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一杰

2003年6月至2007年10月，我受命担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期间，中国和委内瑞拉的能源合作，始终是两国经贸关系中的重点领域，因而受到两国领导人和两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我在工作中也就经常与委内瑞拉石油部、计划发展部、财政部等政府部门接触，争取他们的配合与协助。如遇重大问题或难点，便直接请求总统查韦斯给予指导和支持。好在总统府为我配置了他们内部使用的手机，可随时与查韦斯直接通话，因而联系比较方便。几年下来，我深感查韦斯在处理中委能源合作有关事务时，往往观察敏锐，高瞻远瞩，决策果断，让我至今难以忘怀，钦佩不已。

双边合作高度重视

查韦斯和我首次关于双边能源合作的谈话，是在我递交国书之后不久。当我应约来到总统府，走进总统办公室时，发现石油部长、计划发展部长和外交部长均在座，我在到任后的首轮礼节性拜会中已初步结识了他们，而外长和我还有一段时间同时在哥伦比亚任大使，彼此过从还不少。这次谈话可以说是关于中委能源合作的专题谈话。查韦斯提到双边能源合作的重要性以及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表示会全力支持大使的工作，希望大使与委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保持经常沟通，及时解决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随即，他很快就将谈话的重心转向了第三方对中委能源合作的关注。

查韦斯的谈话让我备感欣慰。因为这也是我受命以来经常考虑的问题之一。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尽管仍处于发展中阶段，与任何国家的双边合作，都不可能摆脱国际关系大局。由于委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我方基本一致，于是我表示完全赞同总统先生的分析判断，并补充说：中委能源合作是双边互惠合作，始终遵循国际合作惯例，不伤及任何第三方利益，这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时间既然可以检验我们的合作成效，也能够逐步打消第三方的疑虑。

此次谈话后不久，委内瑞拉第一大报《宇宙报》要求采访新任中国驻委大使，我欣然接受。当记者问及中委能源合作时，我谈了以下几点：首先，考虑到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推行国际化战略时，在北美并购了一系列炼油厂和加油站网络，我认为，委内瑞拉原油的天然市场在北美，销往其他地区的原油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来说，这一格局不必也很难改变。其次，中委能源合作的重点，是开发利用奥里诺科石油带的重油资源。在勘探技术和开采工艺方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合作坦诚而愉快。再次，中委两国政府对此都给予了重视。因为一方面，中国是石油进口国，通过中石油的参与，中方可望拥有一个稳定的原油来源地；而另一方面，委内瑞拉奥里诺科重油带的开发战略刚刚起步，自然希望为其产品找到一个稳定的市场。总之，开展此类互补互惠合作，不仅对中委两国有利，而且对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无疑也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此次采访的报道发表后，在委内瑞拉社会各界，特别是财界和工商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应，认为该报道首次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委能源合作的现状和内涵。很快，查韦斯打来电话说，看了《宇宙报》的采访报道很高兴，“这些话由中国大使说出来更为妥当，也更有说服力”。

查韦斯对我驻委使馆有关双边能源合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始终如一。有时是我方请求接见，提出问题；有时是查韦斯主动关心，要求我方提供情况和建议。令人感动的是，他每次参与处理有关事务，都在事前做了详尽的准备，这无疑占用了他不少时间。如遇我方在会见中提出问题，而他对某些细节尚不太了解时，他会立即通知委方有关部长或主管官员到场，与我方共同探讨解决办法，从不拖延，有时甚至要求部下限时办妥。

政治考量转危为安

我与委内瑞拉石油部以及查韦斯之间更加频繁地接触，是在委议会于2006年5月通过新的《石油法》修正案之后。该修正案包括两项重要内容，一是进一步提高向外国公司征收地矿税标准至33.3%，二是出台了委内瑞拉石油国有化政策，即收回外国公司原有的合同权益，改为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合营，外资比例不得超过40%，而且规定了完成国有化进程的最后期限。这一重大举措必然要打乱所有外国公司的经营秩序，使之面临新的困难，中石油亦不例外。

当时，中石油在委内瑞拉的经营活动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陆湖油田项目。包括位于委内瑞拉东部的两个陆上油田，即卡拉考莱斯油田和苏马诺油田，以及西部马拉开波湖上的一个油田。二是乳化油项目。它还包含了中石油在奥里诺科重油带有待参与经营的区块。前一个项目的困难，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在新《石油法》提高地矿税率后，双方对应缴税额计算方法不同而出现差额，委方称中石油漏缴税务4000万美元；二是在油田转制即由合同制转为合资制时，双方对原有资产的估价方法不同而出现差额，中石油估价为16亿美元，而委方审计结论为14亿美元。双方就此长时间争论不休，转制程序陷入停顿。

