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芳 昭 质

（1南京中医药大学 图书馆；2江苏省档案馆，江苏 南京 210023）

一

明中叶以后至清同治、光绪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行业竞争的加剧和不同区域经济、文化交往的日趋频繁，各大城市纷纷建立了一种地缘性的社会化群体组织——会馆。值得一提的是，其繁衍之广、影响之大，几乎成为明清社会的时尚，对社会经济和城市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曾产生过较大的促进作用。

当时的苏州，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城市街区沿几条主要通航河道向外呈放射状延伸，最远处距离城门（阊门）已经超过10华里。从“商贾辐揍，百货齐聚，上自北京，下至两广，远及重洋，贸易之盛甲于天下”的描述中可以窥见，明、清时代的苏州，不仅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而且是东南第一商业大都会和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口岸，商贾云集，百货充盈。正因苏州“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所得，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①。

明清之际，苏南都会苏州府特殊的经济地位，使苏州地区会馆的设置仅次于京师首府，故颇具代表性。

北京的会馆起于明代，于清而盛，最鼎盛时达700多座，十有其七在南城宣武。会馆相当于今天的驻京办事处，但它不是官方机构，只是同乡共同集资兴建的公产，主要供同乡来京居住之用。外省人入京之初，尤其盼乡人相携，会馆为本乡人提供了方便，居住不收费用，乡人因此聚集。会馆同乡有士有商，宣武之南以士为主。

有清一代，满汉分置，原居内城居民尽迁徙南城，宣武既近官衙，顺理成章成为士人官宦居住地。人以群分，也就崇文不文，宣武不武了。此时科举大兴，三年一次会试，各省举人应考，来京者多达上万人。南方多出士人，因不得居内城，便在南城的会馆驻足，应试士人与会馆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有云会馆“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士人们在这里同气相求，论道同学，吟诗唱和，切磋交流，带来了各地的文化，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宣南文化。加之北京乃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这种文化影响甚至带动了历史的发展。

宣武门南西上斜街的番禹会馆，是从前的龚自珍故居。龚自珍曾有诗“因忆斜街宅，情苗茁一丝”，据记载上斜街还有东莞会馆，为清朝名将年羹尧故居。

上斜街还有著名的河南会馆，1895年4月30日，康有为写下 《上清帝书》后的次日在此集合1300多名举子出发上书，由此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

上斜街西侧金井胡同的吴兴会馆是“以修律而鸣于时”的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故居。作为在清逊位诏书签字的司法大臣，他亲历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这位精通旧律、学贯中西的法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充任晚清的修律大臣，对中国法律近代化和中国近代法学之兴起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这院内的枕碧楼上，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法学著作。

从宣武门往东硕果仅存的是海柏胡同顺德会馆，为明末清初学者朱彝尊的故居，他在院内的古藤书屋里，历时三年写下了《日下旧闻》，辑录了旧时北京地区的山川地理、文物古迹、风土人情。据记载，清代孔尚任曾在此胡同居住，并创作出名噪一时的《桃花扇》。

顺德会馆迤东后孙公园胡同内有规模宏大的安徽会馆。同治八年，李鸿章兄弟购此处扩建安徽会馆，成为淮军将领的活动基地。与其他会馆不同，它只接待一定级别的官员，政治色彩较浓。这里也是戊戌变法时期强学会的会址。

安徽会馆南虎坊桥路口，是著名的湖广会馆。这里是北京唯一全部修复的会馆。作为湘军曾国藩的领地，当年与李鸿章的安徽会馆齐名。

虎坊桥和菜市口之间的一些会馆，是戊戌变法领袖人物的藏龙卧虎之地。康有为于1882年首次进京应考时即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居住，他的寓所“七树堂”在院内北部，其所居住的房屋自称为“汗漫舫”。与他同倡变法的梁启超住在离此不远的粉房琉璃街新会邑馆。经过短期筹备，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于1895年8月17日在安徽会馆创刊。

这一时期另一个杰出人物谭嗣同住在清代刑场菜市口西侧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康、梁、谭等在这里积极主张维新变法，兴学会、办报刊，使这一带成为19世纪末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策源地，也使菜市口因戊戌六君子殉难地而名垂青史。

