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评论员 戴志勇

2014年9月份以来，关心时局的读者可能留意到两件事：一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纪念，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纪念。逢五逢十，虽然只是世俗生活中的人为，也可借此捋一捋国家的来龙去脉和立身之本。

寻章摘句，不难发现习近平的两次纪念讲话都有颇中要害的论述。譬如，在为政协庆生时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又如：“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65年前，正是通过政治协商，各种对中国政治走向有影响的力量聚在一起，“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共同纲领”规定国民享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等各项权利，阐释了“共和”的真义。

5年后，也是9月份，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开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运作起来。公民本应有顺畅的通道，参与国家治理，国家本应借此彻底脱离人治的老路，走上现代政治文明的坦途。但“反右”、“大跃进”、“文革”依次来临，整个国家治理，陷入了失序。

反思惨痛的历史，邓小平有这样的认知：“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一个国家的转型，往往需要强人。但邓小平意识到，强人决不等于完人，再强的人，也必须在法律的轨道上治国理政。

习近平在纪念人大成立60周年的讲话上重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检视82宪法及其后的几个修正案，我们可以看到：

第13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

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

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等多项自由。

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62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15项职权。

第63条规定，有罢免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权力。

第126条规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怎么让铁腕反腐从治标走向治本？下一步实质改革改什么？河对岸究竟怎么样？恐怕也不下十几甚至几十种意见。主张从摸石头到走大路，尽量学习发达国家经验者，主张复古者，主张到此为止者，主张激进变革者，主张渐进改良者……皆有之。

依据宪法第35条，不论什么样的主张，只要不致引起迫在眉睫的危险，都是公民的自由。正确的主张固然值得听取，错误的主张，也通过彰显其错误，而衬托出正确主张的价值。但千主张，万主张，依宪执政应是最大共识的主张。尊重国家的根本大法，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不仅是绝大多数国民的期待，也是执政党的目标所在。

习近平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的讲话中说：“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决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执政党的党章更是负责任地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都点出了落实宪法的关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何以具体的制度设计来更好地落实依宪执政，也是检验改革成效的基本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