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苏东

近年来，关于传世先唐文献的可信度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先唐文史研究以及辑佚、校勘、辨伪等传统学术方法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究竟我们可否根据汉人所整理的先秦文献研究先秦文学，又可否根据唐人整理的魏晋文献研究魏晋文学？这些质疑是否具有合理性？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构建出一套新的研究范式？应该说，这些问题已经难以回避，需要我们通过对若干先唐文献形成过程的个案研究以及基于此的整体思考来进行回应。笔者近年在对《汉书·五行志》、《春秋繁露》、《毛诗正义》等文献的研究中，对于先唐文献的复杂形成过程略有体会，因此，不揣谫陋，略陈管见，谨就教于方家。

就文本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而言，大概很少有文献能与《汉书·五行志》（以下简称《汉志》）相比。笔者以为，它突出体现了部分先唐文献在编撰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充分暴露出一篇看似整体性的文本内部的矛盾、失序与撕裂，为我们认识先唐文献的复杂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汉志》以《洪范五行传》为基本框架，试图融合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刘向、刘歆等人的灾异理论，属于后儒对先秦以来灾异学知识与文献的系统整合，在文献性质上与《管子》、《吕氏春秋》、《新书》、《淮南鸿烈》、大小戴《礼记》、《新序》、《说苑》、《楚辞》、《春秋繁露》以及魏晋以下集注、义疏、类书、总集等具有共通性，在汉唐著述传统中具有代表性，可以为本文讨论的主题提供一个切入点。

汉儒灾异论极盛，各家皆自成体系，《汉志》旨在包容诸家灾异论，但在结构上却径依《洪范》五行学，将董仲舒“推阴阳以说《春秋》”、京房“《易》传”等与“五行”完全无涉的灾异说解强分于五行、六沴之下，不仅破坏了董、京诸家灾异体系，也造成《汉志》自身的体例混乱与文本割裂。

但这仅是《汉志》文本内部矛盾的第一层面。第二层面，就《洪范》五行学而言，《汉志》有《洪范五行传》、许商《五行传记》、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刘歆《洪范五行传论》四个文献来源，此四者虽然相关，但在《传》文版本、灾异体系等方面却存在重要差异。《汉志》在五行、六沴理论说解部分主要以刘向《传论》为本，但在具体灾异列举中却以刘歆体系为基本框架，这导致《汉志》体例的进一步混乱，是造成《汉志》“难读”的主要原因。

第三层面，就刘向《传论》而言，他名为解释《洪范五行传》，实径出己意，将阴阳、时令禁忌、《春秋》公羊学、京房《易》学等外家灾异思想尽数纳入，其《传论》呈现出鲜明的割裂性。至于刘歆《传论》，其文献来源除了刘向所据通行本《洪范五行传》以外，还有他独见的别本《洪范五行传》以及其父已经著成的《洪范五行传论》，刘歆一方面弃通行本而用别本，一方面力破其父故说，复将《左传》灾异理念援入其中，其《传论》同样呈现出内部割裂性。

第四层面，则是全志的核心文本《洪范五行传》，其文献来源更显驳杂：五行、五事、皇极来自《尚书·洪范》，五行灾应多源自时月令文献与日书，“杀太子、以妾为妻”等源自儒家经传，七曜异象源自星占书，“共御”之法则有更为希见的文献来源。这些出自不同知识系统的章句被纳入同一文本后，其内部的矛盾与割裂实难弥合：“五事”与“五行”之间关系究竟如何？“治宫室，饰台榭”何以与“犯亲戚，侮父兄”具有同样的灾应？这些问题都无法从文本自身得到合理解答。

以上所言还只是对《汉志》内部矛盾与割裂的简单描述，事实上，它还涉及与许商《五行传记》之间的矛盾，以及许商《五行传记》与《洪范五行传》文本之间的矛盾等。反过来，如果继续考察《汉志》自身的衍生文献，例如《后汉书·五行志》、《南齐书·五行志》、《隋书·五行志》等，我们会发现，它们又将《汉志》作为一个文献来源，同时援据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及其他灾异文献，试图再建构各自的灾异体系。在这些文本中，往往刘向的同一段说解在不同的文本中呈现出极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并不总是版本学上的异文或者 栝程度的不同而已，新的编撰者多少有意通过对刘向《传论》的细微改造来传达其灾异思想。

总之，从《洪范五行传》的成书到许商、刘向、刘歆的传论，再到班固《汉志》以及《后汉志》、《南齐志》、《隋志》，文本的每一次编撰都经历了多源文献的重新整合，由于每一个衍生文献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意识，因此，在这一文本群中，出现了大量看似相近却又实有不同的章句，构成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所谓“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文本表层结构的互文性，在某种程度上却揭示出其深层结构的互斥性。这些互见的章句既从属于这些文本，又游离于它们之外，它们与文本之间构成一种紧张的合作关系，而它们自身，则构成一个文献流变的传统，为我们了解某些理念在历史上的演变提供了动态的样本。

《汉志》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虽然极端，但在先唐文献中仍颇具代表性。事实上，传世先唐文献大多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它体现为以下四种方式：

第一，同一文献的不同流传形态。例如上举《洪范五行传》通行本与别本、《周易》帛书本与传世本、《老子》帛书本与北大竹简本、《孝经》颜芝本与唐素绢本、《缁衣》上博简本与传世本。这种流传形态的变化，有的是偶然的，有的是后学面对已遭破坏、碎片化的文本进行重新整理时的无奈之举，有的则可能体现出某种学术新变的探索。

第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例如上举诸史《五行志》中互见的刘向《传论》、《史记》与《左传》、《汉书》与《史记》、《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韩诗外传》与《说苑》等。从广义上说，还包括楚辞、七体、都市赋、纪行赋、言志赋、某些题材的古诗等特定文类的创作传统。

