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人类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

2014-08-24张继焦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4期

张继焦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最近几十年，特别是近些年，人类学对企业、工商业、经营管理、现代组织等的研究变得多了起来。于是，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分支学科名称，如工业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营人类学、组织人类学、企业人类学等。这些不同的名称与企业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说企业人类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

企业人类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中国、日本等三个国家的人类学家主要参与推动了企业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美国：从工业人类学到组织人类学或工商人类学

(一)第一个时期：工业人类学的产生和初期发展(20世纪30-50年代)

20世纪20-3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的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的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工业企业研究，被认为是工业研究的鼻祖。[1]这个时期，人类学在美国工业企业开展的应用研究，还不叫“企业人类学(enterprise anthropology)”，而是“工业人类学(industrial anthropology)”。[2](PP.2-3)工业人类学的典型研究是1927-1932年间对西方电器霍桑工厂的研究，简称“霍桑实验”研究。①西方电器霍桑工厂位于美国芝加哥西部伊利诺伊州西塞罗市交界处。关于霍桑试验研究的具体过程，参见庄孔韶、李飞《人类学对现代组织及其文化的研究》，《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在“霍桑实验”研究的前三年(1927-1930)，人类学家并没有参加，直到这个五年研究计划的最后两年(1931-1932)才参加进来。人类学专业的领头人是沃纳(W. L. Warner)，由此，他被称为工业人类学或组织人类学之父。[2](P.3)他也是“有效管理理论”的追随者。

20世纪40-50年代，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梅奥(E. Mayo)②曾担任过新泽西州贝尔电话公司总经理的哈佛大学的梅奥和罗特利斯伯格等人，1927年接手在伊利诺伊州西方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进行了环境与生产效率研究实验，即有名的霍桑实验。通过长达五年时间的研究，他们发现，与生产率增长相关的因素是这样一些社会因素，如劳动群体的士气、小组成员间良好的相互关系和有效的管理。带着一群人类学家如查普尔(E. Chapple)、加德纳(B. B. Gardner)、理查德森(F. L. W. Richardson)和怀特(W. F. Whyte)等[3]，加入到了企业的研究当中。他们延续了人际关系学派*这个学派把社会科学方面已有的和新近提出的有关理论、方法和技术用来研究企业之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的各种现象，从个人的个性特点到文化关系。该学派早期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原籍澳大利亚的美国人埃尔顿·梅奥 (Elton Mayo)、美国的罗特利斯伯格(F J Roethlisherger)，他们提出了“有效管理理论”。这种有效的管理，就是要了解人的行为，特别是劳动小组的行为。为此，要采用激励、劝告、领导、交流等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技能，通过有效的传播活动达到管理的目的。的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当今的管理学理论提出了一些挑战。这个时期，工业人类学的研究包括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两个层面：微观研究有怀特对“餐饮业”[4]、Bundy管道公司[5]、芝加哥内陆钢铁集装箱公司[6]等3项研究，沃纳和劳(J. O. Low)对扬基城一个鞋厂进行了研究[7]，理查德森和沃尔克(Charles R. Walker)对IBM公司Endicott工厂的研究[8]等。还有一部分学者走出工厂，进入到更宏观的社会层面。他们关注的是工厂与其所属社区的相互依存关系和相互影响。比如，基辛(F. Keesing)等人研究了加州米尔皮塔斯市的工业移民安置和社区关系。[9][10]

1941年，美国的应用人类学学会(The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简称“SfAA”)成立于哈佛大学。这个协会的几位创始人都是工业人类学家。他们的成果发表在这个学会的刊物《应用人类学(AppliedAnthropology)》(目前该刊已更名为《人类组织(HumanOrganization)》)。*目前，SfAA已成为应用人类学各个领域的一个核心组织。参见Zhang Jijiao,“Enterprise Anthropology Review and Prospect”, in Zhang Jijiao and Voon Phin Keong(eds), Enterprise Anthropology:Applied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2011,p.3。

20世纪40-50年代，IBM、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是一家以向农民邮购起家的零售公司。它的创始人理查德·西尔斯在1884年就开始尝试邮购商品,1886年创建了西尔斯邮购公司,出售手表、表链、表针、珠宝以及钻石等小件商品。1900年,当货到付款的销售方式刚刚兴起时,西尔斯公司很快实行“先货后款”的方式。这一年，西尔斯超过了其竞争对手沃德公司(销售额850万美元),销售额达到1000万美元,成为美国零售业销售额排行榜的第一名。、美国集装箱公司(Container Corporation of America)、内陆钢铁集装箱公司(Inland Steel Container Company)、东方公司(Eastern Corporation)等一些大公司，都雇佣人类学家去分析一些工厂出现的棘手问题(如员工流动率高、罢工、旷工、员工合作性差等)，并寻求解决的具体办法。[2](P.3)

20世纪30-50年代既是工业人类学时期，也可以称为企业人类学的早期或初期。

(二)第二个时期：美国工业人类学的停滞期(1960年前后)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和科学技术上的领先，于1950年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NSF”)*NSF的计划分为基础研究计划、科学教育计划、应用研究计划、有关科学政策的计划、国际合作计划5类。它以这些计划实施各项职能。1968年以后，NSF每年要通过国家科学委员会向总统 ( 并转国会 )提交一份关于美国科学及其各学科发展情况的报告。。在NSF的资助下，美国人类学的基础研究和海外田野调查显著增长。在人类学逐渐形成这样的风气：在美国以外的区域开展田野调查是培养“真正人类学家”的必要条件，而在美国本土做研究的学者，如工业人类学者，则沦为二等学者。因此，许多工业人类学者被排除在人类学圈子之外，他们有的因此进入了商界，有的进入商学院(如F. Richardson和W. F. Whyte)，还有一些人自己开办公司或者成为商业咨询师(如B. Gardner和E. Chapple)。这也意味着他们无法继续培养新一代的工业人类学者。

