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首建垂范

2014-08-19高放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4年4期

【摘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头50年中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此曲折成长是因党内深受拉萨尔主义的错误影响，党外又遭到帝国专制政府的残酷迫害。然而德国党因有马克思、恩格斯长期不懈帮助，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坚持党的领导和广大党员艰苦卓绝奋斗，终能在制定科学纲领和民主制章程、健全党的组织、进行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主办党的报刊和党校、纠正党内“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等方面，为当时各国党树立典范。党最后因修正主义侵蚀和沙文主义笼罩而在政治上破产。德国党经验丰富、教训深刻，它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首建垂范作用要充分肯定。

【关键词】德国社会民主党；拉萨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伯恩斯坦

【中图分类号】D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4—0072—24

一、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全德工人联合会和拉萨尔主义兴衰（1863-1875）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成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它自1863年建立起，几次更换党的名称、几经合并、分裂与改组，几次改变党的宗旨与主张，几次在历史上辉煌与沉沦，迄今还活跃在德国政治舞台上。2013年8月17日该党作为在野的主要反对党在柏林隆重举行纪念建党150周年活动。我国《参考消息》在8月19日第3版时事纵横版还刊发了该党领导人施泰因布吕克在勃兰登堡门与煤矿工人们握手言欢、齐声合唱的照片。这表明该党还满怀密切联系群众、积极争取重新上台执政的雄心壮志。德国社会民主党是迄今历史最悠久的社会主义政党。它150年的历史，依我管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863年至1914年近50多年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从1914年至1969年近50多年是代表德国部分工人的改良主义政党；1969年以来这50年是自称全民党（也包括工人）的改良主义政党。本文只概述它头50年最辉煌的历史。

1.拉萨尔主义的出现及其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纲领和章程的恶劣影响

1847年6月，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它虽然在英、法、德、美等八国成立了支部，但是其主要成员是德国在各国的侨民。1848年2月欧洲革命爆发后，该同盟即以德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政治纲领，并且由马克思、恩格斯带头率领大部分党员回到德国投身民主革命。1849年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实行严厉镇压，党处境维艰。1852年11月17日同盟被迫宣布解散。整个50年代，德国专制政府严禁国内工人集会结社，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但是到60年代，随着德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步伐加快，新兴产业工人迫切要求维护自身的福利权益。这时很多工人鉴于1848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感到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已经难以实现，他们大都要求解决现实问题，要求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为争取工人福利权益而斗争。

为适应工人运动建立政党的新要求，6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深受工人欢迎的社会主义宣传鼓动家，这就是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他出生于德国与波兰交界的布勒斯劳一个犹太绸缎商人家庭。14岁在当地上中学时调皮放荡。15岁时为逃避父亲监管，他转到莱比锡商业学校学习。他自幼有“神童”称号，聪颖过人，到莱比锡大城市后眼界宽阔，博览群书，对文学、历史、哲学大感兴趣。1842年回家自修一年。1843年秋18岁就考入布勒斯劳大学，后又转入柏林大学学习，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哲学影响。1844年19岁就荣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一时赋闲在家。1846年他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办理离婚案，这个诉讼长达8年之久，终于1854年使这个贵妇人获得30万塔勒的一大笔离婚费，他自己也获得伯爵夫人分给的7000塔勒固定年金。拉萨尔参加1848年革命中民主派活动，结识了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还同他们通信。但是他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演进来观察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科学理论。他是从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辩证法去论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符合人性向善、向上发展的要求。由于他既能说会道又能文会写，所以在工人中颇有影响。1862年4月12日他在柏林对机械工人发表长篇讲演，鼓吹工人阶级的任务是要通过普遍的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把自己的原则上升为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原则。他在讲演的末尾以富有鼓动性的语言文字作为结束：“你们可曾在高山上观赏过日出的景色？一道紫红色的光带把天际染成血红色，预告新的一天就要来临……；一小时以后，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太阳已经高悬天空，金光万道，温暖大地。每天自然景象中的一小时，在世界历史的日出的壮丽得多的景象中是一二十年。”[1]74工人们听得丝丝入耳，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6月间他的演讲稿以《工人纲领》为名公开出版，广受工人欢迎，却被警察局没收。10月底莱比锡工人们成立莱比锡中央委员会，准备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要建立工人自己的独立组织。于是进而向拉萨尔提出工人运动发展的方向和目标问题。拉萨尔于1863年3月1日写出《给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3月中旬正式出版这本简称为《公开答复》的小册子，这是集中鼓吹改良主义的拉萨尔主义的代表作。拉萨尔在《公开答复》中开宗明义表明：他既不同意工人中存在的不关心政治、认为工人与政治无关的观点，也反对工人中另一种甘心充当资产阶级进步党的追随者、合唱队和传声筒的观点。他说：前者“简直是愚蠢透顶”，后者更是“荒谬主张，也同样是错误的，同样会使人误入歧途！”[1]115他鲜明地主张德国工人应该建立自己“强大的独立的追求比普鲁士进步党更有原则的政治目的的党”[1]115-116。那么他所讲的“更有原则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他在《公开答复》中6次提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132，134然而他并没有具体指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内涵以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他先从工人的具体处境谈起。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一个“铁的工资规律”造成了广大工人的贫困。这个“铁的工资规律”简而言之就是工人的工资只能“停留”在维持工人生存和繁殖后代所必需的生活水平上，工人家庭人口如果增长过多过快，那么工人的工资水平就要下降；如果工人运动要求提高工资就会助长人口繁殖，结果又会使实际工资下降。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工资只是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价格，工资水平取决于各国各地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资本家总要保证其获得最大限度利润，雇佣劳动者总要争取得到更多报酬，劳资双方总在博弈和较量中，根本不存在什么“铁的工资规律”。拉萨尔既然以虚构的“铁的工资规律”为指导，所以他组建工人政党不是领导工人首先开展提高工资的斗争，进而去掌握国家政权、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他认为：要废除“铁的工资规律”，只有建立工人生产合作社，使工人能够获得自己劳动的全部收入，免除资本家剥削；工人要广泛建立生产合作社必须依靠国家给予贷款帮助等等；要得到国家帮助就必须争取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使工人代表在议会中能够发出强烈呼声；要争得普选权就必须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作为政党开展宣传鼓动，组织工人进行和平的合法斗争，而广大农民是小生产者，是“反动的一帮”，工人不需要也不能联合农民进行斗争。普遍建立工人生产合作社是拉萨尔的社会主义目标，争取普选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首要起步，和平的合法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他认为在德国根本不需要首先进行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革命，更不需要在民主革命之后再实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拉萨尔的这套济世良方和巧妙对策，当时在德国广大工人中颇有迷惑作用，同时也遭到不愿与进步党决裂的工人的坚决抵制，另有一部分革命意识较强的工人则坚决反对。在左右受阻的情况下，经过一个多月在多种场合的辩论与交锋，拉萨尔主义终于为大多数工人所接受，这反映了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实际水平。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召开的来自11个地方工人代表参加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且选举拉萨尔为联合会第一任主席。命名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经过一年时间的筹备终于正式建立。

全德工人联合会没有制订正式的党纲，成立大会实际上把拉萨尔的个人著作《公开答复》作为党的政治理论纲领。随后于1864年12月15日公布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刊〈社会民主党人报〉纲领》，其中提出党的三点要求：第一，“要促进整个文明世界的国际团结和人民事业的发展”；第二，“希望有一个完整强大的德国，一个统一自由的民主国家”；第三，“要尽力使劳动人民能管理国家。”[2]39从这三点要求来看，它已开始突破拉萨尔主义的藩篱，这是在1864年8月拉萨尔去世后的进步，但是毕竟还很有限。

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主要由拉萨尔起草的正式的章程，它在第一章中写明：这个联合会的信念是：“只有通过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德国工人等级的社会利益才能得到充分的代表，社会的阶级对立才能真正消除。从这一信念出发，本会的宗旨是通过和平合法的道路，特别是通过争取公众的信念，为实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而进行活动。”[1]195-196章程开宗明义第一条实际上是最简明的党纲。如果说有遗漏的话，只是没有把拉萨尔所主张的建立生产合作社就可以消除阶级对立写进去。章程第二至第七条都是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任何德国工人和承认本会宗旨的非工人都可以声明成为会员；会址设在莱比锡市；全体大会必须每年举行一次；由全体大会选举产生1名主席和24名理事组成理事会；主席必须由绝大多数选举产生，首届主席任期五年，其后任期为一年，理事任期为一年；理事会另设专职书记一人、会计一人；关于组织内部的各项措施都由理事会以简单多数决定；在理事会于3个月内追认的条件下，主席可以在他认为紧迫的时候发布一切命令；只要理事会多数提出建议，主席必须于4周内召开临时理事会会议。从这些规定来看，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原则从总体来看应该说还是含有民主制的基础，而不完全是集中制。尽管它赋予主席以很大的权力，而且没有硬性规定理事会多长时间必须召开一次。现在有的学者认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根据它的章程严格地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就是‘尽可能专制地组织起来（拉萨尔）。拉萨尔获得了长达5年的主席职权。”[3]4我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绝对，值得商榷。第一，从章程规定全体大会每年要召开一次，主席和理事都要由大会选举产生等等来看，联合会的权力中心是在全体大会而不在主席和理事会，所以其组织原则是民主制而非集中制。第二，拉萨尔本人要把联合会“尽可能专制地组织起来”，但是他为了取得工人阶级的信任不得不在章程中对主席的权限加以限制，如规定主席的决策必须在3个月之内得到理事会的认可，只要理事会多数提出建议主席必须在4周之内召开理事会议等，所以很难说联合会是按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第三，章程确实赋予拉萨尔以很大的权力，如规定主席可以发布一切命令，主席有权任命一名副主席；而且拉萨尔作为第一任主席任期长达五年，以后主席任期只有一年，这简直是赋予拉萨尔超常规的权力。根据以上三点理由，我认为：联合会的组织原则基本上是民主制，而不是集中制；但是它含有很强的、甚至超常的集中制因素；用当今的语言文字，可以说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是有一定民主的集中制，或集中控制下的民主制。

在概述了联合会的纲领和章程之后，我们再来通览联合会作为德国最早成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究竟怎样被拉萨尔引入迷途。

2.拉萨尔怎样把全德工人联合会推向改良主义迷途

1862年9月24日，奥·冯·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他刚走马上任就于9月30日在预算委员会上的讲话中露骨地宣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①这个号称“铁血首相”的强权人物要用铁血手段镇压民主运动，自上而下建立统一的君主制的德意志帝国。拉萨尔竟于1863年5月11日至1864年4月前后，背着工人和联合会，私自与俾斯麦密谈六次，他们之间还有过16封来往信件。拉萨尔请求俾斯麦拨款帮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保证工人支持俾斯麦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拉萨尔勾结俾斯麦、出卖工人阶级的罪证直到1928年才在俾斯麦当年的办公室查获。②拉萨尔暗中与俾斯麦秘密勾结，明里却向工人大肆鼓吹要支持王国政府、要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要依靠王国政府的国家援助走向社会主义。

