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毅+李姝雯

[摘要] 18世纪，中朝文人交流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朝鲜使团频繁出使清朝，为中朝文人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客观基础。18世纪初期的朝鲜朝文士多是希望见到对明朝怀有深厚感情的清朝士人；此外，朝鲜文士积极接触清朝文人：一方面缘于希望实现贤者嘉会、倾心剧谈的夙愿；另一方面意欲加强双方的文化了解，实现显扬声名的愿望。而一些清朝文人或因赏识、钦佩朝鲜文士的才学，或为了商业目的，或为了看朝鲜朝使者的衣冠及期望得到朝鲜的特产，也主动结交朝鲜文士。

[关键词] 中朝文人；交游；原因；“燕行录”

[中图分类号] I1-2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007（2014）03006007

[收稿日期] 2014-04-20

[作者简介] 1.徐毅，男，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韩文化比较研究。2.李姝雯，女，南通大学2014级研究生。（南通221009）

18世纪是中朝文人交流史上的高潮时期。其交往人次在628次以上，存留下的较为详细的笔谈记录至少有193处，赠诗663首，唱和诗119组，序跋赠文53篇，往复尺牍311封，赠书行为至少73次，参见笔者博士学位论文《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流》。显示出两国文化交往的繁荣景象。此时参与交流的两国文人既继承了明朝时“诗赋外交”的传统，又在交往过程中增添了丰富的学术对话内容，这对当时双方关系的发展以及对整个汉文化圈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厘清两国文人的接触意愿与交流目的，对于理解当时两国文人的交往行为、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考察中朝文人间的各种关系等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朝文人交游的客观基础

中朝文人间的接触与交流既存在客观条件，也有主观意愿。18世纪中朝两国使者往来频繁，特别是朝鲜方面，作为清朝的进贡国每年都有定期、不定期的赴燕使行。

从朝鲜王朝立国伊始，每年定期来华的使团至少有一次（在崇德之前定期有四行），而以某一名目出使到中国的使官数量，就正官而言至少有三十名（在崇德之前，从事官有四十余名）。这样，一大批学者、文人就能以三使（正使、副使、书状官）或使团随员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们在出使途中或在停留北京、沈阳、热河等地期间，经常有机会与清朝的文士接触与交流。据《同文汇考》中《使行录》统计，整个18世纪，朝鲜朝派往清朝的使团就多达258次。据《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统计，清朝派往朝鲜朝的使团也有48次。可以说，两国使行为彼此交流创造了前提条件。

二、朝鲜朝文人结交清朝文人的原因

18世纪一大批朝鲜朝使团的文人抱着与中国文士接触并交流的热切愿望踏上出使的道路，因而他们在出使途中或在停留燕京、沈阳、热河等地时，往往主动觅访清朝文士，《备边司誊录》有载云：

使行到彼时，军官书记诸人中，或有稍解文字者，则必以寻访彼人为高致，笔谈或唱和，甚至于求得诗稿弁首之文。及其出来之后，必因使行历行往复书札，彼以香茶，此以楮管，语言不择于忌讳，赠遗贻同于馈问，互相效尤，转辗成习。[1]（638）

引文中所言朝鲜朝使团中“有稍解文字者，则必以寻访彼人为高致”，其语虽可能有夸张失实之处，但也反映出在十八世纪朝鲜朝文士主动结交清朝文人的风气比较盛行。据史料分析，朝鲜朝人接触中国文人的主观愿望源于以下四点：

（一）希望见到对明朝怀有深厚感情的士人，即所谓的“燕赵悲歌之士”。这是18世纪初期前往燕京的朝鲜朝文士身上所具有的一种比较典型的心态。譬如，李颐命《送申圣与（晳）赴燕序》载云：

今圣与入燕，以汾厓公忾我寤叹之思，阴求万历诸人之后，出示文贞所唱酬者，以观其色之如何。余尝往来燕赵，盖未见悲歌之士。圣与默察之，或有讴吟弹铗之伦抑郁而愈不平者，文贞之时庶可复见矣。[2]（252）

