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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词典(15)

2014-09-09牛庆国

绿色中国 2014年1期
关键词:副业高家杏儿

牛庆国

乡村的理想

曾在一个朋友的一篇博客中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孩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从此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天晚上男孩都要陪母亲出门给牲口添草,乡村寂静黝黑的夜让他感到恐惧,因为家里穷,连一条看门狗都养不起。当老师布置了作文《我的理想》时,男孩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我想要变成一条狗,为母亲守家护院,永远陪伴在母亲的身边!老师没有给这篇作文打高分,但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让人心疼的理想。后来读到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时,我竟然把那个小男孩和《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联系在了一起,当然格里高尔不是那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也不是格里高尔,但我偏偏产生了这种联想。

那么,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冬天有件棉衣穿,过节能吃到白面馍馍,能有一个新书包,能有一双胶球鞋,或者有一本连环画,……后来看到岔里来过一辆解放牌的大卡车,就想能坐一回汽车那该多幸福。因此,我在《深绿:一辆“解放”牌卡车》中这样写道:

是一个孩子/拖着春天的一大捆树枝/在山梁上奔跑/他要把高粱和大米到来的消息/告诉这里的人们

1970年的一个下午/在西部一个叫杏儿岔的小村里/我从一辆深绿色的卡车上/认出了毛体的“解放”二字/解放的解/解放的放

那时 没有一个人知道/一个孩子的最高理想/是做一粒大米或者高粱/坐一坐那辆颠颠簸簸的“解放”

后来 从中学课本上/我知道那片深深的绿/与一个叫长春的地方有关/还从雷锋的一张照片上/看到那绿/绿得比雷锋的衣裳还深

至今 一个人/在黄土高原上走着/忽然就忍不住会想起那片深绿/那辆一颠一颠的“解放”/也就从一个人的童年开始/远走他乡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的理想是学一身好武功,像《水浒传》中的那些英雄好汉,把欺负我的“坏人”一一打败,打得他们一个个落花流水。但这功夫终究没有学成,因此每每在生活中当我咬牙切齿时,我总是由愤怒慢慢地变为轻蔑地一笑,再把攥紧的拳头慢慢松开,这表明我在现实生活中的无能为力和软弱。

当然,这些理想我都没有写进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我的理想》中,虽然现在已想不起来到底写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写的理想一定比较远大,比如当老师或是当科学家,抑或是当艺术家、天文学家……这些理想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想出来的,都是美好得让人一想就充满成就感的理想,因此,老师给过我不错的评语,打过不低的分数,但实际上,当时我对于这些美好的理想根本不了解,我根本不知道科学家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艺术家是干什么的。

几十年过去了,自己被人们称为诗人了,于是有些年轻的朋友就常常问我小时候的理想是不是当一个诗人?我无奈地一笑说,我们小时候没有理想,只有一些小得可怜的梦想,写诗只与这些梦想有关。

如今,我已离开老家,越走越远,远到我的祖辈都没有到过的省城兰州,但我时不时地会回到自家的炕头,听那弥漫着旱烟苦涩气息的语言,讲故乡的风、故乡的雨,以及左邻右舍的鸡毛蒜皮,这时我就觉得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杏儿岔。我没有能力为这个世界说话,但我至少要为一个村子说话,为这个渴我、饿我、打我、骂我,但也养我的村子说话。我要告诉世界:在地球上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村子,在这个村子里有这么一群人在真实地活着。若干年后,我所写的这些人肯定会离开这个世界,但他们的后人将从我的诗中知道先辈们的真实生活和情感,知道先辈们是怀着怎样一种理想在这片土地上奋斗着。

有朋友担心那个写杏儿岔的人,如今已离开了那里的生活,他还能不能再写杏儿岔?其实,一个把逃离故乡作为理想的人,当他真正离开那里时,他才会发现他对那片土地的眷恋。同时,只有当他离开了那个地方才能真正看清那里的一切,只要他的心还能常常回去。我每次从杏儿岔出来,站在山梁上看这个村子时,村里的一切才尽收眼底。正如关在笼子里的鸟是最幻想飞翔的鸟,而这鸟一旦飞出来,就会拼命往高远处飞,哪怕这笼子被叫做“故乡”。当这只“鸟”栖息在远方一棵叫做城市的树上,喘着粗气,回望故乡时,心里涌起的那种东西就应该叫做“诗”。