(三)第三个时期：美国工业人类学的多样化(20世纪60-80年代)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非西方世界的工业化研究、关于专业工作的民族志、新老马克思主义对美国内外工业研究的批评等。[2](P.4)

1.非西方世界的工业化研究

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到美国以外的地方，考察那些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变化。

第一，工业化对非西方社会的影响。根据当时流行的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趋同理论假设，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变的过程中，工业化要求社会和生活方式作出相应的变化，包括扩展家庭的解体、农村向城市移民、人口向城市集中、劳动力培训需求的增长、为儿童提供正式教育、类似的职业结构。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工业在某个集中的场所开展大规模生产，进而吸引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为第一产业和工厂中的劳动力提供产品和服务。此外，工业生产对知识的需求以及对个人和群体行为的要求是社会越来越需要为儿童提供正式教育的原因，学校为这些未来的劳动力提供必要的培训。，世界上所有社会在工业化驱使下，生活方式终将变得相似。[11]一些学者认为，那些处于工业化中的非西方社会，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无论其历史和文化有何特殊性，它们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必定遵循同西方社会相同的演化道路。依据这一观点，非西方社会的亲属关系、宗教观念、风俗习惯等传统因素，将会阻碍西方式的工业化转型。这类研究包含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认为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只有在制度结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上模仿西方社会，才能实现工业化。人类学根据历史特殊性和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文化相对论是由美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人类学家博厄斯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因此﹐在比较各民族的文化时﹐必须抛弃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我族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每个民族的文化时常会有象征该民族文化中最主要特征的“文化核心”。，通过对非西方社会工业转型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指出传统社会的结构和生活方式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补充工业，对趋同理论提出了批评。[12]比如，格尔兹(C. Geertz)指出土著企业家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13]格卢克曼(M. Gluckman)指出，乡村经济和都市经济在工业化中可以很好地共存，二者对于满足人们的需求都是非常必要的；[14]纳什(J. Nash)指出，传统文化形式，如仪式，可以缓解乡村生活在工业化转型中的剧烈变迁。[15]

第二，新产品或新技术对非西方社会的影响。通过对非西方社会的田野调查，人类学者也对传播理论(diffusion theory)*人类学中的传播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活跃于20世纪初，并形成传播学派，又称“传播论学派”或“传播论派”等，主要由德国、奥地利和英国的学者创立。虽然传播理论的不同流派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的基本理论却是相同的，即他们均与进化学派唱反调，强调文化传播在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以文化传播原理解释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相似性。做出了补充和丰富。传播论人类学家探讨：某个新产品或者新技术进入一个新地方之后，会引发什么反应。他们发现，这些新产品或新技术通常会产生意料之外或者负面的结果。比如，佩尔特(P. Pelto)研究了机动雪橇车传入芬兰的拉普兰德(Lappland)地区后驯鹿牧人生活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雪橇车使得这一原先相对平等的社会分化为有车阶级和无车阶级。[16]这类研究也成为现代消费者和消费过程研究的先驱。

2.新老马克思主义对美国内外工业研究的批评

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关注管理者如何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工人的劳动技能。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间，此时期劳动过程发展中的两个显著变化正相耦合：一是工业上科学管理方法的普遍实施；二是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其结果就是，最大程度地把直接生产过程的知识转由管理本身完成，劳动技能和操作技术转由机器和工具完成，工人逐渐成为无需更高技术和技巧的“非熟练”(deskilled)劳动者，或可称之为“去技能化”(deskilling)。*哈里·布雷弗曼(1920- 1976)是美国工人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1974年出版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该书论述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劳动与垄断资本关系的性质及其历史发展特征。参阅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4。然而，库斯特尔(K. C. Kusterer)和兰菲尔(L. Lamphere)等人的研究显示，工人们为了完成工作、保护自己的工作岗位、劳动技能和工资水平，发展出了非正式的工作知识或称“诀窍”(know-how)。[17][18]这些研究成果挑战了布雷弗曼的“去技能化”概念和泰罗制。*20世纪初，泰罗创建了一套科学管理的理论体系，被人称为“泰罗制”。他在《科学管理》一书中说“科学管理如同节省劳动的机器一样，其目的在于提高每一单位劳动的产量”。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企业的利润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3.关于专业工作的民族志

人类学者利用民族志方法，记录了许多职业(如陶瓷厂工人[19][20]、建筑工人[21]、铁路工人[22]等)的独特文化。阿普尔鲍姆(H. Applebaum)借用了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从产业工人的共同生活引申出工作文化(work culture)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在特定工作情境中，适合工作绩效和社会互动的一套知识、技术、态度和行为体系等。[23]对不同工作文化的描述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组织中的文化现象，这也为20世纪80年代涌现的“企业文化”和“组织文化”概念奠定了基础。

(四)第四个时期：从工业人类学到组织人类学或工商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今)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兴起，人类学逐渐转向对正式组织和复杂组织的研究。这时，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日资企业在美国取得的成功，有关日本经济的商业畅销书销量激增。*当时有四本书十分畅销：《Z理论》(W. Ouchi著)和《日本企业的管理艺术》(R. T. Pascale与A. Athos合著)主要是介绍文化在日本商业成功中的角色；《企业文化》(T. E. Deal与A. A. Kennedy合著)和《追求卓越》(T. Peters与R. Waterman合著)指出商业成功源自它们的文化。这些书中传递出这样一个概念，经济的成功与文化密不可分。这使得“企业文化”一度成为热门概念，随后“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的概念也逐渐兴起。

有人将20世纪80年以来的工业人类学，称为“组织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organizations或organizational anthropology)”。[24][25]