1863年9月他在莱茵地区工人较为集中的巴门、佐林根、杜塞尔多夫等地工人集会上发表巡回讲演，吹捧俾斯麦是大有作为的“男子汉”，讽刺资产阶级进步党是一伙无所作为的“老婆子”。10月他回到首都柏林，散发了16万份《告柏林工人书》，继续散播他的“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和争取普选权的幻想，他自认为这是“向柏林的冲击”，可是柏林工人对这些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鼓动反应甚为冷淡。1864年1月拉萨尔写出《资本与劳动》一书，书中改头换面剽窃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表面上抗击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实际上号召工人支持俾斯麦统一德国的事业。4月11日在他39岁生日举行的家宴上，他还号召工人，当“天赋王权”与“卑贱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中一定要“站在王室一边”。[4]214他甚至称王权为“人民的王权”，要求工人依靠王室对付资产阶级。拉萨尔这种露骨的要求工人投靠王室的言论引起联合会中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李卜克内西和奥·福格特的不满，5月初他们联手准备在联合会内部建立反对派。

5月中旬，在联合会成立一周年前夕，拉萨尔又到莱比锡、巴门、佐林根、杜塞尔多夫等地游说工人要积极支持王室的国内外政策。5月22日为纪念联合会成立一周年他发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鼓动和普鲁士国王的诺言》，文中大肆宣扬他的《公开答复》和联合会一年来的鼓动已经得到全国上下的认同和支持，还讲到纺织工人代表团觐见国王已得到王室保证要给予工人合法救济。他说：“国王承认通过立法解决工人问题是必要的，也就是承认我们开始我们的鼓动时所维护的主要原则”；国王的诺言是“解决工人问题和解救工人的困苦应当通过立法来实行，而且应当尽快地实行”；“国王承认了我们的学说的正确性和我们的要求的公正性”。[1]314，315他要工人相信国王的诺言很快就会兑现，普选权和国家援助的生产合作社指日可待。拉萨尔这样吹捧专制国王，引起很多工人不满。6月间联合会专职书记尤·瓦尔泰希带头要求召开联合会理事会批评拉萨尔的错误言行，如果他拒绝不改正就要撤换他的主席职位。拉萨尔得知这个信息后恼羞成怒，他先下手为强，于1864年7月27日致信理事会，要求把敢于反对主席的瓦尔泰希开除出联合会，同时任命他的亲信伯·贝克尔和约·施韦泽为新的理事，以增强他在理事会中的势力。

马克思在伦敦得知联合会内部斗争的情况后，当即在来信中劝告瓦尔泰希等人在与拉萨尔作斗争中要讲究策略，不要急于公开决裂，以免给专制政府取缔联合会以借口。拉萨尔在面临被批判和被清算的时刻，他躲避到瑞士去休假疗养。事出意外，他在瑞士巧遇德国巴伐利亚驻瑞士联邦公使的女儿海伦，一见钟情，迷倒在她石榴裙下。不料海伦已与一个罗马尼亚青年订婚。当时欧洲还有决斗传统风俗，即两个男人争夺一个女人时要击剑决斗，胜者迎娶。几经周折，拉萨尔在1864年8月28日上午终于在日内瓦疯狂地进行了决斗，被击中下腹部血流不止，拖延到31日去世。临终前，他还留下遗嘱，指定他的亲信伯·贝克尔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拉萨尔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开创了主席个人专断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如果他不是39岁就死去，是否还会想方设法谋求终身制，那就难说了。

盖棺论定，拉萨尔一生有功有过，不能因为拉萨尔主义的种种错误，而否认拉萨尔在唤醒德国工人走社会主义道路、促使德国工人不当资产阶级进步党尾巴、帮助德国工人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方面还是很有功绩的。然而他指引德国工人陷入改良主义迷途，对封建专制国王抱有幻想，暗中勾结“铁血首相”俾斯麦出卖工人运动，则是严重错误。他是功小过大的历史人物。他所鼓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曾经一针见血，一语道破，指明那是“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5]256可是现在我国有的学者却把拉萨尔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③，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独立的改良主义派别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指起源于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人士提出的这样一种社会思潮，即主张工人政党通过资产阶级民主议会选举去争取议会多数、掌握政权为工人谋求福利，而拉萨尔只是要求通过普选权表达工人意愿，促使专制国王和首相帮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拉萨尔还够不上民主社会主义者，他只是王权社会主义者、皇家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然而他的改良主义方案所依据的理论却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随后还要写到。

3.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性质及其怎样走向分裂

既然拉萨尔是王权社会主义者，他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职位上又尽力实行个人独裁，那么全德工人联合会属于什么性质的组织呢？马克思于1871年11月23日致波尔特的信中谈到第一国际怎样同各国的社会主义宗派组织进行斗争时明确指出：“拉萨尔的组织是一个纯粹的宗派组织”[6]368。据此，苏联和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在各种论著中都不承认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起点，而把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政党。1986年我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本》也是这么写法（见天津人民出版社版，第123页）。直到2012年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还是这么写法（见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版，第90页）。现在我提出了新看法，即把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作为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所以以上我用较大篇幅来讲述联合会成立的经过，并且分析了它的纲领和章程。这里还要补充说明的是，拉萨尔是想把联合会作为贯彻执行其主张的宗派组织，同时他也还是想把联合会发展成为强大的群众性政党。最初他计划很快能吸收50万会员，所以章程第二条规定凡是德国工人都可以申请入会，同意本会宗旨的非工人也可以申请入会。可是实际上会员发展得并不快。从1863年5月成立联合会到1864年8月拉萨尔去世，会员才有大约4600人，其中半数以上是莱茵地区的，其他会员集中的地方是汉堡、哈尔堡和萨克森。[7]63会员发展不快有诸多原因：很多工人感到拉萨尔的主张难以实现，或者对政治还是不感兴趣，或者担心入会会遭到政府和资本家迫害，或者由于信息不灵根本不知道已经成立了工人联合会。即便会员发展不多，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总算于1863年建立起来了，它成为后来1869年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先驱。也正是1864年拉萨尔去世后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的斗争与发展，才导致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随后才又有1875年两党的合并。

话说回来，虽然拉萨尔在1864年8月31日临终前指定其亲信贝克尔为联合会主席，但是此事却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有些鲜为人知的事在这里很有必要道及。同年9月28日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马克思当选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兼任德国通讯书记（负责与德国工人组织联系），马克思又是第一国际成立宣言和章程的起草人。刹那间远在伦敦的马克思在德国工人中的威望大为提高。10月初，拉萨尔指定的接班人贝克尔与拉萨尔的另一个亲信施韦泽曾经联名提议由马克思来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卡·克林格斯还于9月28日写信代表佐林根市大约500名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征询马克思的意见，请他表示莱茵地区的工人该选举谁担任联合会主席，同时他还请马克思给他寄在德国很难看到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于10月4日回信表示他不能出任联合会主席，因为他尚未恢复德国国籍，不可能在国内自由参与政治活动。但是他向克林格斯建议：可以在联合会大会上提名马克思作为主席候选人。他说：“如果工人代表大会选举我，那就会是一次反对普鲁士政府和反对资产阶级的很好的党的示威，而我也就可以在公开的答复中说明，为什么我不能接受这一选举。”[8]424可是到11月1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各分会还是依据拉萨尔遗嘱一致推举贝克尔为主席。伯·贝克尔（1826-1882）是政治家和史学家，参加过1848年革命，后流亡伦敦，1863年参与创立全德工人联合会，按章程规定他只担任一年主席。这一年主要活动是从12月16日起创办《社会民主党人报》双日刊，作为联合会的机关报，每周出版三次。该刊在第1期试刊号上发表纲领，如上所述提出了要建立完整强大统一自由的民主国等三点政治主张。这已经克服了拉萨尔要维护君主王权国家的错误。该刊还转载了马克思起草的第一国际成立宣言，并且与第一国际建立了联系。但是贝克尔实际上仍然执行要工人与王国政府结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策略。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错误，并且不再为该报撰稿。这样，在联合会内部就形成了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反对派，坚持与贝克尔、施韦泽的错误领导展开斗争。这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发生的第一次危机。各地的反对派终于1865年底和1866年初在德国柏林、科伦、佐林根等地建立了第一国际支部。

从1866年1月起联合会主席改由卡·特尔克担任，这时联合会已显得衰落无力，难有作为。12月27日联合会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这时联合会改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提出了新的纲领主张。其中除重复了拉萨尔的旧观点外，新增了“通过实现（德国）统一，争取获得自由”的内容。大会改选奥·佩尔为联合会主席。1867年5月中旬联合会大会又改选约·施韦泽（1833-1875）为主席。他原是律师和新闻工作者，拉萨尔派骨干，《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他准备重新审查委员，整顿组织，略微减少拉萨尔主义影响。5月底以哈茨费尔特夫人（即当初拉萨尔为之办理离婚获得巨额赔偿的女人）为首的集团另外建立对拉萨尔顶礼膜拜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约有六分之一会员参与这个分裂集团。8月在北德意志联邦第一届议会选举中刚获得普选权的工人使全德工人联合会获得两个议员席位，哈茨费尔特夫人的分裂集团也获得一个席位。11月举行的联合会代表大会讨论了废除高利贷、实行十小时工作制等问题，施韦泽再度当选联合会主席。由于施韦泽放松了拉萨尔支持王权政府的政策，到1868年8月在汉堡举行代表大会时联合会会员已增加到7274人。[7]82施韦泽曾经邀请马克思出席这次大会，马克思在8月18日的《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的复信中说明：因他要在8月22和25日召开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执委会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无法接受盛情邀请前去参加汉堡大会。接着他说：“我满意地看到，你们的代表大会的议程列入了那些确实应当成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的问题：展开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鼓动；规定标准工作日；工人阶级在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任务（工人阶级应该为整个社会解决这一任务）的事业中有计划地进行国际合作。”[5]358马克思在这里所列举的这三个问题原都是拉萨尔主义中所没有的，现在汉堡代表大会已把它列入议程，这是一个进步。所以马克思特意指明，给予鼓励，旨在促进联合会进一步摆脱拉萨尔主义的消极影响。在8月22-26日召开的汉堡大会上讨论非常热烈。大会宣读马克思的来信后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然而会后施韦泽依旧推行拉萨尔主义支持王权政府的政策，这引起了联合会中白拉克等人严重不满，形成了联合会内的反对派。他们于1869年6月退出联合会，并且加强与马克思派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联系，准备创建新的社会主义政党。这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的第二次危机，它标志着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分裂和拉萨尔主义的衰落。

