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佳欢

存在主义在中国

法国存在主义曾两度东渐到中国，一次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而对其全面的译介及研究，则主要在新时期的80、90年代，并对当时我国的文化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一度在某些文艺和教育领域引发了一阵“萨特热”。1978年先是《世界文学》发表了施康强翻译的加缪的《不贞的妻子》，接着《外国文艺》发表了林青翻译的萨特的《肮脏的手》。

7月5日晚7点半，30多个观众陆续走出位于北京的法国文化中心电影厅。

“8点还有一场，” 几个上了年纪的观众在门口坐下来，并不打算离开。来看电影的人包括外国人和年轻学生，甚至还有一些住在附近的老年人。影厅没坐满，但对于刚刚放映的那部节奏沉闷的小众艺术电影《人之子》来说，上座率已算不错。

就在此刻，离这里500米的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众多拎着路易·威登手袋的姑娘走进一家家KTV，她们会掏出迪奥化妆盒补妆。透过橱窗，你会发现不远处的酒吧和西餐厅酒柜里摆着好几排法国红酒。在这个年轻、时尚、喧腾的区域，法国符号似乎无所不在，就连空气里仿佛都有法国香水的味道。

年初，央视春晚请来了苏菲·玛索，让·雷诺则出现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现场。而在法国，导演贾樟柯进入了戛纳电影节主评审团，穿鲜艳枚红色上衣和紧身黑裤的中国大妈们把广场舞跳到了卢浮宫广场。去巴黎的中国游客平均每人每天消费170欧元，即便2013年有中国游客在巴黎遭遇抢劫事件，也并不影响他们在老佛爷和巴黎春天百货排队扫货。穿着香奈儿外套的影星周迅从法国外长手里接过“文学及艺术骑士勋章”时，指着它幽默地提问：“以后在巴黎购物时，能凭这个打折吗？”

在中法建交的第50个年头，两国之间宏观层面政治、经济联系正在变得愈来愈紧密，可这一切都比不上双方涵盖领域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的精神或物质文化交流来得显眼。近些年，一种“中法文化共同体”式的新景观正在逐渐形成。

误读和隔膜

“我来中国是因为我在中国感觉很好，发现了很多很多值得被讲述的故事，”3月，一头白发的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说。他花了5年时间创作拍摄的新片是一个中国故事：《狼图腾》。他以前拍摄过中国题材作品，譬如一个法国女子在越南生活时爱上一个中国男人的故事，即1992上映的、由杜拉斯同名作品改编的《情人》。而这次是他第一次和采用与中国合作的方式拍片。

《狼图腾》是2010年法中签订的8部合拍影片之一，其他几部影片包括家庭喜剧片《夜莺》，以及已上映的王小帅作品《我十一》。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法国电影第二大海外票仓地，对于这块商业市场，法国越来越难以放弃。而更多的法国电影通过电影展映活动进入中国。在法国文化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或者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法国电影的放映一直是传统项目。

而在目前轰轰烈烈的中法文化交流活动中，电影只是冰山一角。继2003年和2005年中法两国互办文化年之后，“中法文化之春”已经热热闹闹地进行了8年，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艺术展览等多个领域，覆盖全国20多个城市，成为法国在海外最大的文化节及中国最大的外国文化节。

在3个世纪前，这样的盛况是人们根本没法想象的。但实际上，从18世纪欧洲的“中国文化热”和19世纪末开始的“西学东渐”起，中法文化间的对话每每都能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引起热烈讨论和影响。双方尝试互相了解，但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解、想象和隔膜。

1755年8月20日，一出悲剧《中国孤儿》由法兰西喜剧院首次公演，引发轰动。这是伏尔泰读过《赵氏孤儿》才萌发出创作念头的一个作品；他还在其近80部作品、200余封书信中论及中国。

在那个年代，中国代表来自东方的时尚，法国人好奇地阅读由传教士翻译和编撰的中国作品：四书五经、元杂剧和《中华帝国全志》等等，把瓷器、丝绸、古玩、轿子和屏风作为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写进小说。法国文史界认为，18世纪法国哲学精神的形成跟儒家伦理、孔子天道观有着密切联系，很多学者甚至将启蒙时代的欧洲称为“中国之欧洲”。

