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振亭 蔡红玉

（河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摩尔·弗兰德斯》这部小说出自笛福之手，它的发表引来诸多评论家的争议。在许多评论家看来，摩尔就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荡妇”。然而，伊恩·瓦特和爱·摩·弗斯特等作家都高度评价这部作品，弗吉尼亚·伍尔芙称赞为“可以与那些为数不多的堪称无可否认的伟大的英国小说并列”的小说。为什么这部小说会引起诸多争议，原因就在于一部分评论家过多关注摩尔所犯下的罪行，背后的动机却常常被忽略，而一些作家对这部小说主要是从主人公的背后的动机和小说的写作策略上评价的。不管有什么样的评价，正是摩尔的遭遇和她的多样的生存手段引起了读者的兴趣，这也是这部小说吸引读者的魅力之一。本文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在异化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主人公的命运。

异化是西方文学作品中最常表现的主题之一，它已经形成了一股世界性文学思潮。自从有私有制和社会分工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异化现象变得十分严重。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等著名思想家都对异化作出过不同的理解。马克思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融入自己对异化的理解。他把异化理论分成四个方面：第一，工人异化于自己的产品。因为人的天性可以自由支配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工人无权拥有自己的产品，产品成为异化于工人的意志的控制性的力量。第二，工人异化于生产活动。人们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天性有能力处理自己的生产活动。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一旦被卖掉，产品变成异化于工人的力量，工人难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处理自己的生产活动。因此，活动本身异化于工人，生产活动本身异化为工人们的生存的手段。第三，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人们的类生活、类存在即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标志。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降低为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其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就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因此造就了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类本质的人。第四，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因为人们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以人们异化于生产的产品，异化于生产劳动，异化于人的类存在。因此，马克思指出：“不公平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社会异化的根本原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失去了劳动的主动性，必须屈服于外在的因素导致畸形发展。简言之，人们自己建立的经济、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等一系列的社会制度的初衷是为人们更好地发展服务的，然而这些因素控制和制约了人们的全面发展，导致了人们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指出：“只有通过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达到共产主义社会阶段才能彻底消除异化。”

异化表现在文学当中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表现人的孤独感和人的非人化；第二种自我价值的失落与寻求，渴望实现自己的个人自由和价值；第三种表现世界的混沌和存在的荒诞。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危机和矛盾，人们觉得身不由己，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人们面对种种异己的外在因素的时候常常感觉无能为力，感到社会、机构和组织凌驾于个人之上，最终导致个人畸形发展。异化主题一直是西方文学中讨论的话题之一。笛福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描写女性异化的作家。《摩尔·弗兰德斯》这部小说发表于1722年，正值英国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主义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传统价值观念逐渐遭到破坏，伦理道德开始混乱之时。女主人公摩尔出生在英国社会转型期，道德价值混乱，犯罪猖獗的时代。摩尔先后经历了五次婚姻，她犯下通奸罪、乱伦罪、卖淫罪、重婚罪和盗窃罪等。摩尔在英国社会里已经变成了“非人”。英国社会难以容忍这样的女人，而在小说最后作者安排摩尔流放北美殖民地，显示了作者对未经破坏的农耕文明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憧憬，也是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期待。本文在异化理论的框架下分析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的命运。

摩尔·弗兰德斯出身卑微，一出生就被母亲遗弃在新门监狱里。摩尔从小就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但是在她的心中一直希望将来有一天当上贵妇，然而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摩尔只好作罢。由于摩尔天生丽质，在十几岁的时候被市长的家庭收养了，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此时18世纪的英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开始动摇，家庭伦理关系开始崩溃，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个人欲望开始弥漫于整个社会。收养家庭的大公子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用诱骗手段与摩尔同居并答应摩尔日后娶她。天真的摩尔信以为真，与大公子保持同居关系。然而，大公子只不过是骗取她的身体，并没有娶她的意思。他的真实意图是将来继承遗产、名声和前程。此时二公子洛宾追求摩尔，摩尔陷入两难境地。大公子劝说摩尔嫁给他的弟弟，在大公子的心目中摩尔不过是一个玩偶。摩尔经过痛苦的情感挣扎，最终嫁给洛宾，但是摩尔并不爱洛宾。面对畸形的家庭亲情关系，摩尔以受害者的形式选择被动异化。如果洛宾不死，也许摩尔就会平静地生活下去，但是五年后洛宾去世了。摩尔选择离开这个家庭。

虽然摩尔再嫁的时候不会相信男人的甜言蜜语，但是心中还是存在一丝对家的依恋的。此时的摩尔只是被动的异化，没有异化得那么彻底。她的丈夫是一位布商。由于他们二人爱慕虚荣，积蓄被糟蹋殆尽，又加上布商经营不善，很快破产了。为了躲避债务，布商选择逃往法国，摩尔又一次被抛弃。摩尔对婚姻的残存的理想终于破碎了。这时的摩尔既有丈夫又没有丈夫，她不能取消他们的合法婚姻关系，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也为了不暴露身份，只好隐姓埋名，取名摩尔·弗兰德斯。

