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妹

中国历代文学史上从来不乏各式各样的“复古运动”“革新运动”或者“以复古为革新”的运动，每个运动的发生都伴随着倡导者、拥护者和反对者们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论争，但是没有哪个时代的文学史会把一种文学运动的反对者最终定义为政治上的“反动派”进行批判，而在中国新/现代文学史上恰恰存在这样一群“反动派”，“甲寅派”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反对者，“甲寅派”曾与“林纾”“学衡派”等一起被新（现代）打入了“反动阵营”，但是与其他反动派不同，由于“甲寅派”的灵魂人物章士钊曾经身为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并在其执政期间发生了“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鲁迅被解职”等一系列引发不良社会后果的事件，致使其“反动派”的面目更加牢不可破，这也为后来者的解构和重估带来了难度和纠结。同时，由于历史的惯性思维，人们往往认为政治意义上的“反动派”乃是上个世纪50—70年代的历史产物。实际上，这一极端化的历史思维早有渊源，而它的幽灵至今也还未彻底消失，因此，“甲寅派一反动派”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解读“甲寅派”如何由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反对派，逐渐被建构为政治意义上的“反动派”以及这一“反动派”的定位得到了怎样的历史延续，它又是在什么历史语境下得到了部分的解构，确实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它关联着中国新（现代）文学史的整个建构书写历程，也在深层结构上牵扯着中国近一百多年的政治、思想、文化乃至心灵的变迁。

一、“甲寅派一反动派”的最初命名与使用

据现有资料看，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最早提出了“甲寅派”这一说法：“章士钊一派是从严复、章炳麟两派变化出来的，他们注重论理，注重文法，既能严谨，又颇能委婉、颇可以补救两派的缺点。‘甲寅派，的政论文在民国初年几乎成为一个重要文派。但这一派的文字，既不容易做，又不能通俗，在实用的方面，仍旧不能不归于失败。因此，这一派的健将，如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等，后来也都成了白话散文的作者。”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是1922年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所做，其时，《甲寅》月刊、《甲寅》日刊均已退出历史舞台，而《甲寅》周刊尚未出世，五四文学革命的尘埃也还未最后落定，仍处于“第一个十年”的发展当中，胡适在此时讲述“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自然是有意为新文学张目。胡适是在进化论的观念下以“文白死活”的二元框架勾勒出了一个“古文学——死文学”的末运史、衰亡史和“活文学一白话文学”的复兴史、革命史，“甲寅派”，虽然被定格在“古文失败”的末运途中，但其历史功绩还是得到了比较客观的认定：“自1905年到1915年（民国四年），这十年是政论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严复还是用古文译书，章士钊就有点倾向‘欧化的古文了；但他的欧化，只在把古文变精密了、变繁复了；使古文能勉强直接译西洋书而不消用原意来重做古文；使古文能曲折达繁复的思想而不必用生吞活剥的外国文法。”尽管罗列了“甲寅派”政论文的诸多优点，但是胡适此论的终极目的是要说明古文必然失败的命运，因此，指出章士钊一派的政论文有如此卓越的成就而终究归于失败的结局，正有为了说明了古文不可阻挡的没落命运：“章士钊同时的政论家——黄远庸、张东荪、李大钊、李剑农、高一涵等——都朝着这个趋向做去，大家不知不觉的造成一种修饰的、谨严的、逻辑的、有时不免掉书袋的政论文学。但是这种文章，在当日实在没有多大的效果。做的人非常卖气力；读的人也须十分用气力，方才读得懂。因此，这种文章的读者仍旧只限于极少数人。对于胡适的这一历史定位和评介，章士钊后来并没有反对，反而给予了更为明确的认定：“愚曩违难东京，始为《甲寅》，以文会友，获交二子，一李君守常，一高君（指高一涵——引者注）也，其后胡君适之著中国五十年文学史，至划愚与高君所为文为一期，号甲寅派，亦号政论文学，愚虽不敢妄承，时亦未闻高君有所论难。”可见，当胡适和当事人章士钊最初使用“甲寅派”的时候，是有基本共识的，即承认“甲寅派在历史中的正面价值和积极作用。