李颐命建议申圣与在出使中国时，可去暗地寻访明代万历年间有志之士的后嗣。他认为其后人对当朝抱有抑郁不平之心，这些人士或可得见，那么也就可以与之唱酬来往。当时更多的朝鲜朝文人则用诗句表达出这一意愿，如崔昌大《遥赠姜书状（履相）之燕》云：“君行试访幽燕市，傥有悲歌击筑人。”[3]（61）任埅《赠别沈侍郎汝器（枰）赴燕》云：“凭君为访燕南市，尚有悲歌击筑不。”[4]（90）这些诗句蕴藉的含意，无不鲜明地反映了18世纪早期朝鲜朝文人期待与悲歌之士相会的心理。甚至到了18世纪末期，有些文人仍怀有这种心理，如洪羲俊《高阳路中次杜》有云：“津槎虽未问，燕筑可相寻。”《送具生成叔随使赴燕》有云：“燕南余侠窟，肝胆结弟兄。生死立谈间，义重身还轻。屠门日击筑，长歌引大觥。子亦慷慨士，许心一盖倾。”[5]（卷二）

这种期盼与燕赵悲歌之士相会的心愿，缘于朝鲜朝文人对明朝怀有深厚的感情，而联系这种情感的纽带，一是朝鲜朝奉儒家文化为正统，这与明朝在文化上具有亲和性，二是在历史上朝鲜朝对明朝奉行“事大”政策，再加上“壬辰倭乱”时明朝对朝鲜朝有再造之恩。所以，尽管明末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诸多弊端，国政较为腐败，出使明朝的朝鲜朝使臣也多有不满，但是清朝入主中原，还是激起了他们对明朝灭亡的哀惜。当时，他们普遍视满人为外夷，不承认清朝的地位，甚至希望能够恢复汉人的统治。18世纪早期朝鲜朝文人怀有这种情感较为普遍，这可以通过他们的诗句得到验证，如赵泰采云：“左袵惊殊俗，同文忆大明。天心犹未厌，那复见河清。”[6]（9）李健命云：“天意只今难可度，几时中国赋河清。”[7]（346）赵锡命云：“堪叹百年文物地，如何复作酪羶场”[8]（559）等等。这些诗句，志怀激荡，或怀念前明，或厌恶满清，或期待恢复明王朝，无不体现出朝鲜朝文士对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明的尊奉与眷恋之情。

（二）意欲结交清朝才士，以实现贤者嘉会、倾心剧谈的夙愿。这是朝鲜朝文士接触中国文人并与之交流的另一重要目的。如洪大容与“浙杭三士”（严诚、潘庭筠和陆飞）结识并神交的事例就是一个典型。

洪大容称自己为了求得“会心人说会心事”，足迹曾遍及国内，但未遇到会心者，故而萌生了在疆域之外觅求知己的想法。他的这种意愿是强烈的，在与严、潘二公笔谈时，也曾直接表述这一愿望，有云：

鄙等初无官差。此来无他意，只愿见天下奇士，一讨襟抱。归期已迫，将未免虚来虚归，忽得两位，一面如旧，幸惬大愿，真有志者事竟成也。只恨疆域有限，后会无期，顾此爱慕之诚，何日忘之。[9]（132）

他在给严诚、潘庭筠的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愿，其云：

容东夷鄙人也。不才无学，为世弃物，僻处海隅，见闻蒙陋，只以所读者中国之书，所仰而终身者中国之圣人也。是以愿一致身中国，友中国之人而论中国之事。乃局于疆域，无路自通，幸因叔父奉使之行，远离庭闱，不辞数千里之役者，实是宿愿之有在。而山川城郭耳目之快，固其余事也，但入京以后，行止不得自由，且无引进，寻谒无处，每徊徨于街市屠肆之间，想望于悲歌慷慨之迹，而窃自伤其不幸而生之后也。忽乃事有凑合，其人斯在，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从此而虽一朝溘然，亦不可谓虚度此生也。[9]（133）