摩尔经历了两段婚姻，彻底击溃了她心中对美好爱情和婚姻的向往。此时的摩尔开始把婚姻看做生意，婚姻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婚姻不过是一场买卖。摩尔的这种婚姻观更让她对婚姻格外谨慎。为了在婚姻市场上争取到优秀男士的青睐，摩尔装扮成贵妇。然而造化弄人，摩尔竟然嫁给了自己的亲弟弟。摩尔嫁给弟弟已经触犯了重婚罪和乱伦罪。但是这不是摩尔的错，因为摩尔一出生母亲因为偷窃罪被流放到北美洲，所以摩尔嫁给弟弟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身份。她的真实目的不过是找一个有钱的男人来养活自己。弟弟也不知道摩尔是亲姐姐。他当时也是看上了摩尔的财产，并不是出于真爱。三年后摩尔从婆婆口中得知自己竟然是她的亲生女儿时，这让摩尔难以接受这段婚姻。摩尔既想过舒服的生活，又难以接受这种亲兄妹乱伦的折磨，经过挣扎，摩尔放弃了这段婚姻。

如果说摩尔前几段婚姻是以被害者的形象出现的话，那么摩尔接下来的一段通奸行为就是摩尔真正从被动异化转向主动异化。摩尔结束和弟弟的婚姻之后来到巴斯，她结识了一位绅士，交往一段时间后，摩尔主动提出和这位绅士发生通奸行为，其实摩尔的真实意图不过是依靠这位绅士为她提供富裕的生活，这位绅士也不过是找个伴在一块玩玩而已，没有真实的感情所言。这位绅士得了一场大病之后良心发现决定回归生活，摩尔被抛弃了。摩尔却利用这次机会趁机敲诈了这位绅士50英镑，以备后来的生活。摩尔的这些行为都是她主动异化的开始。

接下来摩尔在婚姻异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摩尔由于上了年纪，需要一位绅士为她打理财产，经过一番考察，摩尔决定把全部财产托付给一位银行家。这位银行家甚为感动，认为摩尔是一位诚实可靠的人。而且当时他的妻子跟别的男人私奔了，这位银行家更想和摩尔结婚。摩尔心里非常高兴，却表示推辞，因为在她看来只有银行家和他的妻子离婚了，才能保证摩尔过上有保障的生活。另外一个因素是摩尔去见一位更有钱的绅士，这位银行家不过是个“备胎”，在摩尔心中钱才是最好的。那位更有钱的绅士名叫杰米，为了追求摩尔，装扮成有钱的男人。摩尔为之心动。他们很快结婚了。其实他们想达到各自的目的，摩尔是为了找一位有钱的男人过舒服的生活，而杰米娶摩尔不过是想得到她的财产。其结果是谁都没有达到目的，且杰米为了娶到摩尔已经身无分文。经过几天的促膝长谈，杰米决定去爱尔兰发展，如果成功后来接摩尔去爱尔兰生活，摩尔再一次被抛弃了。摩尔又想到了银行家，最后摩尔嫁给了银行家。摩尔和这位银行家平静地生活了几年。由于生意惨淡，银行家去世了。摩尔又一次陷入困境。

此时的摩尔既没有什么亲人，又没有朋友，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由于她上了年纪，年老色衰，因此她决定以偷窃作为谋生手段。这是她异化的另外一种形式。起初她还借口是魔鬼唆使她犯罪，心里充满了负罪感，但是时间长了，她的心变得硬了。她利用各种手段偷窃，而且每次都能成功，最后她成了这方面的“大师”。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她最终还是进了新门监狱。在监狱里，起初摩尔没有真正忏悔，最后在牧师的帮助下摩尔真诚地忏悔罪行，请求上帝给予宽恕。最终摩尔免于死刑，流放北美洲。在流放期间摩尔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加上在北美洲继承了母亲的一座庄园的遗产，而过上了上流生活。

笛福之所以这样安排摩尔的结局，主要是因为摩尔的所作所为与英国的传统价值观念格格不入，英国社会难以容忍她的所作所为，摩尔在英国社会里已经异化得“面目全非”，所以她难以找到立足之地。北美洲是一个流放犯人的地方，它制度宽松、体制远没有英国那样完备，然而摩尔在这个地方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通过描写摩尔在英国多种形式的异化最终在北美洲实现自己价值的这种过程，笛福传达出作者对未经破坏的农耕文明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憧憬，也是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期待。

[1]Defoe，Daniel.Moll Flander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6.

[2]Richetti，Joh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niel Defoe[C].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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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晨.“幸运”和“不幸”——读丹尼尔·笛福《摩尔·弗兰德斯》[J].外国文学研究，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