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昶伟 赵珩

婚礼自古以来是人的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大事。民国时期旧式婚礼、新式婚礼、集体婚礼是并行不悖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旧式婚礼还是主流

婚礼自古以来是人的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大事。民国以后，尽管知识界、文化界开始比较多的自由恋爱式婚姻，但旧式包办婚姻还是占多数。从婚礼的形式来讲，西式婚礼在文化知识界已不鲜见，但旧式婚礼在整个市井社会层面基本还是主流。民国以后的婚礼，逐渐由繁入简是一个最大的特点，但是一些程序还都是有的。这些程序在今天，可能已经不再有同样的称谓，但是许多实际内容，基本上还包括在这个程序之中。

第一个程序是提亲。也就是说男女双方互相不认识，总要有一个婚姻介绍，这就是提亲。

提亲以后，就要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合婚。

合婚实际上就是要合一合双方的属相、八字是否相配。比如说“白马犯青牛，鸡猴不到头”等等，也就是属相相克。另外还要换帖，交换八字，这就叫合婚。

经过合婚了，那么就开始相亲。一般来说是男方到女方家去。一个是看看对方的相貌。旧时代没出嫁的女孩儿叫没出阁，没出阁的闺女不能出门让人看，但是开明人家也有女方到场的情况。主要是女方审查男方，如相貌、人品、学问，再有通过到家里去，也看看这个人家的经济状况、经济实力，这是相亲。

相亲以后，下一个程序叫放小定。放小定实际上也是男方先小规模地送一些聘礼，一般来说有比较简单的金银首饰、衣料，还有一些平常的水礼，多为食品，这叫放小定。合婚和相亲后放了小定，基本上两个人结婚就没有太大问题了，放小定已经是进入到肯定的阶段。

放小定以后，再下面一个程序就是择日。把日子定了以后，就开始要放大定，男方将比较多的礼物送到女方家去，内容与放小定差不多。放大定以后，下面就是女方向男方过嫁妆（妆奁），这是一个很隆重的事，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炫耀。过嫁妆要有过嫁妆的队伍，要招摇过市。至于多少抬，根据女方家的经济实力而定，但必须是双数，少则四抬、八抬、十六抬、二十四抬，甚至更多。过嫁妆一般来说就是日常用品，都要成双成对，上面都要贴上红纸。

过嫁妆时，街上总有人围观，看看女方家是不是富有，陪嫁的东西有多少。特别富豪的人家，有陪送古玩珍宝、土地和店铺的。陪送土地怎么陪送呢？就是用礼盒抬着地契，里面放几块地上的土坯。要是送店铺呢，就把这个店铺的匾额临时摘下来，也随着过嫁妆的队伍送到男方家去，或奢或俭、或贫或富，是不一样的。

送完嫁妆以后就该迎娶（正确的名称叫亲迎）了，迎娶就是男方到女方家去接新娘子。迎娶队伍很隆重，由男方这边抬着花轿，娶亲太太（非近支已婚女性亲眷）是要跟着的，一般来说娶亲太太要找“全和人”。什么叫全和人呢？上有父母，有丈夫，膝下有儿女，这样的才叫全和人，图一个吉利。亲迎队伍也有骑马的，也有乘车的，吹吹打打，这就热闹了。另外，在娶亲的时候，应该抱着白鹅，这个鹅代替的是鸿雁，古人认为鸿雁是从一而终的。后来没地方找鸿雁去，就以鹅来代替鸿雁，所以鹅在婚礼中是一个吉祥物。民国时这种婚礼，一般新娘穿的是上袄下裙，坐轿子；新郎呢，头戴呢帽，身着袍子、马褂，十字披红骑马。

接回新娘到男方家里以后，就要拜天地。民国时婚礼男方家里要搭席棚，拜天地当然都是在男方的家里。什么时候拜父母？第二天早上起来才拜父母，认公婆。认公婆之后，认男方家的大小，比如说男方的兄弟、妯娌，或者是姊妹，总之就是比较近支的七大姑八大姨，向一家人介绍自己的新娘子。

