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羊勺

摘要：《贵州民族研究述要》一书，分分三章评介自清末至1949年100余年以来省内外专家学者对贵州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为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工作者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和线索，对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研究有较大的价值。

关键词：评介 总结 线索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2-117-123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文明古国，现今生活在中华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共有56个民族，各民族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从人口上来说，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绵长；其他的民族也因人口的多少，历史发展进程长短不一。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对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的研究因之而定，汉族的研究是有目共睹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汉族以外的各个民族，称之为少数民族，这对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个大家庭来说，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没有任何一种特殊区别，这只是一个很正确、也很恰当的学术界定，以方便人们分别进行各个民族的研究，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自有文字以来的中国历史，对民族的研究，从没有忽略过这个问题，对汉族与其他民族的研究，相对来说只是一个多寡、详略的问题，没有影响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研究总过程。按中国各个地域即省区来进行民族研究，亦没有脱离这个范畴，也是同样道理。

近来，读到的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翁泽红所著《贵州民族研究述要（1840—1949）》（以下简称《述要》）一书，感到作者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而努力完成的一部对贵州少数民族研究的总结性专著，书名虽然没有“少数”二字，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故本文评介也是就按此原则进行，不在强调“少数民族”这个基本概念。

《述要》一书的出版，是对一百余年以来国内外、省内外专家学者对贵州少数民族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另外，也为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线索，方便人们对贵州各个少数民族去进行个体的、专题的研究，并寻求前人的论述和资料，进一步的研究贵州民族。故《述要》一部使人受益匪浅的专门著作，笔者对该书作一简单地评介，亦请方家指正。

《述要》不是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的著作，而是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研究的著作，故其有专门的编撰体例。该书以年代为经，横向展开叙述一百余年来前人研究贵州民族的状况和成果，按“历史文献名目、内容、顺序列目、摘要、搜集、整理、编纂”而成。全书按三个时段分为三章十六节三十三目（“目”标题省略）：即第一章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贵州民族研究（1840—1911），共分五节，一、外国人士和团体与贵州民族研究，二、国内相关民族著述中的贵州民族研究，三、有关贵州民族的专门著述，四、贵州地方志中的民族记载，五、乡土教材与贵州民族研究；第二章北洋政府时期的贵州民族研究（1912—1927），共分六节，一、贵州与边疆的关系，二、北洋政府时期贵州民族研究的社会基础，三、相关民族著述中的贵州民族研究，四、有关贵州民族研究的专门著述，五、贵州区域调查中的民族状况，六、贵州地方志中的民族记载；第三章国民政府时期的贵州民族研究（1928—1949），共分五节，一、相关民族著述中的贵州民族研究，二贵州民族研究的蓬勃兴起，三、贵州地方志中的民族记载，四、乡土教材与贵州民族研究，五、日本人编纂的《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卷》中民族。后按惯例有结语一篇和主要参考文献目录。从全书目录来看，作者对章节的编撰是经过多方考虑和精心设计的，各章节有相同有不同，各章均有其特点，比如第一章第一节着重叙述外国人士和团体对贵州民族研究的状况和著述。第二章第一、二节，则着重叙述了国内开始规模性民族研究的时代背景，奠定了中国人自己研究民族历史的基础；第五节是专门叙述关于民族调查的情况，表明民族调查在民族研究中的重要性。第三章第三节，则是着重叙述了贵州民族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专门学科勃然兴起，表明了是贵州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注意到作者在三个篇章中，都专门设立了“贵州地方志中的民族记载”一节，表明了作者特别注重地方文献中的民族资料记载和研究，本文将作专门评介。

《述要》全书20余万字，是作者经过多年搜集整理各种散见于文书档案、书籍报刊等载体中零星资料汇集而成，是作者辛勤耕耘的结果，该书为贵州民族研究工作者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和路径。该书汇集的各种各类成果和资料，正如作者所言：

“记录了贵州民族从1840年至1949年历史时期内的社会实录、历史印记，具有珍贵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下面分章简要评介。