二、德国第二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崛起及其与拉萨尔派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1.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及其纲领和章程的制定

奥·倍倍尔（1840-1913）出身贫穷的普鲁士士官家庭，只上过国民学校，14岁就开始当旋工，长期刻苦自学成才，1861年加入莱比锡职工教育协会，随即成为该协会领导人。1865年结识比他年长14岁的李卜克内西后才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威·李卜克内西（1826-1900）出身旧官吏家庭，自幼失怙，中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在柏林和家乡吉森上过两年大学，④1847年投身工人运动，参加1848年革命曾被捕入狱8个月。1850-1862年侨居伦敦期间同马克思、恩格斯常有交往，成为马克思派共产主义者。1862年德国大赦后回国，1863年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因反对拉萨尔投靠普鲁士王室的政策于1865年被联合会开除。1866年初他加入第一国际，在德国宣传第一国际的革命联合思想。他结识倍倍尔后俩人情投意合。1866年8月俩人一起建立主张激进民主的萨克森人民党。年底倍倍尔也加入第一国际，思想大有进步。1867年二人同时当选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为工人解放事业并肩战斗。从1869年5月起，经过他们二人带领白拉克等人积极筹划，6月下旬后更有一批觉醒者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筹备建立新党队伍。6月26日白拉克等12个原联合会骨干分子在《民主周报。德国人民党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机关报》上发表《致全德工人联合会全体会员呼吁书》，号召他们不要再受拉萨尔派领导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为了实现工人政党的统一，“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勇敢地行动起来吧！”[2]50即要求他们退出联合会，加入到建立新党的队伍。7月7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约200人在《民主周报》上发表《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公开信，表明即将召开全德社会民主派代表大会，要创建新的工人阶级政党，要求各地工人组织选派代表与会。信末提出：“起来，同志们，为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而努力，并通过大会为党的壮大和统一而努力！”[2]54参与公开信签名者有前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布雷麦尔等66人。

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城召开全德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有德国各地工人组织的代表和第一国际德国支部的代表共262名出席，会议宣告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虽然都是相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但是1864年的第一国际成立宣言已经不提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一词已经被广大工人所熟悉和接受，连拉萨尔派1865年创办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也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所以取名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也表明德国工人政党面临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两大历史任务，先要进行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完成反封建主义的任务，进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倍倍尔在1890年10月24日写给恩格斯的回信中回顾往事时曾经这样解释当初为何要取名社会民主党。他说：“选用这个名称是因为它合乎我们这里的习惯叫法。所有的报刊和整个敌人营垒都把我们称作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人。我们也总是自称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以就很自然地采用了这个最简短精确的名称。我本人也是提议采用这个名称的人之一。”[9]470大会由倍倍尔作纲领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党纲党章是由倍倍尔起草的，李卜克内西参与定稿。李卜克内西在大会讨论中多次发言，阐述了纲领和章程草案中的要点，解释了代表们的某些疑惑（例如纲领中不直接写明“共和国”的要求是避免遭到帝国政府取缔），驳斥了拉萨尔派的各种谰言（如说李卜克内西想当领袖），号召工人们加强团结。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决定从10月1日起创办党报《人民国家报》，在莱比锡出版，由李卜克内西负责主编。大会同时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这是加入第一国际的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政党。李卜克内西还当选为出席第一国际即将召开的巴塞尔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恩格斯后来于1891年写成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回顾往事时这样写道：“主要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努力下，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公开宣布了1848年《宣言》（指《共产党宣言》——引者注）原则的工人政党。”[10]427

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全文共19条。最重要的是第二条中所提出的该党坚持的几个原则：“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不是一场谋求阶级特权和优先权的斗争，而是为了……废除一切阶级统治”；党力求“废除现存生产方式（雇佣制度）”；“只有在民主国家内才能实现”“各劳动阶级经济解放”；“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区任务，也不是一个民族任务，而是一个社会任务，它包括所有存在现代社会的国家。”因此党要加入第一国际的斗争。我认为正是以上这些原则规定，恩格斯才说德国产生了公开宣布《共产党宣言》原则的工人政党。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党纲第一条开宗明义居然提出：“社会民主工人党企求建立自由人民国家。”把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政治实体，这正是拉萨尔的观点。其实只要存在国家，总有人不能自由，只有将来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了，人人才能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党纲还说：“通过合作社劳动使每个工人都能获得全部劳动收益。”[3]8-9即便在废除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雇佣劳动后，合作社也只是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的形式之一，而不是唯一形式。《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提出：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是说在过渡时期国营企业是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的重要和主要形式。纲领中还写明该党的10条“最近要求”，这可以说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其中包括授予所有年满18岁男子享有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权，实行直接人民立法，废除所有等级、财产、出身和宗教的特权，教会与国家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实行公立小学强制义务教育，司法独立，废除所有报刊法、结社和联合法，实行标准工作日、限制女工、禁止童工，实行单一直接税等。这些都是民主主义的基本要求。“最低要求”中也还有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如要求“国家资助合作社事业”，给生产合作社发放贷款。还有，“实行标准工作日”没有具体提出十小时或八小时制要求，要求实行普选权仅限于男子，没有提出女子选举权；要求“建立人民军队，取代常备军”，这是不切实际的。

纲领19条，只有前3条是纲领，后16条是章程。其中第4-6条关于党员义务，规定必须每月缴纳党费，订阅党的机关报，凡3个月不履行应尽义务者，就不再视为党员。第7-11条关于党代表大会，规定“至少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所有涉及党的问题，并做出决定”。[3]10每个代表都有一票投票权，必要时经六分之一党员提议或经执行或监察机关多数决定，可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大会纪录在会后三周内提供给所有党员。党代会涉及党章、基本原则和政治立场问题的决定必须在党代会以后六周内提交全体党员征询，并通过党员投票以简单多数作出决定。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代会实行年会制，全党党员是党的主体和主人，全党党员有权对党代会的重大决定进行民主表决。据我考证，正是在1869年爱森纳赫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第一次把“同志”一词写进党章。党章第9条规定：在每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党内同志提交的提案，应至少在代表大会以前14天作为确定的议事日程加以公布。”[3]10可见党内同志享有多么充分的权利。党内同志一律平等。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理应是全党同志的党、全体党员的党，而不能是几个领导人的党，不能是几个领导人可以随意掌控的党。党章第12-14条关于党中央执行机关，规定领导党日常工作的是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设主席、副主席、书记、司库和理事各一名；这五名委员由中央所在地的党员以绝对多数票选举产生；委员会必须有三人出席才能作出决定，“委员会应为自己的所有行为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党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与党代会并列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全党要服从党代会和全党多数党员的决定，而不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也要服从党代会和全党多数党员的决定。党章第15-17条，关于党的监察机关，规定：“为了尽可能防止党的委员会专横独断，党要成立一个11人的监察委员会”，其职责是负责处理上诉和监督党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至少每个季度要对其日常工作、档案、账册和现款等等进行一次检查和研究，如发现有失职行为“有权免除个别委员以至整个委员会的职务”。“委员会有争议的问题由监察委员会决定，做出最后的决定的审级是代表大会。”[3]11监委会委员也由党代会决定监委会所在地的党员民主选举产生。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监委会不仅不属党中央委员会领导，而且其职责是专门监督中央委员会，它可以免除个别中央委员甚至全部中央委员职务。这样的党章实际上确立了党内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即党代会的立法权、委员会的执行权与监委会的监督权三权制约，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导致专横独断。党章第18条规定创办《人民国家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党报要严格遵守党纲，应刊登党员同志的符合党纲精神的投稿。党章第19条规定党员有义务在各地“负责建立社会民主工人协会”，这是要求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积极组织群众。

由上可见，这些党章内容是充分继承了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制定的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章的民主精神，又新增加了监察委员会用以专门监督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党的权力结构就更加合理，更加体现了党内民主。这些规定完全克服了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章程中过分强调党主席个人集权的弊病。应该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可是国外学者仍有把该党组织原则定为“民主集中制”者。例如，民主德国贝托尔特等编写的《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说：倍倍尔起草的组织章程“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7]90前苏联学者弗·朱宾斯基著《威廉·李卜克内西传》也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章程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11]86这是把1904年以后列宁认同的“民主集中制”简单地硬套到19世纪欧洲工人政党组织上。

2.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在合并过程中的复杂斗争

爱森纳赫建党代表大会还把党的委员会即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址选定在德国北部不伦瑞克城。这是因为它靠近莱茵区，那里是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最集中的地区。党的委员会常驻那里开展日常工作，有助于争取拉萨尔派的成员，使他们归向爱森纳赫派。结果正如后来恩格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所说的：“拉萨尔派整批整批地、接二连三地、大张旗鼓地转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的新党的队伍中来。这个党的人数不断增加；结果不久就弄到拉萨尔派和他们的对手公开敌视的地步；而最尖锐的斗争——甚至使用棍棒”，到这“两个社会主义党团的议员并排坐在帝国国会中，加倍感到必须共同行动的时候。……于是在1875年进行了合并。”[12]289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这两个社会主义政党，为何在1870年还互相对立、甚至用棍棒进行武斗，到1875年却言归于好、实行合并呢？主要是由于1871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获得全胜，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居然趾高气扬地在法国凡尔赛宫宣告成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铁血首相”俾斯麦鼎助之下终于从上而下统一了德国，使他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国即便是在帝国统治之下实现统一，也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实现。这种新形势必然会加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因此迫切要求实现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合并，以增强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实力。

1871年柏林、开姆尼茨等地工人罢工，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1872年发生250多次罢工为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而斗争。这一年9月在美因兹召开的爱森纳赫派党代表大会年会就提出，要在同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原则性的合作方面尽量达成协议，以加强对日益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的统一领导。但是两党合并的建议遭到拉萨尔派拒绝。1873年10月德国爆发经济危机。1874年1月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有6名当选议员，全德工人联合会有3名当选议员。两个工人政党合计才有9名议员，是国会中议席最少的政党（资产阶级进步党有49名，地主阶级保守党有21名，代表西部和南部大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党152名，以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为主的天主教徒的中央党91名，代表大地主和大资本家支持帝国的帝国党33名）。在国会中力量对比这样悬殊的情况下，两个工人政党的议员都深感要联合起来共同抗争。1874年6月间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已有很多代表提出要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联合甚至合并。但是遭到领导层的反对。9月间联合会主席哈森克莱维尔被政府逮捕，其基层会员已不听主席号令，纷纷去找爱森纳赫派要求合并。这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的第三次危机。10月间两党代表开始商谈合并问题。12月间两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人先后出席在阿尔托纳和柏林召开的有6000人和4000人参加的工人群众大会，会上工人一致表示赞同两党尽快合并，以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经过两党代表于11月2日和12月15日两次正式会谈，成立了起草新的纲领草案的委员会。