而随着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中法文化位势逐渐逆转。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近百名留学生怀着对现代文明和启蒙思想的渴望被派往法国，从康有为、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都跟法国文化产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的倡导和宣传下，法国文化在中国本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920年代，徐悲鸿自法国留学归国后，开创了中西绘画合璧的新局面；茅盾崇尚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决定“为写作而经验人生”；就连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也受到了《国际歌》和《马赛曲》的一些影响。

1949年后，意识形态的对立使两国文化渐渐疏远。在翻译家郭宏安的记忆里，他当时唯一看到的法国电影是上海电影译制厂1957年配音的《红与黑》。故事跟1950年初的美国片《郎心如铁》相仿，而中国观众也发现，它和家喻户晓的 “陈世美”也有相通的地方。在上海国泰电影院上映当天，买票的观众就挤破了电影院的玻璃窗。

而电影不久就停止了公映——在一股反修的浪潮下，人道主义、人性论的作家遭到挞伐，其中就包括法国作家司汤达和罗曼·罗兰。

于是，文学出版物成为中国人了解法国的唯一渠道。郭宏安在中学时期借阅了大量法国小说，1949年前对法国文学作品大规模而系统的译介为他的阅读提供了可能——193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法国文学在中国翻译文学中位居第二，仅次于苏联。

在所有外国文学里，郭宏安最喜欢的就是法国作品。“俄国小说中间夹杂大段议论，德国小说比较注重哲理，而法国作品更注重故事性，结构有头有尾，读起来更顺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人读法国小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这说明法国人与中国人有相近的地方。”

他最终报考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法语。他们的学习很艰难，没有教材，全班共用一本薄薄小小的“法汉辞典”，教口语的外教是科学院一个数学家的妻子，一个未经专业训练的家庭妇女。

1964年1月27日，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了中法建交公报，这被国际舆论称为“外交核爆炸”。但对郭宏安来说，情况没有发生太多改变，法国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没有更新的法文资料，法文课外读物也不是很多。唯一的变化是，北大来了一批法国留学生，其中一个女生教过他们作文课。有时候课堂上会产生争执，比如她不认同中国人把“敌人”用得如此宽泛，而学生们也反对她把台湾称为带有殖民色彩的“福摩萨”。

十多年的国门封闭造成了两国文化间的距离和误解。在法国，一些崇拜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法国左翼人士很快发现，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现实有很大差距。1974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等作家、学者穿着“毛装”来到中国内地考察，获准原因是他们所属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论坛《原样》在1968年“五月风暴”后激进的政治表现，契合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可克里斯蒂娃的中国想象很快幻灭了，在纪实游记《中国妇女》中，她陈述了对当时中国的失望。回国后，克里斯蒂娃放弃了中文学习和对中国的关注。

1980年代：“曲高不和寡”的精神文化交流

1979年4月，北京民族文化宫工作人员对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眩晕”： 法国商人皮尔·卡丹在中国的第一次时装表演在这里举行，一位金发女模特在T台中间撩起长裙的两襟，露出三角裤，观众竟不约而同地向后仰身，似乎在集体躲避这一幕。

皮尔·卡丹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个拥有10亿多人口的国家，给每个人钉10个扣子， 就是一百多亿。通过这次表演——实际上只能称作“经验交流”或“内部观摩”，它由六个副总理亲自批示，不允许记者参与，一两个连的士兵在外站岗——这个被称为“法国裁缝”的企业家终于敲开了中国的大门，第一次把时尚文化带进了中国。

但在1980年代，法国给中国带来的精神文化冲击更为明显。1978年，批评家、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在广州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学术报告，首次对长期掌控外国文学研究的苏式意识形态提出公开质疑。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印数竟高达35万，此后一印再印。

相对于经典小说的重印，几乎同时涌入中国现代派、后现代派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更为广泛，几乎把它带入了一个新启蒙年代。

1981年，一本名为《萨特研究》的著作出版。萨特的作品并不是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但以前的文章基本都作为内部批判资料。而如今，这个法国哲学家引发的热潮令人惊讶：人们在新华书店开门前就排队，他的名字出现在高校的讲座、大学里的辩论赛里，很多社会精英更是出言必称存在主义和萨特。人们把这个时代跟“五四”作对比，甚至有更加狂热的气氛——萨特竟然与蛤蟆镜、喇叭裤同样流行，一度被并列为“三大精神污染”。

