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14日， 焦裕禄因患肝癌不幸病逝，年仅42岁。在焦裕禄葬礼上，他的妻子徐俊雅手牵几个孩子低声悲泣的情景令人心碎。

焦裕禄生前热爱兰考这片贫瘠而温暖的土地，热爱兰考人民，也热爱自己的家。他孝敬老人，爱妻子，爱儿女，但他却少有时间享受家庭生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惦念的仍然是兰考人民。

在焦裕禄精神的影响下，在红色家风的接力中，焦裕禄的妻子，焦家的六个子女，个个以焦裕禄为榜样，从不搞特殊，在焦裕禄精神的传承中为国家为人民默默地做着贡献。

徐俊雅：牢记丈夫遗言再苦不要救济

1963年冬季的一天下午，焦裕禄与通讯员骑自行车从农村回到县城后，来到张振祥师傅的理发店理发。走进店里，焦裕禄先向张师傅打了声招呼，然后从提兜里拿出报纸看了起来。

一个人理完发后，张振祥对焦裕禄说：“请焦书记入座！”焦裕禄说：“大家都排队，得有个先来后到，还是按顺序来吧。”众人一听是焦书记，一齐让道：“您是县委书记，比我们忙，您先理吧！”焦裕禄笑了笑说：“忙是事实，可谁又不忙呢？再说，社会是有秩序的，作为县委书记带头破坏社会秩序，兰考县不就乱套了吗？”众人佩服地点了点头。

焦裕禄一直等到轮到他的时候才理发。理完发后付过钱要走时，焦裕禄却找不到自行车钥匙了。无奈，他只好扶着车把，让通讯员提着车的支架走了。焦裕禄走后，张振祥心里不是滋味，因为车钥匙是在自己店里丢的，他就到处找了起来。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到理发店对张振祥说：“焦书记让我来告诉你，他的车钥匙找到了。”

张振祥松了口气，忙问：“在哪儿找到的？”通讯员说：“在他棉裤腿里。”一旁的人笑着问：“怎么会在棉裤腿里呢？”通讯员说：“焦书记穿的是补丁裤子，钥匙从棉裤兜的破洞里掉下去了。”听到这里，张振祥和在座的人眼睛都湿润了……

1964年2月7日，国家给兰考县拨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很破，决定照顾他3斤棉花，让他换件新棉袄。同志们怕焦裕禄不要，就把3斤棉花票送到他家里。焦裕禄知道这件事后，又把棉花票退了回去。他对救灾办公室的同志说：“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我们不能要。虽说我的棉衣破点儿，但还能穿，比起没有棉衣穿的群众强多了。作为领导，要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

实际上，焦裕禄的许多衣物都该换了。一床被子用了几十年，被里烂了就翻过来用，衣服、鞋袜补了又补。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总想给他换件新的衣服，而他却常常对家属说：“现在兰考遭灾，群众生活很苦。跟群众相比，咱穿的就不错了。”有一次，焦裕禄的一件已缝了许多补丁的衣服又破了，焦裕禄又让徐俊雅缝补。徐俊雅一看，实在是破得不能再补了，就不愿意补。焦裕禄又求岳母给缝补，焦裕禄的岳母也说太破不能补了。于是，焦裕禄就自己动手缝补，还笑着说：“袜底补丁越多越厚实，站得越稳。衣服补丁多了，穿着结实。”徐俊雅不忍心难为丈夫，把衣服夺过去认真地缝起来……

焦裕禄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在下乡救灾治涝的数月艰苦奔波中，他总是自备干粮、手拿雨伞，与群众一起战洪水、探流沙、查风口。他坚持生活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同甘共苦，哪里最艰苦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一心为公，一心为民，唯独没有自己。

焦裕禄患病期间，为了给他补补身体，徐俊雅特意为他订了牛奶，可焦裕禄不肯喝。徐俊雅知道，他又在想老百姓的红薯片汤，心里难受喝不下。推来推去，急得徐俊雅眼泪都掉下来了。焦裕禄不忍再伤她的心，才端起牛奶喝了下去。

