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植学术精神

部门史这个概念怎样界定？ 为什么要修部门史？ 怎样修部门史？ 这都是新问题。

最初接触党史，有人说这是一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它的学科属性是政治学，或者是社会学，甚至是法学。有一位同事，明明读的是中共党史专业，得到的学位却是法学。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说党史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党史的“理论”教化功能，而淡化了它的“史”特点。还有一个现象，党史研究室为什么要简称为“党研室”，而不是名正言顺地简称为“党史室”呢？ 这是不是某种意识、某种情绪的流露呢？也值得我们想一想。看来，党史的“史”的方面，是不被看好的，有意无意被人忽略了，淡化了，抽走了。书写得好不好，课讲得好不好，往往只看“经验”提升得怎样，“理论”归纳得怎样，与现实结合得怎样，而不看有无史实的支撑，还提出什么要“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等等。总之，这门课给人的印象就是重条理而不重史实，有结果而无过程，有宏大叙事而少细节描述，政治味、说教味浓，而学术味不足。久而久之，党史的史学色彩被淡化了，有一分史实说一分话的传统不被重视，从史中求史识的精神也被遗忘了。这种情况让本来是历史学科分支的党史，一步步从历史学中分离了出来，自我边缘化，其最终的结果，是造成党史学科学术精神的缺失。

党史这个领域有个矛盾的现象，又冷又“热”。一方面是党史这个学科比较冷落，有点萎缩，有点无奈，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但另一方面是有关党史的东西，又被炒得相当“热”，很有卖点，被大量刊登在书报中，摆在书摊里，出现在屏幕上，并有大量的读者和观众。被炒得很“热”这种情况，说明党史距离我们很近，正因为很近，所以有许多人加入到庞大的党史叙述的队伍中来了。特别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有无数传媒工作者加入了这一叙述行列，其中有的人，对党史是一知半解的，或说不上有何了解，或甚至是对党史存有偏见的，但他们制造了难于统计的与党史相关的文字或影视作品。党史就这样被不断地、反复地以文字、口语、影视或网络的形式叙述着，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历史情况清晰了，而有的问题却更加模糊了，距离史实更远了。对这种情况，无以言之，姑且称之为党史叙述的泛化，或者叫多元化，或叫碎片化。

面对着党史叙述的多元化、泛化和碎片化，我们应当正视党史学科学术精神缺失的问题，应坚守党史学科的学术化，坚定走学术化的道路。因为只有真正学术化的党史，才是有存史价值的、对人们具有启迪借鉴意义的党史。而如何提高党史的学术化的程度，则是党史工作面临的一大问题。

讲到这里，我们要回到部门史这个题目来。部门史的征编对于提高党史学科学术化程度，应当是有意义的。刚才讲过，过去的党史编纂或讲授，重条理而不重史实，重宏大叙事而轻细节描述，而部门工作的不少事，看起来好像就是皮皮毛毛、鸡零狗碎的小事，属于细流末节，往往就被忽略了。应当在此说明，重宏大叙事不仅是党史写作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也被看成是传统修史的通则，传统修史中就有“常事不书”的说法。这样，部门工作往往被忽略，不为史家所关注，也往往写不上史书。然而，各位熟知部门工作内情的人都知道，部门工作看似小事，但部门以权能职责所系，所经办的不少事是事关全局、牵动各方的，例如一些重大决策如何出台，如何组织实施等等，就与部门工作相关。在许多情况下，不了解部门工作的情况，就无法搞清楚一些重大事件是怎样酝酿、发展而成的，一些有影响历史人物是怎样打造出来的。如果部门工作不被关注，部门活动被忽略，就等于忽略了整部党史的完整性和多样性，使部门色彩隐而不彰。

