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流动过频影响户改效力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后，公安部副部长黄明接受采访时给出了大概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即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城乡统一、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在黄明副部长的这个最新表态中，户口迁移的基本条件尤为引人注目，即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换句话说，流动人口如果在流入地拥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和合法稳定的职业，就可以申请当地户口。

笔者认为，在这两个条件中，合法稳定职业最为根本。对于广大流动人口而言，如果比照必须拥有“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两个条件才能申请当地户口的话，那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必须要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因此，在当前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如何为流动人口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性，就成为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成败的关键。否则，大量职业不稳定、居无定所的流动人口的长期存在，将大大削弱户籍制度改革的实际效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目标也就难以顺利实现。

对外经贸大学社会保障系主任 李长安

职业农民与身份农民

日前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有一个新提法，让农民成为体面职业。这个新提法可能预示着政府对待“三农”问题有一个新思路，要打破农民的身份限制，今后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而非身份。

或许有人说，农民是一种身份还是一种职业，重要吗？当然很重要。发达国家也有农民，但那里的农民只是人们选择的一个职业，换言之，是从职业意义上来称呼农民的，所以，农民和工人、教师等，除了劳动方式不一样，其他作为公民的待遇是一样的。农村、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始终绕不开两个问题：一是农民权利的提高，二是农业人口的减少。若农民从一种身份的标志转变为职业，那么，离比较彻底地解决这两个问题，比较彻底地解放农民，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就已经不远了。

时政专栏作家 邓聿文

如何实现真正的就业公平

最近，西北师范大学大四女生向人社部、国资委分别致公开信，反映国资委招聘要求“具有北京市常住户籍”系户籍就业歧视，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政策。对此，国资委回应称“严格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规定操作”，并称“国资委新闻中心还期待与社会各界一起努力，共同推动相关配套改革，将来能有各地的优秀人才加入”。

此事使就业歧视的话题再度引发热议。 那么，去除就业歧视，是不是在招聘条件中去除任何可能涉及歧视的文字表述就行呢？显然，我们也知道不是。要去除就业歧视，必须去除导致就业歧视产生的原因。首先要去除导致雇主招聘歧视的客观制度因素。当前，身份歧视，包括户籍歧视和籍贯歧视，是公众最反感的就业歧视。客观讲，雇主的这些歧视性要求，也有其不得已的客观原因。如果资源仍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必然有更多人希望去大城市发展，那么大城市的规模必然要进行限制，大城市就业中实质的身份歧视就不可避免。所以，必须深化城乡一体化发展，深化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发展，去除身份歧视的制度原因。

《京华时报》特约评论员 陈秋霖

养老抚养比不升反降的警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6日披露了2003—2012年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情况。据统计，10年间职工养老保险参保总人数年均增长8.2%；养老抚养比（参保职工人数/离退休人数）在2012年达到3.09，年均增长0.7%。

坦率说，这些数据让人对未来养老压力颇感忧虑。比如，尽管到2012年底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22968亿元，看起来是天文数字，但如某专家所言，按去年支出14009亿元计算，只够用一年多时间，前景并不是很乐观。

养老抚养比不升反降，实际上反映的是职工的养老负担和责任在增加。显然，不能只是职工来承担养老责任，政府及企业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职工不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主导者，不能为未来养老进行更多投资；也由于职工不是养老改革的主导者，难以决定养老政策，所以，面对“抚养比不升反降”这样的事实，亟待有关方面明确政府和企业的养老责任。

北京职员 冯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