1875年2月14-15日在德国中部哥达（介于爱森纳赫和爱尔福特之间）举行两党合并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为正式合并制定了纲领和组织基础。会后李卜克内西把他起草的采纳拉萨尔主义观点的纲领草案寄给倍倍尔。倍倍尔不同意李卜克内西过多退让的这个纲领草案，他于2月23日给恩格斯写信，征求他对合并的看法。白拉克也不同意纲领草案，他于3月25日给恩格斯写信告诉他此事。恩格斯于3月28日给倍倍尔写了一封长信，严厉批判了这个纲领草案中对拉萨尔主义投降的种种错误观点，诸如铁的工资规律，国家援助的生产合作社，农民是“反动的一帮”等等。恩格斯指出：“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像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倒退一步。我们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马克思也于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写信，指出：这是“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13]415-416，426同时马克思把他在百忙中加班写下的对纲领的长篇批注寄给白拉克，并且请他转交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这个长篇批注就是后来作为《哥达纲领批判》出版的经典名篇。马克思逐段批驳了纲领中所写的拉萨尔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同时阐发了自己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阶段的设想。马克思指出未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结束之后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他当时并没有将这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只是到1907年卢森堡、1917年列宁才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明确称之为社会主义。[14]马克思在批驳哥达纲领中所说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实现所谓“公平的分配”时，明确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存在“旧社会的痕迹”，还只能实行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原则，也就是只能通行按劳分配。“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3]434，436我深刻记得，我国在1958年时误解了马克思的原话，误以为按劳分配的等级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权利，因此要急于破除这种“资产阶级权利”，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要急于废除等级工资制，要实行大体平均的供给制。这是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所犯的重大错误。话说回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论述，也只是一种推理的预测，还有待实践的检验。马克思当时的预测实际上还颇受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影响。例如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就可以在全社会实行计划生产，取消商品、市场、货币，按劳分配将采取劳动券的形式，即是劳动者每天每周劳动之后，“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13]434其实马克思这种设想就是来源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于19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设想和他在新拉纳克办公社的实践经验。欧文直到1858年86岁高龄逝世前都一直在努力实现他以劳动券取代货币的设想，只能是抱憾终身。社会上亿万人群需要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消费资料，怎能都通过劳动券到社会储存库中去领取符合自己需要的消费资料呢？看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可能是无商品、无市场、无货币的“三无”社会。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认识到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严肃、严正、严格、严厉的批判居然没有被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所接受和采纳。他们因急于要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实现两党合并竟放弃原则。李卜克内西于1875年4月2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辩解说：“只要不想使关于合并的协商破裂，这些缺点在代表会议上就是不能避免的。……任何人都毫不怀疑：合并是拉萨尔主义的死亡，因此我们更应当对他们让步。……无论如何事情就是这样：要么就是这个纲领，要么就没有合并。”李卜克内西甚至还说出：“我敬仰马克思，但是我更敬仰本党。”倍倍尔在9月21日致恩格斯信中表示：“您对纲领草案所作的判断，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也严厉谴责了李卜克内西的委曲求全，但是既然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那就应当尽力摆脱它。”[4]161，181倍倍尔还是和李卜克内西一样认为：“若是我们要求得更多些，那合并势必不可能，这不仅为敌人所快，还将有损于我们的党。”[15]186总之，李、倍等人都是强调合并的好处而宁愿放弃原则。一方只着眼于党的眼前利益，另一方则考虑理论的正确性和纯洁性。然而马、恩并未恼羞成怒，因他们犯了重大错误而给他们加上“反共产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的帽子；他们也没有责备马克思、恩格斯远在国外，不了解国情党情而说他们反对党、反对党中央。马、恩继续支持他们、支持德国党在统一后的工作，他们也还依然时常继续请教马克思、恩格斯。互相尊重、互不翻脸，双方这样处理党内这场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分歧和矛盾，为保持党内和平、维护党的统一，树立了良好的范例。这样是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的。一切都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一切都有待于增进团结、合作共事，共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而不可加深矛盾，加剧内斗。

3.德国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合并的哥达代表大会的得失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与全德工人联合会两党合并大会终于1875年5月22日至27日在哥达城举行。前者出席代表56名，代表9121名党员，后者出席代表73名，代表15322名党员。六天的会议主要讨论并通过了新党纲、新党章，决定统一后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还讨论并决定党的报刊和鼓动工作，选举产生了新党的领导机关。新党纲虽然保留了拉萨尔主义的多种错误观点（如“废除铁的工资规律”，除工人阶级外“其他一切阶级都不过是反动的一帮”，“通过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等），但是还明确规定：“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也就是要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同时还肯定了“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且决心承担一切义务，“以便使一切人的兄弟联合成为现实。”[3]14大会把党的名称由社会民主工党改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总是更鲜明地把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而且新纲领中写出要争取“社会主义社会”，要建立“新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要实现“全部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的规模”。在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中连“社会主义”一词都没有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不仅根除了拉萨尔派的旧章程中主席专权制的痕迹，而且比爱森纳赫派1869年的章程也更增强了民主制的基础。新章程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年会制，规定“一名代表最多代表400张票”，这样才能保证全体党员的平等权利。党的执委会“由两名主席、两名书记和一名司库组成。”原来章程规定理事会由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一名书记、一名理事和一名司库组成。现在不设副主席，改设两名平权的主席，意在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一个主席个人专断。新章程关于中央机构，除执委会与监委会之外，又增设一个由18人组成的党的委员会，其成员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职责是“在执委会与监察委员会工作中出现分歧的时候，必须由党委员会出面解决。”党的委员会不仅有权撤消某些不称职或失职的执委会成员，而且“可以根据执委会的提案停止监察委员会的个别成员或者全体成员的工作。”[3]16，17-18这样规定使党中央的三个机构权力既有分工，又有互相制约。党的机关报设《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两种，分别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大会决定第一届党的执委会设在汉堡，监委会设在莱比锡。担任第一届执委的是威·哈森克莱维尔和格·哈德曼（主席）、伊·奥艾尔和卡·德罗西（书记）、奥·盖布（司库）。哈森克莱维尔主席是拉萨尔派，哈德曼主席是爱森纳赫派；奥艾尔书记是爱森纳赫派，德罗西书记是拉萨尔派，司库盖布是爱森纳赫派。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因未在中央执委会所在地居住和工作，所以他们都未被选入中央执委会，但是倍倍尔当选监委会主席，李卜克内西长期担任党的机关报主编，他们始终是德国社会主义政党最有影响力的领袖（倍倍尔从1892年起才担任党中央执委会两主席之一）。

哥达合并代表大会虽然在党纲中有严重拉萨尔主义的错误，但是大会毕竟实现了两党的合并和德国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统一。会后的实践证明，德国党从此开辟了新阶段，两党的合并确实推进了工人运动的新发展。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有一句至理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恩格斯也说过：“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13]426，415哥达大会后党的实际行动确有进步。

从1876年1月起，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各地出版《柏林新闻自由报》等12种政治性报刊，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工人和人民群众诉求，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尽量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于1876年9月29日停刊，10月1日起继续在莱比锡出版新的机关报《前进报》，每周出版三次，主要由李卜克内西负责主编。该报于1877-1878年学术附刊中连载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系统批判了柏林大学讲师杜林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方面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同时在批判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经济学观和社会主义学观。此书在清除杜林主义的影响、提高德国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水平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反杜林论》自1930年出版吴黎平的中译本以来，在我国长期有重大影响。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还在研读这本名著。《反杜林论》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之后第三本最重要、最有深远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名著。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是此书部分内容的摘编。

1876年8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又在哥达城举行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这时党员已有38254名，比1875年5月召开合并大会时增加14312名。大会主要讨论了如何应对帝国国会选举和对待帝国国会斗争的具体措施。1877年1月在德国国会议员选举中，社会主义工人党获得12名议员席位，比上届的9名增加了3名，尤其是第一次在农业工人中增加了很多选票。4月间党的国会议员党团向国会提出了改善工人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具体提案，即禁止工厂在夜间和星期天劳动，规定九小时工作日制，保障和扩大劳动者集会结社权利。倍倍尔在国会演说中有力论证了采取这些措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公开申明实现这些措施是为争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铺设道路。1877年5月党又在哥达城举行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这时党已出版43种报刊，拥有大约135万个长期订户，全不是由任何组织进行摊派。这表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大有成效，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有提高。大会公开议题是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秘密议题是党如何进一步改进国会斗争。

三、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逆境中奋进，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顺境中猛进

1.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非常法令”阶段艰苦卓绝奋斗（1878-1890）

1873年德国爆发经济危机以后，经过短期复苏，1877-1878年又遭到经济危机袭击，生产和工资下降，房租上升，失业者增多。1878年5月11日失业的白铁匠埃·赫德尔谋刺德皇威廉一世未遂。此人此事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毫无关系。“铁血首相”俾斯麦却借机嫁祸于人，在1878年5月20日国会上抛出“防止社会民主党越规”的法令。结果在国会未获通过。无独有偶，祸不单行。6月2日又发生一次精神失常者卡·诺比林刺杀威廉一世事件，这次皇帝身负重伤。尽管刺客不但与社会主义工人党毫无关系，而且他是反对该党的，俾斯麦仍然借以要实现其反社会党人法令。他为拼凑国会多数，于1878年7月30日改选议员。在政府极力煽动反社会党人压力下，社会主义工人党选票有所下降，但是仍然保有9名议员席位。10月19日国会终于以221票对119票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法令”，简称反社会党人法令或“非常法令”，从10月21日起生效。起初规定有效期为两年半，随后延长到12年。从此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进入了有史以来处境最困难的阶段，它备受德国帝国反动政府残酷迫害长达12年之久（1878-1890），同时这也是党在逆境中艰苦卓绝奋进并且取得重大成就的阶段，在历史上曾经被称为“德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时代”而名垂史册。

