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寒秋

2014年7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一个超过250人的庞大经济代表团陪同出行。企业家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并非新鲜事，此次引发互联网圈强烈关注的元素，随访团中出现了马云、李彦宏、王晓初等科技界大佬，这是展示中国新兴商业力量的一代企业家，通过他们，中国与世界进行着更为青春的商业对话。

从马云到冯仑：

中国企业家们的致青春

2014年7月3日，习近平访问韩国，随行的企业家包括：马云、李彦宏、任正非。科技行业在此行中的分量可见一斑。信息技术的跨国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正迅速发展成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韩国则具有全球领先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这一次访韩之旅，从李彦宏瞄准“韩流”下的娱乐产业到阿里对美妆和服饰产业的企图，科技大佬们构画出“亚洲新时代”的版图。

这一代企业家，在中国变革商业时代中留存的时间足够长，他们完整的经历了中国从物质财富的极度匮乏到迅速创富的三十年，有过高远的信仰，追逐过财富，在高考的独木桥上走过，也曾在体制内外徘徊。

他们的青春是与这个国家共同成长的，他们在商业上的探索，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对自己前途命运的一场实验。

商业性格其实也是青春性格的一种映照，而这种青春性格的根源，或许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情结。

1995年，杭州西湖明珠电视台采访到一位热血青年，后来他成为中国的风云人物，他就是马云。当时电视台在做“路人道德测试”的节目：夜里，雇几个民工“明目张胆”地在“偷”井盖，众多路人经过，没人管。那时马云蓄长发，骑自行车经过，可以说一副地道的屌丝模样，他来回观察一圈，想找警察，没有；想找路人帮忙，没人，5分钟后，只好硬着头皮折回来，准备挨揍地过去“管闲事”……想不到正在偷拍的电视台记者如获至宝地冲出来，太兴奋了，终于等到一个热心的路人。那天晚上，他是“杭州唯一一个通过这个测试的人”。

本来，他只是一个“路人甲”，因为担当，因为勇敢，他成为了“路人马云”，有了名字，有了后来水到渠成的一切。

直到今天，马云也依然没有改变其爱“管闲事”的习惯，他总是对一切充满了好奇：他热爱武侠，投资足球，收购媒体，进行史上最大的IPO，既能够在商业领域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也能够出现在各类“大师”的身旁……

因为热血，所以好奇，因为好奇，所以中国商业的现代秩序才由他们建立。

另一位热血青年冯仑的创业经历与马云不同，冯仑20岁就入了党，上世纪80年代先后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任职，也曾是一位热血青年。当“万元户”、“下海”、“倒爷”等新名词出现时，冯仑终于按捺不住创业激情，放弃仕途毅然下海。

冯仑下海的20多年，也正是中国企业家群体迅速更替与分化的年代。20多年间，群雄并起，聚散离合。王石，牛根生，黄宏生，李东生，顾雏军等人分别代表了那一代企业家不同的脸谱与命运。

冯仑与“六君子”的成长史可以说是中国十几年来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典型之一，他们体会了中国商业秩序逐渐生长的过程。

冯仑在自己写的那本《野蛮生长》中，这样评价自己的前老板牟其中，“他的商业逻辑是对的，但他的社会逻辑却是错的，但任何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都必须注意这两者的配合。”

冯仑认为自己身上也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在写完《野蛮生长》这本书后，冯仑想写《历史现场读大历史》，“走遵义、走延安、走庐山、重读中共党史，研究微观的细节，寻找现场亲历的感觉。”或者，他想以此洗掉身上的江湖习气和草莽精神，回归到文人本分。

“我分析了一下自己：最早从国家文职人员开始，到后来的下岗、流浪、打工，到自己办公司，走进江湖，开始一种狂放不羁的表达，这个过程正好是从走狗文人开始，没留神成为反对文人，最后成为流氓文人。”

而文人情结，其实是那一代企业家身上共同的印记。

有着“首富”与“首骗”双重标签的商人牟其中，在1974 年，因与他人合著《中国向何处去？》而被捕入狱并一度被判死刑。八十年代，萨特红极一时的理论“自我选择”，第一次将中国人从“集体主义”中解救出来，崔健也替中国人第一次喊出了“苦闷”和“宣泄”。

自此，理想主义和现实哲学泾渭分明。精英群体星散，一部分由士而商，一部分赴海外寻求发展，一部分人在巨大的失意中徘徊，一部分人隐遁。

之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知识分子们的青春期结束了，企业家们的青春期则拉开了帷幕。

