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铁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91)

云南所产普洱茶闻名中外。清代普洱茶趋于兴盛，不久便形成很大的生产规模。目前，以系统占有史料为基础，探讨普洱茶及相关问题的著述尚不多见。笔者在发表两文的基础上，［1］进一步收集、考订有关史料，对普洱茶与清代滇南社会的情形续做考述。

一

云南南部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所见植物种类繁多，而且生长迅速堪称繁盛。据清代记载，今西双版纳的茶山地区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2］所述之“茶王树”，可能已生长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茶王树”多为野生，也有一部分是人工种植。当地居民长年采摘古老茶树的茶叶，主要以供佐食或充药物，作为饮品的时间或稍晚。

唐代云南出现采茶供饮的记载。据《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南诏所建银生城位今云南景东地区，蒙舍蛮 (南诏贵族)令人采其地界诸山之茶，与花椒、姜、肉桂同烹供饮。既言“散收无采造法”，可见所产之茶主要是供蒙舍蛮消费，其采摘与加工尚无定法，亦未形成有明确供销关系的产业。另据李石《续博物志》卷七:“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上述记载可能摘自《蛮书》，也可能另有所据，以反映大理国时期的情形。若属后者，说明大理国沿袭南诏贵族饮茶的习俗，其采摘、供饮的方式并无改变。

南宋绍兴三年 (1133)，大理国诸蛮赴泸南 (在今四川泸州以南)售马，在马队所携的货物中有茶叶。［3］(P506)大理国诸蛮常赴泸南等地向宋朝官府出售马匹，所携带茶叶应为风味土产，交易的数量有限。清人称“普茶不知显于何时”?认为宋廷南渡之后，广西等地的官府存在以茶叶换取“西蕃”之马的情形，“是谓滇南无茶也。”［2］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宋代文献谈到西南地区所产之茶，仅言“蒙顶茶，受阳气全，故茶芳香。”［4］(P978)又说:“蜀雅州 (治今四川雅安)蒙岭产茶最佳，其常在春夏之交方茶生。”［5］并未见言及云南茶叶的其他记载。

自明代起，全国饮茶的方式发生改变。宋人饮茶，将茶叶碾碎揉之制为上品，称“大小龙团”。而视散片茶为下等之茶，“故缙绅皆不贵之”。洪武二十四年 (1391)，因制造龙团茶颇费民力物力，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以后仅许采茶芽以进。明代各地饮茶，流行“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明人称采焙俱用芽柯，“无碾造之劳，而真味毕现。”这一改变“遂开千古茗饮之宗”。自明太祖颁诏，碾碎茶叶、揉制为龙团的历史宣告结束。采茶芽投入滚水啜饮，逐渐演成通行全国的习尚，进而影响到各地茶叶的生产、加工及销售。

明代饮茶，既流行水开即饮、添水复饮的方式，盖碗茶中的茶叶是否耐泡，以及滋味淳厚与否，便为茶客所关注。云南南部的茶树属多年生的大叶种茶，主要特点是生长迅速、采摘期长并可多年栽培，而且味酽耐泡，历十余泡茶味仍不少衰。滇南的大叶种茶于采摘之后，经堆放略为发酵 (行话称“渥堆”)便可泡饮;茶叶中的微生物黑茶菌仍继续存活，受其影响茶味逐渐醇化。因此，大叶种茶不仅种植与加工简单，可以长期保存，数年后滋味更为醇厚。上述特性正好适应了散茶饮用的要求。清代仕宦云南的吴大勋，称滇南大叶种茶能消食理气，去除积滞，驱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6］《普洱茶记》甚至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值得注意的是，滇南大叶种茶的迅速崛起，并非始于明代而是在其后数百年的清代，其中必有耐人寻味的缘由。