二

清代后期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不断侵入中国，除通商外，外国教会和传教士获准进入，并已达内地乃至于贵州这样的边远山区。传教士利用此机会，多方收集中国各种资料，并在国外以出版等形式公布于众，其中有关贵州的内容，客观上必然与民族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述要》在第一章中，列举了一些相关著述和文章，从中分别介绍了外国传教士和外国学者、研究团体对贵州民族的调查和研究。传教士的著述具体有《贵州植物谱》、《贵州教区详图》、《夷法词典》、《黔苗图说》、《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等，最多的是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所撰写的《中国历险记》、《苗族纪实》、《在未知的中国》、《柏格理日记》几种。柏格理在贵州住了20多年，他所记录的都是对苗族支系、语言、宗教、传说及生活习俗、风俗的珍贵记载，《苗族纪实》、《柏格理日记》可以说是外国传教士著述中最重要的二部。另外，曾担任过贵阳大修院院长的传教士范恩利和周忠臣，经过30余年不断编绘而成的《贵州教区详图》，在香港印刷出版，把贵州介绍于世界。传教士童文献于清咸丰七年（1857）创办的法文刊物《贵州教区日志》，每年有两期专门刊载贵州地方风土人情，是当时主要的报刊。外国学者最重要的著作是日本人鸟居龙藏的学术著作《苗族调查报告》，1907年东京帝国大学印行，1936年国立编译馆翻译、南天书局有限公司出版（新中国后亦有多种版本），学界认为是“研究中国西南民族的权威著作，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典范”，共分九章。外国研究团体主要有法国里昂商会，该会于1895年组织一次长达一年多的在中国云南、四川、贵州的实地调查，规模、范围即探研深度为前人所没有，其成果为一部近1000页的考察报告，1898年由里昂商会编著出版，书名《晚清余晖下的西南一隅：法国里昂商会中国西南考察纪实》（2008年云南美术出版社有译本出版）。其中有贵州西部民族的地理分布情况和风俗习惯的记载。上述外国人著述《述要》均作了专门介绍。

外国人的著述开启了中国近代民族研究先声，但实际上中国自有史以来，历史文献和各种典籍中就有关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记载，较早并很重要的当数《史记·西南夷列传》，个人著述则数不胜数。《述要》一书囿于时问的限制，故没对1840年前的文献进行梳理，期待作者能有这方面的著作再次问世。

清中后期以来，中国学者和相关官员实际上也早对中国乃至贵州民族研究有了专门的著述，《述要》列举了任职贵州的各级官员和本省人士编著的一些学界很熟悉的书籍，如道光年问由湖南人罗绕典编撰的《黔南职方纪略》，道光、咸丰年问浙江人吴振械编撰的《黔语》，光绪年问江西人徐家干编撰的《苗疆闻见录》等。贵州在咸丰同治年问爆发了大规模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历时二十年，震动全省大部地区，影响范围为全国最大。这一时期，有关这次大起义的著述，除官方记载和正史外，一系列的个人著述，记录了这一重大事件，是研究这次大起义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贵州民族专门著作，《述要》介绍的有：贵阳人罗文彬、四川人王秉恩合作编撰的《平黔纪略》，河北人刘书年编撰的《黔乱纪实》，遵义人宦懋庸编撰的《播变纪略》，遵义人唐炯编撰的《援黔录》及《成山老人自撰年谱》；还有在光绪年间编撰而成的蹇訚的《权彭平番援黔日记》，余昭的《平定猪拱箐苗匪始末》，韩超的《苗变纪事》及《南溪公年谱》，空六居士的《独山平匪记》及《遵义平匪日记》，周煦的《猪拱箐平彝纪闻》，岑毓英等的《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兰廷玉的《邓家队平黔战事记》，张时杰、谭廷献的《安顺知府沈公行述》等；一些当时在职贵州封疆大臣如贵州巡抚岑毓英的《岑襄勤公奏稿》及佚名作者编撰的《镇远兵资记》、《铜仁兵炙记》、《平越咸同兵事始末》等。其中《黔南职方纪略》、《黔语》、《苗疆闻见录》、《平黔纪略》、《援黔录》主要几部，《述要》作了详尽的评介，有助于读者参考和使用。贵州早期革命家、彝族著名领袖和学者安健，贵州最后的土司之一，其编撰的《贵州土司状况》一文，纯属罕见，论及贵州土司衰落现象及其原因，叙述了贵州少数民族的种类、分布和风俗习惯，是研究贵州土司历史文化重要文章，《述要》有专门介绍。

