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朝晖

摘 要：萨丽·摩根的《我的位置》通过她的家庭的三代人的回忆记录，向所有人，包括不了解情况的土著人后代和很多对此一无所知的白人，揭露了土著黑人令人震惊的真实过去，使之几乎成为与白人虚构的历史相对抗的另一部历史。本文讨论了白人文化和父权制对主人公的压制，使之不能实现自我意识、不能构筑土著身份和女性身份，指出由于被灌输白人霸权文化、白澳政策和男权文化，土著人，尤其是土著女性成了自己国家的“他者”，导致其边缘化地位。

关键字：后殖民；边缘化；土著性；文化霸权；同化

1 引言

萨丽·摩的《我的位置》揭露了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悲惨历史。其巨大的成功可以归因于它的可读性、勇敢地面向白人读者，及澳大利亚白人对土著人的压迫历史。它也是对澳大利亚土著人所处政治局势回应的一部分。

对土著人来说，讲述，或者写自己的故事，成为他们重新拥有自己生活、将自身定位为主体而不是客体的一种方式，一种通过承担定义自己的责任，挑战白澳政治认同的方式。

2 土著人的边缘化

1788年，船长亚瑟·菲利浦率第一舰队抵达博特尼湾，欧洲殖民者从此把今天的澳大利亚作为殖民地殖民者以文明和进步的名义，为他们强占土地提供正当理由。他们残酷地屠杀和镇压土著人，并有计划地同化他们，尽力消灭黑色人种。土著人没有被视为“澳大利亚人”。在强大的西方武器面前，他们无力抵抗，逐渐受制于殖民统治，被迫走向边缘化。在欧洲殖民者的白人文化霸权之下，土著文化被极度轻视，践踏。以至于原住民遭受了严重的身份危机并失去了话语权。他们没有土地使用权，并为他们的“主人”像奴隶般工作，土著妇女甚至遭其“主人”性侵犯。

这个种族和文化的征服，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非殖民化浪潮的到来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白澳政策的废除，这些变革唤起了这一边缘化群体的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迎来了在很多非殖民化斗争和几十个新的国家。世界各地的殖民帝国崩溃，并开始放弃在其殖民地的控制权。毫无疑问，这戏剧性的独立运动浪潮外面给那些被压迫的澳大利亚土著人一线希望。 “多元文化”是由澳大利亚政府推出的政策，促进社会接纳和尊重文化多样性。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和谐，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从多样性中获得最大的好处。因此在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民主的基本结构和价值观被尊重的前提下，澳大利亚接受并尊重所有澳大利亚人表达和分享他们各自文化遗产的权利。所有这些给了澳大利亚土著人极大的鼓舞。为他们争取种族平等，争取自己的權利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环境。（陈菲妮，2）

基于无结构的原住民生活的感知，中央集权的殖民体制在澳州大陆将来的道路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澳大利亚是‘无主之地的说法使英国不需与土著人民达成协议就拥有合法占领权，定居权。土著地位的根本重要性仅体现于它在何种程度上被视为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缺失。

在这样一种澳洲土著人与澳洲土地毫无任何联系的观念下，洛克式条款（Locke，327-44）——塑造了直到现在仍然存在的殖民者才拥有澳洲土地的所有权的理念。

《我的位置》体现了许多有特色的描述。与其他新原住民的作品类似，它阐述了迥异于官方的澳大利亚历史，以及对政府从土著人家庭强行带走其儿童政策的指责。作为消失于历史中真实事件真相的公开，从而使一段沉默的、鲜为人知的历史为人所知，众多女权主义者和民族历史作家都在为此耕耘不息。摩根从成长于欧洲文化氛围的家庭中一个土著人的角度进行写作。评论家往往把这些证言当做摩根以认同土著性的佐证，从而验证了她自身叙述的可信度。摩根并没有以客观或不受影响的角度亲眼见证这些迫害。相反，她的见证是一个感同身受的逐步认同她自身身份的过程。

研究澳大利亚土著写作时，我们注意到，这些被压迫的社会阶层的作品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针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和白人文化霸权的主导思想的反抗。

