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肖含

编者按：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人不知道这句话的力量——因为它的指引，中国人的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出现了空前的高涨，社会活力出现了空前的大喷发，于是有了中国近二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包产到户，按劳分配，市场经济，国企改制，股票，WTO……一个个新名词，勾勒出上世纪末中国探索发展路径的艰苦努力。尽管伴随着重重矛盾、冲突与阵痛，但谁也无法忽视，中国正在一个丰饶的世界里迅速转变强大。而这背后，是邓小平的手在勾勒着整幅蓝图的主线。对于沉默百年的中华民族而言，改革开放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数以万计的普通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惠及下走上发家致富之路。

8月的鄂尔多斯，空气中已经有了些许凉意。轻风和细雨一起吹来，满屋是泥土的香气。

48岁的刘权辉，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一派天真。偶尔有电话打进来，他冲记者一声“抱歉”，然后开始小声地接电话。

与其他的潮汕商人不同，刘权辉的普通话非常标准。说话时，他会盯着记者的眼睛，然后再微笑着答话。

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跟记者聊自己创业的经历，聊瓷器，聊改革开放。说到兴奋处，他甚至找出自己在公司员工大会上的讲话，大声地念给记者听。

从1982年创业至今，32年间，他从一个农村集体陶瓷厂的销售员，做到一个在全国多个省市设有分厂，年产值近10亿元的大型陶瓷企业的董事长。他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邓小平。

从销售员到陶瓷大亨

出生于“文革”爆发的1966年，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创业，刘权辉亲身经历了中国从封闭落后到开放发展的全过程。

“倒爷儿”、“三角债”这些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语，不断地从他嘴里蹦出来，自然而又亲切。“我是改革开放进程的亲历者，也是较早的一个受益者，”他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今天的事业。”

刘权辉的家乡在广东省饶平县九村。早在宋、元时期，这里的“九村窑”就远近闻名。村里的大多数人家都以烧制瓷器为生，刘权辉的祖、父辈也都是知名的陶瓷艺人。

1982年，刚刚16岁的他带着父亲给的300元钱到广西、云南推销瓷器，结果铩羽而归。“那时候，很多地方计划经济的思维仍在，买个瓷碗都要靠批条。”刘权辉说。

1984年，他发现潮州本地的一家陶瓷收购站正在处理积压的产品。原价一到两元的瓷器，一律只卖几毛钱。他倾其所有买下了大部分存货，然后运到海南出售，“一次就净赚了两万多元。”

他信心大增，接下来又开始寻找新的“机会”。1986年至1987年间，他发现不少地方的国有陶瓷企业把制作陶瓷花纹的“金水”当做废物处理掉，便自告奋勇帮助他们“打扫卫生”。他把这些“金水”集中起来，再提炼出黄金，结果获利甚丰。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已经是百万富翁了。

这时，刘权辉的瓷器经销也打开了局面。上世纪90年代初，海南省将近90%的供销社出售的都是他提供的瓷器。而他的另一部分产品甚至已经开始销往国外。

但刘权辉真正名声大噪是在1993年。那一年，他第一次走出国门，改变了自己做低端瓷器的经营思路，转做高端瓷器。

这是一个为国人争气的故事：当年，他生产的瓷器曾大量销往中东。但他跑遍了沙特阿拉伯大大小小的商场、超市，也没有看到自家的产品。

他这时才知道，原来自己生产的瓷器，由于档次太低，被当地人当做朝拜时的一次性用品，用完就扔掉，根本进不了正规的商场和超市。

这让刘权辉深受刺激。回国时，他从沙特阿拉伯带回了5万美元的高档瓷器样品，并发誓要在五年内打进中东地区最高端的瓷器市场。

接下来，他开始找原料、忙设计、精加工，产品的品质开始快速提升。四年后，一位阿拉伯瓷器经销商主动找到刘权辉，代理他的瓷器产品。如今，早已在国际高端瓷器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刘权辉回忆起这段经历仍难掩激动：“我们以前封闭得太久了，事实证明，我们中国人能行的！”

把瓷器店开到曼哈顿

刘权辉是广东饶平人。在他的身上，除了有传统潮汕商人的那种勤奋与精明外，又分明多了几分对泥土和瓷器的眷恋。

打记事时起，他就跟瓷土和釉料打交道了。什么是甲红，什么是乙红，他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后来做了瓷器生意，他思考着如何能把家乡的瓷器文化发扬光大。1998年，刘权辉注册了自己的高端瓷器品牌——Auratic，在当时国内的陶瓷企业中，“这几乎是最早的”。刘权辉的一位副手告诉记者，公司当时的决心很大，仅在各国的注册费用就高达数十万美元。

刘权辉的盘算是：要给自己生产的瓷器增加些文化附加值。当然，他也从来不讳言自己在商业上的算计：“瓷器是艺术品，附加值越高，就越有价值。”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发现了瓷器买卖中的这一奥秘。当时，他接了天津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一个单子。同样的一套龙泉青瓷，在国内的售价是47元人民币，而在美国却是58美元！