最后的一个程序，就是“回门”，就是女方结婚嫁到男方以后，再次回到娘家，女婿跟着去，这叫回门，这才完成了整个婚礼。至于回门的时间，不同民族和地域习惯不同。

提亲、合婚、相亲、放小定、择日、放大定、过嫁妆、迎娶、拜天地、坐帐（入洞房）、分大小、会亲、回门，这是完成了一整套的旧式婚礼。从清末到民国中期，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程序。这一套程序下来多则半年，少则几个月。但是民国以后，这种程序逐渐就在改变，尤其是民国时期具有新思想的知识阶层，没有这么多的繁文缛节。应该说，民国时期旧式婚礼、新式婚礼、集体婚礼是并行不悖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新式婚礼与旧式婚礼并行不悖

民国以后，实际上很多东西在逐渐地变化，新的思想和一些外国的结婚礼仪都渗透到中国。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已经提倡去奢求俭，新式的婚礼，既节俭但是又不失于隆重。比如说1935年，上海市政府出面举办的集体婚礼，非常隆重，当时参加集体婚礼的有57对新人，都穿着西式的礼服、打着领结，新娘子穿着婚纱。当时在全国极为有轰动效应，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杜月笙、王晓籁等都参加了这个婚礼，在社会上反响非常大。

接着在1936年，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又举办了一场33对新人的集体婚礼。在南京的励志社举行。1936年已经是抗日战争的前夜，是反日爱国情绪十分高涨的时候，这种婚礼最突出的特点是要求所有新人的服装、用品全部使用国货，而不用进口货，这个婚礼也非常隆重。北平的集体婚礼是直到敌伪时期才有——当时由“北京市政府”出面，在中南海公园的怀仁堂（那时候中南海已经对外开放了），举办了几十对新人的结婚典礼，当时也是北京伪市长参加了这个婚礼，所以集体婚礼当时已经是很流行了。

民国后期，许多文化人就已经不是按照旧的仪节举行婚礼了。比如说1926年，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的婚礼，简单而隆重，别开生面，当时有100多位文化界、知识界的名人（今天来说都是了不得的泰斗级人物）参加，真是郎才女貌，轰动一时。再有一个就是1929年冰心和吴文藻的婚礼，证婚人是司徒雷登。据说，他们的婚礼非常简朴，婚礼花费仅34法币。当时在燕京给他们盖了一栋两层的小楼，尚未竣工，他们的婚礼结束以后没地方住，司徒雷登就派汽车将他们送到了京西大觉寺。他们租了京西大觉寺的客房当新婚洞房，十分简单朴素。吴文藻和冰心还没有卸去新郎新娘的装束，就坐着汽车和一些特别亲近的朋友一起到大觉寺。所以他们的洞房在大觉寺，婚礼却是在临湖轩举行，当然也是很西式的婚礼了。

婚俗在不断演变

以婚俗来讲，农村和城市不同，民国初年和民国中叶又不同，总的来说是由繁入简。简自然容易，没有多少事，一般都是在一些酒楼、饭庄举行，晚上婚礼以后吃顿饭。结婚只是两个人新生活的开始，那种旧式的婚俗弄得人很疲劳，而且花费很大。你要去花轿铺雇轿子，要雇执事，前面要有戴着荷叶帽、穿红的长袍、戴金花的执事队伍，后面是花轿，这个队伍非常庞大，其实是劳民伤财，完全没有必要。

自古以来，婚礼举行的时间应该是在晚上，古代“婚”与“昏”同，结婚的“婚”与黄昏的“昏”是同一个字。北京和东北地区现在婚礼多是在中午之前举行，其实都不传统。反而离北京不远的天津，乃至于南京、上海，都是晚上结婚，这才是正确的。从前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叫做“正不娶、腊不定”。什么叫“正不娶、腊不定”呢？就是正月不舉行婚礼，腊月不定亲，因为正月里头很忙，一直到正月十五都有节；腊月里头也很忙，所以就不定亲。这时候一些其他节日的喜庆气氛，会把你这个婚礼冲淡了。

一百年来，婚俗也是在不断演变。到了上世纪50年代，这个婚礼就过于简单了，有一个说法是：50年代一张床，60年代一包糖，70年代红宝书，80年代三转一响。三转一响是哪些东西？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这是三转，一响则是收音机。到了90年代以后，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于是婚礼就更加多样化、个性化了，婚俗的变迁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