谭嗣同浏阳会馆里的 “莽苍苍斋”原来不过是寻常小屋，但在1898年的9月25日，这里却上演了中国近代史上极其壮烈的一幕。当时维新失败，慈禧兵发西郊，光绪密诏康党速离，康有为、梁启超连夜避难日本使馆，谭嗣同却将生死置之度外，深明大义地说：“不有行者，谁鼓士气？”并慨然曰：“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嗣同始。”当夜即在此屋被捕。第三天，在百米之遥的菜市口与居住在福建会馆的林旭等一同殉难，这倒应了“广东人立言，湖南人出血”的老话。谭嗣同被害后的第十三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清朝的命运。历史似乎在这里有种神奇的暗合。辛亥革命第二年，孙中山来京，就在菜市口大街东的中山会馆发表促进共和的演讲。1917年，康有为再次在这里出现时，历史无情地抛弃了他。张勋和康有为拥溥仪重入皇宫，并在菜市口大街西侧江西会馆唱戏庆贺，不过短短12天，闹剧结束。

在菜市口附近值得一提的还有几个会馆，一个是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鲁迅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曾长期在此居住，潜心抄写古碑，校对《嵇康集》。在鲁迅作品中多处描写过古藤和古槐浓荫下，一个低矮暗淡的小屋蜷缩在院子角落，就在这里，鲁迅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名篇。西侧不远烂漫胡同里的湖南会馆，是毛泽东1919年来京住过的地方，他在这里召开“湖南各界驱逐张敬尧大会”，成为他早期革命生涯的一个亮点。

二

1.明清之际苏州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在明清两朝，苏州作为商业大都会，在全国各经济区物贸对流格局中，长期处于有利地位，其间曾出现两次经济发展高峰，一次低谷。但到了清朝末期，由于沿海港城市开放，致使经济重心地位出现东移，最终苏州为上海所取代。

吴中才子唐寅诗曰：“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各地商人在苏州从事贸易的繁忙情景。会馆的建立，只有当在苏经营的同乡达到一定数量，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必要性和可能性。明代归有光《震川文集》形容在苏州经营的安徽人，“贩脂、盐、茶、木材……居于吴者数十年累巨万”。入清以后，安徽宁国商人鉴于“乡人既多，不可无公馆以为汇集之所”②，因此建立了宛陵会馆。此外，安徽人还先后建立了大兴会馆、徽郡会馆、新安会馆、宣州会馆等工商会馆。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濒临太湖，位于大运河与娄江交汇处，这在以河运为主的交通时代，其特有的优势便不言而喻，据武安会馆碑记的记述，苏州“南达浙闽，北接齐豫，渡江而西，走皖鄂、逾彭蠡，引楚蜀岭南”。作为河运工具的船只，使用和发展也十分普通。如吴江鸭嘴，又名尖头船，“其船一日夜行二百五十里，南至杭州，北至镇江而上”，“邑东南镜乡民，无不业此，无虚以万计”③，便利的交通条件，为商品的流通，人口的交汇流动开启了一条大动脉，并成为财货聚散的枢纽④。

苏州特定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使之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粮食中转市场。苏州又是举世闻名的丝织中心。仅以明中叶后发展起来的丝织业市镇——吴江盛泽为例，便有“绫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被遍天下”之誉，乾隆《盛湖志》记载：“绫罗纱绢，不一其名，京省外国，悉来市易。”当时的丝织品交易堪称规模空前。据乾隆《吴江县名》记载：“迄今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攀金而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由于丝、棉织造业的发达，促进了大量染坊的出现。明万历时，染工便有数千人之多；清康熙年代，染坊达三百余户，染匠不下万余④。

可见，苏州优异的地理交通、商品市场的兴旺和市镇的繁荣，已成为当时人们淘金的热土。“枫江之舶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四方辐辏，百货毕集”。粮食、百货的输入与丝绸、棉布、粮食的输出，构成了明清之际苏州大宗贸易格局的总体框架，这里云集着远近各地的丝绸产品，成为丝织品的最大集散中心，“四方商人，群至此间购办”，“其各省大贾，自为居停，亦曰会馆，极壮丽之观”，并最终在全国确立了四大中心之一的地位。“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足见苏州被纳入国内最繁华的中心城市之中。