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明代全国向朝廷进贡之茶，以产自闽地者居多，建宁府(在今福建)、庐州是重要的产茶地。宜兴、长兴两地所产贡茶，虽各仅有百十斤，但因质量上乘，“皆今之所珍。”散茶主要产自太湖与龙溪，淮南岳麓、荆湖、德州等地也有出产。《万历野获编》列举全国知名的产茶之地，未见提到云南。［7］(P850)明人许次纾所撰《茶疏》，称云南所产之五华茶 (实为产自昆明太华寺之太华茶)，与湖南的宝庆茶齐名。［8］(P126)《万历野获编》等史籍则说大理的感通寺产茶。谢肇淛亦称云南知名之茶，有昆明太华茶与大理感通寺茶，但“(价)值不廉”。谢肇淛于万历年间任云南省右参政，天启元年 (1621)改任广西按察使离滇。足见在明天启元年前，滇南所产之茶尚不流行。［9］

另据《明史·食货四·茶法》记载:全国产茶地区上缴茶课，广西、贵州皆纳钞，“云南则征银。” 《明会典》载:云南茶马司纳银17两有余。［10］看来以盖碗茶啜饮散茶的习俗，明代已传入云南地区，因饮茶者众多，致使茶叶的产量增加，云南因此向朝廷缴纳茶课，每年仅纳十余两。知名的云南茶叶，明代仅有太华茶与感通寺茶，至于滇南出产的大叶种茶，由于产量有限识者无多，以致《万历野获编》等史籍失载。明代云南边远地区交易仍流行贝币，经济较繁荣的腹地才使用银两，亦可证明上缴茶课的地区，主要限于昆明、大理等省内腹地。

二

在社会环境与边疆治理方面，清代云南发生不同于前代的剧变，由此推动普洱茶迅速崛起。尤其是云南成功开拓向藏区销售茶叶的市场，为普洱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唐宋时期，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普遍习惯喝茶，借以解腻和帮助消化。长期以来，藏区所需的大量茶叶主要靠四川地区供应。明末因遭受战乱破坏，四川运销藏区的茶叶大幅度减少。清初吴三桂出任云南总管，总揽云南军民诸事。他看准这一商机，主要还是考虑借此联络达赖喇嘛，为将来谋反做准备，于是策划向西藏成批输出茶叶。顺治十八年 (1661)，达赖喇嘛等受吴三桂唆使，奏准在北胜州 (在今云南丽江以东)试行以马换茶。康熙四年 (1665)，在云南的北胜州与中甸等地，获准举办云南与西藏之间的茶马互市。［11］(P3655)

滇南的大叶种茶因价廉耐泡，被选为输出成茶的主要原料。据《庭闻录》:吴三桂与达赖喇嘛暗商后上奏:云南所需之马，每年须奏请朝廷遣官往西宁购买，难免长途跋涉之劳。今达赖喇嘛既愿通市，“臣愚以为允开之便。”不久又奏:云南普洱之地虽产茶不多，毕竟较别省采买为便，建议“令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官为盘验，听与番人交易”。所言赴川、湖产茶地方采买是虚，鼓吹采买普洱之茶是实。奉旨准。滇南所产之茶，遂得以大量生产并销往藏区。［12］滇南大叶种茶由于大量销藏，乃逐渐创出名气。商界以其主要产地普洱府 (治今云南宁洱)为名号，概称为“普洱茶”或“普茶”。为压缩包装方便运输，茶商将初采的散茶上笼略蒸，进而压制为茶块或茶饼，开创了普洱茶压造为块或饼之先河。

康熙二十年 (1681)，吴三桂叛乱失败。康熙帝随即下诏，追查吴三桂暗通达赖喇嘛之事。北胜州、中甸等地的茶马互市一度停办。［13］(P100)在查清达赖喇嘛与吴三桂反叛无涉后，北胜州、中甸等地的互市逐渐恢复;举办茶马互市的地点，还增加了鹤庆、丽江、金沙江等多处。康熙二十二年 (1683)，康熙帝诏准西宁的蒙古族商人，可赶马至鹤庆等地交易茶叶。［14］雍正二年 (1724)云贵总督高其倬上疏奏报安抚中甸等事，其中有“旧行滇茶，视打箭炉例，设引收课”等语，［15］(P10302)可见中甸等地的茶马互市长盛不衰。云南与藏区间的茶马贸易，有力地推动了滇南大叶种茶的生产。云南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茶叶产地，与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等传统的茶叶产地同列。［16］(P3651)

应该指出，清朝积极经营与开发云南边疆，为普洱茶的崛起与持续兴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