章士钊及其“甲寅派”被指认为“反动派”是在《甲寅》周刊时期。胡适1925年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中称：“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却又虽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胡适的这一文章略带诙谐不乏轻慢，他对于五四反对派的一贯态度是“不值一驳”。相比较而言，高一涵稍后于胡适发表的《那里配称得起“反动”》一文，则带有严厉指责和挖苦的意味。高一涵借英国思想界“完健的反动派”来批判中国思想界的反动派，矛头直指章士钊：“现在且正告中国的反动派：你们如果要以为自己落伍，骂骂人出出气，那就罢了。如果真想要做点实在事，可不是斗嘴头，弄字眼儿，或尽量的把一般趋炎附势乞恩求施人的私信公表出来，便算完事。第一，最少要具有历史进化的眼光，不要只在历史的轮回劫中翻筋斗、竖蜻蜒；拿古今的差异当作中外的差异，硬一口咬定了说：中国是万古都以农业立国的；第二，要有应付时势的主义，不要把那死去的制度，当作万古不变的《圣经》看，硬在民治政体下翻出专制政体下的袍褂来，披在身上，做一件遮丑的衣裳。第三，要有容纳普通思潮的雅量，不要弄小心眼儿，和人家撒气，硬把时代的思潮一笔抹煞。不能如此，便不配称为反动家。”在高一涵看来，章士钊完全不配称得起反动派：“‘肉麻杂志，‘饭碗机关，装饰品似的参什么院，师爷式的起什么草……大概都是这个反动派的总成绩。”⑩对于新文化阵营抛过来的“反动派”一名，章士钊顺势接过并进行了积极的“正名”，他在回复高一涵的《反动辨》一文中称：“反动者，非不可居之名而亦无有常位者也。乾嘉经学之后，承以桐城义理之文，方姚之徒，反动派也。八股空疏则骛为经世有用之学，如魏默深，冯林一，康长素，梁卓如，反动派也。胡适之‘规复白话，自称理二千年来为死文学所抹杀之旧绪，其义叶于反动，尤至高君，亦相与乱流而进耳，莫能外也。纵高君曰吾为革命，不得日反动，则须知革命与反动，抵力分字之二名，质理两方应守之律应归一致。……梅因之言日，吾英宪法之精义在一任反对党意见之流行，高君盛称英治，亦当晓然于其保守党之见重于国，为何如故。”在章士钊看来，清代以降的文学变迁史即是一部后起者对于既有文学的“反动史”，而所谓的“反动”与“革命”不过是一种运动中两种相反的力量而已，而且“革命”与“反动”的位置也是变换不拘的，不必从名称上判断其良莠价值。高一涵和章士钊都以“英国的保守党”做比，显然是认同“反动派”应有的积极价值。徐志摩在批判章士钊的文章中也是从正面意义上肯定了章士钊及其《甲寅》周刊作为新文化运动反动派的价值，称他是一个值得敬仰的“合格的敌人”“一个认真严肃的敌人”“在他严刻的批评里新派觉悟了许多新派觉悟了许多一向不曾省察到的虚陷与弱点”！endprint