洪大容在与“浙杭三士”交游过程中，通过笔谈与信札，多次表露自己意欲结交才学之士的心迹，也多方面反映出其强烈的使燕意愿。在此，其出使燕京的目的也非常清楚地彰显在读者面前。期待与域外才学之士结交，促使他自愿地加入使团队伍，千里跋涉来到燕京。也正是受到这种挚诚志愿的驱使，洪大容在燕京与严诚、潘庭筠等人初次识面后，多次主动前往他们二人寓所，“以笔代舌，并以道义成君子交”。[9]（153）

除了洪大容之外，怀抱结识中国高士、贤者意愿的朝鲜文士还有很多。这在18世纪的《燕行日记》中可以发现诸多实例。譬如1713年，金昌业向王眉祝询问：“此城内亦有饱学秀才否？”[10]（327～328）1747年，尹汲《燕行日记》载朝鲜朝一译官向清秀才张昕打听：“即今以学问名世者谁也？”“文章家为谁？”[11]（232）1791年，金正中《燕行录》载云：“抵丰润县，……此县素多名士。而行鞭甚忙，未得过访。可恨”[12]（114） ，等等。由此可见18世纪朝鲜朝文士意欲结交清朝才学之士的普遍性。

除了以上直接打听贤者何在的行为外，朝鲜朝文士意欲与中国才士结交的强烈愿望也通过以下行为和反应显露出来。

其一，他们通过静心观察、言语酬酢等来试探清朝文人的学识，以便进入更深层次的交流。譬如李田秀《农隐入沈记》所载：

余亦问其年，书曰：“虚度五十七岁。”余书徐乾学姓名，问“是何人？”书其下曰：“健菴。”书问朱竹垞，书曰：“彝尊。”书问顾宁人，书曰：“炎武，学问最博。”盖前此所见诸人皆是村学究，如弇山之名字多不能识，故张君亦不免吾辈之尝试也。[13]（199～200）

李田秀自言其一系列的发问就是出于试探所遇清朝文人学识的目的，此举说明他希望见到的是博学之人，而非普通“村学究”。朝鲜朝使者的这种以考探才识功力为目的的言谈，在《燕行日记》中还有诸多实例，如闵镇远《燕行录》“三月二十七日癸卯”所载：

有一姓明少年自称秀才，能通经书云。故余出行橐中《诗传》一册使读之，则读一章，又令读注，则不肯。[14]（207）

又如姜浩溥《桑蓬录》卷五载其入丰润县，宿秀才谷可成家。他通过试探性的交谈，发现谷氏三兄弟不像内行纯笃之士。因此，姜浩溥与谷氏三兄弟客套应酬后，就再没有更为深层次的交流。其感慨有云：“谷孱孙不肖，全无学识，尽坠先美也。”[15]（562）

其二，朝鲜朝文士与清朝文士接触后表现出的欣喜心情，也能验证他们觅求中国才士意愿的挚烈。譬如李田秀和仲兄李晚秀与张玉昆第二次笔谈后，有云：

此日所与讨论者不过膜外说话，不足尽其所有，而即其数转语也觉透露面目，显有暮年穷庐俯仰感慨之意。古今书籍亦可知涉猎颇广，谁谓沈中无人士也？[13]（220）

“谁谓沈中无人士也”，一语鲜明地展现出李氏兄弟得遇清朝才华之士的欢悦之情。而当没有遇到饱学之士时，朝鲜朝文人则十分怅然和伤感，如姜浩溥《桑蓬录》卷五载云：

丰润县即畿内名邑，自古称儒乡，多光显者。今则贸贸，名能文者不能通大义，或有读书者而皆商贾样子云，前日文明之俗扫地尽矣。夫邹鲁絃诵之邑、河洛读书之乡，今虽未足蹑其地，而以兹推想三隅可及。嗟乎！风与教移，岂人之罪也！[15]（562～563）

一句“嗟乎！风与教移，岂人之罪也”，其找寻不到清朝才华之士的感慨跃然纸上。

其三，朝鲜朝文士在得知对方是高明之士时，意欲与其倾心相交的心迹便会直接流露出来。如李商凤《北辕录》卷四载：

余曰：“今日之来，窗明几静，四顾无人，欲与知心人无言不到，岂有一毫疑阻乎？”[15]（877）

又如，姜浩溥《桑蓬录》卷四载云：

余（按，姜浩溥）曰：“此会岂可再得。今日吾忘佥尊之为异域人，佥尊亦烂漫倾心勿傁以疏外待之，如何？”白曰：“诺。”程曰：“兄之此言已有拘于形迹也，弟等岂不吐情曲而尽露之耶，但恐兄之不若我心也。”余曰：“尊毋隐于我，我亦毋隐于尊也。”[15]（544）