以往的党史征编，党的部门工作的情况，称得上是个烟笼雾罩，能见度很低的区域。在中共党史上，在各个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区，究竟设置了哪些部门？ 各部门又内设了哪些机构？干部配备、人际关系如何？具体的权能职责运作情况怎么样？ 办事流程怎样？ 如此等等，都有不少不甚了了的问题，因此可以说，这是以往党史征研的一个薄弱点或空白点。有一年中央党校搞校庆，要查党校起源于何时，中央党校专门来信问我1926年广东区委办党校的情况。这件事我了解一点，知道广东区委很早办有党刊（《我们的生活》），办了党校（1926年4月），但了解得很不细。北方区委党校和广东区委党校哪一所办得早些？ 哪一所算是全国最早的党校？ 我当时就没有把握了，不敢断定了。至于办校的具体细节，更是心中无数。当时我就感到，我们做广东党史工作做得不细致，留有不少盲点。党的纪检委当前是很重要的一个部门，那么在党的历史上，最早的纪检机构设于何时、何地？ 中共广东区委的监察委员会算不算得上是最早出现的纪检机构？ 这又是一个与部门史征编关系着的问题。当时任广东区委秘书长的赖先声，在他的回忆文章和谈话中多次讲到广东区委有“监委”的设置，并且列出了“监委”班子的名单，书记林伟民，是当年一位著名的工运领袖。应当说，广东区委“监委”比中央“监委”成立（1927年4月）得早，但是广东区委“监委”的设置，又有许多不明不白的情况，缺少有力的史料支撑。今天，随着纪检工作地位的提升，党的纪检史很被看好，我已多次被咨询到有关的情况，面对各种提问，我说不清，道不明。这是我接触到的部门史史料欠缺，征编工作有所不足的两个例子。

以上说明部门史的征编有意义，有益于将党史工作引向深入，而这一工作在以往又有所不足。今天处于党史叙述多元化和不断被泛化、碎片化的环境中，部门史的征编也会面临如何防止学术精神缺失的问题。所以，今天从事部门工作史的征编，在刚启动、刚起步的时候，我认为就应当强调培植学术精神。党史姓史，部门史姓史，部门工作史也姓史，其基本属性都是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事物，因此，历史学的一般原理及基本方法，在部门工作史的征编中，同样是适用的。只有用史学的办法，也就是隔着一定的时间距离，以经过沉淀、冷却和充分暴露了的史料，去解释和处理相关的史事，去构建史书的框架，才能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努力使整个征编工作不偏离学术轨道。

部门史征编应具党史通识

下面我想联系1921至1949年广东党史的一些具体情况，讲一讲部门工作史征编的一些相关问题。在我看来，按学术规则去整理、研究和编撰部门史，前提是需要具备党史通识。

部门工作史的征编，首先应对各时段部门设置的情况及其主要工作有通盘了解。

广东党什么时候开始有部门设置？ 1921至1923年党的三大时，广东党组织称“广东支部”、“广东区委”，1922年6月广东党员人数是32人，此时应无部门之设，但有与部门相关的工作，如工人运动、青年工作等。1922年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重组时，全省团员达两千多人，广州市团员达数百人。故不应以这时无部门之设置而对这些史事予以省略。1924年至1927年4月，广东党组织先后称“广州地委”、“广东区委（两广区委）”。广东党员人数，1925年10月为928人，1926年9月为5039人，1927年4月为9027人。地委、区委之下，有部（组织、宣传）、委（农委、工委、军委、学委、妇委、监委）的设置。值得注意的是区委“军委”的出现，时在1924年秋冬，可能是最早成立的“军委”。刚才已提到，区委之下有“监委”，即纪检机构之设，并有党刊、党校之设，另外还成立驻国民党中央党团，这都具有开创的意义。1927年夏天至1934年，广东党组织先后称“广东省委”、“两广省委”、“两广工委”、“香港工委”、“南方临时工委”等。广东党员人数，据史料称广州起义时有三万人，1928年党的六大时有五万人。这一时段，党的处境极为艰险，活动隐蔽，组织经常遭破坏，部门设置很不明了。1932年广州党组织遭瓦解，活动中断，1934年香港党组织亦已被破坏殆尽。有关的史料，征编的难度很大。1936年，广州、香港党组织重建恢复，在香港称“南临委”（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广州设市委，还有个“外县工委”，不久重建“广东省委”。广州沦陷后，党的领导机关撤出广州，在“南委”之下，分设粤北、粤南省委。重建后的省委机关，有部、委的设置，如军委、青委、工委、妇委，组织、宣传、统战各部。广东有统战部，可能从这时开始，古大存任部长。各地设特委、工委、中心县委、县委。至1939年底，全省党员共17445人。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成立“广东区委”，区党委之下，有组织、宣传、统战、城工各部。城工部是新设之部。这时全省党员约为三万人。东江纵队北撤（1946年6月）后，党的机构调整，分秘密、公开两个系统，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称“城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称“农委”。1946年6月设港粤工作委员会，部门机构出现了“侨运组”、“情报组”这样的组织。1947年成立“香港分局”，1949年香港分局改称“华南分局”。