实际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界，“反动”或者“反动派”只是一个普通名词而非后来的“洪水猛兽”。人们基本是在一种“中性的”“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反动派”这一名称的。与章士钊的观点相似，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即把中国文学的变迁史看作是一部“言志派”和“载道派”两种潮流彼此消长、互为反动的历史，清代的八股文、桐城派古文乃是对于明末新文学运动的反动，民国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又是对于晚晴文学的反动，是反动之反动。周作人以“反动”命名的新文学运动轨迹实际上与胡适、陈独秀以“革命”命名的新文学运动流程是同一个内涵。当然，周作人也以同样的名称指称新文学运动的反对派们：“对此次文学革命运动起而反对的，是前次已经讲过的严复和林纾等人。……他们为什么又反动起来呢？那是他们有载道的观念之故。”可见，这里的“反动”并无贬义，同样是指与此前文学运动相反的一种运动而已，与章士钊使用的“反动”是同一内涵。同样，出现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批新文学史也是在上述语境中使用“反动派”对“甲寅派”进行价值评判的。大体看来，30年代这些意在为新文学张目的文学史在运思模式上与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大体相似，都是在进化史观中阐释新文学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和文学反动派无可挽回的败亡之途。与胡适的史著不同的是，当这些文学史出现的时候，章士钊及其《甲寅》周刊与新文学的论争业已发生，章士钊及其《甲寅》周刊作为新文学‘反对派”的面目已清晰明朗，这就使得这些文学史能够面对一个“完整”的“甲寅派”，大多数新文学史都持比较客观的二分态度，肯定《甲寅》月刊时期的章士钊及其“甲寅派”历史功绩的同时批判《甲寅》周刊时期的章士钊及其“甲寅派”对于新文学运动的反对。比如陈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便对章士钊及其“甲寅派”做了如下评判：“我们说起这二十年来的‘政论文学，总不会忘记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同样，我们说起这十年来文学革命者的最后之劲敌，就该不会忘记章士钊的《甲寅》周刊。”与当时诸多新文学史不同的是，陈子展并非对章士钊及其《甲寅》周刊持一味否定的态度，而是有限度地承认“甲寅派”作为“反对者”对于新文学的积极作用：“若是仅从文化上文学上种种新的运动而生的流弊，有所指示，有所纠正，未尝没有一二独到之处，可为末流的药石。”这种比较客观的态度是同时代其他仅持批判立场的新文学史所不及的，如王丰园在《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中谈及章士钊及其《甲寅》周刊时认定：“由此我们知道章士钊先生是一个保守性最倔强的人，他不肯随时代向前进，反而以其教育总长的威权，压迫文学革命的份子。”再如伍启元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中将章士钊的《甲寅》周刊作为文学革命“最后的敌人”：“章氏的《甲寅》杂志，也尝做过一个时期的领导者；但到了《甲寅周刊》时代的章氏，他就成了一个反动分子。思想家赶不上时代，就不能不落后和失败，可叹”。

二、“甲寅派一反动派”的政治性建构

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学大系》是对中国后世文学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一项系统工程。《大系》虽然主要是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资料整理编纂，但是从整体框架的设计到各集资料的选择再到各卷意义重大的“序言”，实际上已基本构成了一个体系完整、观念鲜明的新文学史缩影，其影响不仅仅是观念方面的，更是一种范式意义上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对“新旧文学论争”的凸显和强化，而从文学论争、文化论争、思想论争再到阶级论争，则是一个便利的通道。