在思想界看来，萨特的思想不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又强调了人道主义和个人意识，后者正是中国年轻人失去已久、继续寻回的。

1986年，郭宏安参加了以翻译西方文化为主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也翻译推介过一些萨特的文章。在那之前一年，他翻译的《加缪的中短篇小说集》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位法国存在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作家对当时的中国作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很多人认为，先锋作家洪峰的《奔丧》简直是加缪作品《局外人》的中国改写版。

除了萨特、波伏娃、加缪，阿兰·罗伯-格里耶等一批法国新小说作家也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观念、参照和活力。先锋作家和新写实作家的小说里都能寻到他们的影子。可以说，这些作品的引进与中国文学的复苏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无论如何，法国哲学家、文学家成为1980年代中国文化热、哲学热的重要主角。在戏剧方面也是如此：1982年，上海青年话剧团胡伟民导演了萨特的剧作《肮脏的手》，观众人山人海。

与此同时，法国荒诞派戏剧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形成热潮。在它们的直接影响下，中国人开始创作自己的荒诞剧。1983年夏，北京人艺戏剧导演林兆华将极具现代派意味的《车站》搬上舞台，但只演了15场就被迫停演，并且遭到公开批判，认为“严重歪曲了现实生活”，可它无疑是中国小剧场话剧的起点之一。这与中国话剧的开端形成了某种呼应——20世纪初，一些留日学生最早把话剧引入国内时，上演的第一个剧目话剧就是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

1986年，上海戏剧学院的导演陈加林把法国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搬上舞台——这部“最匪夷所思、最神秘莫测的剧本”后来被不同中国导演多次复排。

同一年，西北人张艺谋在山东种了一片著名的高粱地，在这里拍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戏：姜文唱着“急猴猴，新郎倌， 钻进洞房盖头掀，我的个小乖蛋”，跟巩俐在地里滚了一身高粱花。

8年前，27岁的张艺谋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通过有些模糊的录像带或小电影看到了弗朗索瓦·特吕弗、让-吕克·戈达尔为代表的法国新浪潮电影，新的叙事方式、表现手法、表演风格和画面构图让他和他的同学们大开眼界。此后，以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为首的一批 “第五代”导演作品，对占据新中国文艺理论数十年霸主地位的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进行了责疑，一场电影美学革命在中国内地掀起。

然而，在1989年之后，密特朗政府开始对台军售，北京方面作出强烈反应，两国关系跌入低谷，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在政治影响下，中法1980年代的文化相遇热潮草草结束。但即便如此，两国民间文化交流已不可抑制。1992年《霸王别姬》获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而据郭宏安回忆，法国文学的译介在此期间也没有受到影响。

轰轰烈烈的文化蜜月

2014年4月的法国电影展映发布会上，作为第十一届法国电影展映的形象大使，演员葛优又一次被主持人问到20年前凭《活着》在法国戛纳获得最佳男主角奖时的感受。

“最大的感受就是回来之后我的片酬涨了，”他眨巴着眼睛回答。台下笑成一片。

20年前，戛纳电影节宣布影帝时，37岁的葛优一直默默地在台下念：“葛优、葛优、葛优……”这时，颁奖嘉宾果然念出了他的名字。继《霸王别姬》之后，葛优的获奖让法国观众对中国电影进一步加深了印象。

就在这一年，中法前些年紧张的外交关系逐渐恢复。1994年，法国承诺“今后不再售台武器”，3年后，它成为首个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西方大国。

而与崇尚精神文化、“务虚”的1980年代相比，此时的中国已经更为物质化。作为时尚大国、欧洲的时尚中心，法国的一些品牌适时地进入中国。1992年，奢侈品品牌路易·威登（LV）入驻北京王府半岛酒店地下的精品廊，开设了中国大陆的第一家专卖店。当时中国法律不允许外资品牌合资经营连锁店，去LV购物还需外汇券。而那一年，上海人每月的平均工资还不到200元。与此同时，另一个法国品牌香奈儿的化妆品和香水类产品也开始登陆内地市场。

“皮尔·卡丹、路易·威登、法国香水、红酒等成为文化的载体，这些商品加上背后的文化故事，给人感觉有附加值，”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部主任崔洪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消费文化、商业文化。但是毫无疑问，它更容易被普通人所接受，雅文化毕竟是曲高和寡的事情。”

