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群锋

在熙熙攘攘、繁华时尚的北京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的银灰色四层小楼有些普通，然而店门橱窗中摆放着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标准照，不时吸引着人们驻足观看、合影留念。

这个凝聚了几代摄影师心血的老字号，不仅为许多国家领导和中外明星拍过肖像，更用光影记录下了时代变迁，以及几十年来普通市民人生的难忘瞬间。从满月照、周岁照、婚纱照再到全家福，那一张张印有“中国照相”四字的小照片成了很多老北京珍藏的传家宝。

似水流年，花开花落。转眼间，中国照相馆已在京城扎根近60个年头。在近一甲子的光阴里，北京城当时的土气、市民对一些流行元素表现出的好奇及追捧、经济改革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如今京城的发展繁荣等，都可在这家老字号照相馆的影像与叙事中得以找寻。

中国照相馆和北京城，俨然是一对相恋了近60年的情人。

“海风”吹拂“土北京”

“游客朋友们，这儿就是北京城著名的中国照相馆，营业面积960平方米，玻璃橱窗内摆放着3张28寸大小的标准照，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共和国三位国家领袖。除了政界名人，茅以升、侯宝林、李连杰甚至好莱坞巨星施瓦辛格等都亲临这家照相馆拍过照……”《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从中国照相馆门口驶过一辆旅游车，导游介绍道。

“刘少奇、周恩来都是来我们照相馆拍的。毛泽东的照片，是我们根据新华社拍的几张小照片给修的。一些外国驻华大使离任前，都要来照一张‘中国式的标准像留作纪念。”国家摄影师资格鉴定委员会评委、著名摄影大师、中国照相馆副总经理于方敏告诉记者。

中国照相馆工会主席高里奇给《中国周刊》记者讲述了这家老字号的故事。

1937年，江苏人吴建屏在上海静安寺开设了中国照相馆。1939年，电影《木兰从军》上映，吴建屏给主演陈云裳拍了150多张照片，每天在店外橱窗里挂一张。此后，他又加工印制了5万张陈云裳的照片，由电影公司、电影院随电影票赠送给观众。观众手中的照片若和橱窗中的一致，就可以来照相馆免费拍一张12寸的照片。就这样，利用明星效应，中国照相馆的知名度大大提高，成为当时大上海社会名流钟爱之地。

1956年9月25日，这个海派味十足的照相馆搬到了北京，并由周恩来总理选址王府井。

高里奇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迁址北京有两个原因。“一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几年，外交活动特别频繁，国家领导人很注重自身形象，所以需要更加专业的摄影师；再就是出于繁荣北京服务业的考虑。北京虽然是六朝古都，但是那时候很土气，服务业等也相当落后，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而有‘东方小巴黎美称的上海早已非常时尚。”

“就这样，中国照相馆骨干人员18人，带着老婆孩子，乘坐一趟铁皮列车来到了北京。中国照相馆的性质也由私营改为国有。”高里奇指着一张当时18人来京时的合影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为了照顾这些人才，国家为他们提供了当时全国较高级别的工资待遇，户口、住房问题也都解决了。”

迁址后，中国照相馆也把海派时尚气息带到了北京。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有160多家大大小小的照相馆，数量不少。但是，被评为特级的只有两家，我们就是其中一家。当时西方文化主要从上海进入中国，中国照相馆作为来自上海的照相馆，立刻成了京城最‘洋气的照相馆。” 高里奇说。“中国照相馆先进的硬件设备、师傅们过硬的专业技术，让北京人兴奋不已，经常人山人海，拍照的人需要排队拿号。当然，不光是北京人，全国各地的游客来京，很多都不忘来排队拍一张。”

精彩瞬间，交给我们

“这是属于我们的弥足珍贵的记忆，那张1947年拍摄的婚纱照已保存了67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照相馆记录着我们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那一张张照片讲述着我们一家的喜怒哀乐、聚散离合，她给予我们的不仅是对现在的满足，更是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在中国照相馆三楼有一面橱窗，里面放着十余张不同年代的照片，照片的主角是一对九旬左右的伉俪王起洪、吴文霞。这些照片，从最初四十年代两个人的婚纱照到随后“不断扩员”的十多人的全家福，以及两人的银婚、金婚等纪念照，都端端正正地摆放在橱窗中。照片的左边写着上述这段文字。

“这对老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最早的婚纱照是在上海拍的。说来也巧，后来因工作关系，他们调到了北京，而中国照相馆也几乎跟他们同一时期迁至北京。你看他们这些照片中不断变化的穿着、发型等，也能看出北京人生活品味的提升。”27岁的中国照相馆摄影师鲍晨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再有三年就是他们结婚70周年，他们早说定，到时还来我们照相馆拍照。”

中国照相馆刚迁京时，因为可以拍出洋气十足的婚纱照，受到北京人空前热情的追捧。

“‘文革前，拍婚纱照的人就很多，每天几十个，最多时一天160多个人，从早上一直排队到深夜。有的人彻夜排队，几乎把门槛踏破了。”高里奇说，“‘文革时，因除‘四旧而禁止拍婚纱照，我们的婚纱照业务也暂停了。”

改革开放后，港台等地的摄影技术和理念传到了内地，一些合资、独资的影楼也在北京城遍地开花。为了与时俱进，中国照相馆多次组织摄影师去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交流经验，互相学习。也正是因为这种开放的心态和不断学习的精神，使得中国照相馆的口碑和技艺不断提高。

“几十年了，很多北京人对中国照相馆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更愿意把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瞬间，交给我们定格。”高里奇说。

