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子宇

保定政治地位变迁史

文 / 张子宇

在京津冀都市圈中，保定已经把影影绰绰的“政治副中心”抢在手里。这一刻大清直隶总督府的荣光灵魂附体。

一则“京津冀三地已达成共识，初步确定将河北省保定市作为‘政治副中心’首选地”的新闻，将这个河北省中部的军事重镇推至舆论焦点。尽管这一消息未得到证实。

历史上，保定从宋辽对峙的时代开始成为军事重镇，直到清末在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时留驻保定时，政治地位又达到高峰，后来政治经济地位虽不复存在，但作为军事重镇的地位却一直延续下来。直到近现代工商业大环境的发展，才在近代直隶（河北省）的城市布局中衰落。

作为清代直隶省的首府、直隶总督及后来北洋大臣的驻地，保定曾有过光鲜的历史地位。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因为非沿海的地理劣势，保定注定了告别风光地位的命运。但是几任直隶总督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也依然在这里留下了现代化的足迹。

保定之兴，缘于其是兵家必争之地。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旦越过燕山、长城，攻取北京一带后，继续向南进入中原，首先就要面对保定。南方的军队要进攻北京这样的要地，那么也首先要攻占保定。于是，保定成为拱卫中原的重要前线要塞。

对于定都北京的政权来说，保定相当于南面门户。自蒙元以降，因为北京逐渐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所以过去作为军事要塞的保定，政治地位也急剧上升。元朝时首次出现“保定”这个地名，取“保卫大都（即元朝首都北京），安定天下”之意。保定直辖八县七州，发展为冀中地区的政治中心。

而进入清代，由于成为直隶行省的首府，保定的政治地位达到了历史最高峰。顺治初年，直隶巡抚设在保定，后又一度迁至正定。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又从正定移回保定，雍正二年（1724），直隶巡抚改为直隶总督。

在鸦片战争之前，保定的政治地位由于这里是直隶总督的驻地而不断提升，雍正七年（1729），保定建立直隶总督衙署。在乾隆十四年（1749），清政府下令直隶总督兼管河道总督事，咸丰十年（1860）清廷又赋予直隶总督兼管长芦盐政的权力，长芦盐区范围包括北至山海关，南至黄骅盐场的直隶沿海地区，可谓重要的财权。乾隆十二年（1747）还开设保直局，成为直隶唯一的铸币机构，82年间铸造制钱442万余串。很长一段时间里，保定府在直隶的政治经济地位仅次于北京所在的顺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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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由于沿海地区重要性的上升特别是天津的崛起，保定在华北、在直隶的地位处于下降趋势。但3位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时留驻保定，也给这里带来了现代化的新风。

2012年12月30日，河北保定新火车站正式启用。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25年之久，近现代赫赫有名的北洋集团从此发源。山东、直隶是北洋集团的大本营，北洋集团也首先在这两个地区推行早期现代化。尤其是直隶的早期现代化，成为全国的模范省。

直隶的现代化自然少不了首府保定，洋务运动时李鸿章募资筹款购置西方机器，在保定东门外设军械所并建有八腊庙子弹制造厂，是为保定兴办近代工厂的发端。同时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方法兴办民用工业。同治九年（1870），为刻印《箭辅通志》，在保定建官刻印书局，有200余名工人，为直隶省较大的印书局。光绪十五年（1889），保定至天津的有线电报线路竣工通报，此后北洋电报官局在保定设分局，局址在北大街城门内路西，还架设了由保定至西安的线路。光绪二十年（1894），李鸿章奏请推广机器织布，建华盛机器织布总厂，另设10个分厂。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开始筹建卢汉铁路，卢沟桥至保定段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建成通车，同年修建保定车站，保定城一直向西扩展突破旧城关。

袁世凯取代李鸿章成为直隶总督后，将直隶的现代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直隶新政已经成为清末新政的样板，为各省所效法。

由于保定地处内陆，不通洋务，在发展工商业方面有一些先天不足。然而作为直隶首府，保定还是在农业、警政和军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02年，袁世凯在财政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力排众议，于保定设立全国成立最早的省级农业行政机关农务总局。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保定西关农事试验场，还举行了首届农产品评会，农务局还附设农务学堂一所，以培养农业方面的专门人才。这所学堂沿袭至今，即今天的河北农业大学。

作为直隶总督，袁世凯急欲收回天津主权，但在最重要的驻军权上受到条约的钳制。他却利用第二条规定，争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即建立警察，然后由中国警察进驻天津。