此二则材料所载“欲与知心人无言不到”与“尊毋隐于我，我亦毋隐于尊也”的期许，正体现了朝鲜朝文士不愿以浅谈辄止而辜负才士嘉会的心愿。

其四，朝鲜朝文人与清朝才士交流后，往往有别后以书信来往的愿望。而事实上，现存的18世纪中朝文人来往信件的数量相当多，据笔者收集整理，其存世数量在311封以上。这也是朝鲜朝文士乐意与中国才士交往的重要表现。如金昌业在角山一寺庙中遇到青年才俊程洪，与之交谈后，非常赞赏其人，有云：“少年眉目清俊，举止闲雅，言语不苟，文字亦精，前后所见秀才，无如此人也。”[10]（315）因此，也就有了别后与之继续交往的想法，于是其云：“鄙邦每年有进贡使，自此通书信如何？果有此意，君所住坊名，请详细书示，以便相访。若仆则我国使臣以下无不知者矣。”[10]（319）而程洪并没有立即答复金昌业。过了一些时候，金昌业按捺不住，又进一步追问：“所住何不明示？”程洪书曰：“北门内城隍庙胡同立扁者便是。”[10]（320）由此可见金昌业想与其建立长期联系的迫切愿望。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8世纪出使到中国的朝鲜朝文人往往怀有一见清朝饱学之士并与之交流的诚挚愿望。

（三）与上一点相关联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朝鲜朝文人通过交流既可以了解清朝，同时也可以通过笔谈、唱和、求序和赠书等形式来传播本国文化，展示学术观点等，从而最终实现显扬自己声名的愿望。

在18世纪的诗歌作品中，可以发现朝鲜朝人希望本国诗文在中土流传的真诚期待。如正祖《李判枢徽之以耆社大臣将赴燕参千叟宴，诗以赠之》有云：“千叟筵参四海巵，翰墨须教天下闻。”[16]（75）徐宗泰《别副使柳参判（之发）丈（曾任平安兵使）》云：“千古声明唯海外，半年征役是天涯。”[17]（58）李献庆《送柳参判（义养）以副价赴燕》云：“华国正须词翰手，拣贤无过老成人。”[18]（142）《送别郑侍郎（元始）使燕》云：“辽野天宽况有楼，殊俗亦惊真学士。”[18]（143）尹行恁《送书状金士源（祖淳）》云：“沈阳城外雪纷纷，石室先生天下闻”[18]（26）等等，以上诗句表达出朝鲜朝文人对扬名中国的期许。上至朝鲜朝国王、下至文士不仅有着对本国诗文的自信，而且更有使之在中国流传的愿望。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旦作品在清朝流传，其名号就可以不朽于天下。如洪大容《金养虚在行浙杭尺牍跋》载云：

（金在行）一朝具靺韦入燕都，与浙杭三人相得甚欢。三人者，皆许其高而自以为不及也，又以其豪爽跅弛，无偏邦气味，益交之深如旧识也，今见帖中诸书可知也。三人者皆汉晋故家之裔，风流隽才，又江表之极选，今平仲之见称许如是。从此平仲之诗可以脍炙于华人口吻，而养虚之号可以不朽于天下矣。[9]（74）

洪大容称，养虚金在行在燕京与浙杭三士“相得甚欢”，且他的诗作得到了他们的称许，那么从此以后，非但他的诗歌可以脍炙人口，而且他的名号也可以不朽了。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朝鲜朝文人会有意识地赠诗、赠书给清朝文人，如李商凤《北辕录》卷四有载：