第一章中第五节提及乡土教材中的民族研究，是作者的细心所为。清末民初，当时的政府认为国家面临民族危机，便要在儿童少年中培养爱国之心，培养爱国之心，必须先在中小学生中开展乡土教育，使学生能在了解乡邦历史、文化、地理、物产和古今先贤名人事迹的基础上，提升人格境界，激发学生热爱桑梓，以致达到最终热爱国家民族的目的。而乡土教材也就成为地方志的一重要组成部分。故《述要》辑录介绍了这一时期贵州出现几种乡土教材，有陈宝书编撰的《水城乡土历史地理》，易辅上编撰的《安南县乡土志三篇》和佚名《贵阳乡土地理志》三种，这是贵州近现代乡土教材之最早出现者，也是研究贵州的主要地方文献。另外，作者在该书第三章第四节还有介绍，读者可注意和参阅。

三

民国肇始，贵州是22个省份之一，但却是最落后最贫穷而少数民族较多的边远省份。自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以后，民国政府把民族平等纳入宪法，至少表面上的平等是有的，并制定了一些新的民族政策。该书第二章一、二节，专门记述了北洋政府时期所存在的边疆问题和民族政策，为本章特点，作者认为是这一阶段民族研究的主要背景和社会基础，是有其一定道理的。作者还认为贵州民族研究在这一阶段已经被纳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范围，观点亦为明确。同时，西方民族学及其研究方法自清末以来逐步传人后，使中国的民族研究也有了理论依据。刘师培编撰的《中国民族志》则是传播这一理论的较早代表（参阅该书第一章），之后的国内学者也有相应的文章著作问世。贵州民族研究是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一部分，故在一些学者的著述中得到体现，《述要》摘要介绍了几种。一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发表于1923年《史地丛刊》，两期连载。一是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一书，1928年美国哈弗大学出版。一是法国人萨维纳的《苗族史》一书，1924年著（现有2009年贵州大学出版社译本）。一是崔蕴奇的《苗族考略》一文，发表于1917年的《地学杂志》第八卷第五期。这些都涉及到贵州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研讨了苗族的历史、种族、地域、语言、宗教等各种状况，代表了这一阶段学界的研究动向。

对专门研究贵州民族的著述，《述要》列举了刊于1923年《东方杂志》第20卷第13、14期曙峦的《贵州苗族杂谈》一文和刊于1927年《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期贵州本地学者杨万选的《贵州省大定县的农民》一文，作者认为是该时段较为有代表性的研究。

《述要》在第二章专门介绍了贵州区域调查中民族资料的成果。是时，贵州当局“为整饬全省各县行政起见”，以“明晰各项政况与民生疾苦”，于1925年11月底至1926年初，派出调查委员分赴全省进行行政状况调查，完成《1925年至1926年贵州省行政调查表》，调查44个县，居于现今黔东南、黔南、黔西南三地的县有19个，涉及到各少数民族。调查内容五个部分，其中有贵州少数民族分布情况，为该时段较为珍贵的资料，反映了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农业、林业、商业等生产和生活状况。之后，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有专门的民族调查，将在下面叙述。

四

1927年后到1949年，战争不断，其中包括抗日战争，但中国学术界对各个学科的研究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就民族学研究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对于贵州民族研究，亦是整个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故《述要》作者用一半的篇幅，在第三章分五节着重介绍和叙述了这一阶段国内、西南地区及本省的主要研究成果，并突出了民族调查和专门性研究文章这两个方面。

