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峥嵘

罗少彦，1897年6月22日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迳背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中共南宁地委书记、红七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和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1934年在湘赣边区“肃反”中死于狱中，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把帝国主义开办的教会赶出去

罗少彦出身农民家庭，家境清贫，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活。罗少彦幼年时代在本村的私塾读书，后考入东莞县塘头厦耶稣教会办的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警监学校。在北京读书时，他受当时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同情劳动人民，又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和掠夺，感到无比的愤怒，立志要为祖国的独立和强盛献身。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1925年七八月间，中共两广区委为了加强对广西革命运动的领导，先后派共青团员龙启炎、周济等到梧州从事革命工作。不久，共青团梧州支部和中共梧州支部相继建立，龙启炎等先后转为中共党员。就在这一年，罗少彦来到梧州，被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办的梧州培正中学聘为国文教员。在培正中学任教不久，他认识了当时任梧州《民国日报》编辑的共产党员钟山，通过钟山的介绍，又认识了在梧州二中当教员的共产党员周济，他们常在星期天一起到梧州的“洞天酒店”喝茶谈心。经过多次接触，彼此有了了解，周济、钟山便把罗少彦介绍给中共梧州支部负责人龙启炎。龙启炎、周济、钟山等因势利导，积极从政治上对罗少彦进行培养教育，介绍他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帮助他认识中国问题之症结所在，使他明确改造中国的根本途径，逐步引导他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中共组织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中心内容的“非基督教运动”中，罗少彦以进步教徒身份积极参加。1925年夏天，他同李保罗、谢云柱等爱国教徒一起，经过多方宣传发动，成立了梧州“基督教促进会”，使梧州的爱国教徒有了团结的核心，有力地推动了梧州基督教内的爱国反帝斗争。随后不久，罗少彦等人决定召开一次基督教浸信会的教徒会议，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发动教徒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次会议是利用基督教桂南浸信联合会的名义，以“促进教务”为借口而召开的。会上，爱国教徒们情绪激昂，纷纷提出要把帝国主义的传教士赶走，把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教会、学校、医院一律接收过来，由“基督教促进会”管理。会议进行过程中，教会负责人、亲美分子李力善闻讯赶来制止。他斥责到会的人说：“你们不是开教务促进会，你们是在造反！这个会不准开！立即散会！再开下去，以后停发教会经费。”罗少彦对李力善说：“我们中国人开会不能由你决定！”“我们中国人开会不许你干涉！”他带领与会人员高呼口号。李力善在一片怒吼声中跑掉了。此后，罗少彦等人领导的“基督教促进会”继续坚持爱国反帝的立场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革命斗争的实践使罗少彦认识到，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引，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要想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在龙启炎、周济等同志的帮助下，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思想觉悟大为提高，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1925年12月，罗少彦经龙启炎、周济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罗少彦入党后不久，中共梧州支部负责人决定派他到培正中学组织学生，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斗争。罗少彦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利用讲课、个别谈话等形式，在培正中学内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基督教的欺骗性，发动群众起来参加爱国反帝斗争。经过罗少彦的艰苦工作，迅速改变了培正中学死水一潭的局面，反帝爱国运动热烈地开展起来。

反动势力千方百计破坏培正中学的爱国反帝斗争，使用种种卑劣手段打击迫害罗少彦。学校当局多次威胁、警告罗少彦，不许有违反教会学校校规的言论和行为，污蔑他是“把学生引入歧途”，扬言要把他从培正中学清除出去。罗少彦不怕威胁恐吓，同学校当局进行了直接的斗争。他说：“爱国学生参加反帝斗争完全是正义的行为，教会对中国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无权禁止。教会学校不应当要学生读《圣经》，不能要学生盲目服从基督教。”

在中共梧州支部领导和罗少彦的具体组织下，培正中学的爱国学生冲出校门，走上街头，勇敢地投身到社会上的反帝爱国斗争的洪流中去。他们用化装表演的形式，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我国人民进行精神麻醉的罪恶勾当；还多次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先锋”、“反对强迫学生读《圣经》”、“反对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等革命口号。培正中学的爱国反帝罢课斗争，对梧州市的学生运动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新桂系”牢狱中坚贞不屈

