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丽波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文山663000）

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和复兴的主要精神支柱之一。儒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即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时期，孔子的儒学继承了尧舜以至周公的宗法思想，并且反映了那个时代封建制的内容。中国古典文学在其产生、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无时无刻不在接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其中最具魅力的影响之一。

中国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同时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主干。儒家政治、伦理、哲学的核心，是倡导对人的追求和实践，要求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强调主体修养的重要性，以求整体的和谐和稳定。“这种泛道德化的中国文化特色，对后来中国文学特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中国文学充满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闪烁着理性和诗意的光辉，具有浓重的人本主义精神，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色彩。”

一、儒家的文学观点

先秦儒家学派的文学思想以孔子发端，以孟子、荀子继承和发展使其渐趋系统化。儒家思想以孔子为代表，强调“礼”与“仁”，由“礼”推演出一整套社会政治学说。以政治伦理为特点的儒家思想让文学成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教工具，作为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孔子十分重视文学的政教功能和社会作用。孔子“畏天命”而重人事，强调以“仁”为核心的社会群体价值，强调以“礼”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和伦理形态，以此为其文学思想的出发点，突出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与价值。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认为，学诗就是为了从政，否则诗读得再多也没有用。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理论目的不仅是更好实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社会功用，又规定了文学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汉代王充提出文学应“为世用”，“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家，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主张复古明道，提出“文以载道”说，把道统和文学结合在一起，把文学和道德结合起来。明清以来，从王夫之到叶燮的诗论也都显示出儒家的风采。另外，荀子对于儒家文学思想的系统化有着极大的贡献荀子借鉴了其他学派的思想，丰富了儒家思想及其文艺理论他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提出思想的表达应合于道之说，《荀子·正名篇》云：“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此论虽言辩说与道的关系，其实辩说的概念与广义的文基本一致。他还特别指出诗征圣言志而归于道，其《儒效篇》曰：“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这一诗言志以归于圣人之道的思想对后世文道合一文以载道的文学理论影响深远。他的这种宗经征圣以明道的思想方法对后世儒家文学本体论的思想形成也有直接影响。

因此，以文学为政教工具的儒家思想，成为文学最重要最显著的特征。受它的影响，我国一些传统的文学作品通常表现的都是一个现实的政教伦理的思想世界，诗歌大多限于赞美、批评社会政治或者抒发与政治有关的抱负。儒家的经世致用、文以载道的文学观“由于过分偏重法度，致使文学逐渐成为一种有严格规范程式的文字技艺和八股制艺，文学由政教工具逐渐转化为士子们寻求个人利禄的仕途经济，以致窒息了文学的自由发展”。

二、儒家的“中庸”精神

“中庸”是儒家重要的思想范畴，孔子将其概括为“过犹不及”，这也成为儒家哲学的最高准则，中庸之道表现在文学上，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文学观。《论语·八佾》载：“《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因为它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人的情感：快乐而不至于毫无节制，悲伤而不至于伤害身心，情感与理智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矣。”《论语·雍也》又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些都是孔子“中庸”思想的表现，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

《礼记·经解》引孔子语云：“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提出“致中和”的主张。《毛诗序》论述诗歌的言情特点时，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仪”。汉代董仲舒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在文学思想上将孔子的“思无邪”申发为“中和之美”，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韩愈和柳宗元都极力推崇“文以明道”。“受中庸平和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文学崇尚美在其中而简朴于外，平淡而有实理，简约而有文采，温和而有条理，含蓄写意的美学风格，主张在文学作品中要有节制地宣泄情感，以‘远而不怒’、‘婉而多讽’的方式来批判现实。”它强调文学所抒之情，要“以理节情”，这对塑造中国文学艺术含蓄蕴藉、深沉内向的总体美学形象和民族性格起着重要作用。“创作上不以表达纯情的文学作品为上品，往往是情理兼具，文质并重；崇尚从容、雍穆，富有委婉、典雅，而缺乏直率、狂热、奔放、潇洒。”儒家的“中庸”思想在文学表现方面似乎是要在文学作品表现情感与表现理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创造一个情与理相统一的审美境界，目的是希望更好地发挥文艺作品对人的陶冶、净化作用。

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中国人把自然天地与人的道德精神结合起来，比如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说法。在他看来，智者和仁者各有不同的思想品格，他们从山水之中直观到他们各自的德性，从而产生审美的愉悦感。“儒家的自然山水之美，乃是一种德行之美，是一种自然美景与人的美德的统一，二者联系在一起，必将‘天人合一’的观念贯穿到艺术创作和审美理想的追求中，所以‘天人合一’亦即‘天人合德’，也就转化为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情景合一’，有此‘情’乃有此‘景’，有此‘景’乃有此‘情’，‘情’（人）和‘景’（天）缺一不可，并且情景相互交融为‘一’，才能产生充满道德精神润泽的‘圣贤意境’。”

“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到了汉代，演变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董仲舒认为人是天的副本，人的一切都是效法于天的，包括人的生理结构。这里显然有滥用的成分，并且从某方面来说很消极，但其中心意思是，人与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一个系统，人的活动应遵从宇宙的规律。“天人合一”是儒家从先秦到宋明以至现代一个重要理论特点。天人合一不是把人所居的自然界仅仅当作征服的对象，也不是在它面前盲目崇拜而无所作为。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的核心三纲五常，就是在承认社会等级制度、承认人的位分的差别上，和谐人与人的关系。宋明理学强调人的位分，人在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义务和责任，但人皆可以成就理想人格，皆可以从自己所处的位分上进行道德实践。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儒家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而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也恰恰是儒学中最具本质意义的东西。

[1]张群.儒家思想对文学的灌注和影响[J].广西社会科学，2004（5）.

[2]孙进.儒道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J].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