11月28日，依据反社会党人法令，柏林、波茨坦等地实行戒严。29日在柏林有67位著名社会民主党人被驱逐出国境。随即各地都开始大肆驱逐社会民主党人，共约有900人被驱逐。另约有1500人以煽动反政府罪被判处监禁，总刑期共计达1000年。社会民主党和388个各类工人组织一律被解散。党的报刊被查封者计有608种，另有1200种出版物也被查禁。各地警察经常随意超越“非常法令”规定，任意侵犯人权。甚至系红领带、打红雨伞、提红皮包者都要被拘捕审讯，遭到监禁或罚款。全国布满白色恐怖。这是继巴黎公社革命期间反动政府军大屠杀革命者之后又一次在德国出现的反社会主义的疯狂黑潮。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事先对这一场白色恐怖大突袭思想准备不足，一时陷于混乱。1878年10月底，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党的国会党团曾经决定自行解散，并且要求各地党组织也要自行解散。在这重要艰难转折关头，倍倍尔联合李卜克内西等领导人于11月18日在莱比锡成立秘密的中央支援委员会，作为重建党的领导核心的第一步，旨在募款支援被驱逐者及其家属。例如李卜克内西本来已有两女，后来续弦妻子娜塔丽又生五子，九口之家就急需援助。[16]358这个支援委员会联合党的国会党团领导党的地下秘密斗争。重建党的第二步是倍倍尔等人于1879年9月28日在苏黎世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1888年10月1日至1890年9月27日转移到伦敦出版，秘密运往国内各地，尽力与各地组织和党员恢复联系。几经筹划，1880年8月20-23日在瑞士苏黎世郊区一个村庄中无人居住的维登宫第一次在国外召开党代表大会，秘密出席大会的代表有52名。倍倍尔在会上报告了组织状况和财务状况。大会主要决定修改党纲，“将哥达纲领第二章中的‘合法一词删去。”[17]84正如倍倍尔后来在《我的一生》这部传记中所说的：现在“党是非法的，它不可能作合法的活动，用合法手段达到目的的保证，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大会根据倍倍尔的建议，在决议中明确表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从现在起将“以一切手段”来达到其目的，而不再是如《哥达纲领》中所说的只用“合法”的手段。正如倍倍尔所说：“这个决议以后在国会内外和在法院审讯中引起很大的喧嚣。这是毫无道理的。人们不是把决议当作党的处境的单纯结论，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推翻以往策略的革命行动。”[18]122德国党改变以往的合法斗争的策略，并非要转向采取非法的暴力革命。当时在德国不具备暴力革命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德国党是要转向以秘密的非法斗争为主，同时还要尽力争取在新的国会选举中恢复在国会中的合法斗争。维登代表大会的另一重要成果是选举产生了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主的新的党的核心机构，继续领导全党在逆境中艰苦奋斗、前仆后继。1880年维登代表大会的最大成效是统一了党的指导思想，端正了党的斗争策略，建立了党的领导机关。

“非常法令”实行初期党内曾出现思想混乱，发生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由赫希伯格、施拉姆、伯恩施坦三个人在苏黎世活动，要取消秘密的革命党，要党转入单纯合法活动；而莫斯特、哈赛尔曼等“左”倾分子则要采取冒险活动，搞无政府主义个人恐怖。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曾经一时举棋不定，辨别不清，方向不明。马克思、恩格斯立即帮助他们开展反右、反“左”两条战线的斗争。1879年9月他们发表党内通告信批判苏黎世三个人的右倾错误。⑤1880年8月维登大会（十大）结束了动摇和混乱，决定采取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把“左”倾分子开除出党，但是反右不够有力。维登大会把1879年9月在瑞士苏黎世创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确定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从1881年1月9日起由伯恩施坦担任主编。爱·伯恩施坦（1850-1932），出生于犹太工人家庭，当过银行职员。早年受过自由主义、英国费边社改良主义影响。1872年加入爱森纳赫党。1879年发表苏黎世三个人宣言，受到批评后有所改正。他把党报办得好，所以马克思及时写信给倍倍尔表扬他说：“在他主持之下，报纸愈办愈好，他本人也变得更好了。”[19]211报纸深刻揭露俾斯麦政府“鞭子”加“蜜糖”的两手政策，坚决批判“左”、右倾错误，号召工人和广大人民为切身利益、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报纸运回国内秘密发行，在群众中辗转传阅。党不能在国内公开进行活动，就广为创办俱乐部、游览协会、养金丝鸟协会、鹅会等非政治性组织作为掩护。西方每逢圣诞节有吃鹅肉的习俗，常借以联络工人群众。在1881年10月帝国国会选举中，社会主义工人党仍获得311961票、12个议席，足见党在选民中影响并未减小。1882年5月国会在辩论工人疾病保险法时，工人党议员反对该法案把疾病保险基金控制在企业主手中，而且没有顾及农业工人，同时主张工人要加入自己管理的自愿互助基金会。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突发心肌梗死病故，享年65岁。李卜克内西赶到伦敦参加葬礼，并发表演说，表明：“我们一定沿着你所指出的道路前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20]271883年6月29日汉堡一个选区进行议员复选，倍倍尔以11711票战胜进步党候选人，成为党的第13名议员。12月29日柏林市议会选举，第一次有工人党5个人当选为市议员。1884年10月28日帝国国会选举中工人党选票增加到549990票，议员增至24人，翻了一番。1887年2月21日国会选举中工人党选票又增至763128票，但是由于不民主分配选区，议员却减少到只有11名。十多年来由于坚持扩大联系群众，所以工人党的选票能够不断上升，议员们在国会斗争中坚决反对政府的对外扩张和增加军事预算，不断为工人争取保险基金、缩短工作日而斗争。尤其是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这两位党的领导人紧密合作，并肩作战，唇焦舌敝，腿不停步，在国会内呐喊呼号，为民请命，在国会外走街串巷，访贫问苦，揭露反动派的种种阴谋罪行，了解群众的诉求心愿，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为把国会内外斗争、合法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作出了杰出的表率。

这个时期党还改头换面，以合法为掩护，在国内外又创办了几十种报刊，如《灯笼》、《新家具工人报》、《自由报》、《新时代》、《德国五金工人报》、《柏林人民报》、《汉堡回声报》等等。同时还出版论著，传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1879年初在莱比锡秘密出版倍倍尔的名著《妇女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后来以《妇女与社会主义》为名成为不朽传世经典）。1883年3月出版恩格斯的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7月出版由恩格斯写序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1884年10月出版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5年1月由恩格斯写序的马克思名著《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在斯图加特问世，7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在汉堡面世。1886年4-5月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分两期发表。

在“非常法令”时期，工人党还唤起、组织和领导了工人几千上万次不同规模的罢工。如1885年柏林泥瓦匠大罢工，1886-1889年工人们在罢工斗争中建立了中央工会联合会，其地方组织有6584个。1887年有汉堡家具工人和建筑工人的罢工。1882年12月至1890年7月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强烈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扩大就业，不承认企业主的安置办事处，要求集会结社权等等。在“非常法令”时期，工人党在国会选举前后工人罢工中，散发了几十万份传单，争取群众、鼓动群众、支援群众。1888年10月21日为抗议反社会党人法令颁布十周年，工人党在全国大中小城市显示自己的威力，到处飘扬红旗，张贴《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

工人党领导工人群众坚持斗争12年，在逆境中奋进，成效显著。在声势愈益壮大的工人运动压力之下，1890年1月25日国会终于以169票对98票否决了“非常法令”。

2.德国社会民主党全盛阶段的重大成就（1890-1898）

1890年1月“非常法令”废除，德国工人党又以合法身份重登德国政治舞台，立即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同年2月20日帝国国会选举中，工人党获得1427298票，第一次夺冠，超过所有其他政党，有35个人当选议员，也超过帝国党的20名。恩格斯在3月8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今后怎么样呢？》一文中指出：德国党选举的胜利标志着“俾斯麦时代完结的开端。”[12]7果然，俾斯麦于3月20日下台。5月10日德国工人第一次热烈纪念1889年第二国际大会决定的国际劳动节。9月党在全国各地举办庆祝废除“非常法令”、党取得胜利的各种庆祝活动。

1890年10月12-18日在萨利河畔哈勒召开党的新一次代表大会（十四大），这是相隔13年之后第一次又在国内开党代会。哈勒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决定把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原来1869年建党时叫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75年哥达大会改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新党章取消了“非常法令”时期议会党团对全党的领导权，重新确立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新党章还规定：今后党的代表大会必须要有妇女代表参加；党员有申诉权，党员严重违反党纲原则或犯有不名誉行为就不能属于党。为适应议会斗争需要，还规定：党的地方组织按议员选区划分；党的议会党团与党的领导机构几乎平权，议会党团成员与党的领导机关成员都作为党代表出席党代表大会，议会党团有权召开非常代表大会。恩格斯曾经向德国党的领导人严正提出：议会“党团处于绝对控制执行委员会的地位”，“这样做是否聪明？”[21]441新党章还是坚持“党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明文规定“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代表机关”[2]120，这里所说的“最高代表机关”应该说是“最高权力机关”。但是对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有新规定，即除了按选区选出的代表之外，议会党团成员和领导机关成员也作为代表参加党代表大会。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由原来的5人扩大为12人，仍然设两个主席，另有两名文书、一名司库，把7名监察委员也列为党的领导机关成员。新党章第一次规定领导机关成员可以领取一份工作薪金，其数额由党代表大会确定。党的机关报自1891年1月1日起改名为《前进。柏林人民报》。

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召开代表大会（十五大），主要是制定通过了新党纲。这年1月恩格斯发表了被搁置15年之久的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以期对制定新纲领有所帮助。6月18日提出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避而不提在德国要推翻专制制度、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幻想在专制制度下就能够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尤其是回避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这一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恩格斯要求发表1875年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并且于6月29日写完《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对这些错误观点提出批评。恩格斯强调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意即除了巴黎公社那种立法与行政统一的政权之外，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也可以作为未来无产阶级政权的政体。恩格斯还批评德国党内这样一种错误倾向：“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看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10]415，414这些错误倾向反映了当时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共同看法，所以可以说恩格斯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实际上“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国际的”右倾错误。[22]171考虑到恩格斯的批评意见后，8-9月《新时代》杂志另公布一份由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起草的纲领草案，恩格斯表示支持这个草案，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纲领委员会一致决定稍作修改后提交10月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新纲领清除了拉萨尔主义的浓厚残渣，基本上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之上，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掌握政治权力就不能实现生产资料向全体居民所有的过渡。”我认为纲领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如何利用、改革三权分立体制的设想，即“人民依靠提案权和否决权实行直接立法”，全国实行“人民自决和自治”，“以人民军队取代常备军，通过人民代表机构决定战争与和平”，“行政机关由人民选举，它们要履行职责和承担责任每年都要审批税收。”“由人民选举的法官进行审判。”纲领还第一次提出“把商品生产变为社会主义的”主张。[3]21，22爱尔福特纲领当时对各国党有很大影响。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在1956年出版的一部名著中说：爱尔福特纲领“在几乎所有国家内都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典范，而在二十多年之内起着第二国际非正式纲领的作用。”[23]152

