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这张照片最近在网络流传，苏格兰医生梅藤更查房时与中国小患者行礼，这一老一小，一医一患的相敬相亲，在今天的背景下，让很多人感慨。不过，作为一个西方医生，1881年来到中国时，梅藤更要面对的医患冲突，其实远大于今天。

1881年，26岁的梅藤更被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往中国时，鸦片战争刚结束二十年，医疗传教的自由随战后条约进入中国，国人在心理上本能抗拒，加上此时杭州还是一个“城门上悬挂着人头”的中世纪城市。人们对外科手术，人体构造都不熟悉，民间对教会医院有种种传言：“教会医师以媚药淫亵妇女，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用以做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被认为动机邪恶，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

知识分子中也有此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内，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梅藤更来中国前后二十年间，能在官方文献中查到的教案有200起以上，医疗领域往往是冲突引爆点，因为死亡最容易激起受害想象和集体情绪。1870年天津教案，1868年扬州教案，华洋双方死伤惨重，起因都是疫病流行，育婴堂中几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民间传言怀疑外国人绑架孩童，“剖取幼孩脑髓眼珠”作为药材之用，甚至“烹而食之”。

他的从医生涯，就在鲜明的敌意里开始。

“生活里的乐趣和欢笑，比药更能让生病的人觉得活着之振奋”

当年见过梅藤更的人，都说这面团团的外国人十分可亲，按宗教习惯叫病人“兄弟”或“姐妹”，“路上遇见他人，不管这人他认不认识，都会先上前鞠躬，如果对方看上去年纪比较大，他还会拱手作揖，用他那蹩脚的中文说‘你福气好”。 梅藤更曾说中国穷人不快乐，有知识的阶层又要有威严，很少有轻松的时刻。“一旦人们欢笑的时候，一切敌意都化解了”。

初来杭州时，梅藤更的医院简陋之极，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药房，没有手术室，梅藤更和新婚妻子不会说汉语，医院只有旧屋四间，冬天房子里没有炭盆，冷风流窜。是一位曾生产鸦片的印度商人在良心责备之下，捐三千英磅给圣公会租来的房屋免费收治病患，并不以入教作为治疗前提。也只有穷苦无告，走投无路者，和身染重疾，生命垂危的人才肯来。

医院门口排队的人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但梅藤更常常不用什么语言，就让病人哈哈大笑。梅藤更说，“生活里的乐趣和欢笑，比药更能让生病的人觉得活着之振奋”。

梅藤更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发现，这些人惊人地缺乏现代医学知识，英国传记作者记下某天查房时梅藤更看到的：“一个叫‘小猫的手术病人拆开自己绷带，正看看伤口长得怎么样。而一个叫“万代”的老病人来医院前可能好久没有吃饱，看上去饿极了，竟然在吃他的石膏。”

梅医生挨个安抚处理。

1883年，梅藤写给教会的信中，他说这一年看了3019个病人，259人住院，但医院太小，戒烟所只有16张病床。有次病床已满，他要求一个病人回去卧床，病人说：“我住在别人家厨房里，油烟呛得我直咳嗽，你能不能让我住院？”梅医生无法可想，给了他药，叮嘱每天三次，两天吃完。回去后患者认为药喝多能治得更好，擅自把六份药一次全喝了，医生被叫去出诊时，这个人已经处于濒死状态。这无可依靠的人，医院告别前曾问过梅藤更一句话：“医生，你是不是不管我了？”

这件事后，梅藤更决心用余生之力建一个大的医院。

“我见过富人帮助穷人，但我没见过一个人离开国家去帮助别的国家的人”

建新医院首先面临的就是钱的问题。募款很困难，他给圣公会写信，很久后他才收到圣公会的回复，又过了很久，才有时间拆开堆积如山的旧信，看到信中夹着的1700英磅支票，一夜没睡，开始设计医院。

但这些钱不足以支持梅藤更理想中的医院，他向自己的私人朋友募捐，麦克莱爵士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生前他想成为一个医疗传教士，为了满足这个遗愿，这位父亲捐赠了一万英磅。有了这些钱，广济医院有了自己的药房。