中石油人员多次找到使馆寻求帮助，说事关国家资产，不可退让。我为此找过委石油部和税务总局的官员，陈述关注，他们或推诿回避，或表示委屈。我考虑再三，认为此事只能请查韦斯协助解决。在预定举行转制签字仪式日之前几天，我电话请求查韦斯接见。在听完我的陈述后，查韦斯说：你我不是石油专家，也不是税务和审计专家，我们不必详细了解他们的专业技术。“我们的责任是保证两国的能源合作顺利进行，在转制签字仪式上不能没有中石油出现。”我听后如释重负，也十分感动。

乳化油项目面临的困难局面则更加复杂。中委合作生产乳化油项目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本意在于利用委沥青资源生产燃料油，销往中国。中方占股70%，委方占30%。鉴于当时石油原油价格在每桶7美元上下，销往中国的燃料油定价为每吨30美元。后来随着原油价格急剧上涨，这一价格已显得十分尴尬。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内部主张中断这一项目的呼声甚高，甚至有人称该项目是卖国行为，但又不能直接撕毁协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极抵制后，委方提出建议改产稀释油，也称混合油，产品价格自然也升至每吨近300美元。转产无疑会给中石油造成极大困难。早在2005年底，该乳化油厂已基本建成，中方为此已投入9亿多美元。改产必然要改变原来的设计，更换部分设备，无疑是极大的浪费。而且，中石油在国内已建成的发电厂，其设备和工艺均以乳化油为原料，正“等米下锅”，取消供油必将造成重大损失。考虑到以上因素，中石油建议延缓改产，以减少损失。在双方痛苦周旋的同时，乳化油厂已开始出产品，并销往中国。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2006年5月24日委《石油法》修正案颁布实施。此后，乳化油项目所面临的困难，在转产之上又增加了转制问题，即由合同制改为合资制。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则借力新的《石油法》，企图跳过转产问题，直接迫使中石油加快进行转制谈判，一步到位，同时开始对乳化油项目进行清理资产审计。在这种气氛笼罩下，双方的谈判不可能是顺利的，常常出现情绪激动、面红耳赤的情形，甚至不欢而散。但中石油还是按照新《石油法》的规定，接受了新的双方占股比例调整以及中方人员由正职转为副职等安排。只是因双方对资产估算和未来经营方向等问题看法不一，转制程序难以启动。至2007年8月16日，新《石油法》规定的转制过渡期届满，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竟然调来国民警卫队，强行占领乳化油厂，阻止中石油人员进入，称委方已依法接收乳化油厂。据中石油负责人分析，在委石油公司一系列强硬措施和审计手法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吞噬我方资产的意图。

为了配合中石油克服困难，使馆曾多次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联系、交涉。我也和石油部长谈过几次，劝说他们以维护两国能源合作大局为重，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避免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我相信，我们都不愿看到，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承担双边能源合作失败的后果。但多次交涉都未能取得理想效果。不过，中石油和使馆都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欧美一些石油公司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谈判破裂，决定撤出时，委方都立即公布，并做出强烈反应，而中石油与委石油公司的谈判直至转制过渡期届满也未完成，委方却未予公布。这就意味着，通过适当工作，仍有可能挽回中石油目前的被动局面。但是，时间紧迫，不能再等，我只能请求查韦斯出面干预。

2007年9月6日，查韦斯接见了我。我首先简要介绍了中石油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谈判情况，指出委石油公司派军队强行占领乳化油厂，驱逐中方人员明显不妥，拒绝中石油对乳化油厂资产估价的意见，单方面安排清产审计可能暗含其他意图等，请求总统尽快介入，避免局面进一步恶化。

查韦斯听后明显不太高兴，立即给石油部长打电话。因音量较大，室内安静，我听见部长抱怨中方拒绝接受委内瑞拉法律。查韦斯听后很不耐烦，大声说：“和中国的能源合作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你要处理好同中石油的转制谈判，这是我说的话。让负责审计的人员来见我。此时对方又表示他要出国访问，将布置属下与中石油接触。查韦斯说，你先接待中国大使，共同安排好同中石油的谈判再出去。由于当时我方已就下任驻委大使人选征求委方同意，我即将离任已成定局，查韦斯又补充说，这些事情要抓紧，让中国大使离任时向中国政府报告好消息。查韦斯挂断电话转身对我说：你现在就去，他在办公室等你。此时，我觉得已不宜再多说什么，遂向查韦斯表示感谢后匆匆离去。

此后，双方谈判自然转入正常状态，尽管还有争论，甚至出现反复，但已不可能破裂。除有关乳化油项目转制的各项细节达成一致外，双方还就因取消向中石油在建发电厂供应燃料油作出赔偿、扩大中石油以作业者身份参与奥里诺科重油带作业区块等事项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探讨。9月8日，双方达成协议，签字生效。