清朝享国276年，其前半期为古代中国最后的鼎盛时期。经过2000余年的发展演变，中国的疆域渐趋巩固和稳定。清朝诸帝以传承中华文明为己任，自视为祖宗疆土的守护者。乾隆帝说得豪迈而自信:“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17］在完成对吴三桂所遗残破局面的整顿后，清朝将治理云南的重点，从靠内地区转移到边疆和僻地。清朝重视经营边疆与僻地，还有因内地人口激增，亟须解决多余人口安置等方面的原因。

由于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雍正以后全国人口剧增，道光时达到前所未有的四亿。为寻求新的生存空间，流民向人口稀少的地区自发迁移。朝廷为禁止迁徙屡颁通告，但仅是空话公文。云南官府则以提供资金和耕牛等为条件，吸引流民入滇垦种。［18］雍正前期，朝廷在云贵等地大规模进行改土归流，初衷便是解决一些地方的土司或酋领，与朝廷争夺土地、矿藏等资源，阻挠道路开通及外来移民进入，以及专横不法、危害社会与影响边防等问题。［19］

雍正六年 (1728)正月，云贵总督鄂尔泰上疏，称云南东部之东川、乌蒙和镇雄，西部的镇沅、威远、恩乐、车里、茶山与孟养，“皆系凶夷盘踞，素为民害，”欲规划全省边疆，务使此数处永远宁谧。自用兵改流以来东部渐次平定;而西部的车里、茶山、孟养等地，界连交趾、老挝与缅甸，叛夷流窜于澜沧江内外，不仅随意劫人烧寨，还经常杀伤官兵，“肆其凶残，莫可踪迹。”又说澜沧江内外各设土司，除车里宣慰司 (治今云南景洪)外，还有茶山、孟养、老挝、缅甸诸处土司。土司间争相雄长，以强凌弱，茶山、孟养等地皆被车里吞并，乃至“凶夷肆恶，渐及内地”。车里土目刀正彦，蓄谋已久尤为凶顽，“此人不除，尤难以善后。”建议将刀正彦等尽数擒获，将六大茶山千余里之地尽行查勘，“以图一劳永逸。”［20］

云南巡抚朱纲随后上奏，称茶山夷人经常“梗化滋事”，解决之法是“抚绥擒剿”，在茶山等地设置营汛与州县，“务使已归者无旧主之思，未归者生欣羡之意。”［21］雍正六年(1728)三月，鄂尔泰再次上疏，进一步指出滇南六大茶山之地，如倚邦、攸乐、孟养、九龙江与橄榄坝等处，延袤千余里俱属要地，肥饶之处亦不少，“且产茶之外，盐井、厂务皆可整理。”平定之后，在六大茶山建置城垣与军营，可收“既可固边疆之藩篱，并可成遐荒之乐土”之效。［22］

朝廷对车里等地的改土归流，乃在上述背景之下展开。雍正六年 (1728)五月，鄂尔泰传檄车里令听命的土兵，堵截澜沧江外的后路，清军则各持斧锹开路，焚栅填沟，连破险隘，进抵盂养之地。六茶山中最大者为攸乐山，所管40余寨反叛。清军尽日不能遍搜一箐，且搜兵既至叛夷已遁。清军乃以降夷为向导，深入其地数千里，“无险不搜。”平定之后，清朝以“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为原则，除江外保留车里土司外，将澜沧江以内的诸土司全部改流;结束了澜沧江内外地区的土司，“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的状况。［23］(P283)

成功改流以后，清廷在车里等地渐次设治，悉心治理。鉴于车里、茶山等十二版纳之地，地面广达2000余里，原俱隶属车里宣慰司管辖;土司刀金宝不能兼顾，“以致属夷肆横。”鄂尔泰奏准朝廷，将思茅、普藤、整董、猛乌和六大茶山，以及橄榄坝六版纳划归流官管辖，其余江外六版纳仍属车里宣慰司。又升普洱为府，移元江协副将驻之。思茅界接茶山，为车里地区的咽喉要地，清廷乃将普洱原设的通判移驻思茅，设巡检、安千总各一员，负责捕盗及管理思茅、六大茶山的事务。［24］橄榄坝为该地区的门户，“最关紧要，”乃立为州治，设知州一员。又于九龙江设安千总，镇沅府、威远各设守备。设治之后，元江协的防地已减十之五六，朝廷乃撤销元江协，车里等地的重要地位骤显突出。境外诸国闻之震动，老挝、景迈赴清廷贡象。［25］雍正八年 (1730)，云南巡抚张允随奏准修筑普洱府城、攸乐城与思茅城。云南巡抚尹继善，以后又奏准将普洱府城改建为石城，修葺和加固思茅土城，并于四面添筑炮台;对镇沅等地的城垣也进行维修或改建。［26］(P606)普洱设府及移通判于思茅，使官府对当地的控制明显加强， 《滇云历年传》感叹:“(普洱、思茅等地)与内地之通都大邑，亦何异哉!”［26］(P602)

