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

马尔克斯故去，在中国引发反响和悼念是必然的。这位拉丁美洲的文学巨匠可以说是近三十年来在中国文学中影响最大最深的外国作家，也似乎是具有某种“中国性”的外国作家。《百年孤独》不用说了，这是许多中国作家在创作开始阶段最重要的参照，是他们写作的范本。那个让无数中国作家激动的首句就是一个中国文学在 20世纪 80年代对于世界的新的想象方式的接受的经典范例：“许多年以后 ，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奥雷良诺 ·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许多人直接在自己的小说中模仿这个句式，他们从这里明白了小说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可能性。到今天我再重温这句话还是有别一番的感慨。

马尔克斯的名声其实不仅仅在中国的文学中，从外国小说改编的中国电影极为稀少，但《血色清晨》这部由导演李少红在 1992年拍摄的电影就是根据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改编的，这部电影在当年也有相当的影响。在 20世纪 90年代甚至还出品了一种名为《百年孤独》的白酒，也一度非常畅销。足见马尔克斯在中国的影响力。作为一个相对小众的“纯文学”作家，他在中国文学领域和公众中的影响力可谓独步天下，成为中国 80年代改革开放的最初时代的一个历史象征。他其实和我们一起走到了今天。但这里最为独特之处在于他和我们的相遇，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岁月，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广泛译介都是未经作者授权的。我们大家投入的那些感情和青春都是未经“授权”的，我们看到的那些当年为之激动的译本，其实是自己上阵翻译的。中国当年没有参加伯尔尼公约，所以这种未经授权的译介不合规范，但却歪打正着，引发了中国文学的变化。这也曾经引起了马尔克斯本人的不快。

80年代中国文学开始和世界的当代文学“相遇”，这是在经历了相对封闭的十多年之后的独特经验。我们强烈地要求我们的文学要加速“现代化”。当时有关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热烈讨论就是认定现代小说必须要有新的技巧，而中国小说的技巧则还局限在现实主义的传统中，无法和世界接轨，中国文学的落后状况就无法改变。“现代派”这一非常含混、却极富吸引力的概念，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的指标。叶君健在该书序言中声称：“充分掌握当前世界文学的潮流和活动，与世界的文学交流，进而参与世界的文学活动，无疑是我们从事各方面‘现代化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 ·序》花城出版社 1981年版）他提出应该将文学从“蒸气机”时代跨进“电子和原子时代”。从王蒙的所谓“东方意识流”小说、朦胧诗到当时许多人尝试的象征小说（石涛和谭甫成等一批象征小说的作家等等都是这方面实验的范例），直到刘索拉和徐星的“现代反叛风格”的写作等都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式的努力。这些努力显示了对于现代主义的强烈的追求。而当时对于中国新文学史的发掘也指向了早期中国象征派诗歌如李金发、“九叶派”诗歌以及“新感觉派”小说等。这些被长期忽视的现代主义流派突然被赋予极高的价值。于是对于现代主义的追求成为“走向世界”的关键，而诺贝尔文学奖则明显地成为“世界”的一个想象的标准和尺度。

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进程的中心就是对西方的开放，中国开始尝试进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一方面一种新的个人解放的思想潮流开始凸现；另一方面，一种新的民族意识也开始凸现，这种民族意识在 80年代强烈地表现为一种“落后”的焦虑。原来计划经济时代民族意识中强烈的作为“第三世界”斗争的中心和反抗美苏世界霸权的责任感开始被一种感到中国各方面落后的焦虑所取代。直接的经济和社会的落后的感觉强烈地影响了文学的想象。“走向世界”的口号激动人心，其实在那时这很大程度上就是走向西方。我们发现无论是表现的题材、表现的方式和想象的路径都和那个时代的西方文学有着巨大的不同。当时的作家和文艺青年急切地阅读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阅读陈琨先生介绍西方新的文艺思潮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一面惊奇于那些奇特的想象方式和表现方式，一面也慨叹中国的生活和这一切之间的巨大差异。当时人们开始认识萨特、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等西方文艺代表人物，却也感受了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时代生活给予我们的限定，让他们显得遥远，我们似乎难以赶上他们。于是，“走向世界”的路径何在变成了我们的最大困惑。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走向世界”的梦想总是以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终点的。这里我们似乎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文学普遍性的标准，一个似乎是举世公认的评判尺度。 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一系列变化，中国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想象开始展现了一种最为奇特的状态。一方面我们将一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为世界文学的大师看待，以最为真诚和最为热切的介绍和推荐向我们提供世界文学的超级范例。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将没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学失败的象征，将它视为我们自己仍然无法达到世界文学普遍标准的状况的标志，这使得我们往往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挫折感，一种急切的焦虑。我们决心向它冲刺，以证明我们自己一往无前地走向世界的决心。