在策略方面，党决定开展合法斗争，以议会斗争为主。党一方面驳斥了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单纯追求议会席位和议会成就的右倾观点，另一方面也批判了以恩斯特为代表的所谓“青年派”的左倾冒险主义观点。这些缺少革命锻炼的青年人（大学生、青年文艺工作者等）完全拒绝合法斗争，醉心于半无政府主义的密谋。爱尔福特大会还决定把“青年派”柏林小组成员开除出党。党关于大力开展议会斗争的策略方针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就。1887年还只获得选票763128张、占总票数101%，只有11个议席；1890年选票增至1427298张、占总票数197%，得到35个议席；1893年选票又增至1786738张，占总票数232%，得到44个议席；1898年选票达到2107076张，占总票数272%，得到56个议席。随着合法斗争、议会斗争的成长，党内合法主义和议会主义也进一步滋长。

在宣传方面，党决定大力创办报刊。到1896年，已办有日报39种，每周出三期者20种，周刊9种，半月刊8种，共76种。1890年哈勒大会决定党的机关报为《前进。柏林人民报》，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每日发行48万份。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自1890年11月起由月刊改为周刊，由考茨基任主编（他从1883年创刊起至1917年10月一直任主编达34年，以后由库诺夫任主编，至1923年停刊）。除报刊外，党还出版了大量小册子，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举办公共集会也是德国党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一种重要方式。例如，柏林每天晚上均有社会主义集会，有时每晚分二、三处举行。工人带着妻子围桌而坐，饮酒喝水，自由讨论，听取讲演。

在组织方面，“非常法令”废除后，党当即从上而下重新建立了全国系统，党中央和各地方组织都重新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关。发展党员的工作有序地进行。1869年刚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时才拥有1万党员，1877年达到32万人。1878-1890年“非常法令”时期，党组织在国内被取缔，发展党员工作难以开展。从1890年到1898年，增加了20多万人，到1906年已拥有384327人。党还大力领导工会工作，吸收大批工人加入工会，通过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890年“非常法令”废除时中央工会组织拥有3305个地方组织，全国有237000名工人分别参加了59个工会联合会。到1898年德国工会联合会共有57个中央联合会和493742名会员。到1913年工会会员已猛增至2525042人。工会组织程度相当高。

总的看来，恩格斯对德国党的成就是感到满意的。1893年秋，他在参加过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之后返回英国途中曾经路过柏林。9月22日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有4000人集会热烈欢迎恩格斯回到祖国。他离开柏林已经有51年了，1842年他作为志愿兵在柏林服役过。柏林那时是不到35万人的小王都，现在是已拥有200万市民的大工业城市；那时压根儿还没有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柏林选出的6个议员中有5个是社会民主党人。恩格斯在欢迎会上的演说满怀豪情。他说：“柏林走在欧洲所有大城市的前头，甚至远远超过了巴黎。”他称赞“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全世界最统一、最团结、最强有力的党，由于它在斗争中有冷静的头脑、严格的纪律和蓬勃的朝气，它从胜利走向胜利。”[12]484恩格斯在1891年10月时就说过：“国家的最近的未来是属于这个党的。”[10]432德国党由于30年来的不断努力和牺牲，“它已经争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取得的地位，这个地位能保证它在短期内使政权转到自己手里。社会主义的德国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前列、最光荣、最重要的岗位上”[10]434。恩格斯不是把希望全都寄托在议会斗争上，而是指望要在议会外争取广大工农大众和军队士兵。尤其是决战时刻，军队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主要因素。当时在汉堡的军队中已有很多是社会民主党员，争取下级军官是重要任务，俾斯麦在1892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已经对此有高度警惕。总之，恩格斯认为，“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取得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15年到20年期间不能恢复。”[10]435-436恩格斯的预见多么英明，后来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确使德国党长期不能恢复。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因喉癌于伦敦逝世，享年75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考茨基都赶到英国送别，柏林、不来梅、汉堡等地同志都献上精致、华贵的花圈。李卜克内西写的《在恩格斯的灵柩前》一文记述说，来自四面八方的各国哀悼者都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决心不疲倦地满腔热情地全力工作，在战斗的岗位上坚持到底。”[24]175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895至1898年继续致力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事业。1896年2-3月《新时代》杂志发表恩格斯未完成遗著《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1897-1898年出版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四卷本，以权威性党史论著对党员和工人进行社会主义信念和思想教育。这些年，德国党还大力支持和领导了柏林服装工人大罢工、汉堡码头工人长达11周的罢工，1897年德国工人支援英国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1898年莱比锡工人抗议政府破坏结社法的斗争，克雷弗尔德织工反对企业主降低工资的罢工，等等。这些罢工都是旨在减少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这几年反专制主义的斗争主要是打破帝国政府再次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令”的阴谋。1896年柏林和汉堡工人的大罢工激怒了专制政府，它于1897年5月又向众议院提出结社法补充条例，即所谓小反社会党人法，又要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严禁工人集会和结社。党即号召群众奋起抗议。抗议集会从柏林席卷全国。6月间普鲁士邦议会第一读通过了该法令，还增加了禁止青年和妇女参加政治活动和结社的内容。这激起了全国性更加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党的议会党团善于争取、分化其他党派的议员。结果7月24日众议院终以209票对205票，否决了小反社会党人法令。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主要是议会党团于1896年3月在议会中揭露专制政府对非洲惨无人道的殖民政策。1898年3月中国政府被迫把胶州湾租借给德国99年，4月27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议会中抨击德国政府的这一殖民主义行径。6月16日在德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票2107076张，再次夺冠，议席增加12个，达到56席。这表明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正在扩大。

四、德国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的抬头和党在政治上的破产（1899-1914）

1.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和党内反修正主义的斗争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难料变幻。如前所述，伯恩施坦早年有过错误，但是自1881年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以来深得马克思、恩格斯赞赏，恩格斯临终前曾指定他作为自己遗嘱执行人之一。可是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他的思想就大有变化。从1896年10月起，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连续发表多篇公然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1899年1月，他进而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同年夏天由狄茨出版社出版。⑥本书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批判”和“修正”。修正主义一词是190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诺西希在其所写《社会主义的修正》一书中最早使用，随即流传起来。西方的“修正”一词起源于拉丁文revidere，原意是经过独立研究对原来观点作出另外判断。从“修正”衍化出的“修正主义”一词是指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修正主义（revisionism）是日本人首先用汉字译出。⑦伯恩施坦也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者。他说：“人们读到我时，不是把我当作一般的修正主义者，而是当作‘大修正主义者。的确，我所提倡的是修正。”[25]515在哲学方面，他用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唯心论修正唯物论，用庸俗的“进化论”修正革命的“辩证法”，根本否认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反对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用奥地利经济学家柏姆—巴维克的边际效用论修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剩余价值只是“基于假想的公式”，卡特尔、托拉斯等新出现的垄断组织可以减少危机的作用，所以资本主义不是必然要崩溃。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他用阶级合作修正阶级斗争，用社会改良修正社会革命，美化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鼓吹议会民主已使危机和革命归于消灭，否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运动就是一切，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只要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参加议会斗争，争取点滴改良，自由主义原则的“完成就将是社会主义。”[26]104，276我国学术界现在有人认为伯恩施坦主义还有可取之处，因为世界资本主义迄今没有崩溃，发达国家暴力革命的确搞不起来。对此我们要有历史观点，不能以今比昔。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正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列强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曾经造成两次世界大战，确实使资本主义局部崩溃、社会主义取得局部胜利。如果没有修正主义造成的危害，社会主义可能取得更大胜利。至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为何尚未崩溃，暴力革命为何难以搞成，这些问题，容后我在最后一个专题中会加以论析。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后，德国党最初曾对之进行过斗争，1898-1903年召开的六次代表大会，即1898年斯图加特大会、1899年汉诺威大会、1900年美因兹大会、1901年留比克大会、1902年慕尼黑大会、1903年德累斯登大会，都批判过修正主义。尤其是在1903年大会上斗争达到最高峰，猛烈抨击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大会以288票对11票通过了倍倍尔等人的提案；坚决谴责“用迎合现存制度的政策来代替通过战胜敌人而夺取政权”的修正主义企图。1898年5月才迁居到德国并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波兰女革命家罗·卢森堡（她在1899年就写出《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⑧一书，深刻批判伯恩施坦主义），在这次会上曾要求把顽固坚持修正主义立场的伯恩施坦及其支持者开除出党。但是倍倍尔、考茨基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伯恩施坦只是一时糊涂，以后可能改正。这就使得修正主义者在党内稳住了阵地。伯恩施坦坚持己见，修正主义以后在党内得寸进尺，逐步扩张，终于使党变质。

2.德国党内分裂为左中右三派和右派掌权，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破产

修正主义出现后，德国党内分为三派：左派、中派和右派。左派有李卜克内西父子、倍倍尔、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威廉·李卜克内西1900年75岁去世后，其子卡尔·李卜克内西继承父业，坚持反修斗争。中派以考茨基为代表。右派以伯恩施坦为代表。中派力图调和左右两派，实际上包庇、助长右派。结果从1905年俄国革命后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修正主义在党内越来越占优势。在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二十九大）、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会（三十大）上，虽然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以群众性政治罢工作为工人阶级阶级斗争手段的决议，但是并没有付诸实行，实际上仍以议会斗争为主。1907年埃森代表大会（三十一大）上多数代表竟然同意右派诺斯克对德国帝国政府的军国主义所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⑨立场，即支持德国政府的对外扩张计划。1905年后倍倍尔越来越转向采取中派立场，甚至附和右派言论。例如他在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上居然以“进攻”与“防御”取代正义与非正义战争来划分战争性质，他同意如果德国遭到俄国进攻，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就要“捍卫祖国”。只有小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坚持左派立场，坚决反对德国政府的军国主义。小李卜克内西于1907年出版《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一书⑩，深刻揭露了德国政府对外和对内军国主义政策的反动本质，号召人民奋起进行反军国主义斗争。1911年摩洛哥危机期间，党的执委会采取等待政策，放弃了反军国主义的斗争，左派极力反对，可是倍倍尔为执委会的政策辩护。1913年倍倍尔73岁逝世后，党的领导权落入中派哈阿兹、右派艾伯特手中（这两人担任党的主席）。在这一年9月耶拿代表大会上（三十七大），小李卜克内西提出宣传政治罢工的提案，结果以333票对142票被否决。1914年6-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8月4日议会党团以纪律胁迫党员议员投票赞成帝国政府的军事预算，号召工人保卫祖国，即号召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本来是德、奥、意三个同盟国集团与英、法、俄三个协约国集团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引发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间的非正义掠夺战争，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本应反对本国政府参与这场战争，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带头支持本国政府。这表明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和原则，转向大国沙文主义，与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府同流合污。这标志着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然而它在组织上依旧继续活动。战争期间，该党进而与帝国政府和参谋总部密切合作。