乡村的钱

城里人挣钱,乡村人种田。城里人有了钱,就什么都有了;但乡下人种了田,却种不来钱。

记得我小时候,腿上长出来一个疙瘩,又红又肿,走路都有些趔趄,母亲说一定得找医生看看,但看医生总得花钱,而家里连一分钱都没有,无奈中母亲就到我的七爷跟前去借。七爷是当时我们村里的一个有钱人,因为他是个阴阳先生,谁家头疼感冒了,晚上就偷偷地请他去念弄念弄,也就是搞搞迷信活动,请了他的人家不仅要给他好吃好喝,还得多少表示一点钱,为此,七爷在村里是个比较有钱,而且谁都不敢得罪的人,怕家里得了病请不动他。那次母亲向他借钱,他没有借,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父亲当时当着生产队长,得罪过他。母亲不但没有借到钱,而且还被奚落了一顿,总之,母亲回来时流着泪。母亲是被钱逼哭了。这件事,早已去世的七爷肯定忘了;母亲也肯定早都忘了,因为在她的经历中,这实在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但我至今记着。

还有一件小事。那是我在县城上高中的时候,母亲一次回娘家,一百多里路,硬是柱着一根柳棍一个人走了去,当然那棍子是打狗用的,那时农村几乎家家养狗,每经过一个村子都会遇到七八条或者十几条狗的围攻。母亲天还没有完全亮就出门,直到家家都点上了灯才到我姥姥家。那是一个叫塆垴的地方,姥爷去世得早,姥姥是母亲在那里最亲的一个亲人。母亲回来时,我的几个舅舅看我母亲一个人要走那么长的山路,就让母亲坐班车先到县城,然后再从县城走到家里,因为县城离我们家只有二十多里山路,已经很近了。但是这趟班车必须在中间的甘沟驿转车,这就让母亲又一次遇到了困难。她从姥姥家出门坐车时,是我的一个舅舅出的车费,是一元钱,但到了甘沟后,要转换另一辆车才能到达县城,车费也是一元钱,可母亲身无分文,这时的母亲灵机一动,先坐上车再说,在车上她给司机说,她是回娘家去看老娘了,现在她身上连一分钱没有,但一旦到了县城她就会有钱,因为他的儿子在城里的一中上学,而且学习很好,她会让儿子把钱还给司机的。司机是个好心人,也没怎么难为母亲,他说,既然母亲有个学习很好的儿子,那这个儿子将来就会有大出息,看在母亲有个好儿子的分上,这车费就免了。母亲告诉我这件事时,一直说她遇见了一个好人,但我听着已忍不住喉咙里有些哽咽。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一个叫杏儿岔的小村里出来,背着简单的行李和父母深深地嘱托,走进了县一中的大门。那时,农村的日子还不怎么好过。为了供给我现在看来并不昂贵的学费,不久,父亲也来到了城里,挤在一个副业队里挣钱,也就是现在说的打工。副业队七八个人,住在一个高姓人家的院里。

暑假期间,父亲咬着牙买了一包“大前门”牌香烟送给副业队长,队长才答应我可以暂时加入到副业队里来,于是,我也住进了高家院子。高家奶奶看我跟大人们一起在建筑工地上下苦,累得连一句话也没有,而且还吃不饱肚子,很是心疼我。记得我们每天下工回来,轮到谁做饭了,谁就去墙角处的伙房里搅一锅搅团。有一次轮到我洗锅了,高家奶奶走了进来,抚着我的头说,娃娃过去,奶奶帮你洗。我说,不,高家奶奶,我能行。高家奶奶就说,要是你能行,上学了就好好念书去,等考了大学那才叫能行。而且在那段时间里,高家每做好吃的,高家奶奶总要端一碗过来给我吃。说是好吃的,其实无非是一碗鸡蛋面片,或者是漂了几朵油花的长面条,现在想来,那是我这多少年来吃过的最香的饭了。高家奶奶说,大人们可以硬撑着,可娃娃身子骨嫩,别太亏了娃娃。至今,我还感念着这位好心的老奶奶。

我在副业队里,给私人打过墙,也给单位的院子填过坑。只记得当时自己很笨,干起活来不是一不小心把铁锨把折了,就是推架子车时把车胎爆了,气得一起干活的副业队长的弟弟骂我:干活没力气,拆东西倒是一把好手,这样的人只是白混钱的。白混就白混吧,忍气吞声地混了半个月,我居然混了15块钱,父亲让我买了一个5块钱的煤油炉子,还灌了几斤煤油,让我上学时在宿舍里自己做饭吃。那个煤油炉子,我保存了好多年,后来搬家时不知丢失在什么地方了。