“刺金”时代的狂热与潜规则：中国去往何处，关我鸟事呢？

不可避免地，当冯仑那一代企业家成功之后，他们身上所附带的“原罪”被不断的提起。这一点，即便你身上有着再多的文人情怀也抹煞不了当初生长的“野蛮”。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悖论：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改革史是一段“摸着石头过河”的摸索试错的历史，从中央到地方，根本不可能有对未来改革的明确和整体思路。因此，如果不敢去探索，就不可能有今日之发展局面；而一旦大胆闯关，又必然出现违纪、违规乃至违法的情况……

“原罪”就是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与冯仑相比，马云这些网络新贵为何能够活的更加潇洒？道理其实很简单：并非他们的道德责任感比传统企业家更强，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过去，他们只有现在。

时到如今，“原罪”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得到彻底洗刷，而是沉淀下来，并给今日的发展设置了意想不到的巨大障碍。

在《佛祖在一号线》一书里，李海鹏提到《南方周末》的一篇特稿，讲的是一个“没有形状的”男孩：“他就像水一样，遇到石头缝就钻进石头缝，遇到老鼠洞就钻进老鼠洞，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底线，也没有自我，只是贪婪地不择手段地渴求着成功。”

希望这不是今时今日的中国青春标本——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调查显示，81.3%的中国人读过成功学书籍；endprint

属于青春期的迷惘、热望与忧郁，与时代的前进、变革与激荡息息相关——每一代人的青春期困惑，构成一个国家的青春期病史。

于是，在整个社会洋溢的成功学面前，他们面临的是新的原罪者们构建的高大门槛，“教父”遍地都是，你往何处当“马仔”？于是，他们不得不从国家叙事退回到个体生存，家国大事化为就业买房，“中国去往何处？关我鸟事呢？”

“后喻社会”中儿子尚能教老子新技术新玩法，老子辈又能教儿子辈什么？潜规则、厚黑学吗？若把这个世界搞得这么糟，环境污染、社会不公、腐败盛行，有何脸面教导下一代、做其导师？

就在20年前，我们也不会有这么迫切、这么简单粗暴的想法。

所以，你看到物欲横流的小时代，你听到了爱情是一场买卖，金碧辉煌的社会背景下。

当丧失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成功只能用一种评判标准来衡量的时候，也许有人成功了，整个社会却只能充斥着压抑和失败。

■观点

时代的逆生长，

是文明的走向

没有哪一年能像1968年那样，叛逆精神激荡整个世界。

各处的年轻人都要造反，各种社团层出不穷。这些运动既不是规划好的，也没有组织。这些运动反对权威，没有领导者，或者领导者否认自己是领导者。

那真是一个年轻人的时代，他们躯体鲜活，目如朗星。那时候的年轻人反对消费主义，喜欢左派思想，大美人简·伯金和导演甘斯布在南斯拉夫拍摄了一部电影之后，买了一辆劳斯莱斯，“我们用共产主义的钱买了一辆车”。如今，以伯金命名的爱马仕包却随处可见。那时候的年轻人喜欢摇滚乐，喜欢美国电影，想去除文化上那个贵族统治的烙印。如今，我们却在漫天的娱乐中麻醉，丧失记忆。

世界越来越小，麦克卢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如今，世界以互联网联系在一起，但所有年轻人的冲动都消弭于其中。

消费主义的训练让男孩们变得不是温文尔雅而是娘炮十足，在这个奶粉味儿十足的世界里，反叛行为几乎要变成一场撒娇游戏，老人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父权的栅栏，用教育、体制将一切不安分的苗头扼杀在圈里，然后再说上一句置身事外的话：现在的年轻人，太没有冲劲儿了。

青春沾染了暮气，胭脂沾染了灰。或许，他们都曾经是不想遵守制度的人，但在制度面前，他们已倦于叫喊。

男孩老了，男人小了，平庸取代了叛逆，妥协成为一种哲学。

什么才是一个时代需要的叛逆精神？叛逆精神是一个国家的逆生长，是少年们的麦田守望，是一个国家革故维新的能力。

不必太过担心他们，乔布斯年轻时是个嬉皮士，比尔盖茨也曾是个叛逆少年。一个人从疯癫少年活啊活地，活成一位保守的老人，这样的变化堪称理应如此，于是有了变成雅皮士的嬉皮士、反扑传统审美的先锋派、一夜间爱国的朋克，及一切转型为自己曾反对的人的反对者……

这一点也不奇怪。年轻时候总会做一些试图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即便蠢一点儿又有何妨？青春苦短，当时光消逝，除了那些年轻时的各种不靠谱，还有什么东西会被沉淀下来呢？

它像冰块般寒冷，触摸上去，又像火一样灼热。那是你不得不叛逆的青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