家君曰：“正使公有抄东国诗一卷，后有使属仆付中州选诗者，公亦有意乎？”曰：“此不可轻议也。”[15]（870）

（四）18世纪早期，一些朝鲜朝文人希望与清朝文人接触并交流还出于一些特殊原因，即希望通过交流、论学来重振中国儒学之风。如1703年以正使身份出使清朝的徐宗泰《别申应教公献（琓）叔以书状赴燕（三首）》其三云：

庆元微言绝，道脉代有宗。斯文如元气，罔係世污隆。胡元宅我华，羯羠秽章缝。承承犹绍绪，仁山数三公。发挥前师旨，驾说息群憃。中陆今幽国，四海浸夷风。千古文明化，荡淅一朝空。况自正嘉后，士学日幽矇。王陈导其流，众迷靡然从。江西与葱岭，变怪纷喧讻。道术日以裂，异说日以工。然余反验古，斯道岂终穷。茫茫海宇广，明德亦降衷。应有林泽间，不受污染蒙。远阐洛闽旨，门路趋大中。苟使存一线，继开应有功。跂然徒遐想，何繇与磨砻。请子倘有遇，论学较异同。正学能硕果，归来报大东。天地日幽塞，蒿目忧忡忡。[17]（17）

徐宗泰认为，满族占据中原，使中华千古文明教化一朝荡空。因而，他特别期待申琓前往中国后能够阐释儒家“洛闽之旨”，以使中华学术趋向“大中之途”。他还认为即使申琓的努力仅使中华儒学存有一线生机，此举对重振中国儒学也就有了继往开来之功。诗歌的最后，徐宗泰表现出对申琓的信心，认为他定能通过与清朝文人“论学较异同”而“正学”于中华，并结出硕果。

三、清朝士人结交朝鲜朝文人的原因

一些清朝士人也会主动与朝鲜使臣见面交流。如18世纪的朝鲜“使行日记”中载：在大陵河，自称秀才王俊公者主动来见朝鲜使者；在蓟州，秀才康田主动来见朝鲜使者；在沙流河，秀才王化来见朝鲜使者；在北京，文士虞甫、陆光岳来见李健命；在北京，翰林教习黄越主动拜访李健命；在永平府，有一秀才主动来见黄晸；在宁远卫，举人王渭来见朝鲜使者；在沈阳，孔子书院诸生金科豫等七人来见三使并笔谈；在榆关，齐佩莲来见朝鲜使者等等。

清朝文人愿意与朝鲜朝文人接触并交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一些清朝士人出于对朝鲜朝文人才学的赏识或钦佩而愿意与他们相识并交流。譬如，洪大容《杭传尺牍·乾净洞笔谈》载有陆飞写给洪大容和金在行的第一封信，信中有云：

陆飞启。此行自恨来迟，不及一亲言论风采，生平第一缺陷事也。午后甫克解鞍客邸，入门未及他语，力闇秋即历叙与诸公往来情事，叠叠不休，并出诸公手迹长篇短页，纵横几案，触目琳琅，应接不暇。力闇秋又从傍称述种种，耳目俱劳，两官并用，又如读龙门佳传，夹叙事状，议论倾倒，忭舞莫可言状。闻诸公使事有绪，将次就道，形格势阻，想匆匆不获一出，而飞又初到此间，俗务纠缠，漫无条理，恐终无见理也，但生平以朋友为命，况值海上异人，且不止一人，如竟不获附力闇秋之末，则此二人者，飞终身抱不解之妬矣。[9]（156）

