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4年8月22日，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中国和世界政治舞台杰出政治家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15年前，在邓小平同志诞辰95周年之际，小平同志的小女儿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写下长篇连载，从一个特殊角度记述了小平同志在十年浩劫中起伏跌宕的政治历程与家庭悲欢离合的真实故事，并以《我的感情流水账——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为题，在《中华儿女》杂志上连载9期，反响强烈，不仅成为《中华儿女》杂志迄今为止最长的连载文章，而且在刊发后结集成书《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先后由中华儿女香港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堪称为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作者曾称这部充满激情而又不乏理性思考的作品为“感情流水账”，可是，我们恰恰从这本“流水账”中，看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品格、气节、胸怀、胆识，以及与普通人相似，又带有强烈的职业革命家色彩的儿女情怀。本刊编辑部从当年连载文章中节选两段，以此纪念小平同志。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以此为标志，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爆发，并不偶然，它是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

建国以后，经过七年多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在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影响下，我们党内开始滋长一种集胜利、自信与头脑发热并存的喜悦与骄傲。对现实和成就的过高估计，对及早进入共产主义的急切，使得不切实际的想法滋生膨胀，违反经济规律的冒进措施大行其道。经过几次反复，“左”的理论逐步升级，最后终于在党内占了上风。与此同时，在党内民主日益削弱的基础上，个人崇拜和专断发展，党内生活已不正常。对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使此时已树立绝对权威的毛泽东，对不同意见日渐不满和不容，开始在政策上和组织上，并最终下决心在人事上，采取非常举措，排除一切阻力和障碍，以确保他认定正确的革命路线畅通无阻，顺利进行。

1966年的开年，似乎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三九严寒，一样的北风凛冽。冬日的阳光照耀大地，给万物带来生机和活力。

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多方努力，经济形势大大好转，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带来的巨大困难得到克服。人们心中那沉重的负担已经减轻，紧锁的眉头也开始舒解。党中央正在放眼未来，开会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虽然还是食有定量，物资不足，毕竟人们已可以基本吃饱肚子，可以以较为轻松的心情生活和工作。人们以善良的心，期盼着在新的一年里，日子过得更平静，生活过得更有意义，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

但是，事物的发展，常常超出人们的预料，更常常有悖于人们善良和单纯的愿望。

人们没有注意到，在上一年——也就是1965年年末，发生了几件意想不到的事件。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批判了撰写戏剧《海瑞罢官》的历史学家吴晗，并借此批判所谓彭德怀的“翻案风”。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和张春桥秘密策划，姚文元执笔写成的。

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捉刀写成上述批判文章。文章报经毛泽东前后三遍审阅，而后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具有极强的政治批判目的，对未来“文革”运动的爆发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文章的策划出笼，经过了一个长期而又缜密的过程，并且是在对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篇批判文章于上海发表后，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因不明就里，并未引起太大注意。对于该文，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和保留的态度。父亲作为总书记，对批判吴晗很不满，当彭真对他说吴晗心理有负担时，他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没什么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你告诉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父亲照常和吴晗打桥牌，并对吴晗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凡事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六十一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父亲不赞成这种批判，他劝慰吴晗，想保吴晗，却没料到，事态的发展很快脱离了正常轨道。中央书记处在了解到姚文元文章发表的背景后，不得已让北京各报进行了转载。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件不经意的事情，但是，却正是这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并进而演变成为掀起一场政治大风暴的导火线。

也是在这一年的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职，“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杨家与我们家一向交往甚密，当毛泽东做出处理杨尚昆的决定时，父亲却认为杨尚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后来在被迫“检讨”时，父亲曾说过，他曾长期不认识这是一种“特务”行为，作为总书记，他对此事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这个“检讨”，说明了他对批判杨尚昆的不赞成和不以为然。杨尚昆从中央降调广东工作，父母亲还专门安排他在北京上学的女儿妞妞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如果说，批判杨尚昆还可以算作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的话，那么，在此以后发生的事情，意义就不同寻常了。

是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军队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诬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有篡军企图。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诬告，在上海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背对背的揭发和批判。