1926年秋，中共广西区委筹备组、中共梧州地委派罗少彦到南宁负责党的工作，安排他到广西民政公署办的《革命之花》杂志任职。罗少彦以《革命之花》杂志编辑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密切联系群众，领导中共南宁支部，在陈勉恕、黄日葵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抓紧对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很快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为在南宁建立党的地方委员会创造了条件。随后，中共南宁地委和共青团南宁地委相继建立，罗少彦任中共南宁地委书记，严敏任共青团南宁地委书记。在中共南宁地委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在南宁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日益深入人心，《共产党宣言》 《唯物史观浅说》 《向导》 《新青年》 《中国青年》 《少年先锋》等，成了深受群众欢迎的畅销书刊。

1926年10月，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打败了陆荣廷旧桂系，两广实现军政统一，广西民政公署改组为广西省政府。《革命之花》杂志也由半月刊改为周刊，罗少彦主持编辑了该杂志从改版后的第一号到次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出版的第二十三号。他利用这个合法的刊物，发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文章，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大力支持工农革命群众运动，揭露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言行。1927年第十四号《革命之花》还特别出版了“列宁专号”，对马列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作了专门的介绍。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南宁的进一步传播，人民群众思想活跃，广大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青年，向往革命，拥护共产党。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中共通过国民党的省工人部举办了3期工人运动讲习所。罗少彦同黄日葵、陈勉恕等一起亲自到工人运动讲习所讲课，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并先后建立了海员、印刷等30多个工会组织，成立了南宁市总工会。

1927年4月中旬，广西反动当局紧步蒋介石的后尘，发动反革命政变，把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关进牢房，推向刑场。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一年的8月，罗少彦和他的妻子陈玉梅同时被捕。在敌第七军军法处的刑讯室里，敌人要罗少彦说出南宁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情况。罗少彦除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之外，再没有说任何东西。敌人以上老虎凳相威胁，他毫不畏惧，仍然是那句简单的话：“没有可说的。”随着一块一块砖头塞在罗少彦的脚下，他疼得昏了过去。但苏醒过来时，仍愤怒地斥责敌人：“就是再上刑，你们也不能达到目的！”

敌人见硬的不行，便换了手法，妄图对罗少彦进行利诱拉拢。一个晚上，敌人把罗少彦带到一间布置华丽的宴会厅，“劝”罗少彦做一个“识时务者”，让他为已经怀了孕的妻子和将要降生的儿女着想，争取一个“好的出路”。罗少彦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坚定地说：“我上次已经说过了，你们要我讲的，我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说。”“我当然想过我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但我决不能牺牲党的利益和同志们的生命而挽救他们，你们的想法和我距离太远了！这简直是做梦！”

后来，敌人对罗少彦还进行过多次审讯，始终一无所获。罗少彦在狱中同敌人斗争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赢得了狱中党内外革命同志的衷心敬佩。

遭打成“改组派”

不幸死于狱中

1929年3月，第一次蒋桂战争爆发，李明瑞、俞作柏、杨腾辉反戈投蒋，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被迫下野。6月，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军事编遣特派员。俞、李在广西执政后，在中共党组织的推动下，释放了“政治犯”，罗少彦和其他被捕同志一起获得释放。出狱后，他由党派遣到南宁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随后，又到由张云逸担任大队长的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第一营任教导员，与大队副官李荣（李振亚）结为了好友。