接下来的几年，另外一些文化事件使更多普通的中国百姓对法国留下了深刻印象，譬如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

大多数中国球迷的世界杯观赛历史是从1990年开始的，但他们对法国足球队印象不深——在1990、1994两届世界杯上，法国队都正好没能进入决赛圈。

1998年世界杯期间，央视赚到了近1亿元的广告费，人们通过电视看到了巴黎的圣·丹尼斯法兰西大球场，以及大批产自中国的吉祥物公鸡福蒂克斯（Footix）。这也是首届网络时代的世界杯，最早的中国网民在体育论坛里谈论远射破门的法国球员图拉姆和谢顶的齐达内，调侃看台上抱着公鸡的法国球迷。最后法国队取得冠军，很多人评价，这支队伍就像他们的国家一样浪漫、充满想象力。

这之后，中法之间的政治关系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1999年到2000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互访时共同确定举办“中法文化年”。

2004年1月24日下午，7500多名法国华侨华人、来自北京的表演团成员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盛装游行。这是在中法建交40周年之际庆祝中国猴年春节和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活动，至少20万名观众前来观看，场面足以令法国人惊奇：在法国历史上，香榭丽舍大街只举行军事检阅，很少进行普通群众游行，而外裔族群的文艺游行更是没有先例。

时年75岁的法籍华裔作家程抱一就在现场。2002年，他成为法兰西学院终身院士。“史无前例的文化事件，”他评价，“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进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突出，已经成为两国关系的一大特点。学界普遍认为，正是两国的民族文化特性决定了它们除经贸之外，需要在更高的精神层面进行交流、沟通。“往往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会发生在这样两个国家：都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明，同时又希望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这是文化交流到达一定程度的必备条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部主任崔洪建说。

实际上，相比美国，中国和法国很少被视为强大的竞争对手，而比起西方其他国家，中国人与法国人之间更容易沟通、并且形成共识。1930年代，作家林语堂就曾经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吾民）》里写道，“中国的美食家在饱口福方面倾向于法国人的态度。”无论是对饮食的极致追求，还是对各自文化高傲的自豪感，中法具有相对接近的国民性。

在2003到2005年的中法文化年期间，300多个大小文化项目分别在中国和法国举办——而在1978年到1997年间，中法官方互派的艺术团组访演加在一起也只有约120场。前往法国访问的艺术团体大多是芭蕾舞团、京剧院、杂技团、歌剧舞剧院等大型团体。

2006年，崔洪建在巴黎亲身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他形容，当时场面气势十足，“红旗铺满巴黎大街”。

但他开始担心，这也许会在某种层面上给法国民众造成一种压迫感，因为法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有文化优越感，“老百姓、媒体与政府往往是唱反调的，被媒体反向炒作，搞不好就变成坏事情。”

而在中法民众对彼此的印象方面也存有一些隐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普通民众开始逐渐接受了来自法国的时尚品牌、生活方式及背后的商业文化，对法国的好感度和接受度很高；但法国社会对中国廉价商品带来的问题却愈发担心。

“廉价就意味着竞争力比他们强，虽然方便，却可能会存在质量问题，”崔洪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同样是商品带来的，但两种不同商品背后的文化感受截然不同。”

“不搞铺天盖地的大声势、大规模活动”

2011年7月，话剧导演、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师黄盈带着自己的新戏《黄粱一梦》，与其他5个话剧一起前往法国，参加“阿维尼翁戏剧节”。

整个团队由戏剧导演孟京辉带队。他们从荷兰转机到法国马赛，又坐了一两个小时的大巴，才抵达法国南部的小城阿维尼翁。两小时后，全体成员集体上街，见到空白墙壁就贴话剧海报，绕了大半个古城，一直贴到夜里三四点。

孟京辉曾说自己不敢选择国家剧团，因为“它们的演员哪里吃得了这个苦？”

6个中国戏参加的是戏剧节的OFF单元。参加这个单元的都是自愿、自费来的那部分剧团，它们意味着边缘、颠覆和先锋。

这是中国戏剧第一次在世界最大的戏剧节上亮相。除了孟京辉带来的6个戏（合称为China Kisses），还有上海戏剧学院的《西厢记》和台湾的4个作品。戏剧节组委会十分重视：他们第一次启用小教皇宫的中庭，为China Kisses专门举办了“中国日”活动。