1984年，美国人类学联合会取消了过去禁止人类学者参与非公开研究的规定*1971年，美国人类学联合会(AAA)制定了《专业职责章程》，指出人类学者“不能向无法公开的赞助机构提交研究报告……(亦)不得与这类机构之间形成有关研究过程、研究成果和最终报告的秘密协议”。这一规定制止了人类学者在工业组织中承担研究或咨询工作。参见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1971[1986]).Statements on Ethics. http://www.aaanet.org/stmts/ethstmnt.htm。，并成立了全国应用人类学联合会(NAPA，全称为“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Anthropology”)。该团体的部分负责人也都是商业机构的全职人员或者学术顾问。NAPA出版的期刊第一卷就提倡企业界与人类学界合作(1986)*巴巴(Baba, M. L.)是较早梳理人类学对商业和工业相关研究的学者。参见Baba, M. L.,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Anthropology: An Overview. NAPA Bulletin No.2，1986。。此后出版的期刊中又有四卷专门探讨工业和商业人类学(1987，1990，1994，2007)。目前，NAPA依然是一个名称为EPIC*EPIC的全称是“Ethnographic Praxis in Industry Conference”，意为“工业中的民族志实践”。EPIC从2005年起，每年举行一届会议，大约有300多人参加。2014年的会议将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年度会议的联合赞助单位。

2003年，安·乔丹(Ann T. Jordan)推出了第一部书名为“工商人类学”的专著。*Ann T. Jordan,Business anthropology.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2003.这本书虽然不是很厚(总共138页)，却是全世界第一部这方面的专著。比如，安·乔丹2011年在沙特的研究，描述了民族国家的政府、跨国经济组织和国际监管机构之间在达成协议、制定规范等过程中形成的复杂适应体系。[26]于是，“工商人类学(Business anthropology)”不但成为了大学人类学教学的一门课程，而且也有了自己的专业教材。

(五)小结

美国人类学界对企业的研究，从1930年初算起，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四个不同发展时期，其名称也有多种：工业人类学、组织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等。

二、中国：从探讨农村工业化到创立企业人类学

与美国人类学相比，中国企业人类学的起步并没有晚很多，但是，中国学者所探讨的主题与美国的却完全不一样。费孝通先生由于最早探讨农村工业化问题，可以算是中国企业人类学的祖师爷了。

(一)第一个时期：对农村工业化的调查研究(20世纪20-40年代)

1.对农村工业化问题的探讨

由于中国是农业大国，我国企业人类学也起源于对农村工业化的调查研究。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和美国学者对我国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为了解决农村人口过多和农民生活贫穷，工业化问题被提了出来。比如，李景汉对河北定县的调查研究之后，认为工业化是解决农村人口过密的有效途径之一。梁漱溟在探讨乡村建设时，也提出了由农而工的农村工业化途径。*梁漱溟认为，中国近代工业化与西方是不同的，“西洋近代是由商而工，我们是由农而工；西洋是自由竞争，我们是合作图存”，“从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的翻身之路”。参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1937)，尤其是乙部第三段第十节“工业化问题”，收《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47-554页。

相应地，从改良的视角，出现了两个流派：以李景汉为主形成了所谓的“新派”或“定县主义派”*新派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提出农村工业化问题，认为在资源短缺、人口过密化、农业人工成本过高、生产效率过低的情况下，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必须走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道路。此派学者多是学院派的。，以梁漱溟为主形成了所谓的“旧派”或“村治派”*旧派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提出了农村工业化问题，认为要基于传统伦理、在合作的基础上，走由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杜绝走商业资本为了赢利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也不赞成苏联强制集团化的工业化道路。此派学者多是民粹主义者。。新旧两派都遭到了左翼学者的批评*有关批评文章，见吴半农《论“定县主义”》，原载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华书局，1936年；孙冶方《为什么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原载《中国农村》，1936年第2卷第5期；千家驹《中国乡村建设之路何在——评定县评教会的实验运动》，原载《申报月刊》，1934年第3卷第10号。。批评者都大量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从革命的立场，他们也出现了两个流派：“中国农村派”*“中国农村派”从生产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强调必须从改造农村土地关系入手，走通过反帝反封建来发展农村生产力，并与工业相结合的道路。参见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上海：新知书店，1936年，第73-88页。和“中国经济派”*“中国经济派”从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出发，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乡村，因此，要从全资本主义经济的系统来观察农业从工业的分离、都市与乡村的关系，通过推翻外国资本的支配争取民族经济的自由。参见王宜昌《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上海：新知书店，1936年，第99-110页。。这两派之间也存在论战。

李培林将这四派学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复杂取向，进行了简要的归纳总结，以下表来表示。[27](P.184)

表1 四派学者对农村工业化的不同取向

2.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典型研究案例——江村经济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早期的调查和研究，绝大多数是关于农村地区的，而对农村工业化问题涉及较多的，是采用全景式参与观察方法的人类学“社区”调查。费孝通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学名“江村”)的调查，是采用人类学方法调查研究农村工业化的一个典型。[27](PP.184-185)

他在《江村经济》中陈述调查开弦弓村的“理由”时说：“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业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工业化是一个普遍过程，目前仍在我国进行着，世界各地也有这样的变迁。在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更有其实际意义，但至今没有任何人在全面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同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28](P.18)在费孝通看来，江村的家庭蚕丝业的发展是一种迫于人多地少的压力而内生的发展，工厂工业的下乡则是迫于外来力量的挑战而产生的挽救乡村工业破产的应对。这里所说的“外来势力”既指现代技术的引进，也指西方列强的工业扩张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他指出：“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中国的传统工业主要是乡村手工业。例如，整个纺织工业本来是农民的职业。目前，中国实际上面临着这种传统工业的迅速衰亡，这完全是由于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中国就同西方列强处于矛盾之中。如何能和平地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问题。我将这个问题留待其他有能力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去解决。”[28](P.202)