现在,乡下把出门挣钱不叫“搞副业”了,而是叫“打工”。打工的情形千差万别,有挣钱挣得少的,也就是挣个零花钱而已;挣得比较好的,给家里盖了新房,添置了新家具,买了新电视机;挣得更好的,把家都搬到城里去了。但大多数的打工者,他们在城里并不比在乡下过得好,我在《一个农民在城里度过的一天》中是这样写的:

这一天,太阳告诉我:早晨上班时头发有点乱。这一天,太阳从我的影子中,看到我的那条旧伤腿,还有点疼。但这并不影响我穿过纷乱的人群,准时赶到我打工的地方,那座23层高的安居大厦,像裁下来的一片天空,并被打上格子,我必须把那片天空一格格擦亮。

这一天,让一直低头看我们的城里人,终于抬头看了看我,我知道从脚手架下走过的他们,担心我会像一个花盆从楼下掉下来,把他们砸着,但我要告诉他们,为了不把他们砸着,我一定不让自己掉下去。

这天中午,在工地前面不远处的饭馆里,我和同村来的老梁吃了一碗牛肉面,吃完了还硬坐着聊了一阵城里的房价,也聊了聊我们自家的大瓦房,当然聊的结果是我们只住瓦房,不住楼房。

这一天,我还给老家打去了10分钟的问候,知道父亲的关节炎还在疼着,母亲的哮喘照例在天气变化时发作,知道侄儿在深圳打工娶了媳妇,但黑旦出去打工的媳妇3年了还没回来。

这一天,在乡下扫惯了自家院子的妻子,把一条街道当成自家门前的小路来扫,之后到前面的小巷里买了一趟菜,说本想买两斤辣椒,可一斤都快6块钱了,咱不吃了,不吃辣椒饿不死人的,咱还土豆丝就一碗米饭,反正也是一顿饭。

这一天晚上,郊区的一间平房里,房东那张已露出铁丝和黑心棉的沙发上,坐着我和妻子,膝前是坐着矮凳子的一双儿女,他们今年就该上高中了。守着一台从旧货市场掏来的电视机,看完《新闻联播》,世界上不断的局部战争就过去了,今年的粮食也丰收了,但农民工的工资好像还在讨着。之后该写作业的就写作业,该洗衣服的就洗衣服,而我就躺在那张咯咯吱吱的铁架床上,把一张晚报从头看到尾,尤其关心了一下那些招工启事。

这一天,是孩子们天天向上的一天,是两个乡下人带着孩子奔向城里幸福庸常的一天。

关于明天,我今晚的想法,是上班前一定要把头发理顺。

忽然想起母亲的钱包来。

母亲的钱包不是包,只是一条手帕,手帕里以前包着的是打救济粮的“粮条子”和几个一分两分的硬币。母亲把这几枚硬币看得很重要,因为每年的正月十五,家里人怎么也得包一顿饺子吃,没有白面就用杂粮面包,没有肉就用菜来包,母亲在饺子中会包进去一个硬币,说谁把这个硬币吃出来,谁在这一年就会有福。记得我好像是吃出来过一次,大家都在为我高兴的时候,母亲却把那一个硬币要走了,说明年包饺子时还要用。我看着那个从我的嘴里吐出来的亮锃锃的钱又被母亲包到她的手帕里,心里有些空落,我多想把那个硬币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享受享受有钱的感觉。

我后来听说母亲本来是有一笔钱的,而且是银元。这当然只是个传说,因为母亲出身富农家庭,我的姥爷去世时,把家里的银元都分给了他的子女,母亲虽已出嫁,但也有一份,只是不知为什么母亲一直没有把这笔钱拿到我家来。总之,母亲的钱包里大半辈子都没有装过大钱。

这几年,我开始注意收集面值一元的纸币。每每在买东西找的零钱中,如果有一两张是新的一元钱,心里就特别高兴,甚至看见超市里收银员打开的抽屉里面有崭新的一元纸币混在程度不同的旧钱中时,多么渴望把那几张新的一元钱找给我,如果如愿,就感恩般说声谢谢。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钱包,把那几张新钱取出来放在书架上的那一沓一元钱中。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由于日子拮据,没有给过母亲钱,母亲也说她不识字,不认识钱,也不会用钱,因而也就从来不要钱。但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将来一定要让母亲的钱包里有钱装,别的钱她不认识,我就给她一元的钱,一元钱好认。这几年,每到节假日回家,我总要在包里装上很厚的一沓一元的钱,装在牛皮信封里,回家后交给母亲,虽然这沓钱看起来很厚,数起来张数也不少,但实际上没有多少钱,可母亲每次总说太多了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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