也正是从那时起，刘权辉开始瞄准国际高端瓷器市场。他要做世界瓷器行业的第一名。

2003年，刘权辉在深圳投资建设永丰源瓷业有限公司。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刘权辉的事业开始大踏步地前进。

在人们传统的印象中，瓷器生产都是作坊式的手工制作。刘权辉却直接引进国外最先进的生产设备，进行流水化作业，并实现了原料的“零损耗”和“零排放”。

日本一家国际知名瓷器企业的副总佐佐木，本来是刘权辉的竞争对手，但在参观了永丰源的生产车间后当即答应等自己退休后来为刘权辉效力。

而由于采用了国际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永丰源生产的瓷器品质也大大提高。虽然定价很高，市场依然供不应求。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永丰源生产的瓷器大部分都销往中东、欧美等地的高端市场，一个瓷盘的销售利润甚至高过一台彩电。

他坚持像做珠宝一样去做瓷器，因而对产品的质量要求近乎苛刻。国内其他企业陶瓷烧制的合格率一般在70%上下，而永丰源的合格率却高达95%以上。刘权辉说，前些年，国内外曾有不少厂商仿冒永丰源的系列产品，但终因产品质量难以达标而作罢。

2007年，永丰源生产的“满堂红”和“帝王黄”两个品种的茶具，被中央政府选为国礼赠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刘权辉坦言，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刻，因为自己生产的瓷器获得了“最权威的认可”。

近年来，他又先后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和美国纽约成立了自己的分公司。“鄂尔多斯的分公司设计年产2.4亿件瓷器，全部投产后将是世界最大的瓷器生产企业之一。”他说，“而美国的分公司则位于纽约市最繁华的曼哈顿地区，那可是‘世界的十字路口”。

对话刘权辉：

改革开放让中国瓷器恢复荣光

《中华儿女》：在中国做瓷器生意，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刘权辉：我懂你的意思，其实以前也有人问过我同样问题。因为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嘛，在China（中国）做china（瓷器）生意，自然有不一样的感觉。

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瓷器一直都是我们的骄傲。在西方国家，中国生产的瓷器一直都是抢手货，有些精美的瓷器更是身份的象征，是只有贵族阶层才能享用的高端消费品。但在后来的一段时期，我们的瓷器生产水平被其他国家超越了。在西方的瓷器市场上充斥着来自德国、英国，甚至日本的产品。来自中国的瓷器，被当作最低端的消费品，这怎能不让人痛心！

所以，在中国做瓷器生意，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每一个来自中国的瓷器商人都天生一股自豪感，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做好，恢复中国瓷器往日的荣光。所幸的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瓷器，正在重新为西方的主流市场所接受。

《中华儿女》：您宣称要把永丰源的瓷器做成世界第一，这是一句口号还是实际的目标？您觉得现在的永丰源做到世界第一了吗？

刘权辉：这当然不会只是一句口号！要做世界第一的瓷器生产商，会有难度，但是我们也有足够的信心。永丰源开始时只不过是一间小厂，现在一步步发展起来，甚至已经超越了我们之前的想象。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打败了很多国际知名的瓷器品牌，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我们通过了美国和欧洲最严苛的质量检测，把自己的旗舰店开到了纽约最繁华的街区。在全球的瓷器生产商中，这是极少的。

这些年我曾先后几次到日本的知名瓷器生产企业考察，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前倨后恭。这其实正反映了我们的进步。他们的总裁告诉我，长远来看，世界瓷器生产的龙头，不可能是德国或英国，也不可能是日本和韩国，而只能是中国。我对他的看法表示赞同。

《中华儿女》：您多年前把自己的公司从“瓷都”饶平迁到并无任何资源优势的深圳，现在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开设了分公司，您的想法是什么？

刘权辉：当年很多人对我的做法表示不解，甚至有的还想要看我的笑话。其实，当年我在确定公司选址的时候甚至想到过景德镇，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深圳。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占尽人才、地利与物流之便，这弥补了它其他方面的不足。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们的选择并没有错。

现在我们在鄂尔多斯开始分厂，这要感谢鄂尔多斯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市政府的领导为了推动鄂尔多斯的产业转型，多次邀我前来办厂，让我深受感动。如今，这里的生产线已经开工点火。未来这里将年产2.4亿件瓷器，成为世界最先进的瓷器生产地之一。如果说它能为鄂尔多斯的产业转型带来一些帮助，则应将全部功劳归于市政府。

《中华儿女》：以流水线的方式大批量地生产瓷器，会破坏瓷器的艺术价值吗？

刘权辉：其实大家完全不必有这样的担心。瓷器当然是艺术品，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不仅不会破坏它的艺术价值，相反还可能为它增色。比如，传统的手工制作方式成型难度高，受制作者个人因素影响大，因而合格率较低，工艺水平也不稳定。现在采用高科技的流水作业方式进行生产，则有效地避免了这些问题。而且，某些方面技术水平的突破，还可能使生产出的瓷器品质大大提升。我们现在就已经申请了近200项技术和设计专利。

我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瓷器艺术。我们这一代人的陶瓷不可能与老祖宗的完全一样。有继承、有创新，主动地融入现代的艺术潮流中，用现代的手段发展自己才是我们对瓷器艺术应有的态度。

责任编辑 张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