焦裕禄去世后，徐俊雅从未向组织申请过任何救济，一个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兰考县退休干部王怀彦当年在县政府管理财务工作，他回忆起1965年有一次到徐俊雅家送工资的情形。当时，徐俊雅一家老小住在县委大院附近的3间瓦房里。王怀彦见灶台上放着剩饭，窝头已发黏了，就问徐俊雅为啥还舍不得丢掉。徐俊雅说，在水里泡泡、上笼蒸蒸，还能吃。王怀彦问，这一大家子人，钱够用吗？徐俊雅淡淡地说，工资发下来，买了面、买了煤，剩下的就有多少花多少。王怀彦说，焦书记在世时一月工资130多元钱，徐俊雅在兰考县统计局工作每月工资50多元钱，家里虽然人口多，但两口子的工资加起来还够用。但焦书记去世后，一家人全靠徐俊雅每月50多元的工资和每个月13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生活很拮据。徐俊雅始终记着焦裕禄临终前的遗言：“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

对焦裕禄的子女们来说，父亲如高山，他高尚的情操永远激励着他们不断进取；母亲如大海，她伟大无私的母爱一直伴随着他们成长。

日子过得清苦、艰难，孩子多，吃饭是头等大事，穿衣就顾不得许多了。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回忆说：遇到孩子们没衣服穿的时候，母亲就流着泪把父亲穿过的旧衣服找出来，然后再用剪刀、针线把衣服改小。母亲边做活边流泪，有几次竟泪眼模糊得被针刺破了手指。谈及母亲，焦守云数度哽咽。在她的记忆里，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穿过。

一件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一个作业本，正、反两面都用完，才会换新的。焦守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母亲为了给一家人改善生活，到街上去买鸡蛋，鸡蛋贩子接过母亲递来的10元钱，说：“一下子找不开钱，你能不能在这里等一下，我换开钱就回来找给你。”母亲就在原地等他回来。哪知，等了好久，却不见那小贩的踪影，母亲这才知道上了当。“回到家来，她伤心地哭了好几次。10元钱，在当时可是一大家人一星期的生活费啊！”

那时候，焦家最怕过春节，也最怕过清明节。“我妈是个非常内向的人，我爸去世后她好多事情不愿意说，整天流泪，默默地做着一切。我爸去世后，我们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鞭炮、没有欢笑的春节。那几年，每年的除夕夜，我妈都是流着泪包一整夜的饺子。但包了饺子以后，第二天大家欢天喜地放鞭炮的时候，她就蒙着被子在床上一整天不吃不喝。我们心里清楚，我妈是在想念我们的父亲。”焦守云回忆说，“每到清明节，我妈带着我们给我爸扫墓的时候，有几次她哭得昏倒在我爸的墓前，不得不让人搀着她回家，那情景让每一个人都心痛。后来，我妈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她住在哪里，她都把我爸的遗像带到哪里，每天总是看了又看、擦了又擦，就这样苦守着我爸。我们家离我爸的墓地很近，只要她在家里，一早一晚她总是到我爸的墓地上走一走。”

徐俊雅性情温和、不事张扬，从不愿给人添麻烦，包括自己的儿女。后来，六个儿女一个个走出兰考，在外工作，离休后的徐俊雅仍独自留在兰考焦裕禄烈士陵园附近的家中，仍然保留着每天到丈夫墓前走走看看、与人聊天的习惯。由于年轻时清贫度日、操劳过度，晚年的她一直承受着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的折磨。她手脚经常麻木，腿脚浮肿、疼痛，从家中到焦裕禄陵园大门，100多米的距离她要歇息两次才能走到。

199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兰考视察，听了焦守云对母亲多年来的情况介绍后，他紧紧地握住徐俊雅的手说：“这些年你不容易，不容易啊！”江泽民的话，使得徐俊雅泪如雨下。

2005年8月25日清晨，73岁的徐俊雅默默地走完了生命的路程。葬礼上，青翠环抱，哀乐低回，来自兰考及河南省内外的亲友、领导和同事们，怀着沉痛和崇敬的心情为她送行。六个已步入中年的子女肃立在母亲身边，当吊唁者全部离去，他们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情，痛哭着围绕着母亲的遗体，呼唤着“妈妈，妈妈”。