现在，很多学者认为，费孝通的这种人类学社区调查缺乏必要的前提假设。的确，在到英国学习之前，费孝通不是有意识地提出研究假设，而是有意地排斥理论假设。他曾谈到，在撰写花篮瑶社会组织时，他极力避免理论上的发挥，强调实地调查，注重的是事实而不是理论。在江村调查时，他也强调调查者不要带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面投影。到英国学习之后，他感觉到这种方法论上的见解“埋没了很多颇有意义的发现”。在写《江村经济》时感到“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所有的事实组织在一个主题之下，这是个无可讳言的缺点”。所以，费孝通认为《江村经济》是“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过渡作品”，前者只是对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见闻的搜集，后者是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28](P.11-12)李培林认为，尽管费孝通后来有意识地采用“社区研究”方法调查和撰写《禄村农田》，但是，仍然没有解决理论逻辑线索与调查资料的叙述是两张皮的问题，这成为影响他深化学术研究的巨大障碍。不过，从《禄村农田》开始，他开始有了村庄发展类型比较的眼光。[27](PP.187-188)

3.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典型研究案例——易村作坊工业

1939年，张之毅调查研究了云南易门县一个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村庄，学名叫“易村”，出版了一本专著《易村手工业》。[29]由于使用了类型比较的观点，张之毅认为，易村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织篾器，而作坊工业主要是纸坊，也就是制作土纸的小工厂。两者虽然同时存在于易村，但性质是不同的：织篾器是一种发生在农闲时用来解决生计困难的工业活动。它不需要固定的工作场所，原料基本自给，劳动工具简单，不需要很大的本钱，主要制造成本是劳力。纸坊需要专门的工作场所、一些设备和一定的资本。只有富户才能开办纸坊，受生计所迫的人家根本没有财力经营纸坊。[30]费孝通为《易村手工业》所写的序言，不但为该书进行了理论总结，也成为了中国乡村工业社会学和企业人类学的范文。费孝通的这篇序言论述了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乡村中农业与工业的界限：在传统的农村中，农业与工业没有一条清楚的界限。第二，乡村工业的功能：可以帮助农业养活庞大的农村人口。第三，乡村工业的基本形式：一种是家庭手工业，可以利用剩余的劳动力；另一种是作坊，可以利用剩余的资本。第四，乡村工业与都市工业的差别：前者是小规模的手工生产，后者是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一般的发展规律是从乡村工业发展到都市工业。但是，由于中国乡村发展滞后，受外国工业资本的冲击，中国的乡村工业很难顺利地发展成为都市工业。第五，乡村工业的复兴和前途，在于其技术和组织方面的变迁。

4.中国农民工群体的研究案例——昆厂劳工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乡村除了出现工业化，还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外流，进入小城镇或城市务工经商。针对这类现象，史国衡写了一本《昆厂劳工》*所谓“昆厂”，是一个学术假名，是昆明一个约有500人的国有军需用品制造厂。史国衡于1940年8月25日到11月10日，在这个工厂进行了全景式的社区调查。调查了工人的来源、技工向内地的迁移、内地劳工的蜕化、工人的态度和工作效率、工资、工人的生计、工人的保养(公共食堂、工人宿舍、医务、健康保险和储蓄、工人教育、娱乐与休闲等)、厂风、劳工安定性、劳动的扩充与继替、工厂的管教等。。《昆厂劳工》涉及了农民转变为工人的过程中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第一，农民向工人转变的模式。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工人来源自农民，但是，由农民直接成为工人的只占13.5%；农民出身的工人中有68%的人在进入昆厂之前经历过非农职业(如当兵、商贩、手工业、短工等)。第二，农民向工人的转变，不但是工作方式的变化，也是生活方式的变化，更是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的相互协调过程。第三，工厂的性质。因为这个军需用品工厂是国营的，工人把其视为跟政府衙门一样，总觉得自己跟工厂休戚无关，因此，工厂里存在大量低效率和浪费的现象。

史国衡的这本《昆厂劳工》通过分析工人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社会状况、人际关系等，来分析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它带有浓厚的人际关系学派的色彩。*费孝通在《昆厂劳工》的“后记”中写道：1943年他去美国哈佛大学，在人际关系学派的领军人物梅奥的帮助下，把《昆厂劳工》翻译成了英文。

(二)第二个时期：对企业调查研究的停滞时期(20世纪50-70年代)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这30年时间里社会学人类学对企业的研究都出现了停滞的状况。

(三)第三个时期：对乡镇企业的调查研究(20世纪80-90年代)

1.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类型划分

1983年9月，费孝通在“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小城镇、大问题”的讲话，运用类型比较方法*这个方法是费孝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的社区研究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的一种将经验性分类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吴江的小城镇分成了五种类型*吴江小城镇的五种类型：第一类为震泽镇，是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中心；第二类为盛泽镇，是具有专门化工业的纺织工业中心；第三类为松陵镇，是吴江县政府所在地和当地政治中心；第四类为同里镇，是消费、休闲、度假和游览的文化中心；第五类为平望镇，是地方性交通枢纽的中心。，并指出以20世纪70年代初期为界限，将吴江小城镇的发展分为两个不同时期：70年代初期之前，是其萧条和衰落的时期；70年代初期之后，由于社队工业*在中国农村，从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到1983年底，出现了大量的乡村集体工业，统称为“社队工业”。1983年底开始撤销人民公社，成立乡(镇)政府。国家统计部门从1984年3月起，将“社队工业”改为“乡镇企业”。参阅李培林、王春光《新的社会结构生长点：乡镇企业交换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的发展，使小城镇出现了复兴。70年代初期和中期，苏南社队工业的初创和发展，其外在的原因是“文革”的动乱使城市里的企业无法正常运转，企业干部和技术人员不得不下乡谋生路；内在的原因是苏南农村向来地少人多，需要农工互补，而且这种农工相辅在当地是有历史传统的。

费孝通还运用他最为习惯的类型比较方法，将吴江社队工业划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第一类社队工业，占乡村工业的绝对多数。它们的原料和市场都不在农村，只是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其技术、资金和信息有局限性，发展很不稳定。第二类社队工业，原料来自当地农村，市场也比较可靠，是农副产品的延伸工业。它们虽属于少数，却是最稳定的。第三类社队工业，原料和市场都不在当地农村，由大城市工厂负责提供原料和市场销售，相当于城市大工厂的附属车间，是城市工业的扩散。这类企业为数不多，但比较稳定。[31](《小城镇大问题》，PP.9-44)