但到了 1982年，马尔克斯作为一个和中国在全球“位置”接近的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作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进入了世界文学的主潮，这让中国作家感到兴奋和鼓舞。这其实给了人们新的信心和新的未来可能性。他的《百年孤独》很快地得到了译介。他的作品也让我们震撼，拉丁美洲那独特的生活方式、民俗特点的表现却是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复杂技巧有了独特精妙的结合。拉丁美洲深厚传统和苦难的历史记忆和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的技巧能够如此地融合无间，给当时苦于找不到自己的新形式的年轻一代的中国写作者带来巨大的启示，告诉他们有一个方法可以“挪用”来自西方的复杂技巧，又能够让它们“接地气”，能够把自己在一个古老的文明中的丰富感受和记忆得到呈现。所谓“魔幻现实主义”，正是把拉丁美洲的文明和其中丰富的传统用新的表达方式加以呈现，而这也得到当时对这种文明并不熟悉的“世界”的认可。这是马尔克斯赋予当时中国作家的最大的启示。他打开了一扇门，让中国作家能够把现代主义的技巧用在自己对本国文化的想象之中。于是，当年的“寻根文学”就是深受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文学影响的思潮和运动。当时中国作家的“寻根”其实是从一个新的现代主义的视角重新观察和发现古老文明的努力。这个努力给了 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一个前所未有的独特的深度。当年“寻根文学”的重要作家，如王安忆、韩少功、阿城等，其作品中都看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而莫言、贾平凹、陈忠实等人的写作也无不受到他的影响。所以他可以说是最具“中国性”的外国作家，他的灵感启发了整整一代的中国作家。而《血色清晨》这样的电影，虽然故事是马尔克斯的，但看起来就是一个格外真实的中国故事，虽然没有授权，但似乎在那个时代，我们心心相印。

时间走得真快，《百年孤独》中的拉美世界，闭塞而压抑，和现代文明之间有着重重阻隔，和中国在上个世纪 80年代之前的情况有些类似，特别是在封闭的方面很类似，许多民俗和特殊的生活方式缠绕着人们。但是在开放 30年之后，情况已经变化了，我们融入世界的程度已经很高，和世界不再有隔膜，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中国一点儿也不像《百年孤独》中的世界了。而当年从高密起步的农民子弟、曾经的解放军青年作者莫言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激动人心的未经授权的旅程到今天已经走到尽头，我们开启了另外的现实世界。可以说，今天中国在全球的位置是当年我们起步的时候难以想象的。马尔克斯的故去终结了一个时代的想象，这想象其实更是对于中国的想象。我们曾经借助这位天才的能力看见我们的现实，但2011年，我们终于有了经过授权的马尔克斯的作品，但这却已经早已没有了当年那种对现实的冲击力，他的作品现在已经是作为经典的“纯文学”为我们阅读，马尔克斯已经回归于历史，他激动我们的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了。未经授权的马尔克斯激动了我们，但经过授权的他已经回归历史。这其实是中国和马尔克斯的一段“缘”。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些中国故事里，有许多没有授权的东西变成了我们自己的血肉，中国走过的这些路其实也是没有授权的。没有授权当然遗憾和让人惭愧，但今天在我们能够让马尔克斯给我们授权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必然地是以全世界为背景的新的中国的故事。我们可以说，现在看来，世界就是中国，中国也就是世界。我们今天终于不再需要走向世界，而是知道自己就在世界中，世界也就在自己的生命中。这就是一种“本土的世界性”的最为清晰的表征。

今天的中国现实，正在期望年轻的作者们用新的形式讲述新的中国故事，这些故事里的马尔克斯仅仅是世界文学的一个不可少的背景，是我们文学知识的一部分。

愿马尔克斯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