第三章第一节分“中国民族史著述中的贵州民族”、“西南民族研究中的贵州民族”、“‘苗族研究中的贵州民族”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列举了几部《中国民族史》，著者均为当时著名学者，有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宋文柄四人，书名一样，出版时间在1934年至1939年之间，是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中国“民族史研究进入一个蓬勃兴盛的发展期”。四部《中国民族史》从各个角度都谈到了西南和贵州的少数民族，亦有各自的观点和方法。同时期还有吕思勉的《中国民族演进史》、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和芮逸夫的《中华国族解》、《中华国族的分支及其分布》等专著和专文，均有其代表性，其相关章节对贵州民族进行了记述和研究。第二部分，主要是一些研究文章，有马长寿的《中国西南民族分类》、刘介的《广西民族研究述略》、岑家梧的《西南边疆民族艺术研究之意义》、杨汉先的《乌蛮统治阶级的内婚及其没落》、岑家梧的《西南民族及其文化》、芮逸夫的《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梁聚五的《西南边地概况》、赵捷民的《关于西南边胞神话传说解释》等，论及贵州民族的族属、婚姻、姓氏、语言、神话传说，发表时间在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后期。第三部分《述要》作者专门列出，从研究苗族的专著和专文中来看学者对贵州其他少数民族的研究，有梁聚五的《苗族发展史》、罗宗文的《苗族考》、罗荣宗的《苗族的语言》、王文萱的《苗民的分布现状及其类别》、王建光的《苗民的文字》等，发表时间也是在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后期。其中以贵州本省著名苗族学者梁聚五的《苗族发展史》（原名《苗裔民族发展史》）最为重要，著于40年代末，曾于1950年、1982年有铅印本梓行，收入2010年出版的《梁聚五文集——民族·民主·政论》一书。《苗族发展史》主要围绕贵州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斗争而展开，是为民国以来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的重要成果。

抗战军兴，贵州成为大后方，随着一些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逐步迁入，不管是外省或本省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对贵州少数民族研究进入一个较为稳定和发展的时期，《述要》作者也认为这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前贵州民族研究的一个辉煌时期，故其在该书第三章作了专门叙述。本人以为，这也是贵州民族研究的一个黄金阶段，成果最多。

《述要》分三部分进行重点介绍。第一部分为专著，其列举了杨万选的《贵州苗族考》，1929年出版；黄元超的《贵州苗夷丛考》，1936年出版；王树德的《石门坎与花苗》，1937年出版；贵州省民政厅编的《贵州省苗民概况》，1937年出版；丁文江编、罗文笔译的《爨文丛刊》，1939年出版；杨森编的《贵州边胞风习写真》，1947年出版等。《贵州苗族考》为贵州本省学者杨万选著，时人评为“是我国苗族人类学研究之最早著作”，是“贵州苗学研究初期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过渡”，评价很高。另一部《贵州苗夷丛考》，也是本省学者黄元超著，分两编二十章，虽然讲的是“苗夷”，实际上是对贵州多数少数民族的研究，其中对苗族、仲家、倮罗、仡佬的记述特别详细。《贵州省苗民概况》一书，应该是以政府部门名义编纂、较早的专题书籍，属于专门调查的成果，分导言及生活、语文、乐器、婚葬、习性和信仰、生产、交易七部分，时人评论是“民国时期贵州少数民族情况的真实记录，是现在研究贵州少数民族不可多得的历史民族学资料”。《爨文丛考》是丁文江在贵州“首开彝族文献研究之先河”，“是中国彝族文字和文献研究的前驱”，上海商务印书馆列入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出版。时人评价是“一部具有彝族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研究价值的彝文巨著”。第二部分为民族调查报告。由迁到贵州的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和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组织调查而成，分抗战前夕、抗战时期、抗战之后三个时段。主要有省民政厅所派视察员田东屏根据调查写出的《威宁石门坎苗民情况调查报告》，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撰写的《安顺县苗夷族调查报告》、《定番县苗夷族调查报告》、《炉山县苗夷族调查报告》、《炉山黑苗生活》、《安顺苗夷的生活》、《荔波水家生活》、《贵州省各县少数民族社会状况调查报告》、《贵州省东南边陲黑苗、生苗、侗家、水家生活调查报告》、《北盘江流域各县苗夷社会调查报告》等。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编纂的镇宁、望谟、荔波、平越、威宁、施秉、黄平等县以《边胞概况》命名的调查报告。该研究会专门拟定了《贵州省各县市边胞概况调查大纲》上下篇，上篇为一般概况，包括地理、经济、教育、卫生等内容；下篇为光绪少数民族特殊状况，包括历史、组织、礼俗、生活等内容，各项下还有小项。《述要》认为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的这一系列调查报告，“既是抗战胜利后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间贵州民族研究极具价值的资料，又是国民政府时期贵州民族研究的重要成果”，其结论较为正确。此外，另有梁欧第的《车寨社区调查》和杨汉先的《黔西苗族调查报告》两篇个人所撰写的调查报告。第三部分为研究文章，选择性地介绍了数十篇，并按内容分为综合性、专题性两种，其中专题性研究文章分得很详细，有17类，即族源、族称及地理分布、习俗（中分综合、服饰、食俗、婚俗、丧俗）、节令、娱乐、宗教、生育与人口、习惯法、语言文字、教育、歌谣、舞蹈、乐器、传说、神话、经济、妇女问题、民族问题、学术动态和其他。介绍详尽，选择合理，给研究者提供了较为方便的搜寻线索。