第三，所谓“伪书”或“伪作”。如上举刘歆独见的别本《洪范五行传》以及《古文孝经孔传》、《古文尚书孔传》、《孔子家语》、《孔丛子》、《文子》、《列子》、《春秋繁露》中的《五行顺逆》诸篇、《西京杂记》中的部分汉赋等。事实上，除了少数完全捏造的文本以外，“伪书”大多有其文本来源或模仿对象，有的甚至未必存心作伪，只是采用了在后人看来极不规范的整理方式。

第四，文本内部的矛盾。如上举《汉志》内部的多层矛盾、陈鸿森先生所举《御注孝经序》与注文之间的矛盾[1]，以及笔者在《毛诗正义》研究中发现的大量例据，如《大序》正义明言将大序分为十五节，但其标起止实将全序分为二十二节，这类矛盾显示出《毛诗正义》在删定时与二刘旧疏之间的复杂关系。1

这些问题有的与文献在传播中的“重写”有关，但本文则集中关注其“形成”过程的复杂性。

先唐文献形成过程体现出的复杂性，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挑战：如果《毛诗正义》是一个夹杂着大量二刘旧疏与唐人正义的文本，且两者之间的界限又难以厘定的话，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够被视为唐代经学成就的代表呢？这些曾经具有权威性的文本，似乎逐渐变得模糊、不可认知和难以利用，就像《孔子家语》等披以“伪书”之名的文献一样，只能接受被边缘化的命运。类似的问题似乎已经发生在日本学界对《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研究上：有学者指出，因为长期热衷于《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辨伪学研究，因此，《繁露》始终无法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本而获得研究，日本学界对于董仲舒思想的研究也受到较大约束。[2]同样，近年来出土文献以及手抄本研究提出的对于传世文本的质疑，也给我们带来困扰：如果所有的文本都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的研究将以何为据呢？

随着我们对先唐文献形成、传播复杂程度的了解越来越深，这种困扰只会越来越强烈，如何适应这种新的研究理念，重建相关研究的基本范式，开拓新的研究空间，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以下仅就笔者管见，略陈几点：

第一，从观念上说，应充分考虑文本形成与传播过程的复杂性，直面文本内部的矛盾、失序、割裂与残缺，并以此为径进入文本的深层结构。我们的研究常常有一种倾向，愿意为文本构建一个统一的体例，否定或忽视其内部的不合理性。例如，刘知几在《史通》中已经指出班固《汉书·五行志》内部结构的混乱[3]（P498），但千载之下，我们对班志体例的错讹何在仍未见清晰的论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事实上，笔者在对《汉志》、《春秋繁露》、《毛诗正义》等文献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如果我们主动放弃对文本统一性的追求，承认其体例的不完备性，并由此努力辨识其不同的文本来源与层次，则文本的每一处矛盾，就好像一处裂缝，提供给我们窥探文本深层结构的绝好机会。这不仅不会影响我们对于文献的整体理解，还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于其复杂形成过程的认识，从而对这类文献形成立体化的理解。

第二，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可以尝试在“场域”理论的引导下，通过文献比读与文本细读的结合，把握文献的内部结构与个性。“场域”原是近代物理学中的概念，自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其引入社会学研究之后，乃成为人文社科理论中一个常用的概念。该理论所强调的，是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存在内部竞争性、互动性的、激荡的共生环境，在研究中既注重整体环境对其中个体的影响，亦注重个体之间的竞争、互动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环境自身的影响。我们认为，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具有复杂形成过程的文献颇有帮助。一般来说，这些文献同时处于两个“场域”当中，其一是与它们具有传抄关系的文献所构成的大场域，而互文性文献的比读，就是要借此为研究对象重建一个真实的文献生成环境，使我们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知识背景。其二则是一种或多种上源文献经过作者的编纂、增删、重写而构成的小场域，也就是文献本身。而文本细读，则旨在发现上源文献之间及其与作者间的固有矛盾，由此理解文本内部的深层逻辑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

第三，对文本复杂形成过程的认识对于先唐文献的辑佚和校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辑佚学注重佚文的搜集与编排，但是对佚文所属原书引书体例的研究，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视。事实上，所谓“佚文”，既然被纳入了新的文本系统，不免会受到新文本的语境制约，因此，了解佚文所属原书的引书体例，是我们评估佚文“还原度”的重要前提。同样，“他校”原是常用的校勘法，但是，进入其他文本的互见文献，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其源初的版本形态，这也需要结合具体的文本做出切实的评估。笔者在对刘向《传论》进行重新辑佚的过程中，就对主要的辑佚对象《汉书·五行志》、《南齐书·五行志》、《隋书·五行志》、《开元占经》等的引书体例进行了梳理，特别关注他们对引文进行增删的个案，这为我们更为审慎地认识其书所见《传论》佚文，特别是同一佚文在不同引书中出现的异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对于先唐文献复杂形成过程的认识要求我们形成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即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哲学背景的研究者，都应掌握处理复杂文献学问题的基本能力，但版本、目录、校勘等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又已经不足以应对这些复杂的文献学问题。先唐文献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要求传统文献学的外部研究必须与深层次的文本细读密切结合。在这种研究理念中，文献学研究不再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它本身就成为文学史、思想史研究的主体之一，成为我们研究和叙述文学史、思想史的重要方式。

参 考 文 献

[1] 陈鸿森：《唐玄宗孝经序“举六家之异同”释疑》，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4本第1分，2003年.

[2] 关村博道：《日本学者关于〈春秋繁露〉的论争评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3] 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