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海建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提起“话本”，对之稍有了解的人，脑海中便会浮现出 “宋元话本”、“三言二拍”、“拟话本”、“市民文学”等一系列的名词术语。其实，在这些简单词汇的背后，蕴涵着巨大的信息含量，如果没有一定的学术积累是很难将其梳理明白的，而要提出新的见解更是难乎其难。近读傅承洲先生 《明清文人话本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研究》）一书，颇感耳目一新，获益良多。

1.文献考证与理论思索相结合

在现如今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文献考证和理论阐发是两大主流的研究理路。文献考证多是对文学作品的编创者、成书年代、所涉制度典故的钩沉索隐；理论阐发则侧重于对文本及文学现象的分析、升华。因此，这两种方法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由于学者们的不同偏好，本应互补的两种研究方法却似乎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各自的表征，在具体的研究中表现为偏执于其中的一种，从而造成了重考证者有时会有琐屑或迂腐之嫌，重理论者又难免时见空疏或臆造之病。《研究》一书则较好地处理了考与论的关系，即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文献考证为理论阐发铺路，理论阐发有文献材料支撑。首先，《研究》在章节的安排上体现出了考论结合的研究思路。我们知道，文人话本特别是许多明代的话本与宋元话本掺杂在一起（收录于“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集），它们的时代特征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因此，考证作品时代、划定研究范围是立论的根基。《研究》第一章《明代话本综论》的第一节、第四章《清代话本综论》的第一节就分别考述了明清时期的话本作品，这为分析明清时期话本的特征、演变等问题夯实了基础。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研究》在具体问题的阐释中，也十分注重文献的使用，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总结观点，并且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从而避免了理论先行或过度阐释的弊病。如在探讨李卓吾、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对冯梦龙所产生的影响时，《研究》就细致钩稽了冯梦龙所有著作中涉及李、王的言论或者与李、王的根本主张（如李的“童心说”、王的“良知说”）相一致的思想观念，在此基础上对冯梦龙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尽量客观的勾勒。这样一种可称之为“以文献法研究理论”的治学方法无疑更加符合古代文学研究的实际，其结论也更具有说服力。

2.通论的广度与专论的深度相结合

《研究》一书对于话本作品的观照并未仅仅局限于“三言二拍”等名著，而是具有很强的“史”的意识，即对明清时期的所有话本小说进行了整体观照与综合考察。该书的第一章与第四章就分别对明代和清代话本小说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这些宏观性的论述并非泛泛而谈：首先，该书对明清话本的综论体现出很强的理论概括能力，如在分析明代话本时认为其形成了一个小说流派（苏州作家群）、两大创作中心（苏州和杭州）、三种创作倾向（教化、追求“庸常之奇”、娱乐化），同时将明代话本分为公案小说、爱情小说、灵怪小说、宗教小说四大类型，并认为这些作品中存在着善与恶的冲突、情与理的对立、义与利的矛盾三大时代主题；其次，该书对明清话本的综论还彰显了作者卓绝的史识，如在分析明代话本时重点阐释了其在明代的勃兴及其原因，而在论述清代话本时则深入地揭示了文人话本在清代的衰微过程及其原因，而这些问题无疑是梳理话本小说发展演变的关键。除了对明清时期话本小说的通观之外，《研究》还分别选取了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清代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等典型作品进行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从而使读者对于明清时期的话本小说有了一个直观、立体的认识。同时，在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时，《研究》并未面面俱到，而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当然，问题意识突出也是全书的总体特色之一）。如对于“三言”，该书重点分析了其从勾栏说话到案头读本转变过程中叙事艺术的演进以及在因果报应观念影响下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征（涵盖了文学性和思想性两大方面）；对于“二拍”，该书则探究了其在题材、情节、观念等方面所体现出的“庸常之奇”的特点；对于李渔的话本小说，该书则重点强调了其戏剧化的特质。 《研究》所讨论的这些问题明显抓住了作品各自的核心与要害。

以上我们主要谈了研读《研究》一书后的一些整体感受。在微观的方面，由于作者占有材料的全面和分析问题的细致深入，《研究》在具体的论述中也颇多具有启发意义的精彩见解。如对广泛使用的“话本”、“拟话本”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明清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不是模拟话本，而是模拟说话艺术”（第 10页），进而提出了“艺人话本”与“文人话本”一对更为周严的概念；对于话本的性质，《研究》结合话本的产生、功能以及时代背景，认为“话本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商品，作家和书坊则是这种文化商品的生产者”（第33页）；对于学术界颇具争议的南宋说话四家数的问题，《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南宋说话艺术可根据耐得翁运用的句式和提出的类别术语分为六家，即小说、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讲史书”（第 82页）；对于《新列国志》与“三言”中一些取材于历史的话本小说所体现出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观看似不一致的问题，《研究》认为“‘三言’中的这类小说，与其说取材于历史，不如说取材于传说，这些小说大多数是说话艺人根据民间传说编成的”（第 146页）。另外，《研究》将李渔的人生角色概括为 “商业型文人与文化型商人”（第262页），以及用李渔的戏剧理论观照其话本创作的研究思路，也都是极具启发意义的创见。

《研究》一书是在傅承洲先生的博士论文《明代话本研究》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明代话本研究》作为“评议专家和答辩委员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的“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郁贤皓《序》），傅承洲先生并未急于出版，而是花费了十余年的时间和精力予以补充和打磨，此种精益求精、力出精品的学术坚持，在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的今天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这种甘于寂寞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明清文人话本研究》成为一部“十年磨一剑”的力作。

[1]傅承洲.明代文人与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傅承洲.冯梦龙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