以上，是1921至1949年广东党组织沿革和部门设置的大略情况。做部门工作史，对这些情况，应通盘了解，力求做到对组织沿革要理得清楚，对部门设置的情况要心中有数。

第二、以党史通识指引部门史的构建。地方党史是党史的一部分，部门史是地方党史的一部分，部门史只有放在党史的整体格局中，才能找准它的位置，才能发现和提炼它的意义，所以部门史的构建，离不开对党史大格局的观察，应在党史通识的引领之下进行。

为什么局部问题要放在大格局中来认识？ 且以广州起义为例，简单讲几句。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属于小时段、区域性的事件，但认识广州起义，不能就事论事，眼睛只盯着这三天的情况。广州起义不只是在广东的党员、党组织搞起来的，八七会议后中央体制的变化，共产国际的因素，都对搞不搞广州起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弄清楚这些上层的、全局性的情况，就不可能客观认识这次起义。如何评价广州起义，历来有争议，有人高度评价，充分肯定，说这次起义不但是必要的，而且组织得很好，称之为“暴动艺术”。这是临时中央1928年1月3日决议案的主要精神。不同意这样评价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争议，如果就事论事是解决不了的，须将基本史料搜罗完整，内情基本揭开，特别是对上层决策的经过有较充分的了解，才能看得清是非。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但对广州起义研究，过了80多年至今仍未完结。这就说明，分析认识局部的问题，要有大格局的眼光；对小时段、区域性的史事，须放在整体格局中去观察，要掌握全局的史料，这样才有益于在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上获得拓展。

搞部门工作史征编，还要具有贯通精神。做党史工作，专攻一点往往不难，搞上几年、十几年，谁都会搞出自己的一点名堂来，都能积累成自己的一点专长，都可以称得上是某一点或某一方面的“专家”，但要做到贯通，那就不容易了。这在地方史研究中，显得尤其重要。在搞地方史、专题史的人中，不乏很敬业、很执着、口袋里史料很多的人，他们的确称得上某一点的“专家”，而他们所欠缺的，就是贯通精神，走不出部门、地方的圈子。很显然，只有将部门史与党史贯通，将地方党史与整部中共党史贯通，将中共党史与国民党史、中华民国史贯通，这样才能提升部门史、专题史、党史的学术品位。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不必引用什么事例来说明。

贯通精神，应包括局部与整体、地方与中央的循环互动关系。部门、地方的史事必须从整体格局中去观察才有意义，反过来，党史须从地方党史入手，基础才能巩固，这是相辅相成，循环互动的关系。地方和部门史料的发掘，将丰富、补充全部党史，或对党史提出不同看法与解释，挑战或修正以往对党史的认识。这样的循环互动，有助于对党史通识的重新整合。近几年来，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研究黄埔军校史，二是协助征编团一大召开前后的史料，也算是做地方史、部门史吧。我就感到，小时段、区域性史事的征编有益于历史认识的深化，须花大气力才能做好。此处，我还参与编了一本书《中共东京支部》，也是个不大的题目，这也让我从过去未曾注意一个角度，加深了对广东党史、抗战史的认识。刚才说要以党史通识来构建地方史和部门史，但不等于要以党史来框定和限制地方和部门史，不等于将地方、部门的史事摆在次要的地位。

做部门史、地方史，不意味着对部门、地方的畸重与偏爱。如果“卖花说花香”，搞哪个部门、哪个地方的历史，就有意突出哪个部门地方的好处，做传记就一味放大传主的功劳，专拣好话讲，这并不符合贯通的精神。因为这是坐井观天，只突出局部，而忽略了全局，这正是对全局历史的忽略或无知。当然，全部历史也并非是部门史、地方史的总和。贯通、贯通，旨在求通，传统史家讲“通古今之变”，就是要通晓历史百年、千年演变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探索成败得失之本，考究兴衰荣辱之由，这是很高的境界。这里有值得我们长期体会、思考的道理，只有虚心学习，勤于实践，长期磨炼，才能求得自己的不断进步。

谈征集、思考与写作

搞部门史征编应具备几个条件，一是要有基本的历史知识；二是对部门的情况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三是要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些，没有更多可讲的东西，我还是回到培植学术精神这个话题，简要谈几点感想。