根据Gramsic的说法，任何非极权社会，一定的文化形式可能会获得相对一些其他文化形式的主宰权，正如某些观念比其他观念更有影响力。这种确定的文化形式被称为文化霸权。 （赛义德，9）通过文化话语权的分析，可以看出白人当局在殖民统治期间利用自己逐步积累的文化优势，并纳入符合他们的意识形态的部分土著文化，从而实现对边缘化原住民族的文化霸权统治。

由于这个白色文化霸权，土著人毫无话语权。正史与土著人无关。在《我的位置》里，作者写道：“目前几乎没有什么从个人角度写的、关于土著人的观点。我们所有的历史都是关于白人的。没有人知道我们当时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历史已经丢失了，有很多人都被吓得不敢吭声......统治者不喜欢让他们说出来，因为很多情况下，原本应该保护原住民的警察滥用他们的权力。这并不好笑！......我只是想尝试从历史的另一个角度叙述一点点。”（摩根，208）

（再）认识澳洲的殖民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化的虐待和酷刑的历史，是一个非土著澳大利亚人的痛苦经历。当白人读者阅读土著生活的故事时，会因此产生强烈羞耻，内疚，悲伤，防卫，愤怒和绝望情绪。

在当代后殖民澳大利亚，白人暴力和焦虑实际上是对于制度上认可的残酷和未确认和未解决的野蛮的殖民历史的内疚和羞耻。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化中土著和土著文化都最多只是象征性的资本投资对象。

在讨论尝试同化土著人的语言模式为“标准白人澳大利亚式英语”中，原住民的小说家Mudrooroo Narogin采用类似Street和Gee所信奉的口语化和识字类似的模式：这个翻译反映了一个原住民是被强制进入主流文化的理想的或意识形态上的处境。是在话语层面的同化，虽然实际上它并不意味土著人有选择被同化与否的权利（Gee，145）

摩根不是简单地述说她自己的个人生活史，她还记录“互连和分离的原住民的口述历史”（Tree， 55）。为此，摩根在她自己的第一人称叙述（书面）中嵌入她的三名家族成员的叙述，即她的叔公，亚瑟·科伦纳，她的母亲格拉迪斯·科伦纳，和她的祖母，黛西·科伦纳。

与格拉迪斯和黛西最初是不愿意谈论其经历不同，亚瑟赞同摩根收集未公开的历史的建议。事实上，他的录音（由摩根转录和文字编辑）故事反映了原住民口口相传的历史与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文学传统中历史的悖论：“我是历史的一部分，我是这么看的。总会有些人读历史，不是吗？“（摩根，268）。

3.1 “他者”

对黛西生活中所经历的创伤的分析，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想起斯图亚特·霍尔称之为“殖民经历的创伤性'”，换言之，他认为只有理解一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才能正确了解一个人，而不是认为其性格是生来如此的。霍尔认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的真正威力不是体现在其政权统治下黑人的非代表性，更关键的是使其成为“他者”，它是体现在这些政权的力量“让我们作为他者看待和体验自己”（Hall， 295）。当黑人像[白澳]主导文化一样，将他们自己归类于“他者”，当“他者”的认知变成“内强迫”——他们可以说是不仅是被压迫，而且受到殖民经历的创伤。正如精神分析学家Dori Laub认为，这样的一种“内在的、难以理解和欺骗性的心理结构” 的内化，使其无法见证自己（Felman and Laub， 80）。黛西的叙述经常提到“耻辱”两字，表明她已内在化了殖民主义的欺骗性心理结构。她对于这个“欺骗性意识形态'的反应是完全合理的——借助于否认其土著身份，防止她自己所处的被剥夺的状况延续到她的女儿和孙女身上。

