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苇町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大清洗”发生，与苏共建立的权力过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分不开。而这一体制的形成，除了与夺取政权时的严酷斗争环境有关，还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按照马克思预言，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形态都充分发达的国家发生分不开。

其实，任何一个掌握了公共权力的人，都获得了远超过自身力量的控制公共资源、甚至支配他人命运的能力，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很多一般人做不到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掌权者很容易对权力上瘾，希望权力越大、越多、自己越能任意行使越好，甚至认为权力属于私人所有，不容忍别人染指或分享。对任何会对自己的权力形成威胁的人和事，都可能作出激烈反应。即使是执政的共产党，如果没有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没有领导者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权力也照样可以腐蚀掌权者。

列宁时代的俄共（布）党员，多数有着老布尔什维克朴素的正义感和对党的忠诚，革命意志坚定，能与群众同甘共苦、上下一心，利用这种体制聚拢了巨大的资源，战胜强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列宁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特殊环境下的领导体制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常态保留下去。为此，他设计了几大约束措施：官员定期选举，而且可以随时撤换；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让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遗憾的是，列宁还没有探索出一套理想的政治体制来便病逝了。

在苏共执政的74年中，斯大林领导时期长达30年。而这30年又是苏联政治体制形成的时期，以后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因此，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被人们称为斯大林模式。主要特点是权力过度集中、缺乏制约监督，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缺失。这与苏共当时所处的险恶的斗争环境分不开，也与领导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修养有关系。

列宁逝世前对斯大林“个人独裁”的倾向已有所警觉，他提出的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本意是通过增加领导成员防止个人专断。但因为具体操作者，是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和组织局，反而给了斯大林把大批拥护自己的人塞进中央委员会、取得对反对派绝对优势的机会。党内力量平衡被打破，进一步加速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断和对反对派的清洗。

斯大林当政后，列宁在特殊时期采取的临时性措施，被从具体条件中剥离出来，变成所谓“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而列宁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意见，却被有意扭曲了。

首先，列宁认为党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就是“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斯大林当政后则提出，上层所发生的每一个小争执，都会在国内引起对我们不利的影响，进而把党内不同意见都扣上“派别活动”的帽子。

其次，十月革命后实行的干部委任制，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工作局面初步打开后，列宁便多次提出，要变委任制为选举制，干部由基层选举，而非上级任命。可斯大林提出，没有干部任命制就没有党的领导。

第三，列宁最早提出了要把党内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适当分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都由代表大会选举并对代表大会负责，各级监委重点监督同级党委。中央监委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只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而斯大林则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改名为党的监察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领导改为由中央委员会领导。取消了监委监督同级党委制定的政策和决议的规定，只能对其决议的贯彻和执行进行监督，主要任务也变成同党内各种派别和宗派倾向斗争。

第四，列宁时期，俄共（布）中央由党代会选出并严格地实行集体领导，中央全会每三五天就要召开一次。政治局、书记处在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而斯大林则在实际上把这种权力授受关系倒过来：中央委员会权力大于全国党代会，政治局权力大于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权力大于政治局。民主集中制变成“个人集权制”：地方、单位的权力集中于党委书记，全国的权力集中于总书记斯大林。

最后，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党的领导人之间，包括与列宁之间，就某个问题发生争论，甚至激烈争论，都不奇怪，这是每个有责任感的共产党人的正常举动，这种探讨对党来说也极其必要。而斯大林随着自身地位的日益巩固，却越来越难以容忍任何不同意见，甚至把对付敌对阶级的那一套搬进党内来，必然造成严重后果。（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