第一、重视史料的征集。做部门史就是征编、研究历史，故要树立实证的观念，学会应用实证的方法。历史不能复制，不能试验，但历史需要证明或证伪，故实证的方法，是史学的基本方法。人们经常说，科学重通性，历史重特性；诗贵传情，史贵传真。史学首先是求真之学，只有真实可靠的历史，才称得上是信史。这就要高度重视史料工作，要把史料作为研究的基础，以史料揭示历史的真相，以史料证明历史的是非得失。搞哲学的人，重在观点的提炼，而将历史视为它的佣仆，让历史为其观点服务，搞史学则不可以这样。在史学领域内，历史是史家的主人。如果离开历史的支撑，任何经验、理念或观点的提炼，都将是苍白的。什么是史料？ 与历史相关的东西，都可看作是史料。过去留下的档案、文件、书报是史料。当事人、知情人和过来人的笔述和口述，也是史料。以前有一句话“六经皆史”，原意是什么且不管它，我们可引申一下，将存世的历史遗物，包括前人的著述、旧书报、残篇断简等，都当作史料读，用以说明历史，据以证明和证伪。以读史料的心情进入阅读，对所读的东西，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也往往会从中得到一些感悟，增加几分史识。有人问怎样搞史料？这没有决窍，只有自己动手，亲历亲为，持之以恒。怎样鉴别史料，这些问题有人专门会讲，我就不说了。

第二、善于思考。史学重实证，但不等于轻思辩，不能断言这个领域没有思维的空间，也不要以为搞历史用不着多动脑子。历史为思想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是思索者纵横驰骋的疆场。能不能做到善于思考，当然是能否提高学术品味重要的一环。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善于思考，具体是指要结合历史过程来分析问题，就事析理。对待历史，思考历史问题，一要有时间距离感。因为现实与历史隔着时间的长廊，不能犯时间的错误，如果犯时间的错误，那就是犯史家之大忌。西方史家将历史定位为“时间中之人事”，也是强调时间，有时间距离感，才有史学的智慧。消逝了的时间，才能衬托历史的性格。时间提炼出史学的价值，如果说真实是史学的本质的话，那么，时间就是史学特有的品格。过去有一句话说“现在不说明现在”，意思可引申为：未经时间的沉淀，无以揭示历史，未经时间的检验，也无以证明历史，今天不检验今天。“现在不说明现在”等于确立了史学的基础，有这句话，才有历史学。这句话，可以说是史家的信条。二是要有空间距离感。历史重视时间性，也重视空间性，环境对人文变迁的影响不可忽视，环境影响人类，人类也改变环境，空间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起了变化，如果忽略空间的变化，也不可能全面认识历史。以前常讲，看问题要注意时间、地点、场合，不要犯时间、空间的错误。我们认识历史，思考历史问题，尤其应当如此。

勤于写作。从事史料的征集，应多学习写作，应勤于写作。因为仅仅是史料成不了学问，往事也并不是史学，只有经过历史工作者之手，史事才成为史学。历史研究是史家与史实之间的不断互动，是永无止境的古今对话。故史料征集与史事写作，应相向而行，相辅相成。

以历史为对象的写作，当然应遵循正确的修史原则，努力做到据实而录，言必有据，维护历史的真实性、严肃性。然而历史的客观性和实证性，并不限制历史工作者心智的发挥，史事的写作，不乏思辨的魅力，更有文辞的隽美。时至今日，对历史的记忆，已变成了难于统计的文字，这类文字，今后还会源源不断增加。物有品类，人有群分，历史的著述，未免也有高低上下之分，优劣精粗之别。上乘之作，是史家的杰构，是诗心史笔的交会之作。它永远是一种手艺，不可能高产。

一切都说明，目前搞历史很难，搞党史更难，搞地方党史尤其困难。难就难在必须面对党史叙述的多元化、泛化和碎片化，要挽回学术精神的缺失，这是一个很大问题。但党史领域也不乏高水平之作，也产生了学问做得好的学者，如龚育之、金冲及等，龚的“党史札记”，做得可谓炉火纯青。这说明党史虽然难做，但把党史做得很有学术品位，并不是做不到的。让党史走上学术化的道路，是我们的目标。

（此文系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省委党校教授曾庆榴同志在省委部门专门史编纂培训班上的讲稿，发表时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