3.2 被偷的一代

当第一舰队在1788年抵达澳洲并划定其为殖民地时，虽然他们知道土著人在这里居住，但英国殖民当局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无主地（即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许多原住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甚至死亡。[白人与土著人]两个种族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到19世纪末，纯血统原住民数量减少，而混血土著人数量增加。1918年，根据原住民条例给予的权限，在混血土著孩子的父亲很可能不是原住民的情况下，国家可以从他们的土著母亲那里带走她的孩子，目的是教育这些混血孩子。他们被带到宗教机构，并在那里长大。家人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只是被告知他们完成他们的教育后会回来。孩子们被像仆人一样对待，有时甚至被殴打或不得不忍受性虐待。在20世纪30，40和50年代，政府，慈善机构和教会将不少混血孩子送进孤儿院，并在某些情况下，令其被白人家庭收养。有人认为，这些有白人血统的混血孩子可以融入白人社会。一些原住民和部分原住民血统的父母自愿放弃自己的孩子；一些孩子则是被强行带走的。那个年代，约15%的土著儿童从他们的父母身边被带走。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而这些与土著家人失散的孩子被称为“被偷的一代”。故事中的亚瑟、黛西、格莱蒂斯都属于“被偷的一代”。

对于那些原住民来说，其中可能最有争议的是迄今为止最情绪化的问题是“被偷的一代”。从原住民的角度来看，所受伤害太深，需要时间来愈合。剝夺的后果仍然存在：原住民在澳大利亚处于不利地位，从生理和心理疾病都使其备受煎熬。他们遭受的蔑视和歧视往往会导致他们隐藏其原住民身份。

从1940年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开始以同化政策结束为时100年以上的种族灭绝行为，来彻底改变土著人，以使土著人愿意接受白人的殖民统治，从而使土著人在不久的将来在澳大利亚自动消失。出于这样的考虑，政府成立了土著人保护委员会，名义上为保护土著人，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他们所提供的保护就是迫使（土著人）离开他们的土地，拆散他们的家庭。”（Ginibi， 38）委员会负责将土著和白人的混血儿，送到政府或教会的慈善机构，让他们能讲白人的语言，接受白人的宗教，然后接受白人的生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些“被偷的孩子”没有人身自由。他们与他们的部落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的关系被完全切断。

作品记述摩根的土著身份的同时，同时也记录她坚持她被同化的“他者”身份，及同其“他者”身份一起继承的自传式表述。（Michaels， 44-46； Narogin， 14）.

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仅在发现、征服和占领后，只在面对他者和他者话语后，通过差异一方面被驯化和另一方取得绝对优势后，才意识到土著性的存在。

当萨丽询问土著人过去的经历以试图了解更多关于她自己的身份起源时，她经常面临另一方的沉默。一些沉默源于回忆的痛苦，但对别人是一种维持岌岌可危的权力地位的方式。这表明，土著文化并非如白人所说的处在消亡的边缘，而是像任何鲜活的文化一样，在不断地适应现代世界。

4 结语

在《我的位置》，我们可以将土著人视为被丢失的人，他们的文化被剥夺，他们为生存而挣扎，作为欧洲社会的局外人，他们有没有希望真正地融入社会。

笔者认为，无情的镇压和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文化霸权）的内化，白澳政策和父权制文化，是使土著人边缘化的主要因素。白人文化和父权制文化的内化，阻止了女原住民恢复她们的原住民身份及实现其自我价值。通过重述历史，土著人得以恢复并重新获得他们的土著身份，最终从精神上和身体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根据萨丽的观点，精神上的家园和他们的努力可以给他们带来安宁与放松。但是，鉴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和父权制社会的强大的镇压和压迫，这只能是他们的故事的一部分。

纵观澳大利亚土著文学，我们觉得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一致的政治方向：弱势群体不愿保持沉默，反映追求自力更生和平等的民族精神。（陈正发 58）

参考文献

[1] Gee， James Paul. Social Linguistics and Literacies： Ideology in Discourses. New York： Falmer Press. 1990.

[2]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Eds.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Locke， John. 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 The Second Treatise on Government， Ch. V， “Of Property”. 1960： 327-44.

[4] Michaels， Eric. “Para-ethnography”. Art and Text 30（Sept/Nov）， 1988： 44-46.

[5] 陈正发.澳大利亚土著文学创作中的政治. 外国文学，2007（4 ）：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