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萍

和许多平常的日子一样，下班了，关上电脑回家。同事说，这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晚和谁过啊？最后一天？我恍然意识到，又要过年了。2012闪了一下刚过去，2013又要过去了。对于忙于生计的人，所谓年头，就是一个个闪回。

这最后一年的末日，被商家炒成了消费者的疯狂，被流行弄成了“和谁过很重要”。虽然觉得无聊却又随上了大流，而和“很重要”的人走进影院却又不知为什么贺岁。当看到一片黑压压的脑袋已经排满了座位，就觉得很多无聊其实就是芸芸众生的“活着”。

明明知道是一部很烂的恶评如潮的烂片，却想看看到底怎么个烂法。明明知道有人以喜剧的名义赚钱，却也试图用钱换取一份轻松快乐。

尽了最大的耐心还是无法忍受刻意制造的无聊，忍着恶心走出了影院，“很重要”的人说，“死心了吧？你这烂人。”

是的，挺烂，我的2013。

这一年，我和我的周刊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19年前，我连报眉报底也不懂，居然无知者无畏，怀揣一个梦，且叫做新闻理想吧，筹办一份没有正式刊号的报纸《东方讯报》（齐鲁周刊的前身）。刚刚开张，来了一位老人，他从铁路党校副校长的职位上退下来第二天就加盟了我们。

创刊的难，是难以想象的，除了找人，最难的是找钱，而找钱的难是必须把雅事变成俗事，把尊严换成厚脸皮。恰恰是他，这个从“神学院”出来的神老头，一进报社就让我把他打回了“原形”。

为了帮我找钱，他调动起所有的人脉资源，桃李裙带，带着我东跑西窜拉广告，弄赞助。为了顾及我的面子，又要保护我，原本酒量不大的他，每端起让人眼晕的大酒杯，都是英雄般气壮山河：“我代表她，干了！”

在无数个俗不可耐的酒场上，在无数个用生命拼杀的“干杯”中，报社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使《东方讯报》蜕变成《齐鲁周刊》。每每弄到一笔赞助，晕乎乎的我们便大发感慨，这喝的哪是酒啊，是报纸，是生命！

好日子刚刚过了几年，一个突发的变故使刊社从小康之家一夜变成了穷光蛋。我借了一辆车，急急忙忙请他帮着借钱，在遭受了几次拒绝之后，我们跑到临沂一家企业求援，还记得那一天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路边的枯树上，乌鸦也冻得小腿打颤。我的心缩成一团，如果不能尽快地借到一笔钱，刊社就要关门。

虽说这家企业的老板是他的老朋友，可人家曾经帮过我们，再去借钱，脸皮得多厚啊！还是在酒桌上，还是满满的大杯酒，还是气壮山河般的“干了”掩饰下的尴尬和壮胆，我们如愿以偿。不同的是，这一次，老人家从自己家里带去了一份厚礼。在刊社最难的日子里，在许许多多的尴尬中，他和我一起熬过了15年。

每当在我们难以为继，快要撑不住的时候，老人家都笑眯眯地对我说：别泄气，再咬咬牙就挺过去了，活着就是硬道理！

他叫王永善，齐鲁周刊社的编外员工。2013年的秋天，这位老人去世了。我大泪滂沱，不为他的死，为我们曾经的活着。他留给我的精神遗产是，对于卑微的人群来说，活着的意义永远大于尊严。暂且不管这是谁的悲哀。

每当看着办公室里码成一摞摞的《齐鲁周刊》，回想起这些年经历的挫折和磨难，连我自己也难以置信，这就是总编吗？总编就是这样的么？从一开始就是找钱的？杯具的是到现在还在找。

我们曾嘲笑喜剧大师们的“笑无能”，而活着的无能却渐成为我们以及一个行业、一代报人的生存现状。

2013年，《新快报》的陈永洲事件，弄得整个媒体行业一片灰头土脸，先不说事件本身戏剧性的一波三折，至今一头雾水，作为同业，除了自省自律，惶恐不安，同时也惶惑，我们的活着为什么越来越难？打骂记者，恐吓记者的行为时有发生，且早已不是新闻。作为报人，我们不得不更多的思考关于媒体的特质，以及这些特质存在的意义，尽管这些意义已和意义本身无关。50万，让一个行业灰头土脸，惶恐不安，而刘志军、刘铁男等大老虎们的纷纷落马又让谁灰头土脸，惶恐不安呢？是气候相宜的山林，还是喂养他们的人民？

记得当年刚当总编时，一位老前辈语重心长：小张啊，知道什么是成熟吗？干这一行，什么时候你干的诚惶诚恐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就成熟了。尽管很快就干到了诚惶诚恐，睡不着觉也早就成为职业常态，但人老了，却依然不够成熟，这大概就是还要活着的理由。

2013年，上海报业集团的《新闻晚报》在最后一天停刊了，一家网站转发了七张现场照片，其中一张是总编辑签发最后一版的纪念照，还有一张是一女报人悄然抹泪的悲伤，看了这样的场景，居然没有了物伤其类，兔死狐悲。活着不怕，死还怕么？

2013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和同事们一起加班，一起吃了盒饭审读最后一期的周刊大样，读到了我的记者们写的同题作文：我们的2013。我为我的同事们骄傲，也为他们心酸。一个小记者写到他的父母背井离乡，在50岁的年纪还四处打工，一家四口漂泊在四个不同的地方，一年到头难得相聚，他的父亲为了讨要工钱，居然失去了一截指头，他的同样打工的儿时伙伴23岁客死他乡……读着这些文字，我悄然落泪。我看到了来自社会底层的挣扎，我看到了当年我的挣扎，看到了几十年后的他们一如既往地还是挣扎。不知从何时起，面对这些孩子们，我不敢豪情万丈地大谈理想之类，我怕对不起他们，也怕闪了自己的舌头。我心里清楚，某种程度上，这个职业就是一只卑微的饭碗，里面装的是食物和良心。有时候，这些食物和良心也被稀释过。因此，我怕他们人很年轻，心已老去。

2013年，在我的生活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离开了。它是和我一起活了14年的“儿子”狗蛋。在犯了心脏病救治了四天后，2013年最后一天的夜里，它悄然离开了。按照人的寿命折算，它已经是个“百岁老人”。

早晨，打开窗子，看着埋葬着它的松林，不由的回想起和它一起活着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我经常模糊了人和狗的概念，留在心里的是绵长的柔软：每天它摇着尾巴迎接我的回家，晚上又极具仪式感的守在我的楼梯口……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它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轻微的痴呆，几乎每年都得吊瓶输液。就像对待一个老人，我给了它活着的安全和尊严，以及对一个生命的敬畏。

它带走了我2013年最后的眼泪。

（本文原刊载于《齐鲁周刊》总第735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