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强

发展现代农业，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人，在于有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农民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人才基础和保障。”培育职业农民，重点要培育谁？笔者认为，必须把目光聚焦于35岁到50岁打工回乡的青壮年农民。

一、为什么要聚焦外出打工回乡的青壮年农民？

35岁到50岁回乡青壮年农民，这一群体具有以下特点。

见多识广、观念新。农村是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长期在农村生活最缺乏的不是金钱、也不是教育，是见识、新观念、市场化意识和组织化理念。中央提出，以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理念和组织化的手段发展农业。工业化、市场化的理念和组织化的手段，经历过、体验过才能深刻理解和体会。35岁到50岁这部分打工回乡的青壮年农民，通常经过多年城市或发达地区打工的浸润，工业化、市场化、组织化理念已经深入骨髓，观念具有了颠覆性改变，回到农村已不再甘心做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追求十分迫切。

突破了从业生活的“围城”期。一代文学巨匠钱钟书形象地说明了人们从业生活的“围城现象”：“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农村年轻人，抛开经济收入之外，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工作生活具有无限的向往，一定要到大城市感受一下；个体的感受和追求经过舆论的共振和从众行为的渲染，在当前农村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成年的孩子窝在家里不到城市打工是没有出息的，所以成年的孩子是一定要到城市闯一闯的。到了35岁以上的年龄，对城市的早起晚归、高强度工作和蜗居的艰苦生活已经有了亲身感受，反而愿意回到农村。这种状况不仅我国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年轻人也少有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务农的，也要先到城市闯一闯，等在外闯荡一段时间以后，再子承父业开始务农。

有家有口，责任感强。35岁以上年龄，已经承担起家庭的重责，人在职业选择上逐渐务实，看重的不再只是职业外表的光鲜，而是职业的收入、对子女老人的照顾和各种各样实实在在的东西。在性格上，也已经成熟，不再追求生活上的热热闹闹，相互攀比的动机减少，能够耐得住寂寞。农业作为与土地紧密联系、需要单独作业的产业，更适合这个年龄段的人。晋代文学巨匠陶渊明年过四十辞官务农后写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充满了对田园生活和农业劳动的无限爱意，这是喜爱热闹和刺激的年轻人无法感受到的。

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资金是困扰农业发展的一大难题，经过在城市多年的打拼，35岁以上回乡的青壮年农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这些资金可以用于有效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办家庭农场或经营其它产业。

熟悉农业农村，有较长时期服务农业。回乡青年熟悉农业农村，与当地农民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比外来人口务农更宜于水土相符。在熟人社会的农村，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另外，从事农业没有法定退休年龄，只要身体好、素质高就一样能当好职业农民，大名鼎鼎的褚时健76岁开始农业创业，生产出的褚橙成了众人仰慕的“励志橙”。外出打工农民即使50岁回乡，也可以在农业领域再干20年。

外出打工青年回流农村已经初步显现。如贵州省毕节市是典型的山区、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已经有约5%的外出打工青年农民回乡创业就业，约3%领办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创办了农业小微企业。

回乡青壮年农民必然担当职业农民主力军，还因为目前可能务农的其他群体都难以担当职业农民的重任。

当前农村，务农队伍的主体是老人妇女甚至孩子，这部分人总体体质弱、科技和文化素质低，难以担当职业农民的重任。实际上，正是基于“386199部队”务农的现实，才使中央和社会各界忧心“谁来种地”的问题，才提出了建设职业农民队伍的要求。

