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山壁

母亲逝世已经10年了，我依旧每两星期回乡一次，坐100公里公交车，来到自家门口，朝院里喊一声：“娘，桃子回来了。”依旧从厦子底下找出来水桶和担杖，到老官井挑回一担水，浇到北屋窗前的枣树坑里。面前的老枣树是母亲不变的身影，不老的雕像。

80年前，小枣树作为母亲的伴娘，从姥姥家的沙土窝，嫁到父亲村子的盐碱地。这是一棵滩枣树，结的枣紫红色，皮薄肉厚，甘甜如蜜。可是移栽过来，根须扎进苦水，苗泛得很慢，半死不活，可怜巴巴。境遇与母亲的命运一样痛苦。

父亲生来是个穷小子，靠刮碱土熬小盐为生。1936年参加冀南暴动后成了“黑人”，跑地下工作，白天不敢回家。第三年七七事变，又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杀敌立功成了“红人”，更是有家难回。家里，只剩下一个穷女子和一棵弱树苗。再三年父亲牺牲了，因为他是有名的抗日英雄，日本鬼子和皇协军要斩草除根，到处追捕我们母子。一个24岁守寡的小脚女人，怀抱一个刚刚落生14天的孤儿，在魔鬼的指缝里躲躲藏藏，哭哭啼啼。走过刘秀走过（亡命）的任县南泊，走过郭巨埋儿的内邱县金店沙滩，走过韩信背水一战的临城泜水，走过尧山的羊肠小道，走过滏阳河上的独木桥。半年行程2500里，终于在巨鹿县小寨村找到了抗日县政府，找到了父亲的战友们。

两年后，五一扫荡，日寇实行囚笼政策，环境异常残酷。为了减轻部队负担，母亲抱着我回到村里。令人惊奇的是，小枣树在炮火硝烟中长成碗口粗，亭亭玉立，青枝绿叶。不知愁的我在树下咿呀学语，蹒跚学步，使母亲一下子看到了生命的希望。

但是水深火热中的冀南，头年淹，二年旱，三年蚂蚱滚了蛋，赤地千里，人相残食。亲叔伯们为了活命，偷偷变卖了我家的几亩薄地，又策划侵占剩下的几间茅屋，今天打明日骂，逼迫母亲带犊改嫁，还扬言要砍小枣树当柴烧。一向柔弱的母亲发怒了，一手抱着我，一手挥舞镰刀与他们拼命，披头散发像一头狮子。惊动四邻八家，都站到母亲一边，数落他们。那是个冬天，枣叶脱落，树干遒劲，枝桠如枪，满树圪针都竖立起来，像一位武士，站在母亲身后。

枣树和孩子一起在逆境中成长起来。我上学了，小学、中学、大学。枣树也进入高生长期，春天有小粉花的梦，秋天挂满了果实，圆溜溜，亮晶晶，绿时像翡翠，红时赛玛瑙。七月十五花红枣，八月十五打个了。母亲举起竿子梆梆一敲，熟透的枣子，红雨般噼里啪啦落下，砸在母亲头上、身上，溅起甜蜜的笑。摊在房上一片红云，堆在炕上一堆火焰。但是母亲从不肯吃一颗，全背到集上，换了钱供我上学。从小学到大学16年，是枣树给我交的学费，枣树是我家的小银行。

文化革命时期，我和爱人都成了“文艺黑线”人物，进学习班，学习班设在石家庄的日本西兵营；进干校，干校在唐庄劳改农场。在铁丝网里居住，在刺刀寒光下生活。孩子没人管了，母亲冒着武斗的枪声到保定，把嗷嗷待哺的孙子孙女抱回家养。偏偏碰上农业学大寨，追求粮食高产，跨“河”过“江”，地里只种晋杂五号。这种复交高粱，又苦又涩，人吃不大便，鸡吃不下蛋。母亲便把存下的红枣烘干磨面，过了筛子又过箩，变成孩子们的代乳品。直到粉碎“四人帮”，孩子们才回到省城上学，母亲和枣树又救活了我家第二代。后来村里给母亲送匾：“革命好母亲，一门三进士。”苦难使我成为作家，穷困使独生子成为经济学家，使命感使女儿成为记者。

如今母亲早已安眠地下，老枣树还倔强地站在院里。老姐儿俩互相激励并肩奋斗一生。母亲活到84岁，临死腰板不弯，老枣树也80多岁了，丝毫没有老态。尊严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切美德的母亲，性格遗传着，我在花甲之年，冒着巨大压力，拒绝为顶头的封疆大吏写吹捧文章，不为腐败当保镖。因为背后有一位坚强的母亲，有一棵坚强的老枣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