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如果不是托马斯·埃里克·邓肯在美国被确诊患有埃博拉，并成为第一例在非洲以外死亡的患者；如果不是3名护理过埃博拉患者的欧美医护人员不到10天相继被感染，打破了该疫情38年未在非洲以外传染的纪录，大部分国家恐怕还会和以前一样，对疫情保持“事不关己”的距离感，居高临下地表示一下“国际关怀”，无关痛痒地报道几条花絮，仅此而已。

真是“同人不同命”。“文明世界”的一次飞机失事，死亡几十人或百余人；一次武装干预，战死的“文明世界”士兵不过一两人。结果呢？全球政客、媒体、网络连篇累牍，多到令當事人家属反感。可埃博拉呢？本轮疫情自今年3月开始，延续已半年。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通报，截至10月12日，确诊及疑似病例8997例，其中死亡4493人。但这4493人的死亡，比不上欧美国家3人的感染。他们一感染，全世界才铺天盖地关注起来：不得了，埃博拉疫情传播到“文明世界”了！

国际社会“嫌贫爱富”的心态，竟然适用于人命了。

冷战结束后，人们憧憬过全球化时代的“无边界”，憧憬过穷国、小国可以搭上全球化的顺风车，获得更多机遇、更大帮助和更快发展。然而实情是：穷国、小国反倒被“边缘化”了。

在“前全球化时代”，穷国、小国至少还能抱团取暖，把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搞得有声有色；第三世界至少还是一支重要力量，在某些问题上能跟大国讨价还价；他们的声音至少还能在区域传媒上看到，并通过几家关心他们的国际传媒传遍全球。如今呢？不结盟运动已是明日黄花，七十七国集团的力量如雨打风吹去，传媒只倾听“热点”的声音：一个三流欧美名人穿什么衣服，远比穷国、小国一场内战吸引眼球。

在“前全球化时代”，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了一定的目的，向穷国、小国“扔钱”。现在，钱固然还扔，但附加条款越来越多，越来越苛刻。世界气候大会之所以每每“拖堂”，就在于发达国家许诺给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援助口惠而实不至。原本受穷国欢迎的优惠政策，如美国给予非洲国家的贸易“普惠制”，其续期和扩大优惠范围变得无比艰难。连全球化的“招牌”世界贸易组织也在“边缘化”，发达国家忙于构建自己的多边贸易协定，穷国自然是这些贸易体系遗忘的角落。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今在非洲“存在感”不强的美俄，冷战期间可是互相攀比撒钱，甚至闹出“给加纳机场配扫雪车”的笑话。无他，都是为了全球争霸。冷战一结束，这样的“冤枉钱”自然无人再花。

冷战结束之时，正是欧美各国完成产业结构转型，进入资源消耗量小、海外市场需求量大的“后工业化”之际。他们不再需要穷国、小国的原材料，反而需要穷国、小国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他们不再生产穷国、小国需要的基础工业品，即使生产也价格高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他们自顾不暇，更不愿再给穷国、小国援助。虽说新兴国家崛起，能够填补进口原材料、出口基础工业品的空当，但新兴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远不及欧美国家，难以在国际舞台上为穷国、小国“代言”。

再加上全球化时代的“赢家通吃”，穷国、小国的传媒或苟延残喘，或干脆倒闭；国际传媒则大量减少在穷国、小国的人力物力投入，穷国自然而然成了国际舆论的“透明人”。

具体到埃博拉，具体到非洲，问题就更复杂。

如果只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数据，那可是一个花团锦簇的非洲：过去10年经济平均增速最快；未来经济平均年增速将达6%。但联合国《2012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提供了另一组数据：撒哈拉以南35个国家的农村家庭中，自来水普及率近乎为零，户内厕所普及率仅四成左右，且缺乏基本卫生设施。这组数据才能告诉你：为什么怪病总出在非洲。

此次埃博拉疫情，全球反应始而寂寂，继而嚣嚣。那些自诩“文明世界”的人们，必须摒弃这种“嫌贫爱富”的心态。关注穷国、小国疾苦，并非仅是一种博爱之精神、助人之情怀，而是一种自助和自救。因为在当今世界，别处炎凉，他人疾苦，或许转眼便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