乾隆年间，清廷又调整六大茶山的部分设治，起因却是为避瘴气。据乾隆四十二年(1777)守臣阿桂等的奏疏:雍正年间鄂尔泰曾在茨通建攸乐营，后因瘴气最盛，尹继善奏准撤归思茅，“以避瘴疠。”自乾隆三十九年于茨通设普安营，都司要员“瘴故”二人，原设兵丁400余名，“每年瘴故者不下百余人，其余亦多染病。”乃奏准撤销普安营汛，其地夷众仍归土司管辖。［27］

对普洱茶的生产与销售，清朝制订多项措施，给予积极的支持。因思茅界连茶山，鄂尔泰于雍正五年 (1727)奏准，将普洱原设的通判移驻思茅，以加强对思茅与六茶山地方事务的管理。时六大茶山所产茶叶，每年约有六七千驮，又奏准于思茅设总茶店，由通判亲自主持，管理当地的茶叶交易，并颁布“不许容人上山、以杜绝衅端”的规定。客商买茶，每驮须纳茶税银三钱，由通判负责管理，试行一年后，由地方官府将征税定额报部。［24］雍正十三年 (1735)，朝廷对普洱茶的包装与税银做了具体规定:七个圆饼置为一筒，重49两，征收税银一分;每32筒发一茶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从雍正十三年开始，朝廷颁给茶引3000份，颁发各茶商以行销办课。［27］因普洱茶滋味醇厚，且有止喉炎利消肿的功效，清廷规定每年进贡。贡茶所需的银两。由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开支，每年思茅厅领银1000两，负责贡茶的采办转发，包括将优选茶叶制为茶团或茶膏，以及筹办包装所用的锡瓶、缎匣、木箱等物。［28］

三

有清一代，堪称是普洱茶产地风云变幻的时代。随着治理的深入与开发的加快，普洱茶产地的社会状况不断改变。对不同时期普洱茶产地的社会矛盾，清廷与地方官府积极应对，在历史画卷上留下多笔的浓墨重彩。

明末清初，滇南的车里、茶山等地尚处于阶级社会初期，流行随意争斗和掠夺的风俗。雍正初年鄂尔泰上疏，说六大茶山外人罕至，“地寒土瘠，不产五谷。”［29］车里宣慰司辖地之窝泥，“盘踞万山之中，深匿丛险之内，入则借采茶以资生，出则凭剽掠为活计。”［30］称当地民风“狡诈犷悍，反复无常”，橄榄坝叛夷尤为“凶顽横肆”。雍正六年(1728)正月，鄂尔泰在奏疏中说:镇沅、威远、恩乐、车里、茶山与孟养等处，“皆系凶夷盘踞，素为民害。”车里、茶山与孟养等地，“各种蛮贼凭陵江外，忽出忽没，并无定所，肆其凶残，莫可踪迹。”［31］

土司之间亦纷争不已。普洱沿边十三版纳之地，原归车里宣慰司管辖。宣慰司长官刀维屏父子及其兄弟，因被他人逼挟而弃职潜逃，加剧了混乱的局面。［32］茶山反叛则起于土目刀正彦。刀正彦倚恃占有澜沧江外之地，“横行边境，号令群贼，劫害商民，始欲计图宣慰，后致杀伤官兵，总因逼近外域，素通诸夷，故积恶频年，无敢过问。”［33］雍正六年 (1728)八月，驻防攸乐、茶山的普威营参将邱名扬奏称:车里之橄榄坝等地为“巨恶”刀正彦占据，“指使窝泥劫杀客商，拒捕不法。”面对上述形势，清廷的应对之策是进行周密策划，果断用兵镇压，剿灭叛乱的土司及凶夷，以尽快恢复社会的安定。刀正彦被清军擒获后，“六茶山及各版纳夷民俱各安生业。”［34］