据我的母亲回忆，那次在上海，会议的气氛非常而又紧张，所有与会者均没有了往日的和谐与谈笑，会议文件连秘书都不能看。母亲觉得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不敢问。父亲也是什么都不说，整日沉着脸，少有的严肃。12月10日，中央用专机把罗瑞卿夫妇接到上海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和父亲找罗瑞卿谈话。那天，父亲叫母亲，说：“今天我们去看罗瑞卿。你也去，看看郝治平，劝劝她。”在汽车上，母亲看见父亲和周恩来都沉着脸不说话，她虽不明就里，但心中甚感紧张。到了罗瑞卿被隔离的地方，周恩来、父亲与罗瑞卿在楼下谈话，母亲与郝治平上楼。母亲对郝治平只说了一句：“你放宽心些。”便控制不住地哽咽起来。后来批邓时，造反派曾抓住此事，说邓小平包庇罗瑞卿，说卓琳与郝治平抱头痛哭。

父亲说过，他对林彪一向无好感，因此，对林彪的恶意诬陷根本就不相信。对于批判罗瑞卿，父亲是消极和抵触的。后来在“文革”中“检讨”此事时，他说“对于这个斗争的严重性质一直没有理解”，坦言“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此后军队在北京开会批判罗瑞卿时，毛泽东指定父亲等主持会议。父亲的态度仍然消极。他后来说：“我是被指定为主持者之一，但我在开始后即到西北三线去考察了，而交由彭真一人去主持，这也表明我对这个斗争是不积极、不热情的。”批判罗瑞卿，是林彪一手制造的。父亲对林彪的这一恶行，反感而厌恶。他同情罗瑞卿，却又无回天之力，到外地视察工作，是他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回避方式。

批杨批罗，已使党内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感到震惊和不解。但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一场更大的更具灾难性的批判，已在酝酿和准备了，而且事发之紧之急，让人不容思索也不容回避。

1966年一开年，一系列事情、事件，目不暇接地连续发生了。

1月，林彪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大讲“突出政治”，为觊觎权力做理论准备。

2月，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于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3月，该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发全国，为借用军队力量进行“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3月，罗瑞卿被撤销职务，后被投入监狱。

同月，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三十余万人受灾。

同月，毛泽东多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说如果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并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从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看，恐怕任何一个人，仅从以上这一简单的时间表，就可以充分地感觉到那已经十分浓烈的火药味道。可是，在当时，绝大多数党内领导干部，却都还没有从中品味出暴雨欲来前那满天狂风的气息。就是对一些事情不甚赞同或心存疑虑，也绝对想象不出今后事态的发展，竟然会演进到那样一种疯狂、混乱而最终无法控制的局面。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父亲，与当时几乎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一样，对于此前发生的一些事件，虽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却没有引起更高的警觉，而对于今后将要面对的局面，更没有做好足以应付的思想准备。

4月8日，康生打电话叫父亲即刻回京。当时，父亲与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干部正在西北视察工作，一路上，他们讨论和思索的都是如何发展西北经济和建设三线这些问题。接到电话，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后，父亲才知道，彭真又出问题了。

事情的起因，是彭真不同意上海《文汇报》刊登的姚文元等人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性批判。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副市长，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彭真，当然要查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北京打招呼。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背着中央，到上海向毛泽东恶意告状，说这是“查到主席头上了”，从而引发了毛泽东的怒气，决定批判彭真。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接连几天开会。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对彭真的批评，说彭主持所拟《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陆定一主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并指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指吴晗）。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的怒气远远不止于此。4月16日至22日，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所谓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批判。

批判罗瑞卿，父亲不能接受。批判彭真，父亲同样不能接受。父亲与彭、罗不但在工作上相处甚密，私交亦很好。对于批判他们，父亲从心里到行动上，都是相当抵制的。但是，这次的批判显然来势更凶，毛泽东的怒气显然已经不可遏制。在当时那种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像父亲这样党的高级干部，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可能公开提出。后来，他在回忆时说：“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我没有附和，送了半筐桔子给彭真，表明态度。”不附和，送桔子，以当时的形势，父亲只能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态度。他说过：“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以反对。”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在京召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联在一起，批判他们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会上，林彪骇人听闻地大讲政变问题，危言耸听地说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会议通过了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物。《通知》还富有预示性地警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以振聋发聩的严词厉语宣告，一场旷世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在完成以上一系列政治和舆论准备之后，声势浩大的、以政治批判和政治动乱为基本要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

（文章摘自《中华儿女》1999年7月刊《我的感情流水账——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