2.乡村经济发展模式与农村工商业发展类型

1983年12月，费孝通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提出了“区域经济系统”和苏南“发展模式”两个新概念，通常称为“苏南模式”。*费孝通提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和农副业三个层次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区域经济大系统，是中国乡村工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他同时指出，所谓的区域经济系统，是指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只适用于一定的经济区域，出了一定的经济范围，就不适用了。参阅费孝通《小城镇再探索》，载《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5页。很快，“模式”一词，不但成为概括农村工商业发展路子的新概念，也成为继“小城镇”之后形成的又一个研究热点，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在1986年至1997年出版的各类调研著作中，以省以下的区域(地市、县、乡、村)冠名的区域发展模式多达31个。参阅张敦福《区域发展模式的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1998年)，第60-62页。

到1985年，温州家庭工业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已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形成了“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温州”的局面。一些经济学家将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称为“温州模式”。[32]

之后，1986年初，费孝通在考察了温州之后，以“小商品大市场”来概括“温州模式”，认为“温州模式”的特点是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简单地说，苏南模式是从公社制里脱胎出来的集体企业，温州的家庭工业则是个体经济”。[31](《温州行》，P.287)

到1991年，费孝通发现自己过去太强调各种模式的“特色”，而忽视了各种模式“共性”的一面。各种模式都有着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共同特点，只不过各地农村办工厂的启动资金来源不同。比如，苏南工业的启动资金来自公社制度中农民的集体积累，温州模式的启动资金来自个体商业和家庭手工业，珠江模式的启动资金来自对外加工经营和前店后厂等。[31](《谈谈城乡协调发展》，PP.576-591)

3.对类型比较方法的反思

类型比较方法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区研究，经过不断完善，得到了广泛应用，如出现了小城镇的类型比较、乡村工业的类型比较、区域发展模式的类型比较等，与此同时，也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李培林认为，类型比较方法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些类型比较都只是对特定地区发展道路的现象概括和描述，不是经过抽象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不具有超验的解释力，也不是经过还原的原型(prototype)，不具有追根溯源的意义。而且，由于形成各种类型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判断各种类型的标准也五花八门，如发展程度、所有制、启动资金来源、决策机制等。人们发现，所谓某种类型只是某个方面比较突出而已，各类型之间共同点大于不同点。于是，人们提出，需要一些理想类型来强化其解释力。第二，这些类型比较，都只是一种横截面的或共时性的比较，缺乏纵深面或历时性过程的类型比较和解释力，在学理上也很难对各种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理论*如梅因(H. Maine)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对立，涂尔干(E. Durkheim)关于“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对立，滕尼斯(F. Tonnies)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对立，韦伯(M. Weber)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帕森斯(T. Parsons)关于“特殊价值”与“普遍价值”的对立，雷德菲尔德(R. Redfield)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对立等等。对他们来说，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种“结构的转型”。李培林针对传统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提出了“连续谱”的概念。他指出，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些二元对立之间，事实上都存在着“连续谱”的真实世界，并非完全依赖于理想化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如乡村和都市、传统与现代、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等)。参见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进行评判和对话。[27](P.206)

在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是一本在国内很有影响的关于社会经济变迁的著作。这本书的分析框架是以代表生产力的“技术”为横轴，以代表生产关系的“财产关系”为纵轴，构成一个十字坐标。在技术横轴上，划分出不同的工业化程度(如前工业的、工业的等)，在财产关系纵轴上，划分出不同的集体化程度(如资本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等)，由此导出4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变迁的类型：前工业集体主义的(如中国)、前工业资本主义的(如印度尼西亚)、工业集体主义的(如前苏联)、工业资本主义的(如美国)。贝尔认为，并不存在唯一的社会变迁解释框架，可以有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如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或者前工业的、工业的和后工业的；或者家长制的、世袭制的和科层制的。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1973年英文版)，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4-17页。一书关于工业化理论的影响下，中国新生代社会学研究者王汉生等人，以农村工业化为背景，用“工业化”程度和“集体化”程度两个交叉指标，在一个十字坐标上，勾勒出4种类型的村落或农村区域，即高集体化和低工业化类型、低集体化和低工业化类型、高工业化和低集体化类型、高工业化和高集体化类型等，它们分别暗指华北、西部、浙江和江苏等农村村落制度和发展的差异。[33]另一位社会学研究者王晓毅也提出了一种类似的村落分析类型。他用“权力集中程度”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两个维度，划分出村落社会分化的4种类型：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低而权力集中的同质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水平高而权力集中的异质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低而权力分散的同质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水平高而权力分散的异质社会等。[34]

比较王汉生等人和王晓毅两个研究成果，表面上两者很相似，实际上两者存在着一些差异之处，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做了更深入的探讨。比如，低集体化的村庄，权力集中程度并不一定低，因为权力集中可能与现代的集体制度相联系，也可以和传统的家长制相关联。同样地，商品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村庄，工业化程度并不一定高，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与现代的工业化相联系，也可以和市场化或传统的集贸市场相关联。*王晓毅的研究可能受到施坚雅(G. W. Skinner)观点的一些影响或启发。施坚雅认为，中国村落与城市和市场的连接程度和方式，是决定村落特质的决定性因素。他用“初始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等概念，把表面分割的城乡，联系成统一的“市场结构”。参见G. W.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Part Ⅰ,24:(1),1964;Part Ⅱ, 24:(2),1965。

李培林认为，以两种不同视角的类型划分的交叉，来构成具有理想类型意义的分析框架，比简单的横截面的类型比较，应该说在理论上前进了一步，它引进了历时性的视角，并导入了其他不同的发展解释图式。但是，这种进步似乎还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依然还是比较注意事实对分析框架的验证，容易忽视分析框架对事实变化的解释力。有一个局限是，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将数量分析技术引进这个分析框架之中。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每一种解释图式之间，都有足够细致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数量指标和数据关系，建立起一套连续谱，这将使社会学、人类学关于工业化研究的水平有很大的新飞跃。[27](P.208)