早在阿英以笔名“张若英”编著的《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中就有意强调了新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对于各类反对/反动派的论争和战斗，在这里，他把新文学的道路描述成了一个不断克服了阻碍而走向坦途、走向革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旧作家林纾的论争”“对学衡派的战斗”“对甲寅派的对抗”构成了三个重要环节。显然，阿英是把他身为“普罗文学”倡导者的革命性思维运用到了他的史料编撰中，而这里被称为“反动期代表的“甲寅派”显然已经不是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所定义的“甲寅派”了，而是以《甲寅》周刊为核心的新文学反动派。《新文学运动史资料》所收入的八篇对“甲寅派”的论争资料也都是《甲寅》周刊时期的论争文章，章行严的文章收录了具有代表性的《评新文化运动》和《评新文学运动》，新文学阵营则收录了六篇：《新文化运动的批评》（高一涵）；《守旧与玩旧》（徐志摩）：《章士钊一陈独秀—梁启超》（吴稚晖）；《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成仿吾）；《文言文的优胜》（唐擘黄）；《告恐怖白话文的人们》（唐擘黄）。阿英显然是有意识地把章士钊及其“甲寅派”设置为新文学阵营的集体批判对象。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中，上述“新旧阵营对垒”的新文学生成发展模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文学论争集》构成了单独的一卷。郑振铎主编的这一卷《文学论争集》不但从资料上直接受益于阿英，同时也把论争模式进一步发扬光大。他在导言中说：“最后该谢谢阿英先生，本集有许多资料都是他供给我的。没有他的帮助，这一集也许要编不成。”比较一下即可发现，阿英在《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中所收录的文章被郑振铎照单全收，另外在“甲寅派”部分又多收了瞿宣颖的《文体说》和章士钊的《答适之》。在缕析这一论争的时候，郑振铎对“甲寅派，进行了“文学一政治”的一体化阐释：“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章士钊主编的《甲寅周刊》出版了。在这个‘老虎报上，突然出现了好几篇的攻击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学的文字。……‘甲寅派这次的反攻，并不是突然的事，而是自有其社会的背景的。五四运动的狂潮过去之后，一般社会又陷于苦闷之中。外交上虽没有十分的失败，而军阀的内讧，官僚的误国之情状，却依然存在。局势是十分的混沌。一部分人是远远的向前走去了。抛下新文学运动的几个元勋们在北平养尊处优的住着；有几个人竟不自觉的挤到官僚堆里去。新文学运动在这个时候早已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之中，而‘甲寅派却只认识着几个元勋们，而赖洋洋地在向他们挑战。而这种反动的姿态却正是和军阀，官僚们所造成的混沌的局势相合拍的。章士钊也便是那些官僚群中的重要的一员。”郑振铎的这一评价几乎成为后世文学史评价“甲寅派”的母本。同时他又以一种昂扬的斗士姿态描述了新文学与反动派的斗争：“我们相信，在革新运动里，没有不遇到阻力的；阻力愈大，愈足以坚定斗士的勇气，扎硬寨，打死战，不退让，不妥协，便都是斗士们的精神的表现。不要怕。反动。‘反动却正是某一种必然情势的表现，而正足以更正确表示我们的主张的机会。三番两次的对白话文学的‘反攻，乃正是白话文运动所必然要经历过的途程。这只有更鼓励了我们的勇气，多一个扎硬寨、打死战的机会，却绝不会撼惑军心、动摇阵线的。所以像章士钊乃至最近汪懋祖辈的反攻，白话文运动者们是大可不必过分的忧虑的——但却不能轻轻的放过了这争斗的机会！”在这里，新文学史已被描述成了一部新文学与反动派的斗争史，而这里的“反动派”，显然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带上了强烈的革命意识形态色彩。endprint

