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军

原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李清，从2005年起配合北京市档案馆做口述资料。2014年春他驾鹤西去了，但他留下的传奇人生故事，穿越时间隧道而日久弥新，永远激荡着我们的心。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中国人的山河梦，也打破了李清的读书梦。

17岁的李清，坐上从北平回石家庄的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在无奈的等待中，李清神情凝重，往事在脑海中像电影一幕幕闪过：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那年他11岁，正在石家庄扶轮小学念书，学校举行了抗日演讲活动，老师代表和学生代表要公开演讲。学生年纪小，演讲稿先由老师写好，让学生上台去念。不少同学都争着当代表，老师们商定让李清当学生代表上台演讲。他个子不高，身子瘦弱，老师们连拉带抱地把他弄到台上。李清觉得当代表很了不起，很光荣，演讲起来非常认真，声音清晰响亮，赢得台下一片掌声。小学毕业后，他转到北平大同中学读书。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一些进步师生，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当他和同学们喊着口号游行到王府井时，遇上警察镇压，结果他们被水枪的猛烈喷射冲散了……为什么偌大的中国要受外国人欺负？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谁能救中国？青年人、男子汉能做些什么？火车载着他的苦恼和思考，两天两夜才到了石家庄。

此时石家庄也陷入困境，学校基本上都停课了，人心惶惶。李清的父亲是铁路职员，出身于穷苦农民家庭，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内心却崇尚文化，认定既然儿子从小爱读书，就要千方百计供他读，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在石家庄无学可上，父亲就托人把李清转到山西省太谷铭贤中学。

9月12日，日军攻占了娘子关，继续向山西腹地推进，铭贤中学被迫往四川迁移，学生们纷纷做出不同的选择。李清姐姐家住西安，姐夫是银行职员，如果他投奔姐夫完全可以在银行谋职，肯定会有比较体面的生活保障。而此时的李清却满眼是民族受侮的惨景，满耳是国土沦丧的嗟伤，国恨乡仇使他决心投奔抗日之路。他听说延安有共产党办的抗日军政大学，是专为救国救民的，就动员同学们要有爱国心，要去延安，要赴国难。他跟同学们说：“泱泱中华岂容日寇铁蹄践踏，我辈青年，生亦大丈夫，宁死不当亡国奴。”他还提出要以“自谋生计”为由，请求学校允许他们提前毕业，以便早日奔赴抗日前线杀敌救国。经过他的动员，有11名同学赞成他的主张，并一起向学校提出提前毕业的要求。最初学校不大同意，恳劝他们随校撤退，安心学完课程领了毕业证再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手握高中毕业证的人，无论走到哪儿在哪个行业都是非常抢手的人才，如果仅仅差半个多月提前离校拿不到毕业证，太可惜了！但是，李清和同学们认为：“学校讲的有道理，也确实为学生善意考虑，可不当亡国奴，才是天大的事！”他们反复向学校申明理由，并坚持“不发毕业证，也要去延安”。后来，学校被他们爱国救亡的满腔热情和投笔从戎的坚定意志所打动，便毅然批准了他们的请求，破天荒地提前给他们发了毕业证。

奔赴延安的路充满了艰险。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铁路瘫痪，公路有的路段被日本兵、国民党兵控制。李清便带着同学们步行赶往延安，白天不敢走大路，就夜晚走山道或者绕行小道，尽管这样会多走许多路，甚至昼伏夜出，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吃苦受罪，一路上，他们挨过盘问，躲过卡子，走了近一个月终于到达西安。

在漫长的旅程中，李清再次更深切地体会了旧中国的苦难，更激愤于日本兵的侵略罪行，并坚定了誓死报国的决心。到西安后，他们立即前往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去延安。办事处安排他们先到安吴堡云阳青训班学习，并接受组织考察。不久，李清于1937年底被送往延安，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员。

1938年2月3日，又有一批进步青年来到延安。那天，抗大第三期男生下课，正好遇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送人的卡车，大家热情地围上去抢接行李。黎琳因行李较重动作迟缓了些，当李清挤到车厢前，正好站在她下面。李清先替她拿下行李，再向她伸出双手，她大大方方地扶着李清跳下车。在李清提着她的黑色皮箱送她去住地的路上，倒是她先问李清的姓名，还自我介绍说她叫黎琳。

黎琳原名余薇娜。1937年，不满16岁的余薇娜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年冬参加到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被分配到西安抗敌后援会妇女慰劳会工作。不久，她被父亲好友查到下落并当即要把她带回成都，她及时报告领导，要求立即去延安。因暂无车去延安，她先去安吴堡云阳青训班。为防父亲再次追查，她改名为黎琳。

李清与黎琳1939年9月经组织批准结婚。不久，党组织找黎琳谈话，说考虑到她父亲余安民是国民党中将师长，希望她回重庆做统战工作。黎琳坚决服从安排。李清说：“我支持你工作，我在延安等你回来。”并在硬皮笔记本封底上写下了杜甫诗《春望》，为远行的黎琳送别。

三天后黎琳赴四川。李清背着黎琳的背包送她去兵站。半路上，黎琳夺过李清手里的背包，说：“你的体质不如我强，以后你少开夜车啃书本，注意身体。”李清拍拍她的肩膀嘱咐着：“我等你完成任务早日回来！”那天延河边风沙滚滚，无论是李清还是黎琳，根本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情怀，更没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永别！几十年后，李清回忆起送黎琳的那一幕，仍深情难忘：“当时天气很冷，但黎琳的心却热乎乎的，充满了战士出征前的豪情... ...”

