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晶

无论是交谈，还是演讲，章东磐对人总是笑眯眯的。大笑时，嘴角似乎都咧到了耳根。这样爽朗的性格，看起来似乎是个简单的人。他的经历倒是一点儿都不简单——军人、文物专家、美术出版编辑……就是现在，他也有着企业家、民间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用学者张鸣的话讲，章东磐“大跨度地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胡逛，做点什么，就像什么”。“多边发展”似乎是章东磐的人生模式，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正在写一部关于史迪威的书，已准备收尾；而另一边，他参与策划的系列历史照片展“国家记忆”，于深圳、台北等多站之后，正在华盛顿与大洋彼岸的美国人见面。

“没有做一行成一行，我基本上是一个万金油。”章东磐如此评价自己。他的复杂经历也许一部分来自于天性，更大程度上则是成长过程中的大环境使然。

因为“文革”，章东磐只读到小学五年级。15岁时，他和两个哥哥被送到了军队。军中4年，章东磐成长为一名神枪手，学会了服从和守规则，更学会了关注细节。19岁转业时，他被分配到了故宫，先学习字画装裱，后来进了书画组，做文物保管员。

彼时的故宫，藏龙卧虎，章东磐周围全是文物大家，随时可以向启功、刘九庵、徐邦达等老先生请教。几年后，他调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做古典美术编辑，还曾与恩师王靖宪先生一起，陪伴启功先生，去全国各地走了十几个博物馆，“我有幸鞍前马后追随他们，现在想想，上大学算什么呀……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运气。”

老先生们传授的鉴别方法，后来被章东磐用在了做历史上。“怎么就能判别这张画是真的呢？老先生们说没窍门，看多了就知道了。好吧，那就看吧，无非一个看画，一个看书。”

1999年，已下海多年的章东磐跑去云南投资一本杂志，叫 《山茶》（现在的《华夏人文地理》）。杂志上刊登了一篇云南学者孙敏的长文《国之殇》，写的是滇西抗战。它把章东磐引上了历史的田野调查之路。他和朋友孙敏、李正沿着当年中国远征军的路线，断断续续走了好几年。

2009年，章东磐把采访到的滇西抗战见闻写成书，起名为《父亲的战场》。这本书让作为历史学者的他与众不同。

章东磐的历史著作是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巨大的山脉紧贴在怒江西侧，在腾冲一带海拔3000多米……这样的路，我们是在高黎贡山最好的季节走的，而60年前的中国远征军，却是在滂沱的雨季，踩着比油还滑的路面，冒着密集的炮火，穿着破烂的草鞋，一路厮杀着上来的。”

章东磐的历史著作是用嘴巴、眼睛、耳朵实证出来的。一路都是战场，他寻找老兵、知情人。每一个地名，章东磐和同伴都在美军新闻处战报里对应着找到。

因为有着军旅经历，又喜欢研读军事学书籍，章东磐在分析历史时便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火力配备、兵种，乃至士兵不借助外物，只身泅水渡过怒江是否可能，他都会结合所有因素做一番论述。

章东磐的历史著作里，并不吝惜直白的感情抒发。“走久了，听多了，才渐渐明白，今天的我们高喊爱国是多简单的一件事，连胳膊都不用抬，比抓痒都简单。”

2010年，章东磐和摄影师牛子、建筑师晏欢一起去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那里珍藏着2.3万张中缅印战场的照片。章东磐记得，当时工作人员说：“这里的欧洲战场照片都被人翻遍了。而翻阅这些照片，你们还是第一批。”他们把这批档案照片完整复制出来，挑选其中500余幅编成 《国家记忆》出版。正因为看到了这些照片，他决定着手研究美国援华最高将领史迪威将军。

环球人物杂志：您为何想研究史迪威？

章东磐：从那些照片上，我看到他为中国伤兵举办生活技能训练，用专机运送伤兵去救治等。这些是促使我研究史迪威的原因之一。后来在重庆举办照片展，有出版社找我，让我写一本关于史迪威的书。我说好，然后列了关于史迪威和那段历史的几大问题，我说只有把它们弄清楚了，我才能写。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军队从1942年初入缅远征，然后分路撤退到印度与国内，伤亡据称超过5万人。如果说史迪威对此没有责任，责任在谁？