随着社会渐趋安定，普洱茶的生产也获得发展。车里、茶山等地的官员与兵将，眼红茶叶经营所获之利，出现官员贩卖私茶、士卒入山扰累的弊端，而且愈演愈烈。云贵总督尹继善上疏称:思茅、茶山等处土地瘠薄，“不产米谷，夷人穷苦，惟藉茶叶养生。”每年二三月间，有文武官员差遣士卒入山采茶，且任意作践，短价强买，四处贩卖，滥派人夫，沿途运送。”遂使小民养命之源，竟成官员和士卒获利之源薮，“夷民甚为受累。”鄂尔泰任云贵总督时，明令规定兵役不许入山。臣等虽严行查禁，但效果不佳。若不严查处分，此弊不能永除。建议由朝廷发文，令思茅文武官员互相稽查，如有官员贩茶图利，以及兵役入山滋扰者，当据实禀报。如有隐瞒一经查出，除涉事官员及士卒严处治罪外，相关的同城文武官员和失察的总兵与知府，也分别处分。如此方能使官员、士卒不敢夺夷人之利，“穷黎得以安生。”［35］可见官员强采、贩卖私茶由来已久，但屡禁不止。尹继善乃建议从严处理。其奏疏与云南巡抚张允随、云南提督蔡成贵合题，可见反映情况之严重，以及应对建议之慎重。但推行以后效果如何，史籍未载，可能仍是阵风暂过而已。

清代内地流民大量进入边疆和僻地，车里、茶山等地亦为流民较集中的地区。受其影响，滇南普洱茶产地的社会关系渐趋复杂。

内地移民大量入滇当溯自明代。明朝认为蛮夷强悍难治，在云南常驻重兵。明朝的军事制度以卫所为基础。其特点一是军士来自军户，军户世代当兵。二是纳入卫所管理的军士，须在指定地区屯田或戍守，有事作战无事务农，由此形成以驻军为形式的大规模移民垦荒浪潮。明朝还将一些百姓迁至云南屯垦。明廷在云南所置卫所，分布在今腾冲、保山以东，景东、红河以北的地区，滇南、滇西等蛮夷集中地区则由土司管辖。卫所军士、迁来百姓主要分布在农业地区，其作用不可小视。明人王士性说:云南新置郡邑，皆建卫所之中，以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 (按:指汉人)。”省内腹地的发展速度乃远超边疆和僻地。王士性称设治之地，“惟云南、临安、大理、鹤庆、楚雄五府嵌居中腹地，颇饶沃，余俱瘠壤警区。”［36］(P127)因外来人口甚少，且长期被土司控制，滇南等边疆地区可谓封闭及落后，难以形成普洱茶萌生的社会条件。

清代情形发生明显的改变。自发迁居云南的流民，大都拖儿带女、贫穷拮据，既无插足富庶之地的条件，亦无创业经营的资本。远赴边疆和僻地垦荒、烧炭，或至矿厂充当砂丁，便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俗语:“穷赴夷方急走厂”。另外一些人则以经商或货郎为职业，游走于穷乡僻壤。清人有生动的描述:“各省相继入滇者愈众，旋因开矿，宝庆、衡州人所在皆是，禹王宫、寿福寺遍于全滇;近代蜀人以小贸、经商、夫役用力，穷乡僻壤，靡不充斥。”［37］另有人说:凡歇店饭铺，估客厂民，以及夷寨中之客商铺户，以江西、湖南两省之人居多，他们积攒成家，娶妻置产，“虽穷村僻壤，无不有此两省人混迹其间，”乃至“反客为主，竟成乐国”。［38］

以江西、湖南人为主的外来流民，在迁居车里与茶山等地后，凭借在家乡掌握的制茶知识，很快投身于普洱茶生产与销售的浪潮，尤以从事收购、加工及贩卖者居多。雍正六年 (1728)，鄂尔泰的奏疏称:思茅、猛旺、整董、小孟养、小孟仑、六大茶山以及橄榄坝、九龙江各处，原有微瘴，“现在汉民商客往来贸易，”并不以微瘴为害。［39］在茶叶采摘的旺季，常有数十万人在六大茶山奔走于茶事，道路沿途行人拥挤，摩肩接踵，由此可想见其繁荣之状。《滇海虞衡志》称:普洱茶可谓云南之“大宗钱粮”，普洱茶因此“名重于天下”!