由《中国新文学大系》所强化的“斗争模式在后来的文学史中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升级，文学、文化观念的论争最终被描述为“政治的”“阶级的斗争。在这一政治强化的历程中，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可谓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李何林这一史著的鲜明特征和重要意义在于他有意识地使用“阶级论”的观点来梳理中国文艺思潮的变迁：“如以这二十年文艺思想发展的‘阶级性来讲，实在只有二种思想作为主要的潮流支配着这二十年的文艺界。即由1917年到1927年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较多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萌芽的时代；由1928年到1937年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发展的时代。”《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40年出版之后，1941年即被国民党查禁，可见其革命性、政治思想倾向性的惹眼。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李何林把五四定义为“动摇妥协和前途暗淡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五四”，作为反对派的“林、梅、胡、章”则被划归到一起：“他们不过是两千年来的封建的古典文学的送葬者。”“以这先天不足，后天夭折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基础，反映到新文学运动上来的，是先有代表封建古文势力的林纾，‘学衡派（梅光迪、胡先辅等）及‘甲寅派（章士钊等）的进攻，后有新文学运动的首脑人物的投降，胡适等“整理国故”去了。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虽然对于前述阿英和郑振铎的资料和观点多有引述借鉴，但是阶级观念的使用也使其论述也发生了明显的偏向，首先他调整了新旧阵营的对垒阵容。一是弱化了胡适和章士钊之间的论争，二是提升了鲁迅在论争中的地位。众所周知，《甲寅》周刊时期的章士钊对于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批判主要是针对胡适的观点，但是李何林既判定胡适的“整理国故”是属于“投降于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那么，章士钊与胡适的论争自然也就不再作为作为新旧阵营对垒的主要内容。在这一点上，李何林认同成仿吾的意见，认为章士钊针对胡适论战本身就是个历史性的错误：“胡氏演词，仅胡氏一人之说，他的是否还待研究，实不应据以为评新文学运动之对象”，这是说，章氏首先就把题目弄错了。”李何林以郑振铎在《文学论争集》导言中的评判作为自己的结论：“这一场辩论，表面上看来是很起劲，其实双方都是懒洋洋的，无甚精彩的见解，有许多话都是从前已经说过了的。终于他们是联合成了同一群。”李何林在其著述中还加大了新文学阵营中其他人如涤洲、成仿吾等人的批判比重，尤其是突出了鲁迅在这一论争中的位置。李何林在《序言》中毫不讳言他对鲁迅的崇敬，称“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埋葬鲁迅的地方是中国新文学界的‘耶路撒冷，《鲁迅全集》中的文艺论文也就是中国新文学的《圣经》。因此，本书引《经》甚多，以见我们的‘新中国圣人，在近二十年内各时期里面中国文艺思潮的浪涛中，怎样尽他的‘领港和‘舵工的职务，并供研究鲁迅者关于这一方面的参考。”正是出于对于鲁迅的崇拜，李何林在对“甲寅派”的论争中也大段引用了鲁迅的《答Ks君》对于章士钊的批判，这是在以往的史著编纂中没有的情形。众所周知，鲁迅与章士钊虽然有过一场满城风雨的诉讼官司，但在新文学阵营与章士钊及《甲寅》周刊的论战中，鲁迅并不占有重要位置，顶多是冷嘲热讽地敲边鼓。李何林由阶级论的观点建构的新文学史虽然与新中国成立之后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文学史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在当时终究是出自一种个人化的政治立场和文学理解，在民国时期的新文学史的多元叙事中，也只是其中的一种。

“甲寅派，最终被定性为政治意义上的“反动派”并固化为统一的“文学史常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赋予新文学很高的政治地位的同时也有了更为鲜明和严格的政治规定性，如王瑶所讲：“只有从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学才可以说是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同呼吸、共脉搏的，才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现代文学就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和革命的深入而得到发展的。”㈤在这一政治规范下的文学史，一是强化了作家的阶级属性，二是突出了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至此，章士钊及其“甲寅派”作为政治意义上的“反动派，也就无可逃脱。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这样评判章士钊和“甲寅派”：“一九二五年章士钊办《甲寅周刊》，又集中力量反对新文学，他那时是段祺瑞执政下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正是封建势力在文化上的代表。”众所周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虽然已经在努力运用新的阐释框架，单仍因“对于许多作家作品都不能指出他们的社会性质”㈤而受到批评，随后的几部文学史都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强化，张毕来在《新文学史纲》中评价：“一九二五年，章士钊又来办他的《甲寅》杂志，主张读经主张文言。这也是一个专门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杂志。章士钊当时是封建官僚集团的文化代表。他本身也是一个官僚。他的所作所为更典型地体现了古文派的反攻之与政治的武装的封建压力相结合的特征。”㈤而在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则把这一论争直接定性为“以鲁迅为首的文学革命阵营和封建文学及右翼资产阶级文学的斗争”。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个人化”的文学史被“集体化”的文学史所取代，“政治正确”已经成了不二标准，在这些集体操作的文学史中，新文学阵营与“甲寅派”的论争直接被定性为“革命文学和反革命文学的斗争，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一步深入在文学上的必然反映，是革命与反革命争夺青年和群众跟谁走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封建复古主义者经不起革命洪流的冲击，随同他们所依附的封建军阀一起被送进了坟墓。”

