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传统是香港的立足点

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锤定音，全票通过了香港特首普选方案。按照决定，香港可以从2017年开始实行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

香港特首普选一直备具争议。目前，香港特首由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中国国务院任命，已有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三任。梁振英任期至2017年，也就是反对派一直期望的普选之日。此前反对派一直煽动言论争取普选，2013年初他们还发动“占领中环”行动，向梁振英施压。

《决定》是完成特区“政改五步曲”中的第二步，是对行政长官普选制度核心问题作出的清晰、明确的规定。根据人大的决议案，特首参选人需要获得提名委员会过半数委员支持，才能成为特首候选人；候选人人数为2至3人；提名委员会按照选举委员会组成，人数保持在1200人，由四大界别组成的结构不变。

至于香港到底能不能在2017年落实特首普选，还取决于后三步能不能走得顺畅，而其中的关键是特区政府提出的普选法案，能不能在立法会获得通过。梁振英强调，要成功落实普选“仍然有一定难度”。如果不能争取到三分之二的立法会议员支持，选举办法只能原地踏步。各方担心，特首普选法案遭“捆绑否决”，导致香港面临长期政争，因此而错失的发展机遇。

此前，为了加强沟通和表达诚意，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和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还单独会见了反对派议员。

不过，围绕香港政改方案，香港社会中某些政团、团体，依然与中央存在一些不同的认知。一些人用比较激进的言行要求公民提名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并且要求特区的普选必须符合国际标准，还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要对普选的办法做出这种“关闸性”的规定。港媒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香港的泛民派可能還会采取一些激烈的抗争行动来抗议特区政府。

中央对此态度坚定，《人民日报》9月1日发表社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段时间以来，香港社会关于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争议激烈，表面上是制度之争、规则之争，实质上是政治问题。窗户纸捅破了，香港反对派的实质，无非是想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更措辞强硬地强调，企图以激进违法活动搞乱香港，企图借助外部势力来向中央政府施压，企图把香港引向背离“一国两制”的歧途，注定是不能得逞的。在香港，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向李飞发难，“您经常说香港领导人需要爱国，你的意思是不是他们也需要爱共产党吗？”李飞说，如果香港的行政长官与中央对抗，不爱国爱港，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在“一国”之下的“两制”就行不通，“一国两制”方针就要告吹。

至于，香港一些人鼓吹的“国际标准”。李飞说：香港一些人不讲按照基本法搞普选，而是反复鼓吹要按照“国际标准”搞普选。实际上，这些人的“国际标准”，完全按照他们自己量身定做。这哪里是什么“国际标准”，明显是“个人标准”！正是因为这些人的言行，使得香港社会浪费大量时间讨论不切实际的主张，用世界上无确切定义的所谓“国际标准”去诱使人们陷入似是而非的混乱概念之中，使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得不到充分的讨论。

普选框架已定，能不能为香港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至关重要。如今，香港经济的年度增长率只有2%，远比不上内地的一些大城市；随着内地金融改革的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可能会进一步弱化。香港的激进反对派一直试图把香港内部的社会矛盾转移到中央政府和内地民众身上，而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候选人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避免让迎合民粹主义的候选人“出线”。 正如旅美学者寒竹所言，香港社会精英应当思考的是，如何才能维系香港优良的法治传统？如何才能在全球化经济中找到香港的立足点？而不是转移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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