陆飞通过阅览严诚、潘庭筠与洪大容、金在行的笔谈记录、创作等，了解到洪大容、金在行二人的学识，称他们为“海上异人”。他在信中表达了对洪大容、金在行的倾慕之情，称不能与洪大容和金在行“亲言”为“生平第一缺陷事”，将会“终身抱不解之妬矣”，从而鲜明地表达出想与洪大容、金在行二人结识的热切感情。又如，洪大容《湛轩燕记》载山西韩姓文人慕名前来拜访洪大容和金在行，潘庭筠介绍道：“此山西韩兄，闻二兄名，故来访。”[9]（159）再有一个典型例子，榆关清秀才齐佩莲在壬寅年（1782）与洪良浩交流之后，就对朝鲜朝使团的文人表现出钦佩之情，因此，他后来尽可能地找机会与朝鲜使团中的文人相接触。庚戌年（1790）出使中国的白景炫在其《燕行录》（第二）中记载道：“（十二月）初四庚戌，……是夜，（齐佩莲）骑驴带灯而来。余与朴齐家在善、金宗焕翼卿、李箕元子范、李光稷畊之相迎，坐成，笔谈论交，唱和诗律，夜深而罢。”[19]（64～65）《燕行录》（第四）又载道：“辛亥二月初三日戊申。……齐进士佩莲以昨冬一面之交今夜复来，其款款情可以知之矣。”[19]（93）此后，在壬子年（1792）二月初六日，他又趁着夜色主动去拜访朝鲜使团，与金正中“对语良久，夜深乃罢”。[10]（242）癸丑年（1793），他拜访朝鲜使团，与李在学有诗歌唱和。甲寅年（1794）、已未年（1799），他又分别拜访了洪良浩、金载瓒。

（二）一些普通的清朝文人为了诸如卖书画、卖古董等商业目的而去结交朝鲜朝使者。譬如，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记载了朝鲜朝使团来到山海关后大批清朝秀才来访想与使团人员做生意的情形：

夜来卖书画者极多，其人多是秀才。其中兰亭墨本颇佳，而索价过多。又有饮中八仙帖、花鸟帖、山水簇，皆是俗笔。唐伯虎水墨山水、范凤澹彩山水、米芾水墨山水亦皆赝作。米芾画，讨银三十两。[20]（385）

当地秀才来与使者接触，其目的就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书画而获利。这些秀才当中就有与朝鲜朝使者经常交往的郭如柏。他接近使团的实际目的是为了卖书画，并非真正想与朝鲜朝文人进行学术、文化上的交流。试看下面一段金昌业与郭如柏的对话：

余曰：“今日卒卒未究，待过年回来，更欲请教可乎？”答曰：“明春，我皇上开万寿科，不日携子上京。”问：“然则往北京相会如何？”无答。夜深遂别。[20]（386）

金昌业表示出想与郭如柏进一步交往的意愿，约他在北京相会，而郭如柏的反应却是无答。很显然，他是觉得在北京无法与金昌业做生意，所以认为没有与金昌业见面的必要。“无答”二字使他的市侩心理跃然纸上。正是由于他与朝鲜朝使者交往过程中带有商人的市侩习气，所以，朝鲜朝文人在与他接触之后，对他颇有微词。譬如，赵荣福对郭氏父子有评云：“概郭之父子为人皆无朴实，意其所答，可恨，可恨。”[21]（59）又如，姜浩溥《桑蓬录》载云：“余与郭未半晌问答，数语而已而知其为人矣。”[15]（543）于此，姜浩溥对郭如柏也表现出鄙夷之意。一般来说，朝鲜朝文人对那些纯以买卖为目的而来接近他们的清朝文人比较轻视。这在18世纪的其他朝鲜朝“使行日记”中也多有反映。如朴趾源的《热河日记》载朴趾源在丰润县遇到楚人林皋，两人交往后，朴趾源称林皋“长髯，休休有长者风，但酬酢之际，不离卖买。”[22]（95）又如，李基敬《饮冰行程录》载，“夜有求买八大家及董其昌等书本簇子者，问之则崇祯时补州同（官名）侯邦宪之曾孙名纯臣者也。略解文字，而为人甚劣，无足与语。使陪臣员译论价买其书画，则其人索价甚高，不得和买云，极可笑也。”[23]（282）在此二则材料中，朴趾源、李基敬均对从事买卖的清朝文人表现出不屑。对于那些身历买卖的清朝文人，一些朝鲜文士甚至不愿与他们接触，如李基敬《饮冰行程录》载：“范家庄止于一廛房，则门外扁以‘壁水抡英，成均俊彦，心怪之，使人问之。则主人乃乡贡士陈五伦，年五十一，专《易经》云。进士之有门榜自是中州古规，而入关后初见，自此以后在在皆然云。陈虽称贡生，而家设廛房，身亲买卖，不足观也。”[23]（281）李基敬见到贡士陈五伦家设廛房，便不与之接触。