五

前述《述要》作者在每一章中，均专门列出一节列举各个时段地方文献特别是地方志中对贵州民族研究的记载，是为该书一大特色，可见作者对地方文献的重视，也是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所必需具备的，反映了地方文献的重要性。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是留存历史资料的主要载体，为治史者常引用。贵州地方志在有清一代的编撰最为规范和规模，道光后全省府、州、县各级志书很多，是研究贵州历史文化的主要参考资料。《述要》在每一章专设一节，分述三个时段贵州各级地方志中对贵州少数民族研究的状况，基本上已经把所有编成、未刊、现存各种版本志书囊括，实际上是从民族研究这一角度对贵州地方志的一个间接的评介，有助于读者对贵州地方志的了解。

清道光至光绪年问，是贵州地方志编纂的黄金时期，可列为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名的志书均产生于这个时候。《述要》在第一章第三节按编纂时间进行了述评，其中府志有《思南府续志》（1840年），《遵义府志》（1841年）、《大定府志》（1849年）、《贵阳府志》（1850年）、《安顺府志》（1851年）、《兴义府志》（1854年）、《黎平府志》（1891年）、《石阡府志》（1876年）、《兴义府志续编》、《铜仁府志》等；州志有《广顺州志》、《永宁州志》、《永宁州志补遗》、《续修正安州志》、《黔西州续志》、《平远州续志》、《永宁州续志》、《平越直隶州志》、《镇宁州志》等；厅志有《松桃直隶厅志》、《古州厅志》、《普安直隶厅志》、《增修仁怀厅志》等；县志（稿）有《安平县志》、《荔波县志稿》、《毕节县志稿》、《荔波县志》、《湄潭县志》、《天柱县志》、《务川县志》、《余庆县志》等。《述要》引用当然是志书中关于民族的记载，如《思南府续志》是关于土司沿革，《遵义府志》是关于土官制度，《兴义府志》是关于民族风俗、苗族种类、方言苗语，《大定府志》则用专篇“水西安氏本末”记载安氏土司和土官，《贵阳府志》则专列土司传和苗蛮传，《安顺府志》则专列风俗、苗俗、苗语及苗族种类，《黎平府志》则专列风俗、苗蛮、土司等项。州志中，以《平越直隶州志》记载资料较多，有该地民族之风俗，诸苗之分布，并有“咸丰以来兵事始末”专章，分析了咸同时期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原因和过程；《续修正安州志》专章叙述了李化龙平播过程，亦列有土司、风俗栏目。厅志中，以《古州厅志》记载民族资料最详，其地理志中有苗寨、苗种、苗语，田赋志中有古州少数民族服劳役之苦，纪兵一章中有改土归流经过，因古州为清政府改土归流之重点地区。卷末有“咸丰同治师旅本末”，详记咸同农民起义一事；《普安直隶厅志》则记载罗罗、仲家、焚人、爨蛮等少数民族风俗方言。县志中，《荔波县志》有土司栏目，介绍境内蒙、皮、雷三姓土司沿革及其后裔情况；《湄潭县志》地理志有关于咸同起义记述，较为客观；《荔波县志稿》为贵州大儒郑珍所撰，其记载民族风俗最详，有“诸夷风俗”专章，记水、佯、伶、侗、徭、僮六种民族情况。