三、对“甲寅派-反动派”的选择性解构

学界对于“甲寅派-反动派”的重评并不对应着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拨乱反正”和后来的重写文学史大潮。或者说，在80年代以来的“平反大潮”中，人们根本无暇顾及那些“新文学运动的反动派”们，他们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甚至一直到90年代以来的一些文学史论著，有关“新旧文学论争”的部分还是延续着固有的阶级斗争思维，对这些复古派和保守派仍进行着“革命与反动”的敌我评判。以影响巨大的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为例，虽然对月刊时期的《甲寅》和周刊时期的《甲寅》有所分辨，但主体部分还是以《甲寅》周刊为主对其进行政治批判：“《甲寅杂志》原为月刊，一九一四年创刊于东京，两年后出至十期停刊。该刊本有进步倾向，支持过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可是后来它的编者章士钊担任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思想倾向于反动保守势力。一九二五年7月他主持《甲寅》周刊复刊，这个封面上印有黄斑虎标志的所谓‘老虎报，就成了专门反对爱国学生运动、反对新思潮和新文学的‘半官报。”“《甲寅》派这次反扑与以往几次复古思潮不同，它直接由章士钊这样的封建文化统治机构的掌权人物挑起，得到北洋军阀政府支持，与反动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屠杀爱国群众的政治行动紧密配合，所以斗争实际上超出了文化战线。新文学战线几乎动员了全部力量，全面迎击，撰写了许多批驳文章……在新文学战线的回击之下，随着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倒台，《甲寅》派也就销声匿迹了。”显然，这依旧是一种火药味十足的敌我斗争描述。而初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所显示的还只是此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价值评判的平均值。新文学史中的这批“反动派”重新进入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要迟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并直接受益于学界出现的一股保守主义思潮，这一反思大潮由文革入手，直逼五四。作为对“五四激进主义”反思的另一面，身为五四新文化/文学对立面的人物和派别也受到了关注，一时间，重评这些被打入“反动阵营”的保守派并认定其思想文化的价值成为学界的热潮，“文化保守主义”代替以往的“反动派。得到了学界的关注甚至青睐。应该说，“保守主义”思潮确实为学界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但是这一立场也容易陷入另一种非此即彼的评价，更多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并非从保守主义立场出发，而是从历史整体发展的角度重新看待五四时期的守旧/保守派和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关系，肯定“反对派”的积极作用。例如秦弓认为：“五四时期，林纾、章士钊与学衡派从不同方面向新文学挑战，因而在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多以反对派的角色受到否定性的评价。实际上，历史是复杂的，林纾对传统失传的担忧，章士钊的民族主体性观念和新与旧、雅与俗的辩正观念，学衡派尊重传统、捍卫汉字、循序渐进的渐进改革观与内涵丰富的文学观，对于新文学来说具有程度不同的积极意义，对此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总之，新的历史时空给予了新文化/新文学的“反对派”们重见天日的机会。当然，这种“平反”或者“重估”也是有先后次序的，首先，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且具有更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的“学衡派”最先被关注，并引发了学界持续的研究热情；其次，作为新文学奠基人物的林纾也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甲寅派”虽然与“林纾”“学衡派”长期处于同一反动阵营，但因其无法摆脱的政治背景和在爱国学生运动中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相对来说被关注得较晚，人们对其“反动派”的解构也是更加审慎的。endprint