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历史地位作用

1.德国党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

德国党在历史上成就大、影响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终于叛变、破产，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功经验，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重视制定党纲。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纲是工人运动中升起的一面旗帜，它衡量运动的水平，给广大党员指明斗争目标、方向和道路。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宣言发表以来，党组织都很重视党纲。德国党继承并且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德国党先后制定过三个党纲：1869年爱森纳赫建党大会通过的党纲，基本上正确，但有拉萨尔主义的影响；1875年哥达大会上通过的纲领，充满了拉萨尔主义观点，是一大退步；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清除了拉萨尔主义残迹，基本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又包含有一些错误，经恩格斯批评后有所改正。爱尔福特纲领后来成为第二国际各国党纲领的样板，“成了整个第二国际的典范”[22]171。德国党制定党纲为我们提供了三点重要的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清除错误思潮影响；与本国情况相结合，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提出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已经不够，但在德国仍有必要；“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10]407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有些罗里啰嗦，拖泥带水，这方面也受到恩格斯的批评。

第二，重视党的组织建设，使党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德国党在45年之中制定了6个党章，最初党章是附在党纲之中，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之后即把党纲、党章分开为两个文件。后来在1890年哈勒代表大会、1900年美因兹代表大会、1909年莱比锡代表大会、1912年开姆尼茨代表大会上又修订过4次。党按照民主制原则建立，虽然当时党章中还没有用这一名词，但是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除在“非常法令”时期有8年不能照常召开之外，党在45年之中共召开过37次代表大会。重大问题都在党代会上解决，党代会是党的权力中心。党中央执委会只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与党代会并列的党的最高机关，所以其组织原则是民主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为避免党中央少数人专权，从1869年起党中央就设两个机构：即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875年起又增加一个调节两者之间关系的18人组成的党委员会。执委会设两个主席，权力平等，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个人专权。1892-1910年长期之中是倍倍尔和辛格尔二人担任主席，前者是旋工，后者原是资本家，后来把资产捐献给党，二人合作得很好，但不是劳资合作。保尔·辛格尔（1844-1911）出生于小资本家家庭，4岁丧父，家庭多子女，他14岁进布店当学徒，后来与大哥合办辛格尔大衣制作厂。他转向社会主义后，曾在经济上大力帮助党，如1873年他捐献一大笔款供党从事议会活动之用。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杰出活动家和组织家，1911年3月31日逝世后柏林工人像历史上对待皇帝一样隆重安葬了他，列宁还写过悼文。[27]145-1481911年以后倍倍尔与哈阿兹二人任主席。1882年苏黎世代表大会（十一大）决定建立档案馆，先设在瑞士，1887年迁伦敦，到1890年“非常法令”废除后迁回柏林。这个档案馆分13个部分，收集国际共运和德国党的各种文献、报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手稿以及一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党的档案馆。1906年开始办党校，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党校，至1914年共办过7期，每期半年，培训过203位学员。大部分学员来自工人，三分之二的学员是26-35岁之间的青年，其中有党报编辑、工会和合作社基层负责人和职员，后来成为德共领袖的皮克等都在党校学习过。左派理论家卢森堡、梅林等曾在党校执教；右派库诺、希法亭等也担任过党校教员。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社会发展史、经济史和民族经济、党纲等课程。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在党校中斗争很激烈。德国党于1908年设中央情报局，注意收集情报工作。德国党还很重视妇女和青年工作。党的领袖倍倍尔70年代坐牢时撰写《妇女与社会主义》专著，书末提出：“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即首先是属于工人和妇女的。”1879年初版，30年之中印过50版，曾被译为几十种文字出版。中文本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由沈端先（夏衍）从日文转译，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5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印过。党注意在妇女中发展党员，1913年党员982850人，其中女党员141115人，约占15%。1890年哈勒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规定，各选区选出的党代表如果不包括妇女时，可在特别召开的妇女大会上选出妇女代表。1909年莱比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男党员每月缴纳党费30芬尼，女党员只交15芬尼，以示照顾。19世纪末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极力支持下，南德出现了无产阶级青年组织。资产阶级尤其残酷剥削身强力壮的青年工人。1904年学徒工保尔·迈林在柏林格鲁奈瓦尔特的自杀事件促使柏林工人也建立了独立的青年工人组织——“学徒与青年工人联合会”。同年曼海姆也组成“青年工人联合会”，从1905年1月1日起出版机关报《劳动青年》。1906年2月南德各地的青年联合会合并成为“德国青年工人联合会”，创办了机关报《青年近卫军》。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党的1904年不来梅代表大会、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1906年莱比锡代表大会上都曾经发表演说，要求党面向青年，要求党打破“政治是老年人的事情”的旧观念。他响亮地提出：“青年跟谁走，谁就有前途”。1906年在曼海姆召开了全德青年工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35岁的德国党左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会上作了《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的报告，这次大会实际上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1907年他为此被控叛国罪，处以一年半徒刑。但是柏林人民于1908年6月当他还在狱中时就把他选为议员（他到1909年6月1日才出狱）。党在1908年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三十二大）上讨论了青年工作，决定成立青年委员会，置于中央劳动青年部领导之下。右派对于党内青年革命力量的增长非常害怕，极力阻挠破坏。青年组织在左派领袖李卜克内西领导和推动之下，终于冲破阻力，于1918年10月建立自由社会主义青年联盟，1920年9月改称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继1918年10月苏俄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的世界第二个共青团。

第三，善于把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善于通过合法斗争争取广大群众，又善于通过秘密斗争联络基层党员。如前所述，党在1878-1890年“非常法令”时期在把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方面作出了榜样。1890年以后每年五一节是党组织宣传群众的好机会。党还利用议会斗争争取群众。1871年时党所得选票只占总数的3%，只有2名议员；到1912年增至占总票数348%，有110名议员；1913年复选中又增补一席，共111个议席，约占全部议员397席的28%。20世纪10年代，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达到200多万人。党内左派反对工会中立，反对修正主义领导，反对黄色工会。在工会运动中培养了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例如后来的德共主席台尔曼就是运输工会汉堡地方委员会委员，1912-1914年他曾在运输工会中反对改良主义，要求会员加强对工会领导机构的监督。后来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的威廉·皮克于1894年6月加入德国木工工会，积极参加宣传鼓动工作。党主办的报刊从1876年的23种，增至1906年的78种，到1913年党拥有93种日报，销数180万份。柏林已被国际社会主义者公认为红色的首都，德国被认为是红色国家，德国党的代表大会被认为是红色代表大会。例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于1903年10月14日在《火星报》第49号上曾发表《红色国家里的红色代表大会》一文，盛赞德国党的成功。

第四，坚持国际主义原则。无产阶级政党要在民族范围内建立，首先在本国开展革命斗争，同时又要联合全世界无产者，共同斗争。德国党最早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如前所述，德国党1869年刚建立就加入第一国际，在1870年普法战争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期间表现了鲜明的国际主义立场。后期尽管修正主义腐蚀了党，但是左派仍然坚决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如支持1905年俄国革命，俄国革命1月份刚爆发，李卜克内西在2月12日就号召德国工人“站在俄国革命的旗帜下行动起来”，他赞扬俄国革命“是欧洲人民历史上的转折点”。他在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会（三十大）上说：“我们的同志们在那里流了血，这血也是为我们而流的，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而流的”。他要求党号召德国无产阶级积极行动起来保卫俄国革命，用实际行动打破德国政府准备武装干涉俄国的计划。女革命家卢森堡指出：“伟大的俄国革命将成为以后几十年中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师表。”他们号召全国各大城市举行集会和游行声援俄国革命，并为死难的俄国工人家属募捐；他们还强调德国工人必须学习俄国政治总罢工的斗争方法。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9月举行的二十四大（美因兹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决议，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谴责德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卢森堡在会上还批评了党中央执委会在侵略中国问题上的动摇态度。后期党内右派沙文主义愈益严重，可是左派一直坚持反战立场，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策划战争。

这样一个有重大成就和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什么到1914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会叛变、破产呢？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我们要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我认为主要的历史教训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德国党是在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向横广发展时期成长起来的，它主要是进行合法斗争、议会斗争。

合法斗争和议会斗争的成就在党身上深深打下了合法主义和议会主义的烙印。尤其是经历了“非常法令”时期以后，党内不少人非常害怕触犯法律会使统治阶级制造新的迫害。德国党的党员崇拜合法性有时简直达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斯大林曾经多次谈到他年轻时在莱比锡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他同一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来出席一个国际会议，他们坐火车准时到站，只是由于火车站没有人收票，所有的德国党党员都规规矩矩地等了两个钟头才离开月台，结果谁也没有能够赶上参加会议。[28]348合法主义的滋长终于在党内形成了这样的投降主义信条：“宁可叛变，也不坐牢。”不少党的领导人害怕违抗政府法令而遭到政府逮捕法办。有一个投票赞成政府军事预算的党的议员曾经自供：“不然我们就被逮捕了。”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活动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要避免破产和遭到政府镇压就必须要有不怕牺牲的英勇壮志，同时要把秘密斗争放在首要地位，这样才能使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日益滋长的沙文主义、大党主义促使德国党蜕化变质。

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与英、法、俄等国争霸世界，斗争激烈。资产阶级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渗透到无产阶级政党中来。沙文主义使得党内与资产阶级的合作由战前的秘密联盟进一步发展为战时的公开联盟，如前所述，战争期间，党的右派领导人始终与政府和参谋总部密切合作。修正主义早就鼓吹劳资合作、阶级合作，沙文主义正是这种阶级合作思想登峰造极的表现，即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去掠夺别国，以便一些工人从帝国主义掠夺战争中分到更多的“油水”。这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特别要警惕沙文主义的侵蚀。德国党的沙文主义不仅表现在对本国资产阶级百依百顺、俯首听命，而且表现在对兄弟党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甚至粗暴地干涉兄弟党的内政。例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发生尖锐对立时，德国党的领导人多次袒护孟什维克。到1912年俄国党清除了孟什维克取消派之后，德国党还硬要两派谈判，实现统一。1912年列宁曾到柏林拜会倍倍尔、考茨基等德国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接见列宁时非常无礼。正如列宁所说：“狰狞如兽”。考茨基也是如此，他自己完全不懂俄文，并不了解俄国党内真相，就靠几个孟什维克情报员提供的材料，非要强加于人不可。这种大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在兄弟党之间的一种表现。大党主义严重就会使兄弟党的关系破裂，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第三，对修正主义、对党内右派斗争不坚决，不彻底，姑息养奸。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后德国党一度开展过斗争，但是出现了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多方加以袒护。1903年德累斯登代表大会反对把他们开除出党，从此他们在党内盘根错节，愈扎愈深。在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党的领导人屈服于修正主义分子的压力，对工会官僚作了无原则让步，决议中居然说：“工会的重要性不次于党”，今后在实行政治罢工时，党中央必须征得工会总委员会的同意。这实际上是把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交给了工会官僚。1912年克姆尼茨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票否决了左派关于反对殖民政策的提案。1913年初议会党团竟投票赞成政府关于增加军费开支的无理要求。同年8月倍倍尔逝世后，右派立即解除了卢森堡、梅林的《莱比锡人民报》编辑的职务。这说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修正主义者已经掌握了德国党的领导权。修正主义者在党内是扎根徒长，步步高升。德国党的叛变不是偶然的，而是几十年中修正主义、沙文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四，党在组织建设方面有重大缺陷，以致在历史转折关头失去战斗力。

