然也不能幸免。我们从离徽州较为邻近的嘉兴的作伪情况可见一斑。如万历四十年四月，李日华在观倪瓒（号云林居士）画时记曰：“云林画余生平目睹大小真赝几四十余幅。今日无事，偶追步之。当地大收藏家吴希元也时常有购进伪作之时。”除嘉兴外，南京和苏州也是伪物遍地。万历四十年底，夏贾从南京来访，身无一件书画，无可奈何地告诉李日华：“今日书画道断，卖者不卖，买者不买，盖由作伪者多。”苏州就更不用提了，来到嘉兴的“苏人书画舫，满载系伪恶物”。当地的专诸巷是专业作伪的集中地，这里生产的赝品在社会上流传很广。 作伪之风日益猖獗，鉴定家应运而生。在徽州地区出现了像吴廷、吴祯、詹景凤这样的大鉴赏家。这些鉴定家鉴定真伪，排除赝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市场秩序。 徽州与周边的市场互动 徽州地理位置优越，离江南地区的余杭、苏州和嘉兴都很近。随着明末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徽州的书画市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时书画交易已突破了地域限制，徽州当地人时常与外地的书画藏家互通有无，再带回到家乡本地交易。如詹景凤（1520～1602年）就是一位长期往来于江南的徽州鉴藏家。在其书画著录《东图玄览编》中记载了许多徽州鉴藏家的书画藏品，以及他与江南鉴藏家藻鉴书画之事。徽州繁荣的书画市场及丰富的藏品，吸引了大批外地知名的画家、收藏家前来游玩作画及购藏，使徽州的书画得以迅速流通。史载沈周、董其昌、陈继儒等都曾经到过徽州，他们在交游购画的同时，也在其地留下不少画作。如许承尧《歙县闲谭》载：“董其昌为诸生时，游新安。江村江一鹤迎馆于家，课其子必名。居年余去。所遗书画真迹最多。”同时，著名文人收藏家钱谦益也曾来此地购买书画作品，他曾从丛睦坊购置了一定数量的宋元书画。吴其贞记载，1642年，他在吴子含“去非馆”遇到钱谦益，并从他手上观赏了王蒙《九峰读书图》和黄公望《草堂图》及王右丞《雪霁图》、萨天锡《云天图》、王右军《平安帖》等。除了这些知名收藏家来徽州购买书画外，一些当地的书画中介者也会把徽州的艺术品带到江南各地去卖，由此出现了专门从事艺术品交易的中间商人，即“牙人”。他们时常往来于徽州和江南之间，出入嗜好艺术收藏的富商及文人之宅，成为当时艺术品交易的经纪人。我们熟知的吴其贞就是一名牙人，他在江南各地四处游走，买卖书画。他曾于常州陆家达处得梅道人《竹溪泛艇图》；丙午（1666年）秋七月五日，又偶获宋徽宗《金钱羁雀图》于杭城九曲巷施四老家；壬子（1672年）八月廿二日，购僧梵隆《高僧图》纸画一卷于苏州吴子敏手。吴其贞还曾获得黄公望的《剩山图》，后来转卖。又如著名的王越石，徽州居安人，他与吴其贞也有交往。他与嘉兴的汪珂玉经常进行藏品交换或买卖，后来回到家乡联合其叔一起做古玩生意，利润不薄。有了这些书画交易人，徽州与周边地区的书画交易变得异常顺畅，徽州书画大都流向苏州、杭州和扬州等地。除此以外，还有一大批徽州人长期居住在外地从事书画买卖或收藏。居住在嘉兴的歙县籍藏家汪珂玉是徽州地区重要的收藏家，他的家族三代都极富收藏。此外，徽州人在外地亦多有开设艺术品店铺者，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载了一位在杭州岳庙前开铺十余年的歙人，名项宠叔，号玉怀道人。可惜，明清易代，战乱不断，社会经济严重受创，以致战乱后的徽州艺术市场萧索起来，很多藏家家道衰败，藏品也随之大量流失损坏。对此，吴其贞有切身的感受。1639年（己卯）四月初三至四月十四，他在溪南吴氏家族观画时感慨道：昔日徽州艺术市场的繁盛已了无踪影，诸多“海内名器，至今皆渐次散去，计其得失不满百年。可见物有聚散，理所必然”。20多年后的康熙六年（1667年），吴再至溪南，触景生情，不禁感慨道：“忆余昔到溪南观古玩，如登山阴道，应接不暇；今来两日，搜寻得见四画，人事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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