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是俞作柏、李明瑞回到广西后建立起来的一支武装力量，里面有参加过北伐的老兵，也有相当数量的收编土匪和民团成员，成分十分复杂。我党为把这支混乱不堪的队伍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向警备第四大队输送了大批共产党员。罗少彦在张云逸的具体领导下，同营长何莽一起，为改造这支旧军队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他在士兵中宣传党的纲领，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连党支部，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官兵的阶级觉悟。他经常到连里同士兵、军官谈话，参加士兵委员会会议听取意见。他以连里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的苦难遭遇为活教材，教育大家认识工人、农民生活困苦的原因，号召大家起来推翻国民党、地主豪绅阶级的反动统治。在党组织领导下，经过罗少彦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警备第四大队第一营和整个四大队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为后来举行百色、龙州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1929年10月初，俞作柏、李明瑞宣布反蒋，成立“讨蒋南路总司令部”，率军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后由于部下叛变投蒋而失败。中旬，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在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等率领下，分别开赴左、右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李明瑞后来也参加了革命。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到达左、右江后，中共党组织由秘密工作变为公开活动。罗少彦进一步加紧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训练，积极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12月11日，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百色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罗少彦被任命为红七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百色起义后不久，他主持编辑出版了右江革命根据地惟一的铅印报纸《右江日报》。按照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他在报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红七军的“目前实施纲领”和各项具体政策，使报纸在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巩固右江革命政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十分注意扩大中共军队的政治影响，红七军到达哪里，他就组织人力把宣传标语写到哪里，把革命火种传播到哪里。至今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红七军经过河池时写下的革命标语，如“扩大红军组织”、“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等，仍完好地保存着。罗少彦根据军部首长的作战意图，在战斗中大力开展政治鼓动工作，鼓舞干部、战士奋勇作战，努力杀敌，有效地保证了部队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

1930年6月初，红七军主力在取得了榕江战斗胜利后，回师右江攻打百色。四五月间，红七军主力到黔桂边境开展游击战争时，百色被敌人占领。敌人依仗坚固的大碉堡进行顽抗，战斗十分激烈，红七军弹药消耗很大，山炮弹只剩下3发，如不迅速解决战斗，发展下去战局将对红七军很不利。军部首长张云逸、李明瑞亲临前线指挥，作出尽快消灭大碉堡里的敌人的决定。罗少彦立即同其他负责干部一道组织政治工作人员，迅速把军首长的决心传达给前线的每一个指战员，使军部的作战意图很快变成了大家的共同行动。当李明瑞总指挥亲自瞄准，开炮打中了敌人的大碉堡时，罗少彦高喊“同志们，冲呀！”随战士们跃出工事，猛冲上去，打得敌人丢下尸体，败退到百色城里。红七军指战员一鼓作气，分几路冲入城里，迅速消灭了残敌，解放了百色。正当罗少彦鼓舞战士们冲上去夺取最后胜利时，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前额。后来经过治疗，伤势稍有好转，他又重返战斗岗位。

1930年夏，红七军开赴平马一带集中进行了3个月整训。指战员政治上更加坚定，又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成立了第四纵队，由黄治峰任纵队司令、罗少彦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罗少彦虽在伤病中，但为了初创的第四纵队，他仍不辞劳苦、呕心沥血地操劳工作。6月，“左”倾错误第二次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9月，中共中央命令红七军北上，向柳州、桂林等城市进攻，再东进夺取粤北，在广东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最后夺取广州，以保证全国红军首先夺取武汉的“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10月，红七军各纵队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到河池集中，改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师。11月上旬，红七军前委率领红七军第十九、二十两个师从河池出发，执行中央命令挥师北上。

在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的征途中，罗少彦任团政治委员，带病行军作战。红七军将士转战3000多公里，历经数十役恶仗，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于1931年2月到达湘赣边区。7月，红七军奉命开赴赣江以东与中央红军会合。为了帮助湘赣边区发展革命武装，红七军前委将一部分队伍划入湘赣军区建制，决定留罗少彦在湘赣革命根据地开展工作。1931年秋，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湘赣根据地开展“肃反”斗争。在王明“左”倾错误“肃反方针”指导下，许多红军干部、战士被打成“改组派”，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0月，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在雩都被错杀，罗少彦也遭到诬陷而被长期关押，于1934年死于狱中。

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根据党内外同志的要求，公开为过去在错误的“肃反政策”下遭到诬害的同志平反昭雪。李明瑞、罗少彦等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