(四)第四个时期：学术成果的多元化(20世纪90年代-2007年)

在中国大地上，既有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出现的各种类型的企业(如家族企业、少数民族企业、乡镇企业、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等)，又有各种行业的百年老店和中华老字号(如全聚德、同仁堂)，还有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各种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国独资企业(如侨资企业、跨国公司等)，需要人们进行广泛的、大量的调查和研究。

最近20年里，作为非经济管理类学科(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对上述各种企业做了一些调查和研究，并形成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如李培林、王春光、马戎、刘世定、邱泽奇*对乡镇企业的调查研究有：李培林、王春光著《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乡镇企业社会交换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马戎、王汉生、刘世定主编《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马戎、黄朝翰、王汉生、杨牧主编《九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调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调查》，华夏出版社，2000年；邱泽奇著《城市集体企业个案调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邱泽奇著《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对乡镇企业的调查研究，李培林、张其仔、张翼、杜发春等对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的研究参见李培林、姜晓星、张其仔著《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培林、张翼著《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张海翔、杜发春《民族地区县级国有企业改革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的调查研究，张厚义、陈光金等对私营企业*对私营企业的研究参见张厚义、陈光金主编《走向成熟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张厚义、侯光明、明立志、梁传运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张厚义、明立志、梁传运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的调查研究，王延中、邱泽奇、庄孔韶、张继焦、刘朝晖对经济组织[35]、企业组织[36][37]、跨国公司*2003—2004年，笔者曾主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资助的、关于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土化的两个小型课题：一是关于跨国公司的中国雇员的调研项目(2003年完成结项，研究报告约5万字，已正式发表)，二是关于跨国公司营销本土化的调研项目(2004年完成研究结项，专著约30万字，尚未正式出版)。、侨资企业*对侨资企业的研究参看张继焦《海外华侨对侨乡的侨汇、善举与投资行为：从人类学角度看侨商的寻根经济》；陈志明等编《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丛书第68号，2006年，第185-219页；刘朝晖《超越乡土社会：一个侨乡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民族出版社，2005年。、家族企业*对家族企业的研究参看张继焦《迁移创业型家族企业：对存在的和生成的社会资本的利用》，《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张继焦《亲缘交往规则与家庭工业》，《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张继焦《市场化过程中家庭和亲缘网络的资源配置功能——以海南琼海市汉族的家庭商业为例》，《思想战线》，1998第5期。等的理论探讨，董晓萍、张继焦、刘铁梁等*对老字号的思考与调查有董晓萍等《现代商业的社会史研究：北京成文厚(1942—1952)》，《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董晓萍《技术史的民间化——清宫造办处传统手工行业现代传承老字号的田野研究》，《辽宁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张继焦、丁惠敏、黄忠彩主编《老字号蓝皮书——中国“老字号”企业发展报告No.1(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从2010年11月开始酝酿，2011年3月开始启动和实施调查，直至8月中旬才完成，历经近10个月的时间。“十月怀胎”，终有所成。本研究课题由张继焦研究员主持，包含了全国各地30多位调研人员的共同努力。刘铁梁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宣武区卷》，“第三章繁华市井大栅栏”中有一节专门谈老字号，即“第三节老字号里的生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对老字号的思考与调查，任一飞、庄孔韶、杨圣敏、张海洋、良警宇等对北京魏公村少数民族饭馆的调查*对北京魏公村少数民族饭馆的调查比如：任一飞、雅森·吾守尔、赵明鸣、阿西木、李彬《北京“新疆村”调查》，《城市发展研究》，1996年第2期；庄孔韶《北京新疆街食品文化的时空过程》，《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6期；杨圣敏《新疆村的调查与分析》，《中国民族报》，2001年9月4日；张海洋、良警宇主编《散杂居民族调查:现状与需求》，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等。总之，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非经济管理类学科的学者取得了不少的“企业”研究成果，但它们不在“企业人类学”的名下。

(五)第五个时期：企业人类学的学科建设(2008年-今)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者一直在探讨学科建设和学术创新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的确需要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企业人类学。从2008年开始，在中国人类学领域，“企业”研究成果的学科化或“企业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活动，持续开展。2008年已成为中国企业人类学的元年。

2008年5月，日本企业人类学专家一行三人：中牧弘允教授(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住原则也教授(日本天理大学国际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和岩井洋教授(日本关西国际大学)到北京，访问了张继焦、杜发春、张小敏等中国学者。2008年7月12日，一个以“企业人类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全称是“企业人类学：实证与应用研究”研讨会。参见张继焦《“企业人类学：实证与应用研究”学术座谈会简述》，《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2008年8月5日，“企业人类学：中国-加拿大案例比较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2008年9月，中牧弘允教授和住原则也教授再次访问了张继焦、杜发春、张小敏等中国学者。2008年11月，张继焦研究员到旧金山参加美国人类学联合会2008年会，会上与美国多位企业人类学家(如M. Baba, A. Jordan, B. Wong, J. A. English-lueck, Ken Errison, T. H. Connolly等)进行了学术交流。