对于“甲寅派”的重新认知，学界所做的主要有两项工作，一是重新认识章士钊在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上的作为和价值，尤其是章士钊早年的革命行为和思想言论，如罢课活动、苏报案、流亡日本参与革命、讨伐袁世凯、批判国民政府等等一系列立于时代潮头的作为都得到了全面细致的整理，与此同时，章士钊身为思想、言论界翘楚的政治家风范、特立独行的人格风采以及他与中国历史上众多社会政界交往的传奇生涯，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二是对“甲寅派”的清理工作。章士钊一生三办《甲寅》（月刊、日刊和周刊），但是由于文学史的书写，为人所熟知并构成其“反动面相”的则是《甲寅》周刊时期。因此，学界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理清“前后甲寅派”。考辨清楚了“前后甲寅派”的主要意图则旨在分析《甲寅》月刊（包括《甲寅》日刊）时期的思想进步性，以便和“反动时期”的《甲寅》周刊相区别，以李怡的观点为代表，认定《甲寅》月刊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实际包括对章士钊前后期思想的剖析都是要力图分清作为“进步时期”的章士钊和作为“反动派”的章士钊的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化解了既往文学史对章士钊及其“甲寅派”作为“反动派”的笼统对待。除此之外，也有少数研究者开始触碰章士钊身为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期间的政治作为和政治思想言论，尤其是作为敏感问题且已成历史定案的“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以及与此相关的鲁迅被解职等历史问题，也开始进入了少数研究者的视野。学者们小心翼翼地涉足这一在历史上已有“是非定论”的政治事件，力图在更详实的史料基础上进一步分清历史责任，以期“澄清”或者“减轻”立士钊的“历史罪责”。对此，也有人提出了质疑和反对，葛涛即指出章士钊在女师大学潮中所撰写的两则公文，以及与鲁迅打官司的诉状与辩护书没有被收录到《章士钊全集》之中，是一种明显的失误：“检点上述四则没有被收录进2000年出版的《章士钊全集》的文章，联系到全集的主编均为章士钊的学生和亲人，以及章士钊的亲人近年来一直在为章士钊在女师大学潮期间的表现所做的辩护，笔者担心这四则不是太难找到的文章是不是被全集的编者从为尊者讳的心理出发而有意地失收呢？”㈣可见，要想对章士钊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鲁迅解职”等事件中重新做出评判，恐怕并不是一件易事，这不仅牵扯到文学史料的钩沉问题，还涉及一个积淀了100年的正义与公愤问题。说到底，章士钊身为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干系，至于责任的大小和具体责任的认定（如谁下令向学生开枪的问题）则首先要在这一个大的历史责任框架中进行辨析，而不宜做“无罪辩护”，这既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也不合符章士钊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范和敢作敢当的精神。认定历史责任其实并不会掩盖章士钊的人格风采，倒是后人出于善良意愿的“为长者讳”反而事与愿违，甚至矮化了一代大家人格。