长子、长女：以父亲为榜样不向组织提要求

在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在不停地忙碌着：“天不亮他就走了，中午在单位食堂吃饭，晚上还要在办公室看文件、开会，有时候直接睡在办公室。”焦守凤说，父亲对几个子女要求很严，但也非常疼爱：“每次回家见到我们，他都会摸着我们几个的头，问问最近表现怎么样，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

“我爸的办公室从来不让我们进去，我们也不想进他的办公室，听说办公室里啥也没有，还没有外面好玩。他晚上有时在家办公到深夜，公家的墨水不让我们用，公家的稿纸一张也不让我们拿。”在焦守凤的记忆中，一家人一起吃饭是难得的幸福时光，父亲会照例问起子女们的学习近况，告诉他们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不能因为自己是县委书记的孩子就高人一等。焦守凤却感觉自己“低人一等”。原来，母亲（徐俊雅）曾亲手给焦守凤做过一件花布大衣，这件大衣焦守凤一直穿到上初中。那时候，正是小姑娘爱美的年纪，同学笑她：“县委书记的姑娘穿的还不胜我们呢，衣服上还有补丁。”她觉得委屈，就央求父亲给她换件新大衣。父亲说：“书记的孩子并不特殊。要说特殊，只能是更加爱学习、爱劳动，而不是爱攀比，学习上向先进看齐，生活条件跟差的比。”

焦守凤初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了。“当时正赶上全国学习邢燕子，父亲就打算也让我下乡，他觉得农村缺少有文化的人。”焦守凤说。

对于让焦守凤下乡的事情，徐俊雅很反对，认为应该把守凤留在身边。“为我的事父母吵了几次，最后折中的做法是让我去了副食品加工厂。”焦守凤说，焦裕禄担心厂里对焦守凤另眼看待，就陪着女儿一起去报到。“他嘱咐厂长不要对我特殊对待，让我去做酱油、醋和腌咸菜。在厂里，做酱油、醋是最辛苦的，做出来还要挑着往门市部里送。”焦守凤说。父亲还不准她住在家里，要求她到厂里和别人同吃同住。“当时我很不理解，就不搭理他，回家也不和他说话”。

接受专访时，焦守凤说：“以前没有走上社会，对社会的情况不了解。我爸就是想让我多了解社会，了解一下生活的艰难。以前的一切就是父母安排，毕业了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作为孩子来说，对这些不理解，一些好单位我自己报上了名，可是他不让上班，说都是机关，不利于了解社会。他这么做，我当时自然不能接受。”

有一年父亲祭日，焦守凤来到那棵著名的焦桐树下缅怀父亲，无意间听到旁边一位老太太说：“焦书记可真是个好人，也不知他家的孩儿们现今都干啥哩，过得好不好？”那一刻，焦守凤泪流满面，也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焦裕禄逝世几年后，组织上安排焦守凤到共青团开封地委工作。由于工作认真负责，她受到了上下一致好评。开封地市撤并时，焦守凤被安排到了市总工会。她的丈夫冯传富是一位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他们育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1999年，焦守凤从开封市总工会财贸工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休。她说：“我是53岁退的，单位超编的人太多，当时鼓励提前退下来。”

作为红色后代，焦守凤说：“我们要做的是努力工作，按我爸的要求，不向组织张嘴提要求，不向组织伸手要这要那。我们要求孩子在工作上也一定要努力，自己的路自己走。”

自1968年结婚起，焦守凤的家一直在原开封地委家属大院，老式的瓦房很狭小，屋里比较阴暗，墙壁上抹的石灰已经开始发黑。在焦守凤床边有一张父亲的大照片，这是唯一能让人联想到焦裕禄的物件。除此之外，焦裕禄病重时送给她的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一块手表，她曾至宝般收藏，后被纪念馆征集去。

焦裕禄长子焦国庆1951年10月1日出生，他说自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1968年3月，初中毕业的焦国庆和15岁的妹妹焦守云同一天走入军营。焦国庆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一支驻扎在山沟沟里面的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一干就是21年，历任“董存瑞班”班长和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在部队，焦国庆也像他的姐姐一样，严格按照父亲的要求，从不张嘴向组织提要求。哪里艰苦，他就要求到哪里去。他的事迹上过中央电视台和《解放军报》。焦国庆1989年转业，2004年从开封市地税局票务管理所所长任上退居二线。