（三）为了看到朝鲜朝使者的衣冠，或期望得到清心丸、纸张、扇子等，也是一些清朝文人愿意主动接近燕行使者的重要原因。譬如，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载：

夕有一秀才入来，余邀坐炕上。问姓名，答贱姓康，名田，字惠苍。问我何姓，答贱姓金。仍问：“你来这里何干？”答：“看贵邦人物。”……仍问曰：“才设要看，我人物文章是东夷，有甚可观文物？穿的衣冠与大国异样，想必见笑。”答曰：“心爱贵邦衣冠，我这遵时王之制。贵邦笔墨甚妙，不知可见赐否。”答少顷当副，遂令善兴取行簏至，以笔墨各一与之。[20]（420～421）

很明显，康田拜访朝鲜使者的原因一就是为了看一下朝鲜朝的衣冠；二是想求得朝鲜朝使臣的笔墨。再如，《老稼斋燕行日记》载李元英第一次请见金昌业：

过其门数十步，有一胡追到，称家主请来。问：“家主何如人？”其人言官人，见之可疑，而彼既相请，亦欲一见其家，回马到其门。……入东室，其中有人，面貌俊秀，年可三十。揖余坐炕上方席，而自踞炕沿而坐。余危坐，其人屡劝平坐。又一少年自内持笔墨出来，引椅坐炕下，年可二十五六，面蹔麻而瘦，眉目少有清气，出红纸写字，先问余姓名。两人皆前，揭见余内外衣服，皆木绵，问：“贵国布好，有可卖者否？”余答：“无持来者。”又问：“以我笔墨纸欲换贵国笔墨纸何如？”答：“笔墨不必换，当觅送。”少年闻之，有喜色。[20]（469～470）

李元英与金昌业一见面，首先关心的是他的衣冠，紧接着又向金昌业索换朝鲜的笔、墨、纸，当金昌业说送与他笔墨后，他脸上露出欣喜之色。可见，李元英最初想见到朝鲜使者的原因也是源于想见到他的衣冠和索求笔、墨、纸。一批清朝文人特别想看到朝鲜朝文人衣冠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朝鲜朝文人的衣冠确实与清朝人平时的打扮有很大不同，因而朝鲜朝使团经常会引起路人的注意和围观，甚至以好奇心来“详察其制”，朴趾源的《热河日记》载：“与卞医观海入玉田一铺，则数十人围观，争阅吾辈布袍，详察其制样而大疑之。”[22]（351） 其二，一些心怀故明的士人，对一身明朝衣冠的朝鲜人怀有亲近心理。据《燕行录》记载，这样的清朝文人往往会在私下里试穿朝鲜人的衣服，或者是对着朝鲜人的衣冠落泪。而很多朝鲜朝文人也对明王朝怀有深深的思念之情，他们视占据中原的满族为蛮夷，认为穿满族服装是中华文化的沦落。这样，两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情感共鸣。

还有一些清朝文人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为求纸笔、扇子或清心丸等而来拜访朝鲜朝使团。如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载，王俊公主动来见朝鲜朝使者，告知金昌业海贼平康王之事后，“索纸笔及扇”。译辈有云：“此人颇虚疏，所言不足信，曾前使行到此，每呈如此之言，因求某物而去。”[20]（357）当朝鲜朝使团自北京回到大陵河时，他又第二次主动去见金昌业，交谈之后，书一纸云：“子念书小扇一把、刀子一把、烟代一介、顶子一介、墨一丁”，“其意盖欲得也”[10]（340） 。可见，王俊公来见朝鲜朝使者，就是想求得朝鲜朝使团携带的扇子、清心丸等物品。甚至有一些清朝文人还把朝鲜朝文人是否能赠送纸笔、扇子或清心丸作为与之交往的先决条件，如朴趾源《热河日记》载，朴趾源向满族文人富图三格提出借书要求时，富图三格有云：“但愿你老此刻暂回，携得真真的丸子（清心元）、高丽扇子，拣得精好的作面币，方见你老真诚结识，借这书目未晚也。”[22]（2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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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金禹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