而这一消费，所费不赀。

“‘文革前，十几元、二十几元拍一套黑白婚纱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有了彩色照片，五六十、七八十元；九十年代一二百、三四百；现在成千上万元的价位都有。”高里奇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在当时，这个价格并不便宜，比方说我1971年参加工作，当时月工资是17块零8分。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拍婚纱照是很奢侈的，拍一次，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的工资就没了。”于方敏说，“要知道，那时候，北京城的大碗茶才要2分钱呢”。endprint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想到当时没舍得拍一张婚纱照，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感到挺遗憾的。这几年，在金婚时来拍婚纱照的老人多了起来。就在前几天，我还刚给某单位退休的上百对老人拍了婚纱照。”于方敏说，“现在，老人们手头有点闲钱了，也想弥补上这个遗憾，同时也给孩子们留点念想。”

遗憾未留老百姓照片

改革开放后，港台歌曲、交谊舞、时髦服饰、发型开始在京城流行起来，中国照相馆也见证了这些流行元素的兴起过程。

“我们的镜头面对的色彩服饰也逐渐丰富起来了。的确良、哔叽、华达呢、府绸等布料做的衣服成为时尚，男同志们开始穿西服和改良的中山装，女同志开始穿裙子。”

人们的发型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文革前不能留大背头，‘文革后，各种发型就没有限制了，特别是女同志，大波浪、大卷花，以及各种刘海儿等都流行了。”

港台歌曲、交谊舞也开始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中回荡和旋动。“刚开始，港台歌曲等只有少部分人知道，但是还不敢当众播放或哼唱，最后发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逐渐公开了。有一次，走在大街上，我听到一段很婉约柔和的美妙歌声，感觉真好听，一打听才知道是有人在播放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小城故事》。同时，北京城大大小小的街上，也开始跳交谊舞了。”

现在，北京城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有国际范儿，百姓的日子越来越丰富多彩，穿着、服饰等也都变得时髦起来。去中国照相馆拍照的也越来越多。

但是，回看这些变化，让中国照相馆感到遗憾的是，他们没有保留曾经的那些记录。

“我们保留的都是国家领导人和中外名人的照片。我们给老百姓照了那么多照片，却没留下来。那时候每天照的人太多了，感觉留下来没有用。现在想想，这些不同年代的照片可以体现出时代的变化和北京人生活品味的提升过程。”于方敏说这番话时，一脸的惋惜。

“有些东西当时不拍下来，以后可能想拍都拍不到了。这几年，我儿子就经常到一些将要拆迁的老胡同里专门拍门墩儿。”高里奇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北京胡同也是见证历史的实物，是北京文化的象征，也是老北京人宝贵的文化遗产。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胡同被拆除，我们给胡同留下一些影像资料总是好的。”

不靠金字招牌吃老本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国家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大的改革，中国照相馆也在北京中小企业改制计划中，成功地完成了转型。

1997年-1998年，王府井改造，这期间，中国照相馆遭遇了发展的困境。“那个时候，整个王府井成了工地，很多店铺都受到影响，客源少了很多。”于方敏说。

1997年8月，中国照相馆决定抓住北京即将举办国际老人年的契机，上门免费为老年人拍照。

“这一方面是为了公益，一方面也是为了尝试打破坐店经营方式，让摄影师走出店门拍外照。当时我们在报上刊登广告，把这个计划向社会公布了出去。” 于方敏说。“毫不夸张地说，从1997年我们进社区、厂矿、部队、机关等开始，我们已累计给近百万的北京老人拍过照片。当然，现在我们进社区少了，因为大多数都照遍了。”

这次公益尝试，虽然付出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但是让中国照相馆的声誉得到进一步提升，也积攒了更多潜在的客源。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照相馆在北京市推出的一系列体制改革中成功转型，更是创造了新的生机。

2001年，中国照相馆顺利乘上了北京中小企业改制计划的末班车，由国企变成了“中国照相馆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国有股占30%，职工持股占到了70%。这样，中国照相馆拥有了自主经营权，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

改制后，中国照相馆焕然一新，至今已陆续在交道口、金源燕莎、和平里、通州、清河五彩城开设了5家分店，员工达180多名。

“今后，只要时机成熟，我们还有在北京开分店的计划。”高里奇说。

“我们拥有的不仅是精湛的摄影技术，更是对‘服务首都人民、服务国际友人、服务中央领导的精神的代代传承。可以说，中国照相馆的口碑与摄影师们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密不可分。”于方敏说。

有几个故事，能够说明这一点：

中国照相馆首任总经理姚经才（周恩来标准像的拍摄者）为拍出好照片，一有时间，便坐在照相馆门前观察路人神情，设想“如果某个路人让我来拍，我怎样拍最好看”。有一回，他边走路边琢磨，结果头撞在路边一根杆子上，磕出了一个大包。

姚经才的徒弟解黔云，曾给一位单目失明的顾客拍照。解黔云认真找好拍摄角度并对照片精心修复后，这位顾客在照片中的双眼炯炯有神。这位顾客的老伴捧着这张照片，激动得泪流满面。

有一次，一位老汉用小木车推着老伴儿来拍照，解黔云得知后，马上跑到店门口，把老人背到了楼上的摄影室，拍完后，又把老人背下楼。临别时，老人眼含热泪。30多年来，解黔云为广大顾客拍照数以万计，这些照片有的在全国展出，有的上了一些报刊封面，有的被选登在年历上。曾有一位顾客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白发催人人未老，春风拂面影常留，欲问佳作谁人手，艺术大师解黔云。”

“中国照相馆永远不会守着‘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固步自封。未来，我们还将不断学习，以更加过硬的技术和诚心对待每一位顾客。” 于方敏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