焦裕禄对儿女要求十分严格。他刚到兰考不久的一天，夜已很深了，他还在灯下看文件。焦国庆从外面回来，愉快地告诉他自己刚刚看了戏。焦裕禄问他谁给他买的票？焦国庆说：“是把门的老肖听说我是你的儿子，就放我进了门。”焦裕禄眉头一皱：这么小的孩子，就以干部子弟的身份看“白戏”，怎么行？于是，他严肃地问道：“国庆，你看戏不买票对吗？”焦国庆说：“我是小孩，没人在意。”

焦裕禄这下生气了，当即把一家人召集起来，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年龄小就知道占公家的小便宜，长大了就会贪大便宜，这是很危险的！演员唱戏，是一种很辛苦的劳动，看白戏是一种剥削行为！”

焦国庆听爸爸口气极为严肃，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表示自己再也不去看“白戏”了。焦裕禄从兜中掏出了两角钱，交给了焦国庆，语重心长地说：“从小就要养成公私分明、为人民服务的好品德，不要以为爸爸是书记，就要搞特殊。明天，把钱送给检票的叔叔，向他承认错误！”

焦守云：以父辈为荣严格要求自己

焦守云是“焦家发言人”。她接受采访时说：“我大伯比较有文化，我的名字是他取的，来自《劝世贤文》的‘守得云开见月明，意思是能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看到风雨过后的彩虹，看到希望和胜利。焦家出头露面的事我做得比较多，我成了焦家的“外交官”和“发言人”了。我认为我这一辈子挺值的，焦家所有的荣誉都集中在我身上：1966年我见到了毛主席，1973年我成为‘十大代表，见了几代领袖，还当上了奥运火炬手。我承认我非常幸运。”

1966年，河南省也与其他省份一样，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当时，所有中学生都被中断升学考试放假回家。8月下旬，很多中学生想到北京去感受“文化大革命”气氛，开始进行串联。9月中旬，焦守云和红卫兵一起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到达北京后，焦守云和同去的人一块被安排住在清华大学。第二天凌晨4点多，焦守云等人就戴着“红卫兵”袖章、拿着语录本，随清华的学生排着队、唱着语录歌兴高采烈地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到了像一片红海洋的天安门广场，不知是谁泄露了她的身份，说队伍中的焦守云是焦裕禄的女儿，于是，学生们一下子把焦守云包围了起来。有的要照相，有的要签名，有的要采访，焦守云不知答应谁的要求好。正在这时，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挤过来对焦守云说：“总理要你上天安门城楼。”焦守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连忙跟着他挤了出去。

据焦守云日后回忆：“到了金水桥，他把我领到站在那儿等着的一位工作人员面前。这位工作人员把我送到登城楼处之后，由城楼上下来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带着我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城楼上，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江青等一一跟我握手。坐下来后，周恩来亲切地向我问这问那，问我十几岁了、上几年级了、妈妈身体好不好、兰考现在怎么样。”为了感谢总理的关怀，焦守云把自己戴着的一枚焦裕禄纪念章取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别在周恩来的胸前。周恩来用手摸了摸，望着焦守云笑着说：“很好，很好！”

等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霎时，天安门城楼上沸腾了，天安门广场上沸腾了，口号声、欢呼声连成一片，沸天震地。焦守云也跟大家一样，跳跃、欢呼、流泪……唯恐表达不出自己那种虔诚的心情。

眼看毛主席就要走到自己的身旁，焦守云也很想跟毛主席握握手。可是，毛主席走到哪里，人们拥到哪里。“当时，我只是一个13岁的孩子，不仅抢不到跟毛主席握手的机会，还被挤得东倒西歪。这情景被一个记者模样的人看见了，他连忙递给我一个凳子。我站在凳子上刚‘出头露面，就被身穿灰色旗袍的王光美发现了，她过来一把把我拉了下来。”