9月8日下午，总统府电话通知，要我于次日乘坐查韦斯总统专机前往博利瓦尔州首府玻利瓦尔市参加“总统，你好”的电视直播节目，并要我转告中石油南美公司总经理吴东山一同前往。这一节目是查韦斯已坚持多年的做法，旨在以此与全国公众直接沟通，或宣布重大事项，或处理重要问题，每周一次。节目可以在总统府进行，也可以根据节目内容安排在外地某一城市。此前我已应邀参加过这一节目，并被查韦斯现场“考试”过。而这次还邀请吴东山一同出席，我估计查韦斯会谈到中委能源合作，于是当即约会吴东山一起做些准备。

9月9日上午，节目安排在玻利瓦尔市近郊委内瑞拉铁矿公司的驻地进行。尽管我对查韦斯可能会谈及中委能源合作已有思想准备，但查韦斯讲述的高度和广度仍然出乎我的意料。查韦斯说：“委内瑞拉和中国的能源合作进展十分顺利，堪称南南合作的典范。我们不仅愉快地完成了转制谈判，还认真地规划了未来发展远景。”中石油在委内瑞拉经营的项目，短期内可达到日产80万桶的生产能力，据此，可使委内瑞拉向中国出口原油达到每日100万桶。我们还计划在中国合作建成3个炼油厂，冶炼这些原油。合作方式与在委内瑞拉一样，中方占股60%，委方占40%。双方还将成立一个联合运输船队，各占50%。请中国大使向中国政府报告，中国在21世纪需要的原油，委内瑞拉能够供应。查韦斯还表扬了中国大使馆为两国能源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并要我讲话。我说：我完全赞同总统先生对两国能源合作的评价。总统先生的讲话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中委能源合作是平等互利的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委两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可为其他国家之间开展同类合作提供借鉴。我对总统先生和委内瑞拉政府给予两国能源合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在参加这次“总统，你好”电视直播节目之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委内瑞拉。几年来，查韦斯对中委能源合作的关心，他在一些关键时刻的直接介入，特别是他在处理棘手难题时所展示的机智和果断，常在我脑际闪现，如同一段微型电影反复放映。由于他一向十分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对待中国驻委大使的态度和方式也有所不同，我个人的感觉是更加亲切和真诚。这的确在驻委外交使团中引起了某种羡慕。我也因此有更多机会就近观察了解他，深感他是拉丁美洲几十年来少见的杰出国家领导人之一。

关键时刻 亲临指挥

目前对中委双边经贸合作发挥重要支撑作用的双边合作基金，也缘自于双边能源合作，但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其中也包含着查韦斯花费的心血。

2005年初的一个周末，查韦斯电话通知我，要我准备接待总统经济顾问罗哈斯来访，有要事相商。罗哈斯见面后提出，委有一批国际债券（约70亿美元）目前行情欠佳，希望中国或官方或民间有关机构出资购买，协助委政府重新安排债务。我报告国内并与国内包括中石油和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有关机构试探后，答复对方说，该设想可与两国能源合作挂起钩来，或可称作能源合作基金。中方由国家开发银行和中石油出面，请委方指定负责单位，共同探讨。

查韦斯获悉后十分高兴，要求我与罗哈斯分别联系本国政府部门，共同推动。后经两国高级合作委员会（由我国家发改委和委内瑞拉计划发展部分别担任两主席）审查通过，由能源合作基金改为“双边合作基金”。即能源以外的其他双边合作项目也可以使用。资金总额为60亿美元，中方承担40亿，委方承担20亿。这对两国企业界来说，自然是一大鼓舞。

但是，当双方办案人员进入细节商谈阶段后，在如何保障资金安全问题上陷入了僵局。中方坚持，按照国际通行商业规则，资金应获得主权担保；而委方认为，这有损于国家尊严，难以接受。双方相持不下，商谈陷入停顿。

正当无奈之际，查韦斯打来电话说，他要召集双方谈判人员开会，帮助他们清除障碍。并对我说，毛主席曾经赞扬邓小平“绵里藏针”，我们应当学习他这一宝贵品质。据参加会议者介绍，会上，查韦斯满含深情而巧妙地对与会人员说：十分感谢你们的工作。委中合作需要这个基金，我个人也需要它。你们个个经验丰富，又有五千年文明这个老师帮助你们，相信你们能够找到办法，克服这个小困难。

此后，我和当时中方主持谈判的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一道，根据查韦斯的提示，反复推敲我方文本的措辞，分析对方的谈判姿态，寻找双方利益的汇合点，提出了无损于我方原则立场而对方可能接受的新办法。报国内批准后提交委方，委方很快同意签字。可以说，中委合作基金是在查韦斯的直接关心下成立的，而他在关键时刻的直接参与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该基金由最初60亿美元很快增至120亿美元，目前已达420亿美元。这不仅保证了双边能源合作的资金需要，也使两国其他领域的合作受益，为委内瑞拉加强基础设施，提升科技水平和改善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隔几年后，我与罗哈斯在美国迈阿密机场意外相遇，他当时已到世界银行工作。我们一边感叹地球实在太小，一边回顾当初共同参与推动中委合作基金成立的工作情形，既愉快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