2.苏州会馆与公所的兴衰情况概述。

苏州会馆的数量、规模在全国都名列前茅。清人杭世骏说：“会馆之设，肇于京师，遍及都会，而吴阊为盛。”①自明代后期以来，苏州兴起了众多的会馆。据《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统计，仅苏州附郭的吴、长、元三县境内，明清时期的会馆就有40个。吕作燮先生的《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一文中，收录有苏州的会馆49所。笔者最近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又发现有12个被遗漏的会馆，它们是：关东会馆、人参会馆、药王会馆、浙嘉会馆、震泽会馆、中州会馆、上海会馆、鸭蛋会馆、白石会馆、广东会馆、浙江会馆和武林会馆，从而使已知的苏州会馆总数达到61个，称公所者尚不在其列。此外，苏州地区其他城镇的会馆数量也很可观，仅吴江县盛泽一镇，先后建立的会馆就有7个之多。

吕作燮先生将明清会馆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官绅士子会馆，诸如北京的大多数会馆，它们是为了给同乡的官僚、士绅和科举之士居停之用。二是工商会馆，诸如北京的少数会馆和苏州、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它们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三是移民会馆，诸如四川这样的移民会馆，“敦亲睦之谊，叙桑梓之乐”，日渐发展成为同乡性质的会馆了。

“会馆之设，肇于京师，遍及郡会，而吴阊为盛”，又“圣朝景远日隆，都会名区，五方士商辐辏，于是有会馆之设”⑤。故所谓会馆，一般是寓居异乡城镇中同一乡贯的官绅商民所建立的馆舍。

其中的工商会馆在全国范围内日益兴盛，这类会馆最早出现在明万历年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工商业更加繁盛。于是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协调工商业务，或互相联络感情，以应付同行竞争，需要经常集会、议事、宴饮，就有了工商会馆之设。这类会馆一般都是按不同行业分别设立，所以也叫“行馆”。工商会馆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东部沿海、沿河地区最多。

如前所述，苏州地区经济在明清时期，出现过两次发展高潮。其一是由明嘉靖元年（1522年）到明万历十三年（1595年）；其二是由清康熙六年（1667年），到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前七十余年间，苏州商业、手工业取得长足发展，农业生产水平稳步提高，市镇经济勃兴；而后一百二十年间，是历史上苏州经济最兴盛时期，也是苏州在全国中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的时期。

苏州会馆最早出现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而大多则集中创办于清朝康、乾时期，也就是苏州经济第二个发展高潮之际，从统计数字上看：明代三所，康熙时十二所，乾隆时十四所，嘉庆时四所，雍正时一所，另年代不详者九所，共计四十三所，鸦片战争后七所。总体演变进程为，明末清初为产生期，康乾时代为成熟期，鸦片战争后转为衰亡期。

会馆设置后，在增强异乡人凝聚力、向心力方面，发挥处独特的作用，为他们联络乡情、会议事务、提供善举创造了条件。如浙宁会馆是在苏州的宁波商人“虑旅寓散多，无由联合众情，其议捐资”而设立的，其目标就是“使一乡之人有事商榷，得所会归”，江西会馆“亦时借以叙桑梓之谊”⑥。

会馆既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社会功能可以概括为“答神庥、睦乡谊、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又必然随着其变化而变化。鸦片战争后，由于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的东移和行业性商会的产生，最终取代了会馆，于是会馆亦自行消亡。

会馆积极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会馆是明清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它以“答神庥，笃乡谊，萃善举”为旨趣，倡行义学、义诊、恤贫、助丧等慈善活动，这构成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同乡提供寄居活动，接待原籍客商、学子，调解经济及家庭纠纷，办理同乡的丧葬事宜，等等。同时，会馆还积极筹措善款，为当地修路并发展地方教育等。后来，大量会馆直接变为学校，这无疑是其公益善举的延续。