王光美把焦守云径直拉到毛主席跟前，说：“这就是焦裕禄的女儿。”由于口号声、欢呼声太大，毛主席“啊”了一声。王光美见毛主席没有听清楚，就趴在毛主席的耳朵边提高嗓音又说了一遍。毛主席这才听清楚了，朝焦守云笑了笑，拉着焦守云的手往前快步走到人少的地方和焦守云合影照相。紧偎在毛主席身边照相，焦守云心中充满了幸福和自豪感。

焦守云幸福地回忆说：“我们合影之后，毛主席又拉着我的手走向观礼台。观礼台的前排安排的是红卫兵代表，后排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我被安排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前面，又跟毛主席合了一次影。这两张相片后来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检阅结束以后，毛主席又拉着焦守云的手和中央其他领导一起步入休息厅。焦守云回忆说：“休息厅里有茶有烟有水果，还有各种各样的点心。很多点心我既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一位工作人员给我拿了几块点心，但我的心思不在吃东西上——尽管中午啥也没吃，两只眼睛只顾盯着毛主席，看他一边吸烟，一边和其他人谈话。这时，《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把我叫了出去，说要采访我。”

焦守云日后回忆说：“那次回到兰考以后，乡亲们知道我和毛主席握过手，都来抢着握我这双‘和毛主席握过的手。我实在招架不住……每次做报告，我都会带上见毛主席那天穿着的大襟儿褂子。这件衣服对我来说，是无价的宝贝呀！”

1968年2月，15岁的焦守云听说部队在河南招女兵，她特别想去。可是，兰考县只有两个女兵名额。兰考县武装部逐级向上请示。毛主席接见过的女青年还有啥说的？由中央军委特批，焦守云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她和兰考县万里挑一的女青年单太平、杨爱芝两人一起来到了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通信站电话连。

在部队，焦守云业务进步很快。第二年，焦守云成为电话连守机排二班班长。

尽管是名门之后，但在战友的眼里，焦守云就是普通一兵。当年的女兵徐海平还记得焦守云白皙的皮肤、微翘的鼻头、方正的脸庞，一双清澈的眼睛长得特别像她的父亲焦裕禄：“她的开朗、大方、直率、淳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守云个头儿较小，可是军事训练、野营拉练、战备值班、参加劳动，她样样走在前面。有时候，部队野营拉练，守云竟能帮助脚打泡掉队的姐妹背背包，一人背两个背包照样行军。”当年，一些部队干部子女在家多娇生惯养，其家长非常佩服农村兵的吃苦精神，常对子女说：“你看人家焦守云！”

1971年，焦守云被送到护士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在广州空军四五八医院。多年的部队生活锻炼了焦守云，使她从天真的女孩变成成熟的战士。后来她入了党，当了四五八医院的护士，一直以父亲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

1973年8月，20岁的焦守云作为广州空军的代表参加了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她是年龄最小的党代表。到了北京，广空的三个代表都住在京西宾馆。“纪律可严，不让上阳台，不让寄信，不让会亲友。我们是军委直属机关代表团，徐向前元帅、叶剑英元帅和我一个组。当我们广空的领导向二位老帅介绍我时，叶帅笑着说：‘呵，知道，知道。来，小鬼，前面坐，前面坐。今年多大呀，小鬼？‘20。我的话音一落，我们广空的领导连忙笑着说：‘她是全体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年龄小资格老，是个5年的老兵了。”

1978年，焦守云转业到郑州科技局下属的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退休后在河南省焦裕禄精神研究会、焦裕禄干部学院等团体或单位任职，并被聘为山东淄博市博山区焦裕禄纪念馆名誉馆长。焦守云说：“2008年退休后，我就参与焦裕禄主题的电视剧、音乐剧、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工作，为传承老父亲的精神做点事儿。每当做成一件事，我就感到非常快乐。”

在电视剧《焦裕禄》拍摄期间，焦守云亲手为焦裕禄饰演者织了两件与父亲常穿的式样相同的背心。她说，“如果父亲还在，为他织上一件毛衣，那该是做女儿多大的幸福啊！”

小时候，焦守云最喜欢帮父亲买烟，因为有时可以赚5分钱的零花钱，能偷偷买糖吃。她至今还记得父亲一边点烟一边还放不下手中工作的样子。焦守云说：“我爸爱吸烟，而且练就了一个绝活：就是讲话的时候，他可以让烟嘴在唇边自由滑动，这样可以抽烟、讲话、双手翻记录本三不误。后来，有几位饰演我爸的演员刻意模仿这个高难动作，没有一个演员能演出来，只好作罢。”