2009年，张继焦撰文提出了企业人类学的12个研究领域：企业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消费者行为分析*1998年，笔者在撰文探讨中国消费方式与观念的变迁时，曾经提出两个疑问：消费方式全球化可能吗？消费方式的本土化可能吗？参见张继焦《换―种活法：消费方式与观念的变迁》，收刘应杰等编《中国社会现象分析：博士十人谈》，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第295-441页。后来，又撰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谈论城市消费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参见张继焦《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以城市消费文化为例》，《中国都市人类学通讯》，2000年第4期；张继焦《老百姓，您的日子过得好吗——中国人的消费水平提高了多少》，《市场经济导报》，1999年第12期。、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广告宣传和沟通策略、企业文化、跨文化管理、国际营销中的跨文化适应、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地方性和群体性、一个新兴的群体——少数民族企业家等领域。[38]3年后(2012)，张继焦又撰文将企业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增加到15个：经济社会结构对商业传统的影响、产业转移、企业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消费者行为分析、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广告宣传和沟通策略、企业文化、跨文化管理、国际营销中的跨文化适应、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地方性和群体性、流动人口与城市就业、民族企业家等方面。[39]同一年(2012)，田广、周大鸣两位学者则认为，工商人类学的5个主要研究领域分别是：公司战略、市场营销、企业文化、消费者行为、产品设计和研发、人力资源等。[40]这些中国学者的学术努力和推动，大大增强了“企业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建设。

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企业，与别的学科有什么不同？我们认为，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企业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重要主体之一,在国内外得到了很多非经济管理类学科诸如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关注和研究。有人认为，企业就是通过工厂中的机械化生产，将原材料转换为半成品或成品。但这种观点忽视了其中的社会特性。[41]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工具、技术、机器或房屋，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运行。人类学认为，工业也包括人事安排和文化系统，二者将个人整合在工业生产的过程之中。工业生产不仅仅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更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企业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企业组织的变化与适应过程、企业组织中的群体关系、工厂与社区的关系、符号或象征对群体成员的作用，以及不同民族性格在企业组织中的作用及影响。[42]

三、日本：从“工商人类学”到“经营人类学”

在日本，村山元英最早提出“工商人类学 (Business Anthropology)”这个名词。他在1989年出版的《经营的海外转移论：通向经营人类学的道路》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经营人类学”的概念。此后，他又出版了《工商人类学：具有动物性精气的人之说》(1998)、《亚洲经营学：国际经营学/工商人类学的日本原型及进化》(2002)、BusinessAnthropology：GlocalManagement(2007)等著作。

与村山的研究视点不同，中牧弘允和日置弘一郎可以说是真正开创了日本的“经营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Administration)”或“企业人类学/公司人类学(Corporate Anthropology)”的创新性研究，他们融合人类学和经营学，从1993年开始主持了一系列关于企业文化的共同研究，如“公司与工薪职工的文化人类学研究”(1993-1994)、“公司文化与企业博物馆的人类学研究”(1996-1997)、“公司文化和公司仪式的人类学研究”(1998-1999)、“关于公司文化全球化的人类学研究”(2001-2002)、“经营文化的日英比较：以宗教与博物馆为中心”(2002-2004)、“公司文化与宗教文化的经营人类学研究”(2004-2005)、“关于公司神话的人类学研究”(2005-2007)、“关于产业和文化的经营人类学研究”(2007-2008)等。

这些共同研究的成果也以“经营人类学系列丛书”的形式，由大阪的东方出版社陆续出版面世。如今已经出版的书目有：《经营人类学初始知识：公司与工薪职工》(1997)、《公司葬礼的经营人类学》(1999)、《公司人类学》(2001)、《公司人类学第2部》(2003)、《企业博物馆的经营人类学》(2003)、《公司的神与佛：经营与宗教的人类学》(2006)、《公司文化的全球化：经营人类学的考察》(2007)等。[43]

日本经营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2001年，中牧弘允有一篇关于“经营人类学”的文章被翻译为中文在中国发表；[44]2010年，中牧弘允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组织了一个“经营人类学”专栏，发表了一组论文*《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的“经营人类学”专栏共收录5篇论文：吴咏梅的《日本的经营人类学》、(日)中牧弘允的《日本社缘共同体中的宗教祭祀》、(日)八卷惠子的《服务创出的礼仪体系——工作的人类学》、张继焦的《中国的城市移民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民族企业与民族企业家的作用》、(日)晨晃的《家乐福的企业文化以及在中国的成功》。；2011年，中牧弘允1992年在日本出版的一本专著[45]和住原则也等三人编的一本书[46]，都被翻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

从日本经营人类学上述一系列研究及其成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它比较重视研究企业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注重用宗教的象征性意义去解释企业的经营行为。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和文化产业的兴起，日本经营人类学也开始从研究企业经营与宗教的关系过渡到对跨国企业的本地化经营、文化产业的创新中产业与城市的互动等炙手可热的课题。

四、企业人类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注册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界最具影响的世界性组织。英文全称“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英文缩写“IUAES”，中文名称“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它是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的成员之一，也是国际哲学和人文研究理事会(CIPSH)的成员之一，还是国际科学联合会(ICSU)的成员之一。其世界大会每五年召开一届。参见彼特 J.M. 纳斯和张继焦主编《当今国际人类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2页。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于2009年7月29-30日在昆明举行。大会期间，由中国、美国、日本、荷兰、加拿大、马来西亚、印度、香港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联合组织的“第一届企业人类学国际论坛”顺利召开，包括了10个专题会议*这10个专题会议是：1.“企业人类学：回顾与展望”；2.“全球化时代东亚公司文化比较研究”；3.“美国硅谷高科技企业中的华人”；4.“企业的社会责任：人类学视野”；5.“消费行为和信用研究：人类学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6.“东南亚和中国的民族企业家”；7.“社会资本在亚洲企业中的作用”；8.“少数民族企业家与可持续发展”；9.“创新与企业人类学”；10.“国际移民的民族性及其对接收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参会者有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61位学者和博士研究生。

