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我们了解了更多，但我们因此更加不解。我们不停地说话，却丧失了倾听的能力。我们打破权威，但同时对要紧的事物失去了敬畏之心。我们崇尚小圈子共识，但却忽视了社会纽带的瓦解。

中国互联网20年了。

回顾20年的岁月，过去的时光已成亲切的怀念。那时，花花绿绿的公交车车身广告后面，还没有印上以http：//开头的一串字符；那时，Java的意思还只是一种咖啡，而Web则被影视记者用来指电视网；那时，很少有人知道@符号的发音。

20年，互联网这个外来“物种”，在中国艰难生根、曲折成长，并具有了中国特色和中国底蕴。

2006年5月，我在《读书》上发表《电子游戏：卧室里的大象》一文，指出电子游戏已成了生活中的“大象”——一些重要的东西被忽视了，就像大象在卧室活动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人们根本无视它的存在；或者，对一些重要的东西得不出完整的看法，有如“盲人摸象”的寓言说的那样。而今，对整个中国互联网，也应作如是观。

“数字化土著”与“数字化移民”

20年的高速发展，互联网给我们的社会构成留下了明显的印迹。最突出的，是它造就了所谓“数字化土著”和“数字化移民”的分别。前者是与互联网科技一起诞生也一起长大的，早就视其为生活环境的环节之一，与周遭的其他事物融为一体。对许多孩子而言，用电脑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而后者对互联网科技却必须经历截然不同且较为艰难的学习过程，如同现实世界中新到一地的人，必须想出各种办法来适应崭新的数字化环境。

了解了下列数字，你就会明白“数字化土著”在数字化经验的累积上，比“数字化移民”领先了多大距离：目前，美国青少年在大学毕业之前，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平均接近1万个小时；收发的电子邮件和聊天信息达20万件；在手机上消耗1万个小时交谈、玩游戏和进行数据下载；观看电视的时间超过2万个小时（快速切换的MTV是他们的最爱）；浏览过大约50万条电视广告——与此同时，他们阅读的时间大概只有5000小时。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吸收信息和作出决策的时间都快得惊人。超文本、即时回应、多重互动等等新媒体的特性，使得这一代的信息输入与输出已发生显著的变化，具有同时接收和处理多种信息流的能力。他们从来不会谈论什么“信息超载”问题，他们“以吞吃、消化和排泄信息为生”。

正是因为新的“代沟”——它分开的不是两群年纪不同的人，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出现，我们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计算、通信和存储成本的下降，使得数量相当的一部分国人获得了从事信息和文化生产的物质手段，个人可以有效地在公共领域中开展传播，由被动的读者和听众转变成发言者和对话的参与者。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不同形式，使得所有人都有发言、询问、调查的出口，而不必依赖于媒体机构。我们看到了新的、分权化的方式，在履行监督的功能，在展开政治讨论和组织，在影响议题和话语。一言以蔽之，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现在成了政治对话的潜在贡献者和政治舞台的潜在行动者。借助于进入门槛的降低，这些受众要占据媒介舞台的中央。

你大可抨击中国网民一向喜欢抢占道德高地，用最保守的道德标准来苛求他人；你大可分析说负面情绪笼罩网络，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大是主因。然而，你必须认识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都要学会面对网络时代的众声喧哗，把架子放下来，做实事，少说教。这是因为，网民最擅长和最热衷的，是榨出那些大人物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他们创造价值，同时消解价值；他们捧红明星，同时恶搞英雄；他们奉行快感至上，同时穷追真相不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由喧嚣的网民，逐步成长为合格的公民。

网络公共领域在中国的作用

20年来，互联网对中国人而言已不再是一种域外传言，一种科学幻想的材料，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登堂入室。在这样的变化当中，我们有必要倡导“网络批评”。网络批评不是圈外人的批判，而是深深扎根于网络之中。如果我们想超越大吹大擂的阶段，而又不想退入怀疑一切的陷阱，网络批评必不可少。

我们应该提高有关对话的质量，使其超越推销语言、武断的意见以及早期那种无端的臆测。我们应该把技术之网变为社会之网，让媒介从业者、理论家、程序员和电子艺术家彼此相遇。

网络批评的目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对现在发出多样化的声音。

开展网络批评要切记：对网络的态度因代际而不同。例如，年轻人接受网络游戏，而年长的人大多拒绝它。一旦年轻人长大，年长的人逝去，游戏也会像当年的摇滚乐成为无足争论之事。

在《笑忘录》中，米兰·昆德拉写到了书写狂，他们怀着要在一群不知名的读者面前以文字表达自己的病态欲望。因此，每个人都被诱使充当一名作家，把自己变成“一个文字的宇宙”。然而，“当每个人一觉醒来都成为作家之后”，昆德拉警告说，“一个普遍耳聋和不解的时代就会到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悖论：我们了解了更多，但我们因此更加不解。我们不停地说话，却丧失了倾听的能力。我们打破权威，但同时对要紧的事物失去了敬畏之心。我们崇尚小圈子共识，但却忽视了社会纽带的瓦解。

对网络公共领域的批评来自几个方面。有人指出在互联网的爆炸成长中，获得注意力将和在大众媒体语境下一样困难。因此，如同大众媒体，金钱最终也会决定谁在网上能被听到。有人担心个人从定制化的窗口中观看世界，政治话语和行动因此丧失了共同的基础，而这种碎片化最终会导致群体极化。还有人从分析网络特性中发现，只有少数网站被大量链接，互联网、万维网、博客圈，都遵循同样的规律，互联网在复制大众媒体的模式，虽然增加了更多的声音，但在结构上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变化。有人担心网络造就了一代暴民，使得“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民意表达的空间，现在却成为暴虐滋生的温床；本来可以成为社会建设性意见传达的窗口，现在却成为一部分人发泄的通道”。

所以，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互联网是否过于混乱或者过于集中，以至于在民主对话方面很难比大众媒体做得更好。但必须指出，如果网络公共领域能够吸纳更多的观点，能够颠覆少数人的话语霸权，能够提供难以收买的意见平台，就可以说，网络公共领域在结构上比大众媒体主导的公共领域有优越性。

那么，如何看待网络公共领域在中国的作用呢？

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也都有较大提高。简言之，公民对于社会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

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公民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使他们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无论是“超女”的“粉丝”们通过网络和手机发起投票，还是“反日入常”的百万网友签名，都初步显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手段的作用。同时，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業。

20年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以往从未有过的群体，即联网公众，俗称“网民”。在自演进的互联网发展当中，网民群体也学会了自组织、自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