内地流民乃大量移居普洱茶的产地。雍正六年 (1728)六月，鄂尔泰的奏疏称:澜沧江内各版纳百姓富庶， “已不下数万户口。”［26］其中一部分便是外来流民，他们与当地民族融洽相处。但也有少数流民偷奸耍滑，欺骗乃至欺负当地民族，后者或聚众反抗。吴大勋说江西、湖南两省之人，有“只身至滇，经营欺骗，夷人愚蠢，受其笼络”的情形。［26］(P596)雍正五年 (1727)十一月，鄂尔泰的奏疏称:“从前贩茶奸商重债剥民、各山垄断，以致夷民情急操戈。”可见此类情形早已存在。

鄂尔泰的另一奏疏则报告麻布朋聚众反抗的事件。称窝泥人麻布朋等于路口，“劫杀行人、茶商，客众多被杀伤，各皆奔命。”土目刀正彦向普威营参将邱名扬等申诉，说起因是茶商、众客多以重利盘剥窝泥，导致麻布朋等肆行劫杀。《滇云历年传》则称麻布朋等反叛，缘由是麻布朋所居之莽芝产茶，“商贩践更收发，往往舍于茶户。”有江西茶商淫麻布朋之妻，麻布朋杀之，传其辫发传示诸商，诸商乃相传被夷人盗杀。［40］邱名扬等领官兵约土目刀正彦同至茶山，“代为清算。”［40］刀正彦暗中煽动窝泥反叛，焚烧各寨堵塞路口，杀死官兵数十人，战端由此而开，很快遍及六大茶山，众多窝泥被麻布朋等胁裹。面对清军的围剿与镇压，投降者跪称原是好百姓，被麻布朋等威逼反叛，“若不依他，便要烧要杀。”由麻布朋事件诱发的六大茶山动乱，成为清朝在车里、茶山等地改流的导火线。［26］雍正十年 (1732)，茶山又发生土千户刀兴国率众反抗的事件。起因是刀兴国不堪普洱府知府佟世荫的欺压，怨言中有“民力已绝，茶又归官”等语，反映出官民矛盾已甚尖锐。起事后被提督蔡成贵镇压。［26］(P622)

平定茶山夷人的上述起事后，清廷对可能导致动乱的夷汉纠纷事件，尤其是单身流民进入云南边疆，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乾隆四十三年 (1778)，云贵总督裴宗锡的奏疏称:“倚邦、茶山一带产有土茶，例准商民采贩，”向归思茅同知管理。建议朝廷颁文思茅同知，令其于商人领票往返之时，稽查往来货物，并登记行商的人数与出境月日，回日缴票时按名核对，若逾期不回，即令该处土司严究。永昌、顺宁二府与缅甸接壤，“捕逐江楚游民”为肃清关隘之要务。因永昌等处辑查既严，“(奸商)向普洱一路夹带走私，或只身游民私自出边，”因此成为官府防范的重点。裴宗锡奏请于各处隘口严查巡逻，“倘有奸匪出入，并只身江楚游民，立行拿解，由镇道报省查办。”务使“奸民私贩毫无隙漏可乘”。［41］

由于清廷加强治理，滇南等地社会渐趋安定，夷民得以安居乐业。乾隆五十二年(1787)，云贵总督富纲的奏疏称:云南普洱之思茅等地，尤为极边紧要之区，自雍正七年改土归流，“初时或尚有野性未驯，致有煽惑蠢动之事，今涵濡圣泽五十余年，多有薙发衣冠、读书入泮，其语言、服食与内地人民无异，余则尽属务农，非若从前之专以射猎打牲为事。”［42］乾隆五十九年 (1794)，云南守臣福康安奏报:云贵两省收成丰稔，粮价平减，“民情一律恬煕。腾越、普洱、开化等处边疆地区俱极安静。”［43］由于具备较为安定、宽松的社会环境，普洱茶的生产得以发展壮大。在国际茶叶市场，晚清时中国茶叶遭遇印度等国茶的排挤，但普洱茶仍大量输出省外，输出数量约占其总产量的二分之一。［44］证明延至晚清，普洱茶一直保持旺盛发展的势头。

［1］方铁.云南古代的饮茶与制茶［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2，(1).