医院开始吸引中上阶层的患者，疗效是最直接的说服力。梅藤更医治好杭州的八旗都督后，敌对的气氛就消失了。此时洋务运动中兴，朝中重臣荣禄、李鸿章、曾纪泽、沈桂芬都与西医私谊亲厚，伦敦会传教医师科克伦曾深入宫闺替慈禧治病得到信任，1904年，筹建北京协和医学堂时，慈禧提供万两白银襄助。实用主义的思想之下，西医甚至进入中国的政治与军事体制，梅藤更被委任杭州海关外科医师，承担检疫工作。

广济医院的国内捐赠开始多起来，袁世凯、孙传芳都在名单之列。一位捐款的乡绅对梅藤更说：“我见过富人帮助穷人，但我没见过一个人离开国家去帮助别的国家的人，我在这儿躺着，看你对穷人富人都是一个样子。”

医院状况稳定之后，梅藤更开始兴办教育，建设广济医校，学生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大都减免。

梅藤更与圆通寺方丈交好，购买寺庙土地，在西湖之上，保俶塔之侧建起麻疯病院，只收挂号费就可接受免费治疗。但有市民认为这是冒犯，麻疯病院挡住阳光，阴影投射在宝塔上，影响城市的好运和繁荣，散布病毒。当地士人与佛教徒也都不快——“佛教之地，岂能供手让给耶稣？”以土地纠纷之名提起诉讼，梅藤更不得不交出契约，由政府购回。

“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尊敬”

一百多年后，王建安当了这家医院的院长，他说，“那时候病人很多，但井然有序，虽然一个个身着粗布衣，但都有地方坐。每个诊室的门都是紧闭的，其他病人在门口耐心地等候，没有不由分说冲进去。医生也是衬衫加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白大衣笔挺整洁。”

广济护校的学生傅梅生回忆课程，说伦理学贯穿护校始终，是最重要一门课程，要求“患者将自己的生命交到你的手中，你就必须全心地给他仁爱，一丝不苟地对他负责，不论是他吃进去，吐出来，还是拉出来的，你都必须仔细观察，从头负责到脚”。

全院一共约有110余个床位，正式护士只有20多人，医院没有家属陪伴，也没有护工。护士是病人唯一的照顾者。从打针发药，到吃喝拉撒洗头洗澡，极为繁重。但护理部对护士的要求细微，其中一条是寒冬为患者使用便盆，须先用热水烫过，免得患者感觉冰冷。

回忆起青春时代，看似劳苦，傅梅生内心却相当宽展“病人也对护士回报以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尊敬。当时工作虽然繁忙，但大家彼此坦诚，心思一致，并不觉得特别辛苦。”

今天的人，不论医生还是患者，看到“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尊敬”这几个字，心里会难免一动吧。

梅藤更对共事者说“Live And Work”，医生要医治他人，先保有自己的生之尊严和乐趣。广济医护人员的收入基本由英国的善款维持，一级医长160银元，护士30元银元。1银元相当于200元人民币，从医者算是中上阶层，不必有生之忧虑。

除了解决医护人员的生存问题，医院也十分关注医护人员的生活问题。医院有球队，乐队，穿着马褂的青年吹弹吟唱，生机盎然。能容纳上千人的讲堂，宣讲教义，举办各种展览晚会，也放电影。多年后，最让傅梅生难忘的是每年的“5·12”，护校所有成员聚在一堂，人人手捧蜡烛，摇曳的烛光里，唱歌纪念南丁格尔女士，校长为每位毕业生带上洁白的燕帽，仪式在南丁格尔誓言中结束。十几岁的女孩自感“圣洁”，这个词里隐隐透出职业的荣光。

后来由于战争动乱，广济医院几度受挫，抗战结束，医院被当局归还给苏达立管理。195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医院，现更名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籍管理者与医生撤离。

近一个半世纪后，广济医院遗迹已不多，只有银杏，香樟和广玉兰，百年后仍浓荫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