刚毕业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这一群体精力充沛，对新技术、新知识、新理念接受快，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把他们培养成职业农民岂不更好？但在基层工作越久，越发感到把刚从学校毕业的小青年作为职业农民培养不切实际。一是上面提到的“围城现象”，在农村生长的年轻人对大城市、对外界世界的好奇心和体验欲，是不甘心一开始就在农村搞农业的；二是“见识问题”。即使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对他们开展农业职业教育，传授他们农业知识和技能，但是很难让他们牢固树立市场意识、合作意识和现代生活意识。教育学规律告诉我们，技能培训较易，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更难。即使有最好的老师可以传授他们先进的理念和习惯，但是学生来源区域的单一性，观念、习俗的一致性，同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家庭的熏陶，从众行为的放大，会让试图改变他们既有意识和习惯行为的效果大打折扣。改变观念、习俗和行为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个体放入既定的环境、同既定的人群相处。从这方面讲，农村青年外出打工等于进入了社会大学，打工世界的工业化生产、市场化运作、社会化组织、艰苦工作和生活的磨砺培养了他们的市场意识、合作意识，改变落后习惯、增长了见识，这是任何职业学校教育都无法达到的。三是资本问题。创业要资本，赤手空拳难以开展农业创业。他们可能会在未来成为优秀的职业农民，但首先应当鼓励他们走出去，接受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洗礼，经受工商业生产经营的磨砺， 在接受社会大学历练之后，可以更好适应乡村生活的寂寞和农业生产的劳累，创新性的发展农业。

大学生村官和大学毕业生。近年，由于党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各地普遍选拔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去。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经历了很好的基层锻炼，群体中也出现了一些带动农民致富、发展现代农业的典型，但是由于整体上缺乏社会阅历和能力，真正能够安心务农的不多，能够成为职业农民的更是凤毛麟角。部分大学生满腔热情到农村去做新农人，对农业的创新起到了推动作用，真正能够坚持下去的也不多。其中原因除经济收入外，社会习惯、文化氛围甚至婚恋都是问题。举个极端的例子，一家山区生猪养殖企业高薪聘请了一位兽医学博士来工作，博士开始非常高兴地来到山腰上的企业，婚恋却成了大问题，好不容易有人在城里给介绍了对象，搞了几个都吹了。姑娘的理由很简单：离家太远，身上有猪臭味。小伙子很憋气，最后辞掉工作改行到城市去了。endprint

务农的工商资本。务农的工商资本搞农业，核心管理和技术人员主要来自企业，但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仍然是以妇女老人为主的当地农民。

二、为什么部分青壮年农民选择回乡？

现在的农村，几乎全部青壮年农民打工外出与小部分回流并存，人力资源和人口的双向流动已经显现。理论界对这一现象有着过多的分析，笔者仅从人情常理上进行解读。有时候，人情常理背后包含着深刻的真理，远比抽象的理论分析更可靠。

常理说，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农民一窝蜂进城打工，根本在于城市是经济、文化的“高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挣钱容易；城市文化发达，灯红酒绿、有各种各样的西洋景，可以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感官和精神追求。但是，大家都往“高处”走，“高处”的人多了，环境就拥挤，人多、车多、房价高，生活就不那么方便了，劳动力需要赡养的人口如老人孩子进来就更不易，高处不胜寒了。相对处于“低处”的农村，由于大量人口流向城市，村庄空心了，人口减少了，空气清新了。物以稀为贵，劳动力价格上来了，“低处”也显得不那么低了，自然有人就想回来了。

年轻人家庭没负担，了无牵挂，充满了对繁华世界的憧憬、创业致富的追求、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城市的就业机遇、经济文化、政治的繁荣，自然是希望的高处，是人生的首选。到了35岁以上的年龄，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加重；性格已趋于成熟，对职业和居所的选择已渐务实，对高处的看法也在改变，当然因个体情况不同有差别。小部分在城市已经打下了一片天地，有房有车有事业，自然愿意在城市继续干下去；一部分仍然在城市彷徨和求索，寻找新的致富机会；也有一部分厌倦了城市环境拥挤、居无定所、骨肉分离甚至遭人白眼的生活，看到农村农业的新机遇，愿意回到农村寻找新的事业。

过去农民离乡进城，主要因为农村人口众多，土地规模小，经营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上不去。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大批农民转移进城，为集中流转土地、扩大经营规模留下了空间；农业政策扶持力度大，减少了经营成本，提升了农业效益，回乡青年农民适度经营农业完全可能得到体面的收入。