相对于新锐的学术研究而言，文学史的写作往往带有一种迟滞性和保守性。一种文学现象一旦成为“文学史常识”，便构成一种稳定叙事，并成为一种习焉不察的思维惯性，对于“甲寅派-反动派”的这种稳定叙事实际在文学史中一直持续到当下。但同时在某些文学史写作中，附着在“甲寅派”身上的政治意涵也被逐渐剥离，对“甲寅派”的阅读，和“甲寅派”与新文化阵营的论争，学界越来越倾向于将其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学/文化事件来描述，而非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来阐释，人们开始用“文化保守主义”这样中性的文化概念取代带有贬义色彩的“复古派”以及政治色彩浓烈的“反动派”。仍以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为例，其修订本较之初版本在思维框架和书写模式上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修订本”对于“甲寅派”的描述和评判有了三个明显的变化，一是论述篇幅大为缩减，以两条路线的斗争为指导思想的“新旧阵营的论战”已经不再作为文学史叙述的重点；二是去除了火药味十足的话语表述方式而代之以比较中性的、温和的叙述语言，比如把“一九二五年，新文学营垒又击退了《甲寅》派的反扑换成了“1925年还发生过与”“甲寅派”的论争等等；三是对于章士钊及其“甲寅派”的政治定性卸载，以对章士钊政治身份的简介代替换了以往的政治定性，去掉了“反动”字样。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所做的不仅仅是某些个别字句和叙述方式的方式，而是一种文学史思维模式的转换和超越。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一些文学史著开始对五四时期的“反对派”以及“新旧阵营”的关系做出了结构性改写。朱寿桐在《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以“文派制衡”的观念重新认识被定义为“反动派”的“学衡派”和“甲寅派”，从而解构了“甲寅派一反动派”历史建构。朱寿桐认为：“一种健康的文学生态和文化生态，应该是多元共生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要有各种各样的文人派别，它们通过相互制约达到一种平衡。任何时代文化、文学的健康发展都需要这种文派制衡的生态。中国历史上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总是显现着这种明显的或不明显的生态。”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和五四新文学的健康成长“并非完全得之于新文化思想和新文学创作的一枝独秀般的运作，而是在诸多文派相互制衡下的健康生态调节和催发的结果。”正是从“文派制衡”的观念出发，朱寿桐指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历史研究都往往将文派制衡现象阐释为文学论争和文化斗争，这是一种学术政治化的歧误。”㈤朱寿桐对于“甲寅派”的认知也在这一视角下得到新的价值评判：“甲寅派与其说是新文化运动的敌人，不如说是对新文化实施制衡的一种文派力量。……甲寅派站在传统文化和文言的立场上对已经处于主流和中心位置的新文化和白话文所提出的制衡要求，对于新文化和白话文的健康发展应该说相当有利。”同时，朱寿桐还对《甲寅》周刊与政治的关系做出了不同以往的分析，认为“将甲寅派视为封建官僚势力的强有力的代表，认为章士钊以其教育总长和司法总长的权力领导甲寅派压迫了新文化和新文学人士”的看法实际是一个重大的认识误差：“甲寅派虽然有掌握大权的章士钊挂帅，但它确实没有运用权力贯彻自己的保守主义文化策略，正相反，它倒是自处于时代潮流的边缘，以一种抗争的姿态向新文化和新文学提出了自己的制衡要求。章士钊虽然手握大权，但在那个比较开放的时代，依然遭到胡适、吴稚晖、高一涵、成仿吾的猛烈批判，其中包括相当辛辣的嬉笑怒骂，甚至还有身为下属的鲁迅的冷嘲热讽。这些人如此放肆地批判和冒犯‘老章，与章士钊并未滥用自己的权力进行文化论争有关。”应该说，在以往的文学史中，鲁迅在论争中的重要性有被虚夸的一面，朱寿桐的这一分析捅破了这一层窗户纸。朱寿桐对于章士钊与政治关系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厘清了其身为“反动派”的政治负累，这对化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有政治意涵的“甲寅派-反动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样，朱德发、魏建在《现代中国文学通鉴》中提出的“文化渗染观”同样对“反动派”的政治建构起到了有效的消解作用。朱德发以“渗染观”把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影响归属为“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和“消费文化”，但这四种文化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只是形态认定，这就为不同文化渗染下的文学建立了一个平等的价值评判机制，也正是在这一观念下，被规划到“传统文化渗染”下的“章士钊及其“甲寅派”也就超脱出了反动阵营。《现代中国文学通鉴》在评判章士钊及其“甲寅派”尤其是作为新文化对立面的“后甲寅派”时与朱寿桐的“文派制衡观”达成共识：“前‘甲寅派在思想上开风气之先，在文学革命上对新体散文的形成功绩显著。后‘甲寅派虽然逆潮流而动但对新文学的互补、制衡毋庸置疑……尊重他们的文化选择，指出他们的历史局限，对建构今天的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具有积极的作用。”㈣朱寿桐的“文派制衡观”和朱德发的“文化渗染观”，虽属一家之言，但对新/现代文学史中多年累积的价值等级制度和起到了有效的消解和示范作用。

应该说，“反动派”在今天的使用仍然没能回到100年前的平和、淡定状态，或者说，这一名词本身还积淀着特定历史年代深刻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因此，在对“甲寅派一反动派”的解构史中，学者们反倒不能如章士钊那样凛然地公开承认自己是“反动派”，而是努力回避和寻找替一种替代语汇，以免勾连起不良反应。这表明人们对于“反动派，还心存太多负面记忆或者历史话语禁忌，而只要这种记忆和禁忌存在，对于“甲寅派一反动派”乃至文学史上一切“反动派”的解构就不可能最后完成。

（责任编辑：吴景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