为了参加戏剧节，黄盈希望找到一个关系到中国人根源的、朴素的、有思辨色彩的哲学话题。他最后决定创作一个1200年前沈既济在《枕中记》中记载的中国传统故事“黄粱一梦”。在去法国演出前的3个月里，黄盈每天都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来训练一帮85后演员，包括走圆场、打太极。

6个中国戏每天都在阿维尼翁一个教会中学的大教室里进行“车轮战”式的演出。每天中午1点轮到《黄粱一梦》时，就会有演员在舞台上开始淘洗黄米，蒸上一锅黄米饭。结束后，每个观众都可以分上一碗来自中国的黄粱米饭。他们吃完一碗，发现稍带苦味，但后味回甘，有人又回来再要一碗。“其实是在尝一种文化的味道，”黄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给话剧翻译法文字幕的中国翻译在飞机上就告诉黄盈：“你们这戏太晦涩，观众可能会失去耐心，悬。”可首演后，黄盈发现“完全没问题”。一个法国女记者告诉他：这是个讲未来的戏，他觉得“很有意思”，“也许这是一个农耕文明的故事，但1000多年后的欧洲观众也能找到共鸣。”

阿维尼翁戏剧节的观众十分多元，有戏剧迷，也有前来度假的普通法国观光客。这样的非官方大团交流正是目前的中国所需要的。

2008年，看似热络、紧密的中法友谊被一个变故硬生生地打断：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将自己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与西藏问题挂钩。在奥运会开幕前几个月，奥运火炬手在巴黎遭到反华人群的团团包围。一些人甚至冲上前，试图抢走火炬。

这是中法建交后两国关系的第二次严重挫折，中国网民们随即发起了对法国商品的抵制行动，艺术家王广义和卢昊也决定退出一场法国艺术展，表示愤怒。

而这一次，中法关系很快缓和下来——第二年4月1日，中法两国外交部共同发布《中法新闻公报》，法方表态“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2009年，双方决定“建设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法关系还是有别的国家无法替代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和感情的国家，每次中法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中国总要强调戴高乐与毛泽东之间打下的基础，”崔洪建说，“这也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稳定的，政府是一以贯之的，它有能力去追溯历史。”另外，从2005年到2012年，中国在法投资增长了整整14倍，而法国近期的经济增长很弱（今年一季度的增长率仅为0.1%），恐怕它不得不保持与中国的友谊。

1993年2月8日，北京，工人在中国美术馆门口清洁来自法国的“思考者”雕塑。当日，中国美术馆举行“罗丹艺术大展”，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一个月内有超过10万观众前来观展。此后，夏加尔、米罗、巴尔蒂斯等一些世界级的大师作品，陆续在中国美术馆与中国观众见面。摄影/Manuel Ceneta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每年都组织中法学者的交流 “中法思想文化对话”。崔洪建发现，随着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法国人文化方面的优越感正在开始变化，他们“变得谦虚了”， 开始认真地考虑中国人提出的思考。

然而，火炬传递受阻一事给中国方面提出了一个问题：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文化交流活动是否真的有用？

实际上，在2008、2009年前后，中国政府注意到国家软实力、国家形象塑造问题，对文化建设、文化交流的必要性才逐渐重视起来。

“此前互派演出团体、艺术展览的文化交流可能只是局限在比较低的水平，达不到战略的层面——它们并不代表普通人的生活，不是人与人的交流，而是形式和形式的交流，看上去很美，但实际效果值得怀疑，”崔洪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现在我们的文化交流方面跟以前相比有比较大的突破，比如现在的中法文化之春，就希望把各种形式整合起来。”

崔洪建把这种向民间转化的新型文化交流方式称为“people to people”，即不搞铺天盖地的大声势、大规模活动，更注重人和人之间交流的文化展示，希望做到经常性、接地气、分散化，成为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影响”。

（实习生卫雨晴对本文亦有贡献）

结构主义在中国

70年代末，中国开始初步译介结构主义哲学和文论，发表的翻译文章主要集中在《世界哲学》等期刊中。1984年后，中国文学研究界兴起了一股“方法论”热潮，一系列著作纷纷被翻译和出版。到了90年代，随着西方大量文学理论思想的侵入，结构主义的接受变得更为客观成熟和深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