《述要》第二章第六节主要引用的是该段时间编纂出版的县志，有独山、瓮安、施秉、普安、黄平、石阡、威宁、大定等县县志，除《大定县志》石印本外，余均未刊行。其中《独山县志》第十三卷风俗苗蛮，记述蛮人、仲农、水家、苗家等民族的“婚丧祭暨世俗玩好”，每记述完一个民族的风俗后即加以解释，极为详细；《瓮安县志》第九卷有风俗、苗蛮两个栏目，记述“夷多汉少”到“汉多夷少”的演变过程；《黄平县志》有风俗、土司等栏目，分16个类别，记述民族生产、生活状况，可了解其风俗之与别地区的相同与不同，黄平土司的盛衰过程，黄平在雍正、咸同、光绪、宣统各个时期的民族起义和苗变等事件以及田赋税收等；《石阡县志》第十卷风土志中有风俗、方言、方物等均涉及民族，卷十八土司志记载石阡长官司、龙泉长官司、葛彰长官司、苗民长官司之始末及所属民族之种类及习俗；《威宁县志》之土目栏目风土志则专门介绍了威宁境内少数民族的来源和风俗；《大定县志》卷四食货志户口栏目，记载人口详细数目，资料较为珍贵，另外该志记有彝族等八种少数民族语言，是研究民俗学、民族语言学的原始资料。县志外，该时期有几部县志稿如《贵定县志稿》、《思南县志稿》、《水城县志稿》、《都匀县志稿》均有不同的记载，提供了不少少数民族资料，其中《都匀县志稿》民族种类及分布、习俗内容较为详细。

《述要》第三章第三节介绍叙述地方志记载的民族研究资料，以民国《贵州通志》为主，该志为民国期间编纂的少数省志之一，历时近30年，成书105册171卷，其中风土、土司、土民三个专志均涉及贵州少数民族，是历代记载民族资料最多的省志。此外，则是县志。自上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在编纂《贵州通志》的影响和带动下，全省县志的修撰持续高潮，继有绥阳、平坝、兴仁、麻江、息烽、德江、沿河、晴隆、剑河、兴义、岑巩、镇宁等县志的编纂和出版，另有用新法编纂的《遵义新志》。在这些县志中，《述要》重点介绍了1932年编纂的《平坝县志》，该志第二卷民生志记载民族资料较详，有民族人口、语言等并作出较为正确的分析；1940年成书的《息烽县志》，该志专列诸夷志，分土司、苗族二卷，其对少数民族的分类，较为详实；1944年刊行的《剑河县志》卷七民政志记载了该县民族的礼俗、语言、宗教等；1947年刊行的《镇宁县志》，卷二宗教志记载有县境内有释教、道教、回教、巫教、花灯教等宗教及苗族信教的情况，卷三民族栏目记载了县境内汉族、夷族、苗族、穿青、李民子、回族、革僚、屯堡人的种族来源和分布；1948年刊行的《遵义新志》为新型地学著作式地方志，其对遵义历史时期划分（夜郎、牂柯、播州、杨保前期、杨保中期、杨保后期、老城期、沙滩期、新城期）均涉及少数民族的族属、族源、姓氏等及明万历问杨应龙叛变事件。《述要》在该节中，还列举了该时段编撰、出版和存藏的各种志稿、志略、访册、访稿、资料稿及界于地方志和乡土教材问的一种载体——乡土志，如1936年编印的《册亨乡土志略九章》、1943年未刊的《贵州省榕江县车江乡志》、1949年未刊的《贵州省榕江朗洞分县志》等地方文献中记录的贵州少数民族资料，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述要》在全书最后，对民国时期由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编纂发行的《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卷》（上下）作了专门介绍。该志除少部分文献资料外，多为实地调查资料编成，1941年出版。当时该志的出版，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但不失其参考价值。1948年编纂出版的《贵州通志》记载止于清末，故贵州民国时期历史尚无一集中的书籍行世，所以《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卷》（上下）一书也就成为研究民国时期贵州重要文献和史料集成。该志其中关于贵州少数民族的记载集中于第二编和第三编，第二编中有“土司制之废止及特编苗夷民保甲”、“苗夷的分布”、“种族及其习俗”等栏目；第三编“都市”栏目，对多数县的少数民族种类、人口作了介绍。该志原为日文版，国内无译本，近由贵州民族大学杨德芳翻译，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列入该馆所编《民国贵州文献大系》丛书，即将出版，将为研究民国时期贵州历史和贵州民族历史提供丰富的资料。

上述评介，纯属个人意见，介绍多于评论。且本人抄录《述要》所列举各种书籍文章，觉得民族研究资料散布各处，搜集不易，有的已很罕见，该书所列举可给研究民族历史文化者和读者提供一个线索，查找便捷。至于该书的实在价值，也待读者自行辨识。且瑕不掩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述要》仍不失一部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的好书。

责任编辑：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