焦守军：在军营里磨炼自己拒绝照顾

焦裕禄的三女儿焦守军，原名玲玲，从小受父亲宠爱。因为想甩掉“娇气”，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守军”。她9岁时的一天，兰考县委一位叔叔带她去了郑州的一家医院。父亲病得很重，身体很瘦，人很憔悴。她想，也许父亲休息几天就会回去工作。焦裕禄看女儿来了，非常高兴，坚持要坐起来，并且真的使劲坐了起来。焦守军说：“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父亲一遍遍地嘱咐我‘要好好学习，照顾好妈妈。”焦守军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他们父女最后一次见面。

17岁那年，高中毕业的焦守军到昆明某部队当兵。临走的那天晚上，母亲拉着她的手再一次叮嘱：“到了部队，不准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不能接受组织的任何照顾，工作上要在前面，待遇上要在后面。”从兰考到昆明，火车开了三天两夜。新兵训练是艰苦的，摸爬滚打、紧急集合、长途跋涉、野营拉练，从老百姓到军人，完全是靠“训”出来的。新兵下连队了，上级准备把她安排在军区机关门诊部。焦守军拒绝照顾，主动要求到了驻在大山坳里的某通信总站二营。有人对她说，机关与连队的差距可能影响人的一生。焦守军知道这些道理，但她不能要组织的照顾。在连队，她当过炊事员、饲养员、报务员，养猪、喂牛、种水稻、进坑道，样样活儿都干。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生活多么紧张，焦守军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工作表现得到了大家的公认和好评。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焦守军和她所在的部队紧张地战斗在坑道的通信枢纽部，把中央军委发往前线的命令传达给各级指战员，同时又把战地的捷报一级一级报到党中央。作为党员干部，焦守军从战斗一开始就坚守在坑道里，全力以赴地拼命工作，有时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不离岗位一步。只要有任务，她总是先上。哪项任务艰巨，她非得先扛。经她手发的电报有十几万组，份份及时、准确。她的出色表现赢得了首长、机关、部队的赞扬，她荣立了三等功。1980年，她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4年，焦守军又参加了“两山”作战。作为正连职分队长，她带领的分队由于完成任务出色，荣立集体三等功。

1985年6月，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整编为新的成都军区。许多干部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选择。焦守军态度非常明确，一切服从党组织安排，一不提要求、二不讲价钱，叫转业就回河南，让留队就安心工作。两个月后，焦守军和丈夫朱新民先后被分到成都，焦守军在某部档案室工作，朱新民任机关某部团职干事。焦守军感觉受到了组织的照顾，要求下到基层工作。1987年，焦守军到成都军区档案馆当了一名普通的档案助理员。在此期间，她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多次受到各级嘉奖。焦守军现已退休。

焦跃进：父亲留下的是财富也是压力

焦跃进排行老五，是焦家后人“官”做得最大的一个。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5岁多的孩子。在焦跃进记忆中，父亲高大而严厉，常常不在家。他对父亲的印象，大都来自母亲和周边人的描述。

母亲徐俊雅少言寡语，跟焦跃进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能搞特殊，不要忘了你是焦裕禄的儿子”。那一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焦跃进知道，只要母亲向组织提出申请，他完全可以留在县城。母亲拒绝了他的要求，声色俱厉地说：“别人能下基层，为什么你不能去？记住，干好了，你是焦裕禄的儿子；干不好，你也是焦裕禄的儿子。”

在母亲的坚持下，焦跃进来到农村，担任生产队长。也就是在那里，老农讲述的关于爸爸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他，让他深刻感受到父亲与兰考人民深厚的感情。当时，队里有个小砖窑，焦跃进干的是最重最累的活儿——手工脱坯。“脱坯打墙，活见阎王。”这是当地人对脱坯的形象描述。焦跃进一天搬2000多块砖坯，晚上浑身疼得睡不着。