［2］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道光)云南通志:卷70.食货志六之四·普洱府·茶 ［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3］(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卷112［M］.长沙:岳麓书社，1992.

［4］(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55.雅州·土产［M］.北京:中华书局，2003.

［5］(宋)潘自牧编.记纂渊海:卷90.茶［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团茶［M］.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7］(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补遗:卷2.户部·茶式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明)许次纾撰.茶疏·产茶，茶经·附录［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9］(明)谢肇淛.滇略:卷3.产略［M］.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10］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课程六:卷37.户部二十四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1］清史稿:卷124.食货五·茶法［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清)刘健撰.庭闻录·收滇入缅［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13］中华书局编.清史列传:卷7.蔡毓荣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4］(清)康熙帝为准请复开鹤庆等地贸易互市事给达赖喇嘛敕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

［15］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292·高其倬传.福州:明文书局，1985.

［16］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24·食货五·茶法.福州:明文书局，1985.

［17］孔昭明编.(清)清高宗实录:卷377.台湾:大通书局，1984.

［18］沈云龙主编.中国边疆丛书:(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39.田赋·事例［M］.文海出版社，1966.

［19］方铁.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和效用 ［J］.河北学刊，2012，(3).

［20］(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窝泥既靖、规画宜周、敬陈管见奏事.(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五.

［21］(清)云南巡抚朱纲为查茶山夷猓每多梗化滋奏事.(雍正六年三月初三日).朱批谕旨:朱纲奏折.

［22］(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首凶就擒、外域效命奏事.(雍正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六.

［23］魏源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载(清)圣武记［M］.上海:中华书局，1984.

［24］(清)云贵总督鄂尔泰请添设普洱府流官营制疏，(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五.

［25］(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钦奉圣谕、备陈愚知奏事.(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

［26］(清)倪蜕辑:滇云历年传:卷12［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27］(清)阿桂、李侍尧为酌移普安营汛、仍复车里土司、以资控制而筹久远奏事.(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28］托津等奉敕纂.(清)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2.户部·杂赋茶课·茶课［M］.文海出版社，1991.

［29］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道光)云南通志:卷70.食货志六之四·普洱府·茶 ［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30］(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窝泥既靖、规画宜周、敬陈管见奏事.(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五.

［31］(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报明进剿窝泥逆贼奏事.(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云贵总督鄂尔泰请添设普洱府流官营制奏疏.(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五.

［32］(清)阿桂、李侍尧为酌移普安营汛、仍复车里土司、以资控制而筹久远奏事.(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33］(清)云贵总督事鄂尔泰为首凶就擒、外域效命奏事.(雍正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六.

［34］(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奏闻奏事.(雍正六年九月初三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八.

［35］(清)云贵总督尹继善筹酌普思元新善后事宜奏疏.载 (道光)云南通志稿.

［36］(明)王士性.广志绎·西南诸省·云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7］(清)谈者己巳居士撰:幻影谈·杂记第七.云南大学图书馆藏本.

［38］(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汉人［M］.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39］(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钦奉圣谕，备陈愚知奏事.(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七.

［40］(清)云贵总督鄂尔泰请添设普洱府流官营制疏.(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五.

［41］(清)云贵总督裴宗锡为汇查潞江等处盘获外省游民、并酌定普洱一路照办章程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42］(清)云贵总督富纲为敬遵圣训、恭折复奏事.(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43］(清)福康安为行抵云南省城日期及查办地方钱法奏事.(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档号04－01－35－1346－006;微缩号04－01－35－063－1353.

［44］(民国)罗养儒撰.云南掌故·卷九.滇中出产物品之丰富 ［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