首先是党的成分不纯。党为了追求合法斗争、议会斗争的成就，为了拉选票，竟对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分子以至资产阶级分子大开方便之门。1906年时党员才38万多人，1910年增至60多万人，1914年猛增到108.5万人。过分追求数量使党降低了党员标准，吸收了许多高薪熟练工人、手工业主、饭馆和啤酒店老板、商人、工厂主等等入党。1903年议会党团81名议员中没有一个产业工人，工会官僚、小业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有37名，甚至还有7个工厂主，5个饭馆老板，6个商人。据不完全的统计，1907-1909年间工人官僚约计2万人，他们的收入最低者也比熟练工人高出2-25倍，高于基本工人群众工资35倍。工资最高的工人官僚收入超过熟练工人大约7倍，超过基本工人群众9倍。这些人的既得利益与资产阶级息息相关，因此在关键时刻必然跟着资产阶级跑。

对党员要求不严，表现在党章第一条只要承认党纲原则并尽力支持党的人就可以当党员，党员可以不参加党的某一个组织，长期不过组织生活。德国党后期不仅成分复杂，而且组织涣散，可以说变成为一个不十分定型的党，相当松散的党。

议会党团在党内权力过大，往往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而议会党团往往又是议会迷、合法主义者、修正主义者麋集之所，这也是德国党组织结构的一大弊病。

党的主要领导人事实上的终身制是从德国党开始实行的。1869年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时党的领袖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当时43岁）和倍倍尔（当时29岁），后来由于党在斗争中不断遇到挫折又取得成就，他们俩人都多次被捕坐牢又一直坚持斗争，所以一直被拥为领袖。到1900年李卜克内西75岁逝世后，倍倍尔继续是党的领袖。倍倍尔从1892年起担任党的主席之一，直到1913年73岁逝世。他晚年养尊处优，深居简出，过着工人贵族的舒适生活。俄国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到他家中拜访，向他介绍俄国1905年革命情况时，他漫不经心，抱怀疑态度。高尔基看到他家里有许多垫子、餐巾、布幔，挂着养有金丝鸟的鸟笼，家里摆设也十分讲究。吃饭时听他老妻说，倍倍尔只吃昂贵的小鸡。高尔基对他的印象很不好。[29]274-275在他的领导下，德国党内形成了“政治是老年人的事情”这样的陈腐观念，不重视选拔优秀的年轻人，没有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倍倍尔晚年考虑到党的接班人问题。他在1908年11月10日致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曾经表示：“我们需要好的一代接班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接班人很少遇见。你就是我寄予希望的唯一的人。”可是他没有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以至李卜克内西长期都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在党内还屡次遭到右派打击。倍倍尔本人晚年也居功自傲，难以听取批评意见，不能以平等态度待人。1908年他68岁时因年老多病，其妹夫和两个苏黎世医生都劝他“摆脱政治并退休”，可是他下不了决心。当时党内右派已经相当得势，他们都希望倍倍尔继续当主席，利用他德高望重和对右派抹稀泥的弱点，以便于右派在党内盘根错节，伺机扩展。果然到他逝世后，党的领导权就落入右派艾伯特等人手中。德国党政治上的破产主要是由于党内修正主义、沙文主义的恶性发展和修正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掌握了党中央领导权；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实际上的终身制、没有在党内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2.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首建垂范作用

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政治上破产，然而它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独特的首建垂范作用还是要予以充分肯定的。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设想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就可以领导世界革命成功，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过欧洲1848-1849年革命的试验后，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革命低潮的1852年被迫解散。到6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时，他们又设想建立一个政党性的国际工人阶级组织就可以领导世界革命成功，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他们总结实践经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到19世纪60年代，欧洲工业经济的发展已经使民族国家纷纷形成，所以必须在各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政党才能领导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这时最有得天独厚条件首先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唯有德国。就当时西欧最强盛的英、法、德三国比较而言，英国工人运动自从40年代宪章运动辉煌一时衰落之后，不问政治、崇信改良主义的工联主义在工人中深有影响，英国资产阶级从其辽阔殖民地搜刮来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收买、豢养了一批“工人贵族”（工会头目、监工、管理人员等白领工人），用以腐蚀、欺压工人，难以在工人中建立社会主义政党。法国工人深受路易·勃朗改良主义、蒲鲁东无政府主义、布朗基空想冒险主义影响。1871年法国工人正在筹备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就提前自发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革命失败后工人阶级大伤元气又备受压迫，也无法建立社会主义政党。马克思于1869年2月致拉法格的信中曾经谈到德国工人阶级的优点。他说：“至于说到德国工人阶级，那末在我看来它要比法国工人阶级组织得好些。它的世界观中的国际主义比任何别的国家都要多些，它的无神论比任何别的国家要鲜明些。它普遍同情法国。”[30]598德国工业化从60年代起加速发展，劳资矛盾愈益突出，人民大众与普鲁士专制王权政府的矛盾十分尖锐。工人运动、民主运动正蓬勃兴起。当时德国除了经济、政治条件具有独特优势外，更有文化条件的独领风骚。德国民族不仅是个哲学民族，拥有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大师，而且还是个务实的民族，德国人还善于运用哲学来解决如何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这样就在德国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正如恩格斯于188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1版序言中所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随后在1891年柏林版，恩格斯在这句话之后加上了如下一段话作为脚注：“‘在德国是笔误，应当说‘在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40年代比现在还落后得多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13]495-496既然在德国人中间首先产生了更高于资本主义而且专门用以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德国到60-70年代也具备接近40年代英国和法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因此德国最有可能首先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对欧美其他民族国家会起示范、垂范作用。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两位始祖马克思和恩格斯自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都只能侨居英国，德国专制政府不许他们回国从事政治活动，马克思还被取消了普鲁士国籍，成为“世界公民”。这样就只有依靠他们的门生和战友在德国去建立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工人政党。由于他们的门生和战友，有的歪曲了科学社会主义（如拉萨尔、施韦泽），有的没有完全理解并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如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因此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和成长经历了异常曲折而艰难的历程。如上所说，党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即1863年的全德工人联合会、1869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75年两党合并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以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盛时期和1899年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现修正主义和政治破产时期。党的纲领经过拉萨尔的《公开答复》、爱森纳赫纲领、哥达纲领到爱尔福特纲领，马克思、恩格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批评，到1890年10月最后才制定了恩格斯较为满意的纲领。后来这个纲领成为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制定纲领时学习借鉴的典范。爱尔福特纲领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但是它明确指出：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是要使社会“获得高度的富裕和实现全面的、和谐的完美的泉源。”“这种社会变革不仅仅意味着无产者的解放，而且意味着经受现存状况折磨的整个人类的解放。”[3]20-21这实际上表达了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地位，可以说是继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的第二个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以三易其稿的纲领，而且以六易其稿的章程以及分布全国的组织系统，为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建设树立了榜样。德国党建立后还在开展持续不断的革命活动，坚持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的巧妙结合，举办报刊和党校的宣传教育活动，为改善工人阶级状况作出的切实成效，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和专制政府军国主义行径，为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等众多方面，都为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作出了表率和示范作用。

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段为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起到首建垂范的作用，除了上述德国得天独厚甚至独领风骚的诸客观条件外，还由于有马克思、恩格斯长期不懈的帮助，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坚持党的领导和广大党员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列宁后来曾经多次讲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功绩。列宁于1913年4月间写的《今天的俄国和工人运动》一文中这样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巩固组织，加强报刊工作等等；这是西方社会主义者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已制订的策略中的起码的东西”。[31]57他于1918上6月间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关于目前形势报告的总结发言中又说：“从1871年到1914年将近半世纪以来，德国工人阶级一直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组织的榜样。”[32]4321920年4月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名著中更进而说：“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同革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所必须的那种政党最相近。”[33]144

可是，自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修正主义抬头，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党内大国沙文主义占统治地位，导致党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上政治上破产，也为欧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树立了反面的垂范作用。这是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正如列宁于1914年10月17日所指出的：“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权威，而现在它已经是个不该这么办的样子了！”[34]20，

当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从此土崩瓦解。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重整旗鼓，重新迈步。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它后来已经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转变为代表部分工人的改良主义政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又进而转变为自称全民党的改良主义政党。

注释：

①转引自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从古老帝国到第二共和国》，波恩国际出版，1987年版，第136页。

②详见老朋友张文焕赠送我的两本专著：《拉萨尔与俾斯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和《拉萨尔评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见徐崇温：《不是同祖，不是同根，也不是同义语——谈谈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载于《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3期。本文一稿三用，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红旗文稿》和《高校理论战线》先后发表，其内容是错的放矢，基本观点难以成立。我在《当今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断想》（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3期）一文中已经加以批驳。

④广有影响的《新编世界社会主义词典》（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编，中央编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4页）上说李卜克内西“1847年大学毕业后开始投身工人运动”，不确。

⑤马克思、恩格斯给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2版，第678-686页。其中批判了“三个苏黎世人的宣言”。可是1972年和这之前的译本却译为“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他们三个人署名的宣言并不表明他们就是一个小集团。译者另加上一个“团”字，我认为这也是翻译工作受“左”的影响一例。

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的本书出版说明中说本书于1899年1月出版；同一书店1976年出版的《白恩施坦言论》题解和书后年表（第80页和第479页）说本书于1899年2月出版，均不确切。

⑦在日文中，“修正”二字都是动词，“正”也是修改之意。

⑧本书中译本于1958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徐坚译。本书另收入《卢森堡文选》上，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⑨尼古拉·沙文本是19世纪初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手下的军人，他狂热鼓吹拿破仑用暴力对外实施民族扩张的正当性，被称为沙文主义。在法文中沙文主义（Chauvini`1sme）一词始于1831年，在英文中沙文主义（Chauvinism）一词出现于1870年。

⑩该书由易廷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全书195页。

见苏联《近代和现代历史》杂志：未发表的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件，1960年第3期，第137页。

列宁这句话在《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版第35卷第150页的译文为，“现在它已经是个无恶不作的榜样了！”我认为这样译法又是翻译工作受“左”的影响的一例。

参考文献：

[1]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拉萨尔言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

[2]高放，曹德成，张心绪，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2卷[G].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3]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G].张世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中央编译局资料室，编译.研究《哥达纲领批判》参考史料[G].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