焦跃进也是像父亲一样一步步干出来的。他当过知青，当过教师，出任过共青团兰考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司法局宣教股股长、堌阳乡乡长、东坝头乡党委书记；后来，任过兰考县副县长、开封市计委副主任；1999年1月，任杞县县长；2002年9月，任杞县县委书记。在开封市杞县任县长期间，焦跃进曾一度因进京卖大蒜而闻名全国，被称为“大蒜县长”。

杞县的大蒜，个大皮白，已有多年的种植历史，但形不成规模，没有市场。2000年10月30日傍晚，忙碌了一天的焦跃进回到办公室，看到桌上放着一份传真电报，是全国农产品产销见面会将于11月8日在北京举办的邀请函。刚任县长不到一年的焦跃进思绪万千：杞县农业结构调整搞了好几年，农民就是增产不增收，国内外市场上没有一个叫得响的产品。来杞县后，下基层、入农户，他常看到一些农民面对市场大潮的冲击显得疲惫和无奈，常听到群众对基层干部“光指挥，不服务”的埋怨声……他越想越坐不住。夜里10点钟，他通知有关局、厂的负责人迅速到他的办公室开会……

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焦跃进带领3位乡党委书记和3位企业的厂长、经理登上了北行的列车。赶了一天一夜路的焦跃进无暇欣赏北京的夜景，匆匆忙忙赶到展销会现场。经过近两小时紧张的工作，个大皮白的大蒜、味道鲜美的香菇、久负盛名的杞国酱菜等特产被摆上展台。次日，展厅内人流如潮，焦跃进亲自当起了“推销员”，热情地向前来咨询、购物的顾客介绍杞县的农产品。杞县的农副产品一时成了北京市民的抢手货。

那段时间，焦跃进经常带领农业、科技、财贸等部门的负责人下乡，就大蒜问题进行研讨；还深入农户，就种植什么最赚钱的问题与农民攀谈，进行算账对比。尽管他患有神经衰弱、偏头痛、高血脂等这些他自称的“小毛病”，也不管他晚上工作到几点，每天清晨，他都是被敲门声敲醒的——那都是群众有事找他。信访办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有些事群众还是愿意找他说。而他不管睡得多晚，都会起来帮群众解决问题。他认为，群众肯定是有了急事才找他，找他就是信任他；他不怕辛苦，不怕累，就怕事办不成，就怕失职。为此，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小焦书记”。

“杞县大蒜”很快有了名气。焦跃进又提出“大蒜兴县”战略，将大蒜种植面积发展到45万亩，并相继建成10万亩的无公害大蒜生产基地、86家蒜片加工企业、230多座冷库，使杞县一跃成为全省第一、全国第二的大蒜生产出口基地县。2000年年底，杞县大蒜注册了“金杞”商标，又获批了农产品包装条形码使用权；2002年，经国家质检局核检考察后，“金杞”牌大蒜成为全国第一个获原产地标记注册的蒜类产品。焦跃进被评为“中国果菜产业十大杰出人物”。

焦跃进有句口头禅：“工作要干好，必须往下跑。群众情绪咋样？生产有啥问题？不下去，你啥也不知道。”焦跃进下基层检查工作很少听汇报，而是直接进村入户，了解第一手材料，遇到问题现场办公，立即解决。几年里，焦跃进走遍了杞县乡乡村村、企业车间，帮群众解决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具体问题。群众深有感触地说：“他真像当年的焦裕禄书记！”

后来，焦跃进就任开封市委常委、开封市统战部长和开封汴西新区党工委书记；2014年2月，任开封市政协主席。职位高了，地位变了，但他对自己的要求一刻也没变，他踩着父亲的足迹在成长。

父亲的光环是焦跃进的优势，焦跃进说他得时刻维护这个光环，如果工作有失误，如果搞腐败，别人就会说焦裕禄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作为党员干部，焦跃进在日常的工作中更能体会到父亲那句“不能搞特殊”的含义。不搞特殊，就是深入基层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廉洁奉公，自觉地把权力关进牢笼，不通过特权谋利。不能搞特殊的家风，也成为他从政的一条座右铭。焦跃进有审批钱财的大权，但他从未用特权给自己搞过特殊。他放言“坚持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花，该花的也是一分钱掰两半花”。