同样，自明清以来，苏州地区一直以工商兴盛、士人荟萃闻名于世。由于商与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具流动性的两个因素，苏州地区也就具备了较早出现公所组织的可能性。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公所和会馆组织的发达正说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从标榜的宗旨看，公所与会馆同属于旧式行会组织，二者均集中强调两点：一是联结同乡之谊的地缘关系，增强团体自保自卫力量，抚恤同乡或同业中的鳏寡孤独、老死废疾者；二是申明行规的业缘关系，抵制或限制行业内部和外部的竞争。苏州漆作业成立集德公所是“为谋发扬互助精诚，并推行慈善事业起见”。在木器业梳妆公所的章程中同时有限制竞争和资助无靠的条文：“议年迈孤苦伙友，残疾无依，不能做工，由公所每日酌给膳金若干，议如有伙友身后无着，给发衣衾棺木灰炭等件。”三是从人员的构成上看，会馆与公所这类行会组织的成员比较单一。苏州在1900年以前约有90多个公所或会馆，每一个会馆或公所都是一个同质的联合体，如永和公所的成员都是木柴业的从事者，钱江会馆的成员则全是旅居苏州的杭州籍绸缎业商人。

不论是公所还是会馆，其内部成员间的关系总是具有宗法社会家族关系的特征，这就导致会馆与公所这样的组织结构十分松散，不仅所订章程粗疏简单，往往只有关于价格、市场、佣工、生产规模等方面限制性条款和救助丧葬等方面的慈善性条款，而且缺乏健全的组织机构，常常是董事或司年、司月等少数人主持并垄断会内事务。

当然，苏州市民公社是苏州商业资产阶级在清末民初发起建立的，是向封建统治阶级争取权力的一种市民自治组织。苏州市民公社均以辖区地名命名，如观前市民公社、道养市民公社、胥盘市民公社（社所就在盘门新桥巷老浙绍会馆），等等，共有二十七个之多，最早建于清宣统元年五月，即公元1909年6月，直至1928年3月被撤销。在近二十年的活动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文物遗迹。同时正是由于市民公社中的商业资产阶级参与了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才使苏州逐步与近现代历史步伐合拍。

1906 年，沪宁铁路无锡至上海段通车，推动了苏州城市交通的大变革。清末民初苏州城掀起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拓宽街道的城建工程，这些工程当时在苏州就是由市民公社发起筹集资金、组织人力进行建设的，可以说是苏州市民公社争得了自筹资金建设地方公益事业的权力。

2.会馆与公所的文化属性。

（1）会馆与公所的创设基于人们对于地缘文化继承特殊心理和情结。

由于我国疆域广阔，区域生态环境的不同，造成地缘文化有很大差异，表现为不同的语言、习俗、行为规范、民间信仰及生活方式。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习。”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生存，或耕作、或采集、或捕捞、或狩猎、或织造，世代沿传，便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性格、气质、价值观念等特定的心理积淀和文化模式。

文化发展的历史愈悠久，时间持续愈长，其文化模式便愈加稳定，个性就愈加突出，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便愈加明确。这对该群体中社会成员的思想、感情、心理、情绪、性格的影响就愈加深刻。一个人总是习惯本地的衣食住行、陈规旧俗、方言乡音和婚丧嫁娶方式，恰是个体作为某种文化载体的必然表现。并且，文化具有排他性，当个体对本地群体文化产生内心自豪时，无形中便在排斥异地文化。

故异域商客来到苏州，从事生意上的交往，其内心世界必然与故土旧园传播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感应，白日为生计忙碌之中，一旦听见乡音，哪怕放下手中的事也要与乡人畅叙一番，夜深人静、思乡之情也会搅得他们无法安寝，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人倡议，必群起而响应，而且，在会馆命名、建筑风格、馆内布局上，都力求全面展示出故园的特色，即所谓“恭敬桑梓，乐操风土。”如吴兴会馆碑刻上写道：“湖人之官于苏者，亦就会馆团拜宴集，以叙乡情。”⑤