章东磐：否定史迪威的书里都说，蒋介石给了史迪威完整的作战指挥权。蒋介石日记里的确如此写了。但第二天他又写道，任命杜聿明为入缅华军总司令。实际上，之后20多天的日记里，几乎每天蒋都记下了给前方将领写信指导缅甸作战的细节。那场战争所有的作战思想都来自于蒋，史迪威不停地说服他改变作战方法，蒋有些答应了，但实际上并不采纳，跳过史迪威直接指挥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我个人认为，指挥系统混乱是1942年中国军队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环球人物杂志：关于从缅甸撤往印度，有一个说法是史迪威极不光彩地逃跑了，他丢下了自己指挥的中国军队。是这样吗？

章东磐：要知道，史迪威可是美国的三星将军，有专机来接他，因为不能让这么重要的人物被日本人俘虏了。但他拒绝离开战场，而是用那架飞机运了他认为更需要撤走的人员。一个想逃跑的人会这么做吗？

史迪威当时下令，让中国军队向印度撤退。实际上蒋介石之前也接受了在印度训练10万中国军人的报告。但当杜聿明最后关头给蒋发电报时，蒋的回电是：你们经密支那回国，不要去印度。于是杜聿明无视史迪威的命令，冒险从野人山回国，途中葬送了那么多士兵生命。史迪威不跟着违抗自己命令的下属一起走，在这件事情上，他一点错误都没有。

当时有个师长没执行杜聿明的命令，带军队撤往了印度，就是孙立人。有人批评史迪威逃跑，但没人批评孙立人。我们不能用双重标准评价美国军人和中国军人。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公开演讲中说，自己从一个“反史派”变成“挺史派”。

章东磐：我不是史迪威的“粉丝”，虽然我的确很喜欢那个老头，但这和我是不是在某一具体事情上肯定他，是没有关系的。我今天之所以一定要推动把史迪威的光荣还给他，是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依据证据推导出来，他在战场上带给了我们中国人胜利，并没有对我们做不光彩的事情。

因为替史迪威“翻案”，一些专家学者和章东磐展开公开辩论。其实，引发史学界的争议，对章东磐来说，这已不是第一次。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历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是如何学到的？

章东磐：中国的历史研究者中，有几位是經过好的方法学训练的，比如吴思、雷颐、杨奎松、沈志华等。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先解决证据的可靠性，然后再做分析与判断。我完全谈不上是好的研究者。我对吴思先生说，你们是大厨，我是门口那个剥洋葱的。我呛得泪流满面是为了你们能炒出好菜。出版了《国家记忆》这批历史照片后，我觉得我自动降格，成传菜的了。因为70年前的先辈已把这盘大菜炒好了，只是端菜不力，直到现在才能把它端给读者。我就要求自己路上别洒了，从那儿端的是什么，送到桌上还是什么，这就是传菜员的职责。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网上跟不少人论战。

章东磐：并不多，而且不是论战，是讨论。论战是决输赢，而讨论是求真相。号称做抗战历史的人，不少存在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知识不足。比如戴安澜遗体归国，有个历史作家非说在昆明碰到过一个老军人，他自述背着戴安澜的遗体回国。我说他缺乏最基本的常识，五六月是中缅边界最热的时候，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尸体被背了20多天，还捂着军服，早成肉酱了，背得了吗？而且有资料证明戴安澜的遗体当时已火化了。

环球人物杂志：研究了这么多年中缅印战场，您怎么看待那段历史？

章东磐：我觉得抗日战争最大的贡献在于没有投降。对于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战场，我觉得，近年来一些否定其价值的说法并不公平。它的作用很多，我只说两条，第一是让敌占区没能成为日本军队的补给基地，从战争经济学上来讲，这是很大的贡献。第二，当时美国很多飞行员在敌占区被击落，为营救他们，共产党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

研究历史会有不同的收获，我最大的感受是对历史要尊重。有时，我们的历史研究是意识先行，常常先下结论，然后找证据，只要有一条成立，就确认结论成立。这是伪科学的做法。大家都说历史是镜子，但我们得找个不走样的镜子来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