黎琳回四川后，南方局没有让她做父亲的统战工作，而派她担任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在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和“周公馆”之间建立联络站，化名张露萍。张露萍谨慎地在电讯处发展党员，多次将获取的重要情报转送叶剑英，使我党破获不少潜敌。

高层机密一再泄露，蒋介石和戴笠对高层机要部门加强了防范。1940年春，并非张露萍的过失，特别支部全体党员陆续被捕，其中七人在“白公馆”受尽酷刑毫不屈服。张露萍则始终未暴露党员身份，并拒绝写“悔过书”，拒绝父亲重金营救。蒋介石对电讯台泄密案指示：“对张露萍等七人，即使搞不出共产党的证据，也要长期监禁，随时可以处决！”endprint

1941年，张露萍等人被转移到渣滓洞。她团结难友与敌斗争，疏通了有点良知的狱警，用重金买母鸡等营养品，为“小萝卜头”、“监狱一枝花”和被打伤的难友补养身体；她怒斥监狱长周养浩，揭露他的禽兽嘴脸，维护自己和难友的人格与尊严。1945年6月，戴笠视察渣滓洞并询问张露萍等七人情况，而后即电令将其杀害。7月14日午，监狱管理员说要送张露萍去重庆。张露萍明白为革命献身的时刻到了。她取出入狱时被收去的衣物，回到牢房，平静地换上搞地下工作时穿的薄呢连衣裙，戴上结婚戒指、手镯和手表，梳理好短发。她安慰难友说：“不用担心，我知道我去哪儿，心里很坦然。”最后她取出钢笔，在笔记本封底页上写下一行字：“再见了，清。你要保重！琳——1945.7.14”写完，将笔和笔记本交给难友徐林侠说：“侠姐，笔你留着做个纪念。你若能出去，请设法找到李清，把这个笔记本交给他。”张露萍等七人被押赴刑场，高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党的好女儿张露萍年仅24岁。

张露萍被捕前，不了解情况的抗大校友见她挽着国民党军官同行，在延安曾出现过“黎琳叛变”的讹传。李清被这个惊雷般的消息震撼了，长夜不能成眠！他知道黎琳几次摆脱家庭束缚，逃出父亲追查奔赴延安。在延安，黎琳干工作风风火火，浑身充满青春的力量。她常在学员队集会时指挥大家唱抗日歌曲《干一场》，于是人们就管这个大方活泼、开朗泼辣的小女兵叫“干一场”。这样的人不可能背离理想！他无法将那位同学的描述与心中的黎琳吻合起来，怎么也不相信爱妻叛变。他只能怀着痛苦的疑虑，等待组织上有一天能告诉他真相。

这一等就是45年！每当被思念和等待折磨得几乎窒息时，李清就默默地拿出用手帕包着的糖果——那是黎琳从重庆托人辗转带到延安的，解开包糖的手绢却没找见她一个字！但李清明白黎琳是用手绢报平安，用糖诉说她的惦念，而不能写只言片语！他一颗一颗地数着糖，捧起来闻一闻，仿佛听见黎琳说：“等着我，我完成任务了就回来。”

张露萍被捕后，组织上未能了解到她的具体去向，跟她单线联系的领导人调任他处。解放后她被划为“国民党军统人员”。“文革”后中央重新复查被捕人员。直到1983年，经多方调查，张露萍被评为国家一级英烈。这时李清才知道张露萍即黎琳。在长达五年监禁中，她忍受住残酷的刑讯，直至就义，始终表现得坚强刚烈！李清在陷入巨大悲痛之余又感到莫大欣慰与自豪！他饱含热泪撰写了《45年的等待——我与张露萍》，凡看过此文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1985年，党和政府将烈士安葬在他们就义的快活岭，并修建了高大的纪念碑。李清专程从北京前往烈士陵园扫墓。自延安离别后李清第一次站在黎琳面前！尽管隔着一层厚厚黄土，他以悼词向她倾诉积存于心45年的话。他敬献花篮的素绢上写有挽诗：“苍山埋忠骨，正气撼山川。梦随孤坟绕，犹忆延水边。”他在墓旁栽下一棵青松，对黎琳及其战友表示崇高的敬意！2005年，85岁的李清被人搀扶着再次为烈士扫墓，纪念黎琳英勇就义60周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