尽管这是一个暗度陈仓式的计策，但中国现代化警察制度的建立，却是一项严肃的工程。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袁世凯委派候补道员赵秉钧，在警务顾问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的帮助下，拟定警务章程。同月就在直隶省会保定设立巡警，并建立警务总局，以赵秉钧为总办。因事属草创，保定警务局内部组织比较简单。创办巡警的同时还建立了保定警务学堂。该学堂主要以培训在职警员为主，按照军人标准招募。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十二日，清政府从“都统衙门”手中收回了天津，暂驻保定的3000名巡警也随同到达天津。

除巡警外，中国最早的骑警（马巡）、水警（水巡）等都起源于保定。消防警察，保定也是随天津之后即有。更重要的是，保定巡警局设立后，袁世凯决定让巡警“兼理民间词讼”。后又将巡警局审理案件这一措施逐步制度化，在巡警局内设立民事裁判所，专理民事纠纷，由总、副监在局审判。审判时，“局员旁坐观审，不跪厅，不施刑，传唤带审均用巡兵，不设书吏、差役”。审判方式已与西方接近，这是袁世凯在直隶实行司法改革的最早尝试，也是中国司法程序向近代转变的最早记载。

在军事上，袁世凯在直隶练新军，这支以北洋六镇为核心的新式军队后来演化为北洋军阀。另外，保定还拥有一系列军事院校。

尽管后来保定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复存在，但作为军事重镇的地位却一直延续下来，1916年曹锟任直隶督军，其军队在第三镇的基础上发展到几十万人，成为全国实力最强的军阀，保定成为直系军阀的大本营，曹锟在此发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控制了北京政府。1924年北京政变后，吴佩孚、张学良又先后设总部于保定，保定继续驻有重兵。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作为京畿重地的保定也脱离不了被裹挟其中的命运。最终，“洋务”压倒了一切，由于近代天津占据着沿海等优势地位，迅速崛起，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天津，相反保定则衰落了。可以说，保定因为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地理而兴盛，也因为近代国家的力量体现从战马转移到了战舰、工商业等而衰落。

保定衰落，要从直隶总督的“兼职”谈起，从李鸿章开始，直隶总督兼任三口（营口、牛庄和天津）通商大臣成为定制。所谓三口通商大臣，类似于南方兼任五口通商大臣的两江总督。相当于早期北部中国外事的主管大臣。此体制最终发展到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南北分治惯例。直隶总督要管洋务，整天待在内陆的保定很不方便，而既临海又近北京的天津则成为一个绝佳的驻地。天津拥有极为适合发展工商业和港口的地理优势。

1870年，清廷发布上谕对直隶总督做出指示：“总督自当长驻津郡，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这就确定了直隶总督保定、天津两地轮驻制，实际上就是直隶省的双省会制。而“长驻津郡”，“如遇天津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等则明确指出直隶总督“驻津优先于驻保”，“驻津优先制”高于“两地轮驻制”。实际上，直隶总督往往因洋务日繁，海防事重，“遂终岁驻此，不复回驻保定”。这样，直隶总督参与外交局面的形成使天津成为清王朝对外交涉的中心。而失去了直隶总督，则让保定失去了繁荣的钥匙。

直隶总督参与外交局面的形成使天津成为清王朝对外交涉的中心，而失去了直隶总督，则让保定失去了繁荣的钥匙。

袁世凯在天津管理外交、练兵，委派周学熙兴办中国最早的民族企业，让天津的地位不断加强。相反保定则不断衰落，由于政治地位的下降，很多官僚眷属迁居北京和天津，保定人口也开始减少。到 1913 年，直隶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而保定则遭受了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先是裁撤县治，保留府衙，不久又废掉府治，仅留县制。

不但政治地位下降，在代表现代化指标最重要的工商业上，保定也严重落后于天津。保定的衰落无法遏止，人口从20世纪初的10万人减少到1928年的7.8万人。废保定府的同年，置范阳道（1914年又改保定道），治保定，辖原保定府、正定府、和定、易、深三州，辖区40县。这样一来，保定由省会下降为地方政治中心，而天津则上升为直隶省省会，成为直隶的政治中心。

保定政治地位的下降，给保定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经济地位的持续低迷、文化地位的降低、人口的减少、吸收投资的困难等，使保定在近代直隶的城市布局中衰落了。因为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的交会贯通，让一个新的地方—石家庄迅速崛起，这更加剧了保定的颓势。

1949年后，河北省省会经历了筹备迁往石家庄、迁往天津、迁回保定，终于在1968年迁到石家庄。留下了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一批省级学校和单位在保定，记录着保定昔日的荣光，在年轻的石家庄面前保定人往往有一种老牌的骄傲，认为得到省会的地位是对方捡了便宜，在强大的“副中心”概念面前，这个口音富有喜感的城市正在重拾斗志，从房产的突然热销上，已经显露出了一种重复荣光的野心。■

来源 / 《时代周报》，2014年3月27日，

原标题为《“大镇”保定：现代化风雨中的兴与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