只要城乡的大门打开着，只要城乡统筹的方略保持不变，农民仍会大批进城，也仍然会有少量回乡务农。

三、怎样培育回乡青壮年农民成为职业农民？

从大的方面讲，一是要有职业农民成长壮大的环境；二是要有回乡青壮年农民接受教育、提高技能的条件。

营造职业农民队伍成长壮大的环境，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让职业农民这一群体有稳定的、与外出打工基本相当的收入。如果农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与外出打工基本相当的收入，少数农民就不愿意离乡背井、蜗居城市，谁来种地就不会成问题。至于谁去做职业农民，交给市场、交给农民自己去选择。农民为什么不能取得与外出打工基本相当的收益？核心是农业的经营规模小，农业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培育职业农民在配套政策上，必须从三个方面着力。

首先是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解决农业经营规模小的问题。职业农民要获得相当的收入，必须具有一定的土地经营规模。土地流转仅仅停留在农民自发的层面还不够，供求信息不对称，流入户、流出户之间谈判成本高，必须有政策和项目支持。通过土地登记、确权、颁证，让外出打工农民感觉到把土地流转出去更合算，安心把土地流转出去。在县乡建立土地流转交易平台，鼓励农民在公开市场按照自愿、公平、公开的原则流转土地，减少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

二是合理的农业扶持政策。有了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仍然不能有效解决职业农民的稳定收益问题，因为流转土地要付费，而且近几年土地流转费用一直看涨。现行的种粮补贴政策，实际上是对承包权的补贴，对拥有土地承包权农民的刚性收益补助，土地的实际经营者没有得到。除去支付土地流转费用，还要支付对细碎化土地的田坝平整、农田整理等费用，职业农民从规模收益上取得超额收益，已经所剩无几甚至入不敷出。在农业扶持政策的设计上，要加大针对农业经营权的补贴，实现谁种地、谁受益；还要加大对土地整理和农田水利建设的支持，减少职业农民的前期投入。通过政策性的有增有减，使职业农民有望得到与外出打工基本相当的收入。

三是金融扶持政策。资金是职业农民经营创业的瓶颈，可以通过政策性担保、农房抵押、流转土地抵押等手段鼓励金融机构向农民贷款，帮助职业农民完成农业创业的第一桶金。

把外出务工回乡的青壮年农民培养成职业农民，还需要提供接受教育、提升技能的基础条件和相应的支助政策。作为以农为业、以农为生、有家有业的社会群体，职业农民在教育培训的要求上已经不同于兼业的普通农民和刚刚离校的初高中毕业生，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实践性、弹性学习和政策支助要求。

系统性要求。职业农民不仅要知道农业技术和经营怎么做、还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既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的系统性学习和训练，有助于职业农民应对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各种变化，举一反三，总结规律，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行家里手。既往那种一技一培的应急式培训已难以满足职业农民的要求。

实践性要求。职业农民要能动手，善操作。农业作为培育和采集生物生长果实的产业，气候、环境对农业生产的操作有着较大的影响，教学的实践性要求高，仅仅讲解理论、黑板教学远远不够，要通过在园区、企业、基地办班的方式，聘请在农业生产经营第一线、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员来授课，结合实地观摩，现场指导，才能真正取得效果。

弹性学习要求。成年农民要养家糊口，不可能像初高中毕业生那样接受全日制学习。必须实行弹性学制、半农半学、工学结合，逐步形成因人因地、宽时限、重实践、结总账的教学考核体系。

政策支助要求。农民参加学习要付出误工成本、交通成本、甚至食宿成本，以简单算术平均法计算每日要200元以上，如果再加上其它学习费用还要更多。高昂的学习费用、有限的支付能力，职业农民参加培训国家必须给予更多的政策性支助。

近年，对于职业农民培育，国家层面进行了务实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较大的政策突破。2014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建立公益性农民培养培训制度，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完善面向农民、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职职工、失业人员、残疾人、退役士兵等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支助补贴政策”；“推进农民继续教育工程，加强涉农专业、课程和教材建设，创新农学结合模式”。《决定》对职业农民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此前，2014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印发了《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放宽了对职业农民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年龄限制、实行弹性学制，为职业农民培养创造了很好的政策环境。2013年12月，国家农业部已在全国300个县实行职业农民试点。职业农民培养的政策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但在支助政策上尚无全局性的突破，必须按照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加紧调研论证，及早推出全面的支助政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