本次论坛不但标志着“企业人类学”作为一个新兴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得到国际和中国学界的认可*在美国，企业人类学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工业人类学，经历了组织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等不同阶段；在日本也经历了工商人类学、经营人类学等不同的名称和研究内容；在中国，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又一批人类学社会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探索农村工业化问题，他们的成果虽然没有冠以工业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组织人类学等之类的名头，但都属于这一类研究。，而且催生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第29个专业委员会——“企业人类学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创办人和首任主席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张继焦研究员，秘书长为滨田友子(美国威廉-玛丽学院人类学系教授)。该委员会现有会员为65位学者和博士生，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美国、中国、德国、荷兰、法国、加拿大、日本、韩国、芬兰、波兰、巴西、泰国、马来西亚、印度、新加坡、香港等)。。会后，世界上第一部“企业人类学”著作于2011年正式出版。[2]此后，国际企业人类学圈子总共组织了三次国际会议，出版了两本论文集。*从2010年到2012年三年间，从大阪、香港到北京，总共组织了三次国际会议：第一届“企业人类学”国际会议，于2010年7月在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举行，由中牧弘允教授主持；第二届“企业人类学”国际会议，于2011年7月29-31日在香港大学召开，由中牧弘允教授和王向华教授共同召集；第三届“企业人类学”国际会议，于2012年12月15-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召开，由张继焦研究员主持。第一届会议和第三届会议分别出版了两本论文集。参见Hirochika Nakamaki and Mitchell Sedgwick, Business and Anthropology: A Focus on Scared Space, Japan,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82,2013，以及张继焦主编《企业和城市发展：并非全是经济的问题》(中、英文合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

通过2009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企业人类学把工业人类学、组织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营人类学等不同的名称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人类学的新兴分支学科。2009年，可称为国际企业人类学的元年。目前，企业人类学已形成了一个有10多个国家60多位学者参与的国际学术交流网络。

[1]Ann T. Jordanz.BusinessAnthropology[M].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Inc，2002.9-10.

[2]Zhang Jijiao.Enterprise Anthropology Review and Prospect[C]// Zhang Jijiao, Voon Phin Keong.EnterpriseAnthropology:AppliedResearchandCaseStudy.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2011.2-3.

[3]Baba, M. L. Anthropology and Business[C]// H. James Birx.EncyclopediaofAnthropolog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2006. 83-117.

[4]W. F. Whyte.HumanRelationsintheRestaurantIndustry[M].New York: McGraw Hill，1948.

[5]W. F. Whyte. Incentive for productivity: The case of the Bundy Tubing Company[J].AppliedAnthropology, 1948，7( 2)：1-16.

[6]W. F. Whyte.PatternforIndustrialPeace[M].New York: Harper & Row，1951.

[7]W. L. Warner, J. O. Low.TheSocialSystemoftheModernFactory.TheStrike:ASocialAnalys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7.

[8]F. L.W. Richardson，Charles R. Walker.HumanRelationsinanExpandingCompany:ManufacturingDepartments,EndicottPlantoftheInternationalBusinessMachinesCorporation[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8.

[9]F. Keesing, B. Hammond，B. McAllister. A Case Study of Industrial Resettlement: Milpitas, California[J].HumanOrganizations,1955，14(2)：15-20.

[10]F. Keesing，B. Hammond. Industrial Resettlement and Community Relations: Milpitas, California[C]// F. M. Keesing, B. J. Siegel，B. Hammond.AnthropologistsandIndustry:SomeExploratoryWorkpap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27-44.

[11]William Form.Comparative Industrial Sociology and 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J].AnnualReviewofSociology, 1979，(5)：1-25.

[12]Carol S. Holzberg，Maureen J. Giovannini. Anthropology and Industry: Reappraisal and New Directions[J].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 1981，(10)：317-360.

[13]Clifford Geertz.PeddlersandPrinces:SocialChangeandEconomicModernizationinTwoIndonesianTowns[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

[14]Max Gluckman.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African Industrial Revolution[C]//SocialChangeinModernAfrica. Aidan Southall.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67-82.

[15]June Nash.WeEattheMiniesandtheMinesEatUs:DependencyandExploitationinBolivianTinMine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

[16]Pertti J. Pelto.TheSnowmobileRevolution:TechnologyandSocialChangeintheArctic[M].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Inc，1987.

[17]K. C. Kusterer.Know-HowontheJob:TheImportantWorkingKnowledgeofUnskilledWorker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78.

[18]Louise Lamphere.Fighting the Piece Rate System: New Dimensions of an Old Struggle in the Apparel Industry[C]// A. Zimbalist.CaseStudiesontheLaborProces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9. 257-276.

[19]P. Tway. Speech Differences of Factory Worker Age Groups[J].PaperinLinguistics,1974，7( 3-4):479-492.

[20]P. Tway.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Linguistics Forms of Factory Workers[J].Semiotica,1976，17(1)：13-20.

[21]H. A. Applebaum.RoyalBlue:TheCultureofConstructionWorkers[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1981.

[22]Frederick C. Gamst.TheHoghead:anIndustrialEthnologyoftheLocomotiveEngineer[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80.

[23]H. A. Applebaum.WorkinMarketandIndustrialSocieties[M]. NY: SUNY Press,1984.

[24]Gerald M. Britan，Ronald Cohen.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Formal Organizations[C]// G. M. Britan，R. Cohen.HierarchyandSociety: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sonBureaucracy.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80.9-30.

[25]Barbara Czarniawska-Joerges.Preface: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Complex Organizations[J].InternationalStudiesofManagement&Organization,1989,19(3):3-15.

[26]Ann T. Jordan.TheMakingofaModernKingdom:GlobalizationandChangeinSaudiArabia[M]. Illinois: Waveland Inc,2011.

[27]李培林.乡村工业化的道路与模式[C]//李培林,孙立平，等.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28]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M].戴可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29]张之毅.易村手工业[M].重庆：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43.

[30]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288-290.

[31]费孝通.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32]桑晋泉.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N].解放日报,1985-05-12.

[33]王汉生，等.工业化和社会分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J].农村经济与社会，1990，(4).

[34]王晓毅.农村社会的分化与整合：权利与经济[J].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1，(2).

[35]王延中.经济组织与城乡发展[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36]邱泽奇.在工厂化和网络化的背后——组织理论的发展与困境[J].社会学研究，1999，(4).

[37]庄孔韶，李飞.人类学对现代组织及其文化的研究[J].民族研究，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