焦跃进从政期间，曾在乡里、县里、市里的很多部门“当家”，却从未给任何一位亲属安排过工作。在一次会议上，他说：“当年，父亲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在各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我是焦裕禄的血脉传人，一定接好父亲的接力棒！”

焦跃进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爸爸对我既是一种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对我是一种鞭策，我绝不能给他老人家脸上抹黑。”

焦跃进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尊父亲的铜像。他时常对着这铜像沉思，既为缅怀也为聆听父亲的心灵教诲，他感到自己融入了父亲博大的精神生命河流里。

让“焦裕禄精神”牌匾闪亮如新

受父亲影响，焦氏六兄妹为人处事低调、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化。红色的家风，焦家上下恪守不怠。

焦保刚是焦裕禄最小的儿子，18岁参加工作到兰考县公安局刑警队。由于办案骁勇且干练，不法分子闻焦保刚名而胆寒。他多次立功受奖。圈内人一提起他的名字，都会自豪地说：“保刚是公安战线上的一块好钢。”焦保刚后在河南省公安厅督察处和经济侦查处工作过，2013年因脑出血不幸去世。

焦守云坦言，做焦裕禄的子女“真的不容易”，要承受很多压力。“因为老父亲是政治人物，并不属于社会名流，所以，哪些事不得体了，别人会说你看焦裕禄女儿怎么样怎么样。在过去，甚至你什么发型、什么衣服别人都要评价。和几个朋友出去玩，有人说，这是焦裕禄女儿，我立马不知道怎么说怎么笑了，老想哪儿是不是不得体。”

电视剧《焦裕禄》剧组找焦守云当策划，她痛快地应允了；一些商家找她当顾问，她毫不客气地回绝了。“人家凭啥请我去？不就是让老爷子去撑门面吗？”对这些事情，焦守云想得明白、分得清楚：“父亲教育我们不能搞特殊，但做焦裕禄的孩子，又的确很‘特殊——我们必须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

宣传学习焦裕禄事迹一直没有停止过，从“榜样”到“精神”是一个渐变的自然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从最初的“榜样”、“毛主席的好学生”为主，即便有“精神”二字，也冠以“革命精神”。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以“精神”为主。到20世纪90年代，“精神”逐步取代“榜样”，“焦裕禄精神”已经成为人们对焦裕禄的共同认知。1990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对焦裕禄题词“让焦裕禄精神更加弘扬光大”。

回顾历史，焦守云总结“焦裕禄精神”传播的几个高潮：“第一个是1966年，人们含着泪来学习，当时就一张报纸，就那一篇长篇通讯，加上一个小册子，不像现在有电脑、有电视。（当时）哭着读，哭着听，哭着说，那是真学、真投入。第二次则是1990年《焦裕禄》电影播放时。那时又换了一代人了，从1966年到1991年，让老一代人回忆他，年轻一代了解他。那部电影一开始就把人心抓住了，人人看了都会感动，都会流泪。” 焦守云回忆，当时的大环境开始改变，改革开放使部分人向“钱”看齐，甚至有人说“一个焦裕禄比不上一个万元户”，精神上的东西开始贬值。但正因为精神稀缺，所以才珍贵。第三次是2009年，当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兰考视察后，河南省委提出“三个一”：学一篇长篇通讯、看一场电影、党员干部去一次兰考。当时，最多的一天，2万多人到兰考参观。第四次就是2014年习总书记的再次视察。在当今社会，人们真的是在呼唤他。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焦守云说，作为焦家的子女，目标只有一个，做好传承父亲精神的工作。“这些年，从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歌曲到音乐剧，我都参与其中。我这么认真地做，是确保父亲形象的真实性，让所有有关父亲的艺术作品都经受得住历史考证，保证父亲的形象稳稳当当地站在地上，而不是飘在空中以高、大、全的形式出现。”无论是热播的电视剧，还是高雅的音乐剧，都倾注了焦守云的心血和汗水，她以实际行动传承着焦裕禄精神。

焦裕禄如果在天有灵，他可以欣慰的是，焦家后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严于律己，一步一个脚印地书写着人生，将红色家风代代相传，把“焦裕禄精神”这块牌匾擦拭得闪亮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