苏州会馆的设置为同乡士商提供居停和贮货的场所。历来“凡弹冠捧檄，贸迁有无而来者，类皆设会馆，以为停骖地”。会馆的最初用意是用来供往来同乡居停的。如光绪时的两广会馆，是因为士商往来于苏州，无处寄身，因此才兴建的。其目的是希望“自今以往，乡人至者，上栋下宇，得有所托”。会馆一般都建有居室，以供同乡临时居住。此外，有的会馆还兼有贮存货物的功能。如杭州绸商于乾隆二十三年兴建的钱江会馆，目的是使“吾乡人之至者，得以捆载而来，僦货无所费，不畏寇盗，亦不患燥湿”。乾隆四十年，苏州官员刘某借“为贮货公所”的钱江会馆居住，占用房间30多间，迫使商人只能把货物搬出。为此众商呈词地方，要求勒石永禁官员占用会馆的行为⑦。会馆的这一作用，略同于旅邸，区别在于旅邸计日取值而会馆僦赁无所费而已。

（2）会馆与公所满足了个体对群体的社会化需求。

会馆作为同乡人自发组织、捐资、置地而建起的社会性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异乡人这种内在的渴求。“凡岁时伏腊，祝厘受祉，宾朋叙会”，实质上就是人所共有的社会化需求。

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同乡经营者树立行业优势，减少经营风险，并且更容易结成利益整体，通过地域纽带壮大自己的力量。为谋求在经营活动中以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各地工商业者纷纷建立起自己的会馆或地域性公所。康熙年间，枫桥的洞庭西山贩米商日以百数，由于不堪牙行的盘剥而联合起来建立了洞庭会馆，取代了牙行的作用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明清时期，经营活动中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促进了深厚同乡观念的形成，在异地经营的同乡，“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人情可谓聚矣”④。经营中形成的牢固的地域集团，必须有固定的机构维持才能长久，故各地兴建会馆时，同乡经营者都踊跃捐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借助会馆的力量维护自身利益。

（3）苏州会馆及公所与商业文化。

不可否认，苏州是工商业城都，外乡人到此，主要目的是从事工商业活动，开展贸易和经营。因而，苏州会馆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商业性方面，这与北京会馆有很大不同。

北京是封建帝王、贵族官僚和地主商人最集中的统治中心，因而北京会馆的政治（官场）、文化（应试）性较商业性突出。据统计，至清末北平共有392处会馆，其中百分之八十六左右为供应各地士大夫进京应试，解决食宿之需而设，性质上表现为“试馆”。而且从创建捐款，到会馆经费开支、财产经营管理，皆操纵在封建官僚手中。

苏州会馆的设置后纷纷兴办有利于同乡的各种善举。为遭遇困难的同乡提供帮助，是会馆团结同乡、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因而相当多的会馆都兴办各种善举。如对老弱失业者提供救济，对伤残病痛者给予医疗，对客死异乡者供给殡舍，对无力归葬者代为掩埋，等等。有的更设立义塾，以提供子弟教育机会，或兴建义渡、码头，方便经营者的运输往来。陕西会馆的普善堂、东越会馆的公善堂、新安会馆的积功堂、湖南会馆的泽仁堂等都是为同乡提供各种慈善服务的机构。不仅如此，一些会馆本身就是先襄义举，而后创建会馆的。如常熟的宁绍会馆，先在乾隆三十年设立了义瘗所，随后又增建丙舍，到乾隆五十七年，方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会馆。此后，又于同治间设女殡所，民国时更建疗养院⑦，公益事业可谓十分完备。

综上所述，兴建会馆的具体目的多种多样，但无论是基于上述某一个或某几个目的而建立会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工商业服务的。提供聚会场所以团结同乡，其目的是要以同乡的集体力量保护自身利益；兴建祠庙，祀奉神祇，意在“以事神而洽人”⑨，借助共同崇拜的偶像维系和增进同乡感情，并祈望获得神佑，实现生意上的成功。

注释：

①②③④⑤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P24、370、340、366、367

⑥⑦⑧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P325、371.

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P85.

[1]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国会馆志中国会